《李鸿章传》\\\/《曾国潘传》\\\/《左宗棠传》\\\/《陈独秀传》..读后感800字
大姐，我服你了
简单说下：李鸿章是曾的幕僚，一手带起来的，但是李在较后的年代，没有魄力。
曾国藩是很强悍的，他有句话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
你理解了这句话基本理解他的用人之道了。
可以看看他写的家书，很自律和严谨的一个人。
左宗棠，怀才就像怀孕说他比较像，此人耿直，有实才，但他在科举仕途上开始并不顺，虽在情理之中，但可见其人学术功底一般，善于运兵打仗。
海防和塞防之争就是他和李鸿章的争论，从这点可以看出左宗棠是真君子，李鸿章是伪君子啊~李就是为了拥兵自重陈独秀：两字：俺觉得他“太左”了。
。
。
其他的了解不多。
《李鸿章成事之道读后感》 不少于3000字
千夫所指是国贼\\\/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评论李鸿章\\\/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作者：朱骥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问题。
可现在不但成了问题还成了大问题成了历史界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历史界、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股奇怪的翻案风席卷历史学界与学术界。
给汉奸卖国贼翻案。
给秦桧翻案说秦桧跪了几千年了也该站起来休息休息。
给袁世凯翻案、给李鸿章翻案。
更有甚者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翻案竟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样的神圣讲堂上。
隋丽娟说慈禧后又竟然在杂志《百家讲坛》上发表《慈禧，想说爱你不容易》。
而争论最多争议最大的还是对李鸿章的争论。
特别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更是将李鸿章、袁世凯拔到极点。
因此对李鸿章的争论尤为突出。
在众多对李鸿章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
我们知道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屈辱饱尝蹂躏与欺凌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变革的时代。
而李鸿章做为当时朝廷最大的当权者之一，他在当时的一举一动当然是举足轻重备受国人与世人关注的焦点了。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既没有向林则徐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当中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也没有向左宗棠那样率兵出击收复故土失地。
倒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中国最屈辱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却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外争国权内主改革。
在cctv中央电视台教科文行动：中国史话的《呐喊声中图强变革》中刘坤宁说：在过去，李鸿章在签“李鸿章”三个字，绝对不会连笔的，但这一次不同，他把三个字连在一起，画得你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猛一眼看上去象个“肃”，这个“肃”字是清政府在他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即一等肃义伯。
这时候他就在想，我这是在给朝廷办事，不是想卖掉这个国家，是你皇帝叫我签这个字的，要卖这个国的，那就用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算了，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签在上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马关条约》他是这样签的，《辛丑条约》也是这样签的。
我们无从得知李鸿章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否真是这样。
可从刘坤宁为李鸿章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与感受到的是李鸿章的无奈与痛心。
让人觉得李鸿章是多么的委屈多么值得同情。
可事实的确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前的表演吧。
做为大清皇朝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是据理力争维护清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帮助帝国主义威胁朝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在给清政府另一要员张之洞的电报中竟然说：电报每个字4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
......意思就是要张之洞不要再为力争国权而努力了。
可奇怪的是在《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要中国赔偿：9.8亿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要中国赔偿2万万两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
可偏偏对外争国权的张之洞为国家利益而努力花4角银圆一个字的电报费他嫌贵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李鸿章对卖国求荣他不嫌贵，对卖乖讨好帝国主义他不嫌贵。
而对爱国护国对外争国权就是1个铜板他都会嫌贵，更何况是4个银圆简直是天价了
可是不是真如现在一些人与李鸿章认为的那样赔款与国权就无争取之余地了
不是。
我们看看9.8亿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
9.8亿两白银可以组建160只北洋水师。
这么庞大的数字使侵华联军都不敢相信。
俄国公使拉姆斯道夫向沙皇汇报时得意忘形的狂叫：“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请注意拉姆斯道夫用的三个词：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
因为赔款数额远远高于八国联军的损失。
美国人最初认为，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他们分赃到了3千多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竟然比强盗的想要的价还高出30倍
现代的某些人与李鸿章竟然还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代的某些人居然还认为李鸿章外争国权尽力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得意洋洋的说《辛丑条约》没有割地，由此来为李鸿章辩护。
真是这样的吗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
并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
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 这是《辛丑条约》第7、8、9款之规定。
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划出一部分只准外国人居住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不叫割地叫什么
一个连首都都可以割让的条约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外争国权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二、李鸿章是忠臣还是逆臣。
1900年11月7日就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也灯枯油尽一命呜呼了。
清政府给李鸿章极高的荣膺懋赏赐谥号：文忠。
而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臣》中也说：“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 而说李鸿章是忠臣的依据是李鸿章办的两件事：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2.洋务运动。
对于第一件事是不存在争议的。
因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忠实于大清王朝。
关键是第二件事洋务运动。
历史学界还称之为“同治中兴”。
不光是李鸿章的“功劳”还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功劳”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当事人李鸿章自己的评论呢
李鸿章自己就曾经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 说实在话我对李鸿章没什么好感。
可李鸿章能说出这样的话评论自己，这说明李鸿章有自知之明比起现在吹捧他的奴才们不知道要明智多少倍。
如果就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而言应当说李鸿章是忠臣。
可别忘了李鸿章还干了一件事——卖国。
那就是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
何为忠臣
就是忠于国君。
忠于国君就是要忠于国家。
可是《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资。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如今宝岛台湾尽入倭寇贼手
亿兆黎民落入日酋瓮中
而《辛丑条约》更是连首都土地都割让给列强。
就不知道李鸿章忠于何君忠于哪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人们高呼：“恨不能食中堂肉”的话来。
可见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痛恨李鸿章
最后让我们看看与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怎么评论李鸿章的来结束全文。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
中国近代109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
从1871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侍候洋人颜色呢
” 而在1982年9月24日也指出：“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 正如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撰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中指出的：“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
”而我要加一句李鸿章一类人必将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之国贼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文章提交者：yihongkuailv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为同清政府签订更有利于自己的和约，不惜动用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七十万两）收买清朝高官。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电告沙俄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说：“此款如不敷用，尚可增加”。
这样的“痛史”，今天的中国人大约只能在苏联的历史书中零星读到，如同中国政府喜欢揭批当年国民政府的黑暗一样，苏联政府也不忌讳曝光沙皇政权的“劣迹”。
至于其它的西方列强，这方面见之于史料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反正在中国人眼里，那些“卖国条约”的签订都被定性为“外患”，从来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内忧”。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名臣，一生中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日本好战分子开枪打伤，特别为中国人同情；但《中法新约》则属于明显的“胜战败约”，为时人也为后人所诟病。
沙皇俄国由于一再侵华，与李鸿章打交道特别多，俄国人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此人是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卑鄙龌龊的妥协政策和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莫斯科条约，中国人又称为《中俄密约》。
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为诱使李鸿章就范，俄方答应签约后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贿金。
实际交付了100万卢布，剩下的200万卢布，俄方一直拖延不付。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俄国人写道：“中国这个老官吏死了，因而使俄国政府省下了这笔钱”。
1898年3月2日，沙俄政府为从清政府手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建通往这两个港口的铁路的权利，一次给李鸿章、张荫桓每人各七十万卢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
3月27日，条约签订，沙俄政府如愿以偿。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再次启用贬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列强交涉。
李鸿章接到诏书后，立即从广州打电报给维特，请求他派自己的老相识——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
1900年9年，乌赫托姆斯基应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上海。
李鸿章安排他儿子与其商谈，承诺答应沙俄政府和谈条件，要求俄国政府把它原先答应李鸿章而未付清的贿金付给他，哪怕是先付一部分也好。
维特接到乌赫托姆斯基的报告，认为李鸿章尚未重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李身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于是，沙俄政府转而下令关东州“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也夫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
谈判内容传出后，受到日本等列强反对，中俄谈判中断。
1901年8月，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中俄恢复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答应，在沙皇要求得到满足时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的贿款。
然而，没等到事情办成，李鸿章于1901年11月3日去世。
后来接替李鸿章谈判的是王文韶。
沙俄买通王文韶及其随行官员，只花了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
对此，沙俄官员拍手相庆：“已不如那个老头一贯索取的那么多了”。
李鸿章去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应验了民间“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
求一篇中国近代名人传记的读后感，2000字左右
急用
有意思
关于李鸿章3000字论文
说起权臣李鸿章，人是会想到“卖国贼”、“千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李鸿章传记
李鸿章传记写的人不少，但写的好的确实不多，建议你可以看这两本，一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说作者与传主同属一个时期，有更多了解之同情，二是[美]刘广京的《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视角不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鸿章。
其他关于李鸿章书籍可参考：韦息予：《李鸿章》，中华书局，1931年。
叶桂生、刘新建：《李鸿章》，黄山书社，1988年。
周军、杨雨润主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尹福庭：《李鸿章》（中华名将系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1994年。
（美）T.L.康念德著，杨天宗、陈力等译：《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大连出版社，1994年。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曙光编注：《李鸿章家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
成晓军：《洋务之梦：李鸿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王健、方英选编：《李鸿章：人生畅吟》，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高阳：《李鸿章》，海南出版社，1996年。
诰明：《鬼才李鸿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董守义：《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
《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
《李鸿章全集》（12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王承仁、刘铁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刘华明、郑长兴主编：《李鸿章全传》（2册），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
翁飞：《李鸿章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吴维健主编：《李鸿章绝学：官学富贵学解密》（12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欧阳跃峰：《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岳麓书社，2001年。
司马烈人解译：《困经：李鸿章一生的九大布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郑洁、刘文鹏：《李鸿章外交之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东野君：《李鸿章圆通变达心术之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马道宗：《李鸿章圆经》，台海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