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3000字论文
说起权臣李鸿章，人是会想到“卖国贼”、“千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曾国藩传读后感
近日读《曾国藩传》颇有感触，特别是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精神很是佩服，我觉得此种精神可用“呆子”哲学来形容。
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可谓书呆子。
此种精神我思之为当今中国少有之精神，因为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呆子，但是我认为只有先做呆子才能之后做聪明人。
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必须要聪明。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
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脑袋还必须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
乍一看，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实际上，它表现出一个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不同侧面，正所谓“呆子”哲学。
评价李鸿章（一篇文章1000多字）
文献材料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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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上2篇。
第一篇：11 国谈判代表坐左边，清国代表坐右边。
后面是各国代表的随从人员。
地点在西班牙大使馆。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9月底，在英、法、美、俄承认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人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可。
谈判开场比较顺利，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谈判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了1年。
李鸿章提出两个谈判纲领，一个要驻军长留，一个想赔钱走人；一个妄想解除人家的武装，一个希望商业上给对方些便宜；一个要治罪，一个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
李鸿章甚至大剌剌地提出要一一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慈禧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了确保慈禧不被判罪，李鸿章坚持要在条款上写明“懿亲不加重刑”。
这时候“中国国情”四个字起了作用。
李鸿章让对方明白，中国人以孝为本，以忠治国，太后为一国之母，千万要尊重。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联军开出一长串人名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
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
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天天心惊肉跳等消息，“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
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
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
11月21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
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玩的是各个击破，11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
俄国想的是东北的肥肉，日、英、美等国对此心生嫉恨。
法国关心的是天主教的顺利传播，德国想的是在中国插进一只脚。
李鸿章看出他们的同床异梦，在得到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后，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
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 这里联军刚有一点松动，李鸿章赶快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丢车保帅，把载漪他们抛出去”。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
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
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李鸿章的确病了，78岁的老人，又在1895年受过枪击，子弹残留物至今还在眼睛下部留着，又加上连日的劳累，病是肯定的，但是还没有到病倒的地步。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
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在1900年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庆亲王奕劻，并且要求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看过条款后的李鸿章连连叹息，他吩咐立即原文电奏西安，并告诉发电报的人叮嘱对方，一定要用重笔写成电报稿呈送慈禧。
电文传到西安后，引起大哗。
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瓦德西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
最终，由于《大纲》中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所以慈禧还是批准了《议和大纲》。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
他代表清廷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被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1901年2月21日又接到了各国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
其中除刚毅、徐桐、李秉衡三人已死，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如以为应行贷其一死，则遣戌新疆，永远监禁”，董福祥“事缓办”外，其余的人都令自尽或正法。
4月，清廷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牵涉百四十二人之多”，大部分是根据“风闻的证据”列出来的。
清廷于4月29日和8月19日先后发布上谕，惩办了96名官员：其中“四人死刑，十一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十三人终身流放，四人监禁终身，二人长期监禁，五十八人永不叙用，二人谴责，二人追夺官职”。
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
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
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
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来华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要“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
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
德国提出的赔款大概是4亿马克。
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
他们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
”英国的态度是基于赫德的意见进行的。
赫德认为“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
中国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
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
他还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
英国人为什么如此仗义
因为赔款要靠增税，中国的海关税如赫德所说：“增加到“值百抽五”，那么赔款问题根本不用增加其他的税，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些增加的海关税到头来还是由列强们，特别是对华第一贸易国——英国的国民来支付的。
终日的忙碌和劳心，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
这次李鸿章真的病了，特别是和俄国的谈判几乎熬尽了他太多的心血。
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俄国沙皇以镇压东北义和团为名，大举入侵东北地区。
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以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集了17万大军和各种作战物资，分五路向中国东北进军。
在俄五路大军大举入侵之下，东北清军一溃千里，俄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
从1900年10月俄国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到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中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曲折、极端复杂的谈判。
只因俄国决意要占据东三省，坚持要同清廷进行单独的交涉。
俄军在1900年10月1日占据奉天，然后诱逼盛京将军增棋签字批准明显破坏了“清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的章程。
这个章程内容被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揭露，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和责难。
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由于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
俄国一方面公开否认，当面撒谎；一方面则胁迫清廷全权大臣杨儒签字，以便造成既成事实。
杨儒拒绝后，俄国就向李鸿章施压：如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
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短长了。
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5月1日，列强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万两左右的银子”。
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
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
5月26日，清廷电告奕、李二人说：“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
”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
在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俄使及维特代表波兹德涅耶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11月7日，李鸿章在俄人的“恫吓催促”下病死，“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
李的病逝，对俄国财政大臣，负责俄国远东铁路建设的维特来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他“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
大清重臣李鸿章油尽灯枯，走了。
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
第二篇：1900年6月10日，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使清政府俯首帖耳，俄、英、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侵华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两个月之后的8月14日，八国联军即占领北京城。
心惊胆战的慈禧一边下令“痛剿”义和团以讨好列强，一边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列强谈判。
8月24日，逃离北京城的慈禧发布上谕，让李鸿章会同庆亲王奕劻等人“便宜行事”，尽快与八国谈判，达成“和局”。
从1900年10月谈判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整个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辛丑条约》的谈判与此前为数众多的中外不平等条约谈判有很大不同，以前的谈判都是在列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而决定《辛丑条约》主要内容的谈判大都在列强之间进行，李鸿章等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清政府只有在列强各国就如何“宰割”中国达成一致协议后照章执行的份。
作为参与谈判的列强之一，美国的表现和行为引人瞩目。
在谈判前后，美国总统与光绪皇帝书信往还，美国还频频为中国说话，强调“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反对扩大惩罚清朝官员，主张减少清政府的赔款。
一时间，美国似乎从一个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利益的维护者。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为中国说话
美国的行为又产生了什么作用
美国的三次“门户开放”照会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为中国说话、充当“中国利益维护者”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美国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美国曾先后3次就“门户开放”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共同遵守“机会均等”的原则。
其“门户开放”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
19世纪末，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抢占出海口，划分势力范围，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898年前后，美国因忙于美西战争，无暇顾及在中国的争夺。
但是，从1895年到1899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
一旦中国被瓜分，分别成为各国统治的殖民地，美国商人长期经营并十分看好的对华贸易将必然受到排斥，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了。
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美国商人组成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对政府施加影响，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利益。
1898年8月，主要由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组成的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维护美国商人业已享有的在华一切特权。
这样，美国总统麦金莱在1898年年底发表国情咨文，决心采取与美国利益相符合的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商人现今和未来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
美国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曾前后3次照会其他列强，要求共同遵守，这3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背景。
1898－1899年，英、法、俄、德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大有瓜分中国的势头。
1899年9月2日，英国与德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租借铁路的协议。
许多美国人因此十分担心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阻止其他列强联合排斥美国，就于9月6日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照会英、法、俄、德、日等列强各国，要求遵守。
这次“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要点如下：第一，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任何手段干涉在中国应有的任何通商口岸、租借地或所谓“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法定利益；第二，中国现行协定关税应对一切货物，不论属于哪个国家，不论陆运还是海运到所谓“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港口，都适用。
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港口对别国船只所征收的港口税，不能高于本国船只；在“势力范围”内由其修建、经营和管理的铁路上，其他国家公民与该国公民在同样距离运输同种货物时，应收取相同的费用。
由这些条款可见，“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对其他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意在促使瓜分中国的德、俄、英、法、意、日等国在他们的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实行门户开放，即要求列强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跟中国做生意，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商人在华利益的目的。
显而易见，其中关于关税的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一度打败了外国侵略军。
7月2日，法国向美国建议在华各国军队联合行动，以尽快恢复秩序，保护外国人的安全。
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给法国的答复中赞同法国的建议，同时趁机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
同一天，海·约翰把这一原则照会各国，要求共同遵守。
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增加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是为了更进一步确保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以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力图使本国在华利益在条约中得到最大的体现。
而美国之前提出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问题，却被抛诸脑后，无人理睬。
10月4日，法国驻美国临时代办向美国提出了与清政府谈判的6项条件：惩办围攻各国驻京公使的祸首；禁止输入军火；对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合理地付给赔款；北京使馆永久驻兵；拆毁大沽炮台；在天津大沽之间选择两三个军事据点派兵驻守。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对法国建议的条款只字不提“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十分不满。
10日，美国在给法国的外交备忘录中逐条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而法国回信表示满意。
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再次致信法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求法国遵守。
1900年10月22日，美国第三次向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正式外交照会，再次强调了美国的政策。
正是“门户开放”的政策使得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为中国说话，以减少列强对中国的“惩罚”，进而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光绪皇帝向美国总统求援 八国列强组成联军侵华后，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光绪皇帝曾多次向美国求援，并两次亲自致信美国总统，请求斡旋。
光绪帝低声下气的乞和信于今读来令人心酸，弱国之无外交亦由此可见一斑。
在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清政府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提出的这一客观上有助于维护中国利益的政策，并及时地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
清政府为向美国求援，由业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光绪皇帝于7月17日向美国总统麦金莱写了一封救援信。
光绪皇帝的信件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上海道台余联沅之手，火速发往驻美公使伍廷芳处。
伍廷芳接到信后即将信函呈送美国总统麦金莱。
光绪皇帝信件的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即英语“总统”的译音——引者注）好。
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
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
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
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
曷胜感佩。
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
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
为此开诚布臆，盹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图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
并希惠示德音。
不胜急切翘盼之至。
美国总统麦金莱于收到光绪皇帝求援信后的第三天回函表示：“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
我们派部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在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为此，美国在第三次发往列强的“门户开放”照会中，特别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坚决地处理“乱民”，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并同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已经对中国皇帝的恳求给予了答复”。
1900年10月17日，光绪皇帝为感谢美国施以援手并敦促美国加大斡旋力度，再次致信美国总统麦金莱，信说：“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亚美理驾和众国大伯理玺天德好。
此次中国变起仓猝，遒蒙大伯理玺天德顾念邦交，允为排解，并先撤兵。
感佩之忱，曷有既极。
用特派四品卿衔出使大臣伍廷芳呈递国电，先伸谢悃。
还祈大伯理玺天德保全大局，永敦和好，转商各国，尽捐嫌隙，速定和议。
则感荷高谊，益无涯矣。
不胜盼切祷切之至。
”接到光绪帝的信后，美国政府非常重视。
10月18日，美国总统麦金莱回信光绪皇帝，答应继续斡旋，信中说：“我由衷地表示与陛下抱有共同的愿望：中国同其利益和侨民在贵国遭到严重侵害的各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均可和平解决，以达到完全消除他们之间一切嫌隙的结果。
本政府希望能这样迅速解决，这一点已经为各国所了解。
” 正是在“门户开放”政策和光绪皇帝求援的背景下，美国谈判代表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代表”中国舌战另外7个西方列强,特别针对“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美国主张减少“赔款”、反对扩大“惩凶” 关于赔款，七国列强提出的总数是4亿两中国白银，美国政府则主张将赔款额尽量限制在清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要给清政府造成过度的财政压力。
美国的考虑是，过度的压力将使清政府崩溃，这样的局面不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
因此，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电美驻华公使康格，指示在和约谈判中，尽可能使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以确保中国的偿付能力，同时，海·约翰还强调“款项总数要以货币支付而不是以领土支付”。
1901年1月29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指示康格努力将赔款总数尽量限制在关平银2亿两左右。
因为这个数字与其他各列强所提的数字相距甚远，从而遭到法、俄、日等国的强烈反对。
5月7日，各国在华公使团提出向清政府索求的赔款总额增加到为4.5亿两。
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美国提出的最高限额。
因此，美国驻华谈判代表柔克义授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中国全权谈判代表的名义向列强提出赔款额过高，中国无法承受，以达到尽量减少赔款的目的。
但面对英、法、德、日、俄等列强的强势，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努力毫无效果。
5月22日，在各国公使团会议上，德国公使表示，没有任何国家有理由把中国赔款的总数限定为4000万英镑。
美国代表柔克义马上反驳说，我们比过去更相信我们提出的数字是在不使中国陷入严重财政困难的前提下所能偿付的最高额。
然后，柔克义要求公使团就是否同意削减赔款额进行表决，其他各国代表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5月28日，美国务卿海·约翰电示柔克义，认为4.5亿两的数额太大了，恐怕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同时指示柔克义将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
然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结果是支持七国列强的索赔主张，即中国赔款总数为4.5亿中国海关银两（3.33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罚银1两。
这就是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的赔款额。
至此，美国减少中国赔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在“惩凶”的问题上，列强根据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很快分为两派。
英、德主张扩大惩罚名单，严加处理；美、俄主张缩减惩罚名单，并从轻发落。
1900年9月18日，德国驻美代办致函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建议把清政府交出那些“确定为北京发生的反国际法罪行的首犯和正真的罪犯”作为同清政府开展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反对。
10月26日，外国在华公使团开会讨论“惩凶”问题，其他列强要求对所提11名“罪首”处以死刑，并把这一要求作为条约的第一款和最后通牒。
美国对这一提议持保留意见，并不予同意。
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建议用“最严厉的惩罚”代替“死刑”。
最后，在美、俄的要求下，惩凶照1901年2月5日，列强与中国全权代表会谈，英、德等国再次提出，即使是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并且还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部分中国地方和省级官员进行处罚。
27日，列强代表讨论惩办地方官吏和其他人员的问题，并提出对其中的10人处以死刑。
对这一提议，美国代表不置可否。
柔克义只是表示，如果各国同意不再要求死刑惩罚，美国政府将感到高兴。
3月12日，公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应予惩办官员的最后名单，美国谈判代表柔克义在重申“决不要求死刑”后，在要求惩罚各省官员和地方官吏的联合照会上签了字。
这表明，美国虽然反对扩大“惩凶”和“死刑”，但限于当时的势力不足以支配列强并最终考虑到本国的根本利益，还是留在了多数国家的阵营当中。
会删掉了“死刑”一词。
此后，美国代表在“惩凶”问题上再无大的作为。
纵观美国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作为，尽管其频频为中国利益“代言”，似乎成了晚清政府的维护者与同路人，但这不过是美国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罢了。
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根源于其“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标榜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减低列强侵略中国的深度与广度，但其根本的目标，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国家利益。
且因为当时美国的政治军事势力还远非强大，美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努力与作为，更不大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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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
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
他们敢侵犯台湾吗
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
《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
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
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
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
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左宗棠的历史故事与简介
，（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
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
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
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
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
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
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
其他大臣或已投降。
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
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
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
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
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
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
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
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
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
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
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
赵随即被杀。
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
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
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
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
“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
“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
”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
”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
”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
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
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
”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
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
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
”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
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
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
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
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
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
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
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
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
广东番禺人。
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
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
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
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
1996年年12月28日，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关天培，中抗英名将。
字仲因，号滋圃。
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
后累升至参将。
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
次年，擢总兵。
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
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
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中抗英名将。
字仲因，号滋圃。
江苏山阳(今淮安)人。
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
后累升至参将。
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
次年,擢总兵。
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
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
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
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
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
1840年，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
1841年1月7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
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
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
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
徐悲鸿．（1895－1953），是兼采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出身农村，家境清贫。
父亲徐达章是个村塾教师，擅长花鸟，人物画。
徐悲鸿4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耳濡目染，自幼对绘画发生兴趣。
9岁随父学画，10岁已能作父亲的助手。
农忙时，兼做耕作，贫苦的劳动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作风和诚实正直的性格。
他13岁时遇上大荒之年，随父走江湖，依靠鬻字卖画为生。
17岁时，父亲染上重病，家境每况愈下。
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从此落到徐悲鸿的肩上。
他在小学，中学任图画教师，也到上海等地靠卖画为生。
1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愈加贫困。
一、 沁园春•祖国颂 九州翔游，北国冰城，南海碧滔。
看昆仑出世，峰高岭峭；黄河澄清，林欢木笑。
舰旗猎猎，铁骨铮铮，享太平盛世乐逍遥。
是宏图，赖中华儿女，齐力打造。
巨龙腾飞有日，立世界民族领风骚。
铸华夏魂魄，自主创造；强国经济，稳固可靠。
和谐社会，青春笑傲，正义公平行大道。
纲领举，真社会主义，风景独好
二、念奴娇•红旗颂 红日燃血，浸透那、杆杆战旗猎猎。
旗下铮铮铁骨聚，中华优秀儿女。
斧头镰刀，大刀长矛，推翻三座山。
中国人立，一片崭新天地。
工农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了，意气风发。
战天斗地、共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前辈先人，殷切期盼， 民族屹天地。
红色江山，共和指引前进。
三、水调歌头•英雄颂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中华振兴大任，铭刻在心底。
不怕艰难险阻，除弊兴邦功立，社会转型期。
握好方向盘，服务为人民。
强国资，兴民主，行法治。
万众一心凝聚，共产党员先。
高举马列大旗，发展本国主义，浩浩红旗举。
先辈应无恙，喜惊世界殊。
四、菩萨蛮•人民颂 工农兵学商士官，俱是神州主人翁。
民族兴大业，万众齐踊跃。
国有经济强，人民齐保障，江山共永固，尧舜满街巷。
五、采桑子•路 独辟蹊径阳关道，错嗟惆怅，错嗟惆怅，转弯未见有坦途。
沉舟侧畔千帆过，又见春光，又见春光，鼓声阵阵旗引航。
六、破阵子•归航 日行千里说慢，扯下大旗赶路。
一弯浅水向前冲，船体划损伤无数。
最伤是深处。
巨轮深喜大海，浅弯安可容身
碧波万顷踏浪来，汽笛一声冲霄汉。
万众齐声赞
10月19日晚。
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
第6连奉命事先夺下6号阵地，再夺取5号、4号阵地，必须在天亮以前拿下0号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战斗开始后，进展情况比预想的要顺利。
这时，突然发现山顶上有一个敌人的集团火力点，使志愿军部队受到压制不能前进。
营参谋长立即命令第6连必须炸掉它，同时组织爆破组。
从黄昏7时30分到夜晚10时30分，6连已经向敌人发起了5次冲锋，仍未催毁敌人的火力点，许多战士都壮烈牺牲。
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不拿下0号阵地，就等于没有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关键时刻，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站出来坚定地要求： “把任务给我把，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保证完成任务。
” 参谋长非常信任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现在我命令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
一定要完成任务
” 接受任务后，他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友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他们趁照明弹的亮光巧妙地前进，开始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当离敌人火力点只有30多米的时候，两名战友相继倒下了。
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中了两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前进。
只剩下八九米的时候，他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向敌人投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未被炸毁的两挺机枪，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伸出来，死命地吼叫着，志愿军的冲锋又受到阻止。
黄继光再次受伤倒下。
这时天就要亮了，40分钟的期限就要到了，黄继光跃身而起，冲着那狂喷火舌的枪口，冲着那侵略者的顽固堡垒，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正在喷吐的火舌突然熄灭，正在死命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他那年轻的生命，开辟了志愿军胜利前进的道路。
刹时，但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高声呼喊“冲啊
为黄继光报仇”
他们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很快占领了0号阵地，守在高地上面的敌军两个营——1200多人，全部被歼灭。
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于“ 特级英雄”称号。
中国共产党志愿军第15军委员会在追认他为“模范团员”的同时，追认黄继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铭刻在上甘岭背后的五圣山上，英雄的壮举和不朽的业绩，像巍然屹立的五圣山永世长存. 蔺相如完璧归赵 蔺相如，生卒不详，战国时期赵国上卿,为赵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相传为河北曲阳人。
在强秦意图兼并六国、斗争逐渐尖锐的时候，不仅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让秦国的图谋屡屡受挫，更难得的是，他有容人之量，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私仇”，是一位胸怀广阔的政治家。
他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无畏的胆略，超人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思想品德，可以说是驰誉九州，光耀千古。
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现了蔺相如光彩夺目的人生片断。
战国时候，赵王得到了一块名贵宝玉“和氏璧”。
这件事情让秦国大王知道了，他就写了封信，派人去见赵王，说秦王愿意用十五座城来换那块宝玉。
赵王看了信，心里想，秦王一向是只想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人。
这一次怎么这么大方呐
要不答应吧，怕秦国兴兵来进攻，要答应吧，又怕上当。
他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就跟大臣们商量。
大臣们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蔺相如知道了，对赵王说：“大王，让我带着‘和氏璧’去见秦王吧，到那里我见机行事。
如果秦王不肯用十五座城来交换，我一定把‘和氏璧’完整地带回来。
”赵王知道蔺相如是个又勇敢又机智的人，就同意他去了。
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在王宫里接见了他。
蔺相如双手把“和氏璧”献给秦王。
秦王接过来左看右看，非常喜爱。
他看完了，又传给大臣们一个一个地看，然后又交给后宫的妃子们去看。
蔺相如一个人站在旁边，等了很久，也不见秦王提起割让十五座城的事儿，知道秦王根本没有用城换宝玉的诚意。
可是宝玉已经到了秦王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
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计策，就走上前去，对秦王说：“这块‘和氏璧’看着虽然挺好，可是有一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王一听有毛病，赶紧叫人把宝玉从后宫拿来交给蔺相如。
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身子靠在柱子上，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当初大王差人送信给赵王，说情愿拿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
赵国大臣都说，千万别相信秦国骗人的话，我可不这么想，我说老百姓还讲信义呐，何况秦国的大王哩
赵王听了我的劝告，这才派我把‘和氏璧’送来。
方才大王把宝玉接了过去，随便交给下面的人传看，却不提起换十五座城的事情来。
这样看来，大王确实没有用城换璧的真心。
现在宝玉在我的手里。
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跟这块宝玉一块儿碰碎在这根柱子上
”说着，蔺相如举起“和氏璧”，对着柱子，就要摔过去。
秦王本来想叫武士去抢，可是又怕蔺相如真的把宝玉摔碎，连忙向蔺相如赔不是，说：“大夫不要着急，我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哩
”说着叫人把地图拿来，假惺惺地指着地图说：“从这儿到那儿，一共十五座城，都划给赵国。
”蔺相如心想，秦王常常会耍鬼把戏，可别再上他的当
他就跟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有名的宝贝。
我送它到秦国来的时候，赵王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送宝玉的仪式。
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宝玉，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廷上举行接受宝玉的仪式，我才能把宝玉献上。
”秦王说：“好
就这么办吧
”他就派人送蔺相如到旅店去休息。
蔺相如拿着那块宝玉到了公馆里。
就叫一个手下人打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儿，把那块宝玉包着，藏在身上，偷偷地从小道跑回到赵国去了。
至于秦王会把他怎么样，他一点也没有考虑。
后来秦王发觉这件事，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想发兵攻打赵国吧，赵国在军事上作了准备，怕打不赢。
最后秦王只好放蔺相如回到赵国去。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叫作“完璧归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