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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国话剧有着长足的发展，请举例说明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
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
”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
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
……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整个山城沸腾了。
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
……’的吼声。
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
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
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
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
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
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
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
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
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
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
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
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
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
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
“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
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
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
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
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
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
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
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
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
《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
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
”《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
你们这是造反。
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
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
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
《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
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
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
”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
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
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
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
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
”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
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
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
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
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
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
”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
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
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
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
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
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
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
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
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
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
“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
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
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
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
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
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
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
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
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
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
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
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
”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
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
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
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
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
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
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
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
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
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
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
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
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
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
”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
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
“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
”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
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
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
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
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
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
”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
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
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
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
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
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
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
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
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
”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
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
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
”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
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
”
求《雷雨》的文学评论
《雷雨》是曹禺先生1933年创作的优秀话剧剧本，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
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
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经过几年酝酿、构思，1933年在清华大学四年级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
作者在谈到写作意图时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
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
《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
”（《曹禺选集·后记》）又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雷雨》序） 《雷雨》虽然作为一部好作品，但其问世却有点曲折，显得寂寞。
他写完这作品时才二十岁多点，就给了一个在《文学季刊》任主编之一的朋友靳以，之后靳以也给了另一个主编郑振铎看，但郑振铎一下子不能判断作品的优劣，就说它“写得有点乱”， 靳以怕别人说他是朋友徇私，不好意思再拿出来发表。
后来不久，靳以拿给了巴金看，顿然觉得不错，推荐给了一个主编，让其发表出来。
这样《雷雨》才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文学季刊》上。
发表以后，这个作品也没有社会上的反响。
很奇怪，与曹禺的其他剧本发表情况正好相反，而其另外一部作品《日出》却遭到轰轰烈烈的欢迎和讨论，《雷雨》刚刚问世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寂寞。
曹禺(1910—1996)现代著名戏剧家。
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
出身封建官僚家庭。
1924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广泛阅读“五四”以来优秀文学作品和外国戏剧名著，参加了戏剧团体“南开新剧团”。
演出过易卜生、莫里哀、丁西林等作家的作品，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8年入南开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3年写成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次年在《文学季刊》发表，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引起剧坛震动，成为暴露封建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罪恶的优秀现实主义悲剧。
《雷雨》以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通过一个反动的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
每一部成功的作品，少不了杰出的表达手法，具有令人欣赏，叹为观止的特色
首先，对话个性化是这个剧本的突出特点。
《雷雨》中，人物的语言不仅符合人物的身分，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作者在用词和语气的处理上，也都相应有所变化。
总体看来，周朴园说话盛气凌人，侍萍说话抑郁平缓，鲁大海说话直截了当。
人物语言还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活动相适应。
比如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对话，周朴园由未认出侍萍打听30年前梅小姐的情况，到认出侍萍始而惊愕，继而威吓，进而以钱封口， “痛痛快快地，你要多少钱吧”“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负担”，不仅表现出资本家的本性，也把他急于赶走侍萍，使自己的罪恶不致败露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用词和语气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充分显示出当侍萍已死去不再威胁他的地位、声誉时，他可以不忘掉她，一旦侍萍站在面前，他的资本家的本来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对当年侍萍的怀念都服从于作为资本家的他的利益了。
侍萍悲愤地说: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充分表现了她的悲愤和仇恨及发自内心对周朴园的轻蔑和愤恨，也表现了侍萍的刚毅与倔强。
然后，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是又一特色。
剧本的演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求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尽可能集中。
如何使复杂的人物关系，激烈的矛盾冲突得到集中呈现呢，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回顾”和“穿插”的表现手法，把现在和过去交织起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戏里有戏，显隐交织。
很多人物之间都有双重关系——周朴园与鲁侍萍既同居又是主仆关系，周朴园与鲁大海既是父子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周萍与鲁大海既是兄弟又是资本家少爷与工人的关系，周萍与四凤既是兄妹又是恋人、又是少爷与女仆的关系等等。
复杂的关系使剧情紧凑，巧妙的安排使得故事在时间、地点高度集中，剧中矛盾冲突集中、紧张。
使得剧情显得紧凑丰富又显得扑溯迷离，起伏跌宕，吸引读者，扣人心弦。
《雷雨》里有一场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周朴园跟梅侍萍（鲁妈）30年以后的见面，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
三十年后，梅侍萍偶然来到周家，首先认出周朴园，满以为对方也会一眼认出自己的，心里非常紧张，见他反应漠然，她不由得感叹了
大家发现了吗
这时候的鲁妈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她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这句话不仅将侍萍内心五味杂陈的万千心事融入其中，而且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那个青春貌美的侍萍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句话很精妙，很巧妙的反映出二者的不同处地，作为不同的身份，也能体现他们人生经历的很不同
一个妇女过了30年，经历了不少人事沧桑，做了几十年老妈子，现在已是老太婆了，但是在她以前的情人面前， 她心疼的是我已经那么苍老了，变得那么难看了，“我已经老得连你也认不出来”，连你是我那么亲的人也认不出了。
“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由此可以看出30年前的侍萍一定漂亮极了，吸引了周家大少爷的。
这句话很绝，给予了很多想象，这也就是曹禺的过人之处，绝啊
令人感到颇有意味的是，周朴园与梅侍萍之间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周朴园究竟有没有爱过梅侍萍
存不存在男女的真挚的爱情
这问题同时包含剧中的其他人，那就得交给读者你自己去探讨。
无论是从故事层面、戏剧效果，还是从更深的人生哲理意蕴，不管从那种角度而言，《雷雨》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精彩之作。
几十年来，《雷雨》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被一批又一批演员排演，时光的淘洗不曾减褪它的华彩，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因此得到了不少名人的重视和评价。
俄罗斯一个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你明明看到他的性格是这一面，可是他慢慢会发展到它的反面，你看《复活》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这些人物都是这样，他一开始出来是朝正面的，可最后走到反面。
曹禺也是这样，曹禺每个人物的心灵历程，其实都是心灵辩证法的一个展示过程。
这我觉得是艺术大师所必备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认为像《雷雨》这样的作品，它是一部世界名著，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陈思和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对白的运用，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
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
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
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
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
——郭沫若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多幕长剧，写成于１９３３年，最初在１９３４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
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集中描写了周、鲁两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前后３０年的复杂纠葛和由此形成的大悲剧，深刻地暴露了老中国上流社会的历史罪恶。
《雷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话剧在创作上的迈向成熟。
——北大教授 唐沅 《雷雨》大胆地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地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
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
人物少，时间短，场景集中。
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文艺理论家 冉忆桥 《雷雨》是一个剧名，但其不止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情节都和雷雨有关，高潮和结局又发生在雷雨之夜；而且又指出剧中人物如同雷雨般的性格，象征渴求自由，希望冲破封建罗网的迫切心情。
在结束第三幕结束之处，以象征的手法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闷的空气里，一场大雷雨即将到来。
预示着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现实。
一个成功的剧本，就必然会有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
因为戏剧要在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所以必须高度集中，突出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
戏剧冲突发展变化的过程构成了剧本的情节结构。
冲突是矛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阶级之间和阶级思想的矛盾冲突，有些冲突也表现为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的矛盾冲突。
戏剧冲突应比生活矛盾更强烈，更典型，更集中，更富于戏剧性。
《雷雨》的表现上充分体现了戏剧冲突的重要性，突出了主题，顺利的表达了需要。
《雷雨》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的戏剧创作还是戏剧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雷雨》是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这部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雷雨中周朴园人物形象分析
周朴园是一个浓封建性的资本家，是半封建半殖民 周朴照 地社统治势力的代表，作为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他天生地带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他较早地接触了资产阶级文明，曾到德国留学，甚至接受过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
以其留学的经历和后来的经济地位而言，他本应发展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人物，但他却转化为一个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人物。
在他的身上，人们更多地嗅到了一种封建遗老的气息。
他贪婪、残忍、唯利是图，“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也做得出来”。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是极凶狠狡诈的伪君子。
他行为放荡，道德沦丧。
年轻时玩弄女佣侍萍，并跟她生了两个孩子，为了赶娶有钱有地位的小姐，又把侍萍遗弃了。
当“死去”多年的侍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可能破坏他努力维持的大家庭的秩序时，他软硬兼施，前后矛盾的言行彻底撕下了穿在身上的伪装，露出伪善、肮脏、丑恶的灵魂。
在家庭生活中，他更是一个封建暴君。
他十分重视自己家庭的秩序和自己在家庭中君临一切的地位，专横独断，唯我独尊，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在为人称道的“喝药”一场戏里，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他的专横性格。
在周朴园的专制统治下，周家有如一口大棺材，是个可以闷死人的地方，这个家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杂交的产物，以强烈、浓厚的封建性为特征。
周朴园妄图辩护的正是那种封建大家庭的秩序。
就像众多中国悲剧那样，一个风流的少年看上了自家的女佣，这样的 剧照 结合自古至今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倘若那个男的有情有义，大不了两人私奔，背离父母，远走高飞作对苦命鸳鸯，然而刺骨始终的女主角侍萍就更苦命了，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最终放弃了侍萍。
孤苦无依的侍萍带着患病的二儿子伤心的离开，原一味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造化弄人，命运又将他们牵扯在一起。
这后来发生的故事 又让我们觉得周朴园对侍萍的种种怀念又不全是假的。
他对侍萍还是有感情的，他三十年来一直没忘记她。
每年四月十八日，都不忘记为她做生日，一切都是照她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待他还保留了侍萍的习惯、家具……这些，似乎都证明他三十年来一直记着她，而且还是朝夕怀念着她的。
然而很奇怪，当他知道他所怀念的这个人没有死，而且现在就站在他面前时，他却忽然严厉地喝问对方：“你来干什么
”这样极端矛盾的态度，这样前后判若两人的声气，实在令人吃惊。
不过，只待我们稍稍一静，也就恍然大悟了。
这“你来干什么
”的含义无比丰富，它虽没有把三十年来对侍萍的怀念一笔勾销，却也赋予了这些怀念以一种新的含义。
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揭示了这些怀念的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甚至连周朴园也不一定意识到的隐秘意义。
他那伪善的性格表现淋漓尽致。
后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又上演了，而且简直就是一团糟，最终导致了同母异父的兄妹相爱。
身为他们的母亲，侍萍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也只能埋怨自己给孩子带来的命运，似乎一切该终结了，偏偏当年的风流少年周朴园在误会下道出了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这件事害死了3个人。
周朴园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他的伪善和冷酷。
伪善 我们似乎看到他对侍萍仍有着深深的怀念，可这种怀念既不能完全是虚伪的做作，也不能完全就是发自内心。
在这怀念当中，有着周朴园想掩饰前事以保住自己面子的因素在内。
如果说这种怀念中隐藏的虚伪性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周朴园和鲁侍萍相认以后的一连串对话中，这种伪善性就表露无遗了。
当周朴园知道面前的就是鲁侍萍时，他马上一反之前深情怀念的语气，忽然严厉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谁指使你来的
”单从这两句问话中便可以看出他在“怀念”之下的真正心态。
等到侍萍说：“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后他就不像原先那么紧张了。
但他还是认定侍萍是有意找上门来的，于是又冷冷地说了句：“三十年来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当他察觉到鲁侍萍感情上有爆发的冲动时，他马上害怕张扬出去会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一再说着“旧事不必重提”的话，语调也变了，说了两段忏悔的话，想用感情来软化侍萍，目的达到后，他就转入下题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而从侍萍的“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句话里，这才想起了过去侍萍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再联系到刚才一连串的对话，发现侍萍的性情原来没有什么大变，他安心了。
但他又马上想到如果鲁贵夹在中间，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他就说出了“话很多。
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象是个很不老实的人”这几句看来似乎不大连贯的话来。
在侍萍告诉他决不会让鲁贵知道这件事后，他就完全放心了。
在打听过另一个儿子的消息以后，他要问的都问了，要知道的都知道了，他已解除了一切的恐惧和顾虑。
于是他就剥去了一切的伪装，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本相。
所以他终于说出了一句冷酷无情的话：“好
痛痛快快的
你现在要多少吧
”这句话充满铜臭气的话将他卑鄙丑恶的灵魂揭露无遗。
通过这段话的分析，可以看到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有着一条底线的。
也就是说， 在往事对他现在的地位、声誉、利益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他尽可以去追念前情，一旦往事对他的名誉地位和“最圆满的家庭”构成直接的现实威胁时，他那伪君子面具下的丑恶嘴脸就原形毕露了。
有了这个“怀念”，不但没有模糊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反而通过前后反差加深了对伪善性的表现。
冷酷 周朴园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性格中的几个方面，有时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中。
表面看来，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封建暴君，十分重视自己家庭的“秩序”和自己在家庭中君临一切的地位。
他专横独断、惟我独尊，“他的意见就是法律”，强迫繁漪喝药的场面较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的语气开始低而缓，接着高声，最后到严厉，并冷峻地说：“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他自认为“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
”他内心要维护的是整个家庭，要使这个家庭有秩序。
而繁漪的不驯服不服从，他是不能忍受的。
但据此就下结论，说他是专制暴君，则不全面了。
他冷酷外表掩饰下的内心也仍有慈善的一面。
当繁漪跑到四凤家在外面淋得一身湿时，周朴园叫她上楼，繁漪一动不动，面对繁漪的倔强与反抗，周朴园只有无奈而无威严，“君临一切”更荡然无存了。
此外，在第一幕中对周萍的耐心教导，第四幕中对周冲的悉心关怀，也都有为父者的慈爱融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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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适合看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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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中刻苦成材的例子
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
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
后来籍着她的导师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
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
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
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
相关作品 * 奇迹缔造者（台湾译名：海伦凯勒）（2000，TV Movie，迪士尼）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我的生活 * 我的老师 奥斯特洛夫斯基 简介： 俄国戏剧家。
1823年4月12日生于莫斯科。
中学时代就对戏剧产生强烈兴趣。
1840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三年后离校到法院工作，经常接触到商界诉讼，这使他熟悉了商人世界，为他日后戏剧创作提供了素材。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法院任职时开始创作。
1850年发表喜剧《自家人好算账》，讽刺商人的愚昧无知、唯利是图，提出宗法式商业道德的危机。
读者反响热烈，却遭到商界反对和检查机关查禁，作家受监视。
《贫非罪》（1854）受斯拉夫派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批评了它。
《肥缺》（1856），特别是《大雷雨》（1859），标志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成熟。
60年代他的戏剧题材多样，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喜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塑造了为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的钻营家的形象以及反对改革的农奴主和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者的典型。
70年代的作品有《森林》（1870）、《狼与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主要反映贵族道德的没落，资产阶级掠夺的实质。
他还写了取材于民间口头诗歌的童话剧《雪女》（1873）。
晚年戏剧家非常注意社会对待艺术的态度，写了表现演员生活的《名伶与捧角》（1881）和《无罪的人》（1884）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情节开展缓慢、平稳，语言精练，能反映人物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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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兄弟 你要的那叫开篇立论，应该是四个人一起准备因为你们准备的逻辑主线，理论框架都要在理论中体现出来，你找别人准备的东西很可能和自己的队友脱节
那么场上会出现各说各的的情况，甚至自相矛盾互相攻击，老老实实和你的队友一起准备吧。
没有捷径可走的，我们可以给建议，但是不可能给你成品，给了你成品在比赛上反而害你了，以前我们有场比赛，赛前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网上有现成的，但是我们没有，谁知道我们的对手也找到了，还用了，当时被指出来之后那场面……相信你不会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