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书法演变简史：一、商至西汉1、甲骨文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
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
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
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
2、金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3、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
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
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
4、简帛墨迹秦代开创书法先河。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
由于李斯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
二、东汉汉代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
二、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
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张芝创立草书。
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艺术1、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
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
2、两晋时期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
两晋行书的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3、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
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
四、隋唐五代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
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
唐代书学鼎盛，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
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名家辈出，灿若繁星。
“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时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张旭和怀素的狂草。
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五、宋至明中宋朝的书法，此乃朱熹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
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时期书法的代表。
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诗、书、画的结合，是艺术品的形制上的突破。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
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
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
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
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六、明中至清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赵佶的“瘦金体”书法艺术，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书法艺术，金农的“漆书”书法艺术，都是非常富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开一派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
拓展内容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会计的发展历史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求《增长的极限》1000字读后感`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从《增长的极限》谈起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
”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
如果我们现在就轻易地断定《增长的极限》中所做的分析和预言已经过时了，我们必将为自己的轻狂付出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虽然我们已经不断的在高呼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时髦的口号，但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义到底了解多少
我们对眼前高速增长的沉痛代价有没有清醒的认识
“可持续发展”在中国难道不会变为最繁荣时期的一段历史谎言吗
是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激情将终究演化出一个巨大的泡沫——而一旦破碎，我们将一无所有。
其实，当我今天重新阅读这份报告的时候，发现的观点比起32年前已经少了许多的震惊。
因为时间流逝的缘故，报告中那些原本振聋发聩的观点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了常识，挂在了人们的嘴边。
当现在来拆解报告的结构时，我发现它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它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分析、比较、判断得出“人口、工业增长是呈指数增长”这一基本事实，并通过“双向反馈回路”这一分析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它不追求细节预测的精确性，但在宏观尺度的判断上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
通过报告所做出的结论，它提醒那些对人类发展之路盲目乐观的人们：注意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对发展的根本制约；否则，世界将滑向崩溃的深渊。
是的，它所有的呐喊，都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报告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充满了悲观判断的预言，首先是基于对指数增长模式的清醒认识。
在第一章《指数增长的本质》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论：指数增长虽然是一种高速增长的模式，但是具有欺骗性。
因此，当我们一旦认识到指数增长所具有的不可控制性的时候，我们所剩余的反应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而世界的人口、工业的增长如今正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再加之分配模式的不合理，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地球可以供养多少人
能供养多久
整篇报告中充满了发人警醒的判断，难道人类的发展之路是无法走通的吗
增长的极限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报告的开始：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增长之路出现了重重危机
——是指数的增长模式。
因此，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来替代原有的指数增长
在报告的第五章科研小组给出了答案：全球均衡增长。
什么是均衡增长
“人口和资源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
”④也就是要实现从高位平衡向低位平衡的转变。
终于，在第五章《全球均衡状态》中报告提出了将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战略设想为一个共同战略的伟大构想。
考虑到报告写作的时代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经济在工业生产的推动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类很容易忽略工业生产的诸多负效应。
可以说《增长的极限》在工业社会中犹如一篇盛世危言敲响了持续发展的警钟。
但历史的时代在向前发展着，工业文明在70年代发展到及至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后工业时代的历史转变。
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虽然拥有庞大的身躯，但发展势头已经日薄西山。
信息产业、生命技术产业等新产业的迅猛发展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也改变着人类发展的模式。
《增长的极限》既是工业时代的送终者，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启幕人。
因此，为了更准确、更客观的认识报告的内涵和地位，我简单考察了“持续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希望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下将目光投向过去、面向现实与未来。
透视发展观：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的革命性转变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依照历史的逻辑不断前行的时候也演化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每个文明态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人类面对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取足够的资源维持人类种群的生存、繁衍。
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从数量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有生存需求所产生的种种要求，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
后工业文明与前三种文明形态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类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从向自然索取的线性思维向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转变。
《增长的极限》正是用系统思维这把手术刀解剖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指出了线性思维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符的致命缺陷“通过对整体的认识，我们得到对部分的理解。
” 当然，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理论的提出都会引来广泛的争议。
朱利安??西蒙甚至写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以适当的解决。
为了回应批评，研究小组于1992年发表了新著《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增长存在极限，发展却不存在极限。
”（即“零增长发展观”）综上所述，当我们今天回头评价《增长的极限》所应拥有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期，《增长的极限》和那些伟大的理论家、政治家们用超前的理论思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真正的历史责任感为我们的贡献了无尽的财富。
历史也用自身发展的进程肯定了这一贡献，并仍然在它所开拓的道路上前进着。
在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让我们暂时抛弃那些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技术科学家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最后这样写道：“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
”⑦增长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许都不是，增长的方式其实表明着我们所选择的成为人的道路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关乎着人类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有着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智慧的追问。
我们在寻求着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哪怕答案从不存在。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
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增长的道路上前行——伴随着疑问和挑战。
即使我们仍不能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和挑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人类的努力和智慧我们可以克服这一切的困难。
何况，除了勇敢地面对我们也别无选择。
也许，当我们再次追问增长的意义的时候，上帝的回答会是：人是人的未来
今天的我们，在路上
希望没错，加油哟
谈谈对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中五项修炼的理解
人类的历史于本世纪最后的十余年中，起了巨大的变化——象征世界两极化的柏林围墙于一九八九年倒了，东欧各国政权的变化速度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政治上，由两大强权领导的民主和集权对垒的局势不再。
于全球各地崛起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突破既有国界的限制，代替传统政治势力，成为主导世局的力量。
全球环境的变迁，更加深了人类命运与共的一体感；全球温室效应不断升高，工业国家排放的大量废气与热带雨林的滥伐，更加重了臭氧层的破坏程度。
面对即将来临的、人类命运更紧密相连的二十一世纪时，我们绝不能如上个世纪末般，以消极抗议、颓废，或一场大战来解决问题。
人类除了携手共同迎接这个无常的变局之外，再没有其他筹码可掷了。
再看看台湾的情势，自解严以来，我们虽欣见政治更民主、人心更开放，然而社会也因失序而乱象丛生、是非不分、物质挂帅、投机取巧，随取随弃的速食文化侵蚀了中国传统勤奋踏实的美德。
今天我们已走到一个不得不反思传统与寻找新未来的关键时刻。
超越混沌、走出杂乱 这样一个乱与变的局面，是危机，也是转机。
三年前，在台湾中钢公司即将欢度二十岁生日时，有鉴于企业必须要有因应变局的能力方能生存，我于是提出在企业内创造一个“混沌”的环境，让员工能从其中培养出迎接变局与创造的能力，令读圣吉博士所著《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的概念》，深觉它便是一个提供在乱中超越混沌、走出杂乱、迎接新时代的指引。
它将引导人，由看片段，到重新观照整体；由看事件，到看变化背后的结构；以及由静态的分析变因，到看见其间的互动，进而寻得一种动态的平衡。
就企业而言，值此转型的时刻，要联合上、中、下游产业，以求生存并创造最大利基。
而对中小企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企业而言，由于土地、劳力等过去轻易可取得的比较优势已不在，走向国际化已是唯一的生路，因此如何使产业升级，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再将企业置于整体人类活动来看，它原就是社会运作下所产生的一种机制；正如圣吉所言，企业家是当今最有力量改变世界，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的一群。
当面对饥饿、贫穷、环境迫害、道德沦丧等人类生存的危机时，企业家当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就台湾而言，在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时，于政策之制订，更应有系统思考。
举例而言，在主客观环境改变之下，岛内的劳力密集产业外移，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因此应如何规划一套具体而微的对外投资政策
而为防止产业外移时造成岛内产业空洞化的危机，岛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应如何同时兼顾
在争取参加GATT等国际组织时，岛内弱势团体的利益应如何照顾
此外，在鼓励企业发展时之补贴或低利融资等优惠政策，是否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之扭曲，或需要更大的社会成本去弥补
这些都需要各部门间抛弃本位主义、建立共识，才能减少著力之磨损，并寻得真正有效的、而不是挖东墙补西墙的根本解决之道。
自省与再出发 当世界大势分合递嬗，亚洲已然又跃上国际舞台时，读圣吉博士此书，尤让人忧喜参半。
喜的是，系统思考的精神竟与许多古老的中国思想不谋而合；忧的是，这些思想与智慧，经过清末以来的西化与反传统运动，至今已被弃之如敝展。
这些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忧心仲仲的想为人类寻找的出路，是一种自心灵彻底的革新，启开一扇重新看世界的窗。
有感于此书中的观念精湛而将对人类有关键性的影响，本人曾力荐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此书。
今此书即将付梓，衷心希望藉此书之出，让我们重拾中国古老的智慧，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点，重新建立自省的能力，如此方能在变局中泰然自处，并崭获生机。
序 伟大的时代先驱 杨通谊 美国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最先进的“系统思考、学习型组织”管理科学新技术，通过“五项修炼”及其工具，不断学习，提高企业组织的竞争力，并采用电脑模拟系统，使网络时代的新企业能立于不败之地。
新兴的系统思考、学习型组织是以“系统动力学”为核心的。
系统动力学导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它的创始人是维纳博士（Dr.Norbert Wiener），他是笔者三十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著名数学教授。
控制论名词来自希腊语。
原意为“驾驶者”，它指引出由工程技术转向管理技术的门径。
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是佛睿思特教授。
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圣吉博士以十年时间发展出系统思考、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与实务，并写出这本名著。
财星杂志（Fortune）的报导曾指出：美国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致力探讨的管理科学新技术，将是未来最具竞争力的管理技术。
通常一个企业的系统分析，须包含结构和政策对行为产生什么影响的研究。
令人惊异的是：企业赖以解决问题的政策，往往就是产生困境的原因。
如果只对现象做正面的进攻，而其内在原因依然存在，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
反之，当企业设计是着力于驱除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仅注意现象，必然会脱颖而出。
根据上述经验，佛睿思特教授最近提出下个世纪“企业经营和社会系统”的新典范。
值得高兴的是，系统动力学的使用范围正在逐渐扩展中。
相信通过本书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在二十一世纪初，或许第二个十年内，某些先进国家，便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系统”。
到那时，甚至在教育方面也都会运用系统动力学了。
本书现由上海三联书店以中文翻译出版。
圣吉博士曾函邀参加翻译工作，围于时间，未克如愿，深为遗憾。
谨叙数言，以示渊源而附骥尾。
（本文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中文版序 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 〔美〕彼得·圣吉 我的朋友与工作伙伴杨硕英教授，在请我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提供了以下的方向。
他说：“只要静坐冥思，想象有许多中国读者坐在你面前，想要听听你从内心深处所发出的肺腑之言，就这么简单。
”当我静坐并思考硕英的建议时，下面这些话便自心中源源涌现。
重新观照整体 远古的人类并未把自己跟所处的世界加以区分。
那时的人类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未被打破的整体，人与自然合而为一。
但不知自何时起，我们学会了区分自己，视自己为分离的个体。
我们刻意凸显个人意识，强调独立的意志、个人需求和个人的愿望。
这种自我意识的演化愈来愈强，我们也愈来愈与他人以及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区分。
这对人类的演进而言，是福，也是祸。
如果不懂得区分“自我”与“环境”，人类无从发展出现在所有的智能，也不可能发展出科学分析方法，学会认识自然宇宙，更不用说创造出二十世纪的科技文明了。
然而，这样的区分也演变成分割与孤立。
农业革命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加深了专业化程度、加深了社会的分化，更加深了人类思想的割裂。
到后来，我们不仅自外于自然，而且认为有权主宰自然。
今天，人类的文化自幼教导我们：自然世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存在，它不过是等着我们去使用的一个自然储存的“资源”而已。
现在，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上。
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只需继续向前迈进即可，人类原本生来就要征服自然的。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我们可能已快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了。
我们学会了如何影响及改变环境，但没有想到，这样的影响力，已经严重到危及人类物种生存的程度。
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膨胀到极点，认为“小我”的福拉和周遭及自然的祸福不相连属，竟至失去了那份对宇宙生命奥妙应有的敬畏感，也失掉了我们从属于某种比自我更大整体的那种感觉。
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
我们把生理的健康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割开来探讨，以致于人们虽然活得久些，但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也愈来愈高。
学校的教育成为片断知识的传授，和枯燥的学术性演练，最后竟发展到愈来愈和个人成长与真正的学习脱节，成效也愈来愈差。
政府各部门不仅已被分割得各自为政，且被各利益团体的不同需求分割，变成一部老旧瘫痪、无法有效运作的机器。
事实上，与现代管理系统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根源于这种分割的思想上，这也无可避免的造成竞争。
在企业里，行销部门与制造部门处于对立状态；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对总公司管理当局怀有近乎憎恶的敌意；各部门的竞争更甚于跟同业的竞争。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未来 就我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
你们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倾向于看见的则是由一件件事物所组成的世界；我们深信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停的寻找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
因此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特别令我们注目。
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的情况下，相信你们必定戒慎恐惧地期许自己，千万别重蹈西方人所犯下的错误。
工业化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分割力量；随着工业的进步，分割在西方以加速的步调演进，并不意外。
农业革命时播下的分割种子，在烟囱、工厂和传统工业管理的气候中，步调更加快了。
看着你们的进展，我们自然会想问，你们会不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后尘
物质愈富足，就愈惟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
你们会不会牺牲社会来发展经济
你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不择手段的剽窃自然、以非永续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发展的社会
或者，你们会找出一条新路
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可在中国所发展的主要管理体制中找到解答。
因为管理体制将决定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的特质。
而这些机构的特质将会塑造未来社会的形貌。
现代社群的精神生活，与其所处的许多大机构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而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与我们所处的许多大机构能否跟自然和谐相处，同样也密不可分。
因此，能把这本书献给有心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的中国领导者与管理者，我内心深感惶恐与荣幸。
我相信《第五项修炼》这本书中所介绍的原理和技术，可以提供这样一条途径的初始架构。
它植基于不断省思我们心灵深处的真正愿望，强调尊重个人愿景（本书将经常用到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一种共同的愿望、理想、远景或目标），并建立共有愿景；它植基于我们本有的创造性群体交谈能力，而使集体远比个体更有智慧；它植基于我们对人类系统概念化和建立共同了解的能力上；它植基于重视整体互动而非局部分析的思考方式；它是一条在本质上与西方工业发展完全不同的途径。
全球管理新趋势 现在，许多西方的企业及学校已开始努力尝试这条途径。
全世界在管理上也正在酝酿一个新趋势，这个趋势是由全球竞争所带动的。
在全球的竞争风潮之下，人们日益发觉二十一世纪的成功关键，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成功关键有很大的不同。
在过去，低廉的天然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传统的管理系统也是被设计用来开发这些资源。
然而，这样的时代正离我们而去，发挥人们的创造力现在已经成为管理努力的重心。
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些领导者与管理者已经开始深切地体验到，我们一定能找出对策来化解那些根源于不断分割所产生的组织病毒，它使许多组织充斥着你争我夺、互相防卫的内部竞争，以及勾心斗角、玩弄手段的政治游戏，它只会消耗人们大量的精力，不断打击人们的工作意愿，使组织永远不可能建立伟大企业所必须的根基。
在我撰写第五项修炼的时候，深觉自己从许多睿智的前辈获益太多，无以回报。
每当有人问起：“你花了多少时间写这本书
”我常常回答说：“只花了几年，但这完全是因为有了先前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努力了百年的成果。
”这并非夸张，这本书是以一些不凡的人毕生的成果为基础。
其中麻省理工学院佛睿恩特（Jay Forrester）（我的恩师），他是“随机存取记忆体”（RAM，random access memory）的发明人，也是建造第一部通用型数位电脑的领导人，他所发展的“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对了解人类动态性复杂系统，提供了全面性的研究方法；阿吉瑞斯（Chris Argyris）是研究管理团体及其障碍的世界权威；鲍姆（David Bohm）是当代最重要的量子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群体“深度汇谈”（dialogue）方面的研究卓著，后来终身致力于探索思想意念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弗利慈（Robert Fritz）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音乐家与作曲家，也对于创造过程具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基佛（Charles Kiefer）和许多其他组织变革的专家，他们的成果已经开始显示如何凭借人们的梦想，而非畏惧，而使大家自行产生变革。
对于这几位前辈，我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将他们的成果介绍给中国。
你们的学习，也将使我们大家更进一步地学习。
片断： 只有透过个人学习，组织才能学习。
虽然个人学习并不保证整个组织也在学习，但是没有个人学习，组织学习无从开始。
目前有些组织的领导者已开始重新思考公司的经营理念，他们深切体认引导个人学习的重要性。
日本京都陶瓷（一家陶瓷技术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公司，其技术可使用在电子零部件和医学材料方面，另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动化与通讯设备产品线）的创办人兼社长稻森胜夫说：“不论是研究发展、公司管理，或企业的任何方面，活力的来源是‘人’。
而每个人有自己的意愿、心智和思考方式。
如果员工本身未被充分激励去挑战成长目标，当然不会成就组织的成长、生产力的提升，和产业技术的发展。
” 稻森胜夫相信，要开发员工的潜能，必须对“潜意识”、“意愿’与“服务世界的真诚渴望”等人类心灵活动有新的理解。
他教导京都陶瓷的员工在公司“敬天爱人”座右铭的引导下，不断为追求完美而努力的同时，还要向内反省。
身为管理者，他深信提供员工物质的富足和精神的福祉同样重要。
以人为起点 在地球的另一半，一个全然不同的产业，美国汉诺瓦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欧白恩也不约而同地朝类似的目标努力。
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
工业时代之初，人们1星期工作6天，才能赚得足够的金钱，以取得食物与栖身之所。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在星期二下午就达成同样的目标。
传统阶层式的组织设计，并没有提供员工自尊与自我实现这类较高层次的需求。
而现代组织必须开始关照所有员工这些需要，否则管理效果不彰的现象仍会继续下去。
” 欧白恩和稻森胜夫一样，也主张管理者必须重新定义他们的工作。
他们必须放弃规划和控制的旧信条，并认识这个意义重大的新责任。
根据欧白恩的看法，管理者的基本工作是：“提供员工追求充实生活的工作环境”。
为了避免大家认为，这种建立企业的理念只是浪漫的口号，我必须指出京都陶瓷的辉煌业绩，它从初创到三十年后，销售额达20亿美金，几乎没有举债过，所达成的利润水准令许多公司钦羡。
汉诺瓦保险公司也相同，1969年当欧白恩的前任总经理亚当（Jack Adam）开始重建一套以人为核心的价值与信念的时候，汉诺瓦资产在保险业中仍敬陪末座。
今天，该公司利润的排名居此项产业所有同行中的前四分之一，且其过去十年中的成长比该产业的平均成长率高50％。
福特（Henry Ford）的观察也是企业管理中的另一真知灼见：“依我的想法，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智慧而完整的实体，都愿意为崇高的使命发挥精神力量。
但我们常缺少等待结果的耐心。
我们所需要的是以这股期待实践崇高使命的精神力量，来强化这样的心。
我们轻率地把自己跟这精神力量切断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挖掘出这种创造未来精神力量的来源。
” “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
具有高度自我超越的人，能不断扩展他们创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
不断厘清“愿景”与现况 “自我超越”虽然是以磨练个人才能为基批，却有超乎此项目标的最高鸽的；它虽以精神的成长为发展方向，却超乎精神层面的纤发之上。
自我超越的意义在于以创造，而不是反应的观点，来面对自己的生活与生命。
就如与我长期共事的弗利慈（Robert Fritz）所说的：“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文比都有艺术、音乐、舞蹈、建筑、诗歌、历史故事、陶器与雕刻等。
创造的欲望不会受信念、国籍、信条、学历或时间的限制。
这种冲动存在我们心中，它不限于艺术，可能涵括生命中的一切，从日常俗务到非常深奥的事情。
” 当自我超越成为一项修炼、一项融入我们生命之中的活动，它的背后包含两项动作；首先是不断厘清到底什么对我们最重要。
我们常花太多的时间来应付沿路上的问题，而忘了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结果对于我们真正重要的，反而模糊不清。
其次是不断学习如何更清楚地看清目前的真实情况。
人往往会在情况已经恶化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佯装每件事情都没有问题，最后一败涂地。
或者当置身于一个人人都以为“我们正按照计划进行”的情况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未必尽然如此。
在迈向目标的过程中，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将“愿景”（vision，愿望的景象）与一个清楚的“现况景象”（相对于“愿景”的目前实况景象）同时在脑海中并列时，心中便产生一种“创造性张力”（creative tension），一种想要把二者合而为一的力量。
这种由二者的差距所形成的张力，会让人自然产生纤解的倾向，以消除差距。
自我超越的精义便是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产生和延续创造性张力。
学习的意思在这里并非指获取更多的资讯，而是培养如何实现生命中真正想要达成的结果的能力。
它是开创性的学习。
除非组织里每个层次的人都学习自我超越，否则无法建立学习型组织。
“超越”一词有时具有左右其他人或事的意思。
但在这里，“自我超越”是指突破极限的自我实现，或技巧的精熟。
用有形的标准来看，它是指在专业上，具有某一水准的熟练程度。
对一名技术精纯的艺匠而言，将其巧思融合熟练的手艺而形成浑然天成的作品，便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实现。
生活中各个方面都需要自我超越的技能，无论是专业方面或自我成长。
高度自我超越的人具有共同的基本特质。
他们对愿景所持的观点和一般人不同。
对他们来说，愿景是一种召唤及驱使人向前的使命，而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构想。
另一方面他们把目前的真实情况，看作盟友而非敌人。
他们学会如何认清以及运用那些影响变革的力量，而不是抗拒这些力量。
他们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将事情的真相一幕幕地廓清。
他们倾向于与他人、同时也与自我生命本身连成一体，因此并不失去自己的独特性。
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自己有能力影响、但无法独力控制的创造过程。
高度自我超越的人水不停止学习。
但是自我超越不是你听拥有的某些能力，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终身的修炼。
高度自我超越的人，会敏锐地警觉自己的无知、力量不足和成长极限，但这却绝不动摇他们高度的自信。
这显得矛盾吗
只有那些不能看清过程重要性的人才会觉得如此。
在汉诺瓦公司，人们追求“更成熟”。
欧白恩在他的著述中说，真正成熟的人能建立和坚持更高的价值观，愿意为比自我更大的目标而努力，有开阔的胸襟，有主见与自由意志，并且不断努力追求事情的真相。
欧白恩说，真正成熟的人不在意短期效益，这使他们能专注于一般人无法追求的长远目标，他们甚至顾及自己所作的选择对后代子孙的冲击。
欧白恩指出现代人缺乏对人类前途的关怀：“不管是什么理由，我们对于追求精神层面所作的努力，远比不上对物质发展的追求。
这是人类的大不幸，因为只有在精神层面得以发展的前提下，我们的潜能才能充分地发挥。
” 组织生命力的泉源 欧白恩指出：“员工个人的充分发展，对于我们企业追求卓越的目标至为重要。
”对于有人主张商场上的道德水准可低于其他活动，欧白恩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相信生活中高尚的美德与经济上的成功，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可以兼得；事实上，长期而言，更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 欧白恩从他的观点，说明组织为什么必须自我超越。
有些企业或许不是用“自我超越”这个字眼，但他们同样坚持员工的成长。
自我超越层次高的人誓愿也高，且更为主动，工作上的责任感深而广，学习也更快。
因此许多组织支持员工个人的成长，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够强化组织。
欧白恩指出，追求自我超越还有一个更关乎个人的原因：“我们鼓励员工从事此项探索，因为对个人而言，健全的发展成就个人的幸福。
只寻求工作外的满足，而忽视工作在生命中的重要性，将会限制我们成为快乐而完整的人的机会。
” 赫门米勒的总裁赛蒙不久前说：“为什么工作不能够是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把工作看作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未能珍惜和赞美它
为什么工作不能够是人们终其一生发展道德与价值观、表现人文关怀与艺术的基石
为什么人们不能从工作中去体会事物设计的美、感受过程的美，并试着欣赏可持之恒久的价值之美
我相信这些都是工作本身就具有的。
” 当领导者决定要接受并力行这个理念的时候，这势必是组织演进过程中一个枢纽的时刻，也就是组织开始表明对其成员幸福、真诚誓愿的一刻。
传统上这是一种契约关系：以一天的辛勤工作，交换一天对等而公平的报酬。
现在，员工与企业之间可以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
美国民意测验专家杨克洛维琪掌握美国民众的脉动40年之久。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提过，杨克洛维琪指出，工作场所中的态度有了基本的转变，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观转为较注重精神层面的工作观。
在工具性的观点下，工作是为了赚取收入，来支持我们去做工作外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是典型的消费者导向的工作观：工作是产生收入的工具。
传统上，组织一向支持大家朝工具性的观点发展，也就是强调如果我们有了“工具性”的成长和发展，那么组织将更有效率。
欧白恩进一步说：“在我们寻求建立的组织类型中，人的自我发展与财务的成功是同等重要的。
这与我们最基本的前提并不悖：生活的美德与事业的成功不仅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
这与传统的商场信条相去甚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