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孤独地走向未来》读后感
【第一篇：《白夜》中的选择与放弃】《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又一部以“西京”为背景的长篇巨著。
小说写尽了人世间的官商九流、悲欢离合，全文以夜郎和两个女人的(颜铭和虞白)感情纠葛为线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市民生活的矛盾心态。
主人公夜郎是贾平凹笔下血肉丰实但却令人同情的形象之一。
他没有高贵的出身，只凭着不断追求的干劲，独自来到西京城里闯荡。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夜郎通过南丁山，结识并追随着祝一鹤，但这段经历很快便随着祝一鹤的瘫倒而灰飞烟灭。
事业上失意的夜郎只得寂心思于爱情。
他喜欢心性高雅的虞白，而他却是一介凡夫俗子，地位的差别、宿命论的困扰使得夜郎痛苦不堪，他只有从同与他一般地位而且相貌美丽的颜铭身上得到爱情的慰藉。
一个不甘于命运摆布的灵魂最终在世俗的摧残下回归“本位”，这是夜郎的悲剧，也是人生的悲剧。
人的一生不可能事事顺利的，在闯荡的过程中总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向左还是向右?人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因为无论是选择了什么，对于另一种事物，却意味背叛或者是放弃。
选择好的，放弃坏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从辨别真伪和好坏，而夜郎在爱情上的选择正是如此。
人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两难”的境地，之所以感觉到“难”，是因为都有太强的占有欲。
要占有，自然就害怕失去。
夜郎是幸福的，他在事业上失意后，有两个爱他的女人同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但他又是痛苦的，他必须又要从中作出残酷的选择。
最终颜铭胜了，因为她有了夜郎的孩子。
整个故事看似就要这样结束了，但事实上，夜郎和颜铭并没有走到最后。
他们生了一个丑孩，这让生性自卑的夜郎更是怀疑，他们最终因此走向了离婚。
从颜铭留下的笔录中，夜郎得知原来颜铭美丽的相貌，竟也是假的!他们的婚姻以颜铭的出走而全部破灭。
整个过程，使人对夜郎这个形象又怜悯又憎恨，怜悯其命运多舛，憎恨其其青红不分。
夜郎爱情的悲剧只是《白夜》故事的一个方面，它仅仅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
面对选择，人会在失去一些东西时痛苦不堪，因为他们是感情动物，而一个社会在对人的选择与放弃上却不会这样。
《白夜》中的人处在一个变革的社会环境下，适者生存，他们也要面对社会的选择和淘汰。
宽哥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真的可谓是尽职尽责，并且还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但从故事发展来看，他很明显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而处处受人的排挤。
房子分不到、妻子要和他分居，最终竟然连警察也无法当下去了，可以说，宽哥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还有虞白，她出身高贵、心性清高，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这是她最让人心动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淤泥一般的现实社会中，她也只能是孤芳自赏了。
颜铭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个悲剧人物，她经历了由丑小鸭变天鹅的传奇，但那美丽的外表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反而加剧了丈夫夜郎对她的怀疑，她最终的出走，可谓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个社会她已经无人可信了，但一个弱女子会去哪里，她该怎样生存?这不得不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还有好多人物，他们选择着命运，而命运也同时在考验着他们，在一个浮躁不堪的社会中，他们只能是甘心的等待着命运的摆弄。
作者在小说中有意穿插了祝一鹤，而他最早被社会所淘汰的，但这种出局并不是与世诀别，他或许也因此成了最早看透世事的一个，终日笑着，最终化为一只透明的蚕。
或许整个社会真像作者起的书名一样，“白夜”——黑与白，人在黑白交织的世界中生存，也在这样的现实中面临选择与被选择，选择意味放弃，在黑与白所构筑的世界中，放弃，或许也是一种美。
(作者：李方)【第二篇：白夜如昼却短暂——读贾平凹《白夜》之感】贾平凹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前就读过他的散文，细腻的文笔不禁让人联想到三毛，同样朴实的语言，同样亲切的文字，不同的是先生平凹笔下出豪情，而女子三毛笔下生柔情。
前日捧起这本成书已近廿年的小说细细读来，竟一点也没有年代相隔之感，仿佛书中所道之社会便真成了如今这社会，里面的人物也全成了身边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眼看着他们嬉笑怒骂，心里也生出许多情绪随之起伏。
或许这便是写作的高明之处吧。
《白夜》完稿于九十年代初，是继《废都》之后的又一带有浓浓的社会现实而又充满传统气质的小说。
当时正值《废都》出版遭禁并且惹出争议最多的时候，爱的人欲不能死，恨的人也欲不能死，《白夜》一出，喧嚣的评论界立刻陷入缄默，没有人敢轻易妄下评判，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却并没有因此而渐渐被人遗忘，至少二十年后还有我这个读者吹开封面的灰尘，废寝忘食地阅读，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下这拙劣的文字，满纸浅薄之谈，诸君看看则已。
读罢全书，只觉得文中写的是个男人的社会，这并不是说没有写女人，相反文中的主角有好几位女子，然而这几位女子无论相貌，无论文化程度，几乎全都无一例外是男人的附庸，她们想方设法做的也只是为了引起男人的注意，获得男人的好感。
虽然亦不乏虞白这样有文化的知性女子，但她自始至终都是孤独的，她有着黛玉般敏感而脆弱的心，带着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气，让夜郎这般市井俗人向往却终于无法靠近，爱情之花苦涩的连叶也萎了。
虞白获得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却与此同时不得不承受内心孤独的煎熬。
当颜铭说出“女人就活这张脸”的时候，我只是笑她的天真，青春怎能永驻?容颜如何永葆?当岁月握着刻刀磨刀霍霍降临时，再昂贵的装扮也苍白的像一张纸，女人如何“活这张脸”?或许这是面对男权社会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为了迎合男人，可到小说结尾，真相揭开的时候，我猛地发现颜铭这张俊俏的脸原本就并非真的，她曾不惜忍受皮肉之苦做整容手术，然后改名换姓来到西京城的，殊不知她原来相貌丑陋，受尽别人的嘲讽和冷落。
在西京城里凭着这张脸，她与夜郎走到一起，心中装着对爱情美好的幻想。
最终当幻想破灭，因不堪忍受夜郎的怀疑而选择离婚时，她已经完全看清了这个社会，女人只有靠漂亮的脸蛋才能立足，于是她决定傍个有钱人。
如此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书题“白夜”二字似是指虞白和夜郎二人，同时暗示他们的爱情虽然如白夜一样耀眼，但终将被夜所吞噬，如流星一般划过天际，只有一刹那的美丽。
虽然二人都对彼此有情有意，也对音乐有相同的喜好——古琴是两人传情信物，但虞白是气质修养高的知识分子，年龄已过三十，夜郎是没有稳定工作、仅赖给戏班演点儿戏户口的社会小年青，带着些许市井之气，这样的搭配看上去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或许虞白注定是男权社会的孤行者，行走在漆黑的夜里，微弱地闪着点点白光。
夜郎是小说的男主角，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揭不去的带有深深东方特色的神秘感，他的颈上挂着再生人开门的钥匙;他后来甚至在梦游的过程中拿着钥匙去开门，而后继续熟睡，对发生的事一概不知;他在戏班演阴阳不分的目连戏……似乎在作者的笔下夜郎更像是一位对传统的守望者，是这男权社会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先是爱上容貌姣好的颜铭，并与之有了关系，随后偶然的机会让他认识了虞白，自此爱情之火越烧越旺，两人情投意合，然而夜郎的内心却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一边是已经以身相许的颜铭，一边是内心爱慕的虞白，两者都有漂亮的脸蛋，高挑的身材，夜郎在精神上早已跟着虞白走了，但他又无法回避对颜铭的愧疚感，最终无奈之下只得同已怀孕的颜铭结婚。
然而这场婚姻也是不幸的，女儿出生，既不像夜郎的马脸，又不像颜铭的美丽，反倒十分丑陋，使得他不得不怀疑起颜铭的忠贞，于是闪婚之后便闪离婚。
经此一变，夜郎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他认为一切都是欺骗。
在这个满是欺骗的社会里，好人得到的却是坏的结局。
譬如宽哥，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好警察，却最后因轻信人贩子的欺骗犯下错误，被革职处理，从此脱下警服，拖着患病的身体踽踽独行。
当身边的一切都被虚假所环绕，那么还剩下什么是真实的?或许只有在那亦真亦假、亦阴亦阳的目连戏里才能体会到片刻的真实。
夜郎在戏班里演戏或许可以说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因为与无法分辨真假的社会不同，戏是假的，正是明白戏是假的，才感到演戏的踏实。
社会的复杂性铸就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然而人物的命运却殊途同归，极富悲情色彩：夜郎即将被捕;虞白重又陷入孤独;宽哥失去警察的工作;颜铭远走他乡，“傍个有钱人去了”;吴清朴去世，邹云被关入劳教所……或许白夜里人身上的华丽色彩都是假象，夜终将归于黑暗，到那时，一切都黯淡下来，那白夜一去不复返，白昼却不知藏在暗夜的哪个角落，可能已经连同短暂的白夜一同消失了。
白夜中贾平凹表达的思想感情
《秦腔》，显示出贾平凹对他所熟悉的乡村题材的高超驾驭能力。
乡村生活在他的笔下风生水起，神采飞扬。
他生动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乡村政治与伦理精神，也写出了对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
相比于《废都》中对城市生活夹生化的把握和猎奇性*的表达，《秦腔》显示了作者对农村世情的通透理解和深情关怀。
贾平凹借这部小说颇为理直气壮 地表达了对农民价值观的认同，在对农民趣味的描写中，甚至表现出某种欣赏和自得。
如果说《废都》中对城市的感情多少带有某种欣赏与批判的矛盾色*彩的话，那 么《秦腔》中对农村的描写则带有更单纯的赞美与留恋之情。
作者似乎有意抛开了以往知识分子写农村题材时不可避免的精英立场，而附身于一个似疯半傻的农村混 混“我”，加入到乡间人情政治中来演绎一场农民话语的狂欢。
到处都是生动地道的民间地方口语，洋溢着农民的风趣、幽默和智慧，恣肆而欢乐。
《秦腔》将贾平 凹在《白夜》、《高老庄》中的那套笔墨用到了极至——精细而忠实的写实渗透于全篇的各个角落，简直就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工笔长卷。
小说中的生活带着地道的农 村气息，农民的心理刻画入微，农村社会的情状清晰可信。
这种对土地的亲和之感，在许多乡土作家笔下已经丧失多时。
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这部长篇力作令人 欣喜。
小说几乎通篇由对话组织，人物之间的交锋皆通过话语的机锋呈现。
这些对话里蕴涵了极丰富的戏剧感，每一段对白都是一场好戏，人物的性*格、心态 跃然纸上。
小说还不时穿插着戏文、秦腔曲谱、民谣，显示出某种“互文”的复调效果，对于懂秦腔的读者来说，当获得更会心的阅读享受。
但小说所采取的艺术形 式也真是一把“双刃剑”，大量冗长的对话也挤压掉了小说舒展的空间，内容便显得过于紧促，密不透风。
由于缺少叙述和描写的穿插铺垫，事件之间没有必要的过 渡，也使小说的节奏显得缓慢单一。
与其说《秦腔》是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更像一个充满了台词的长篇剧本，这种风格的变化体现了作者不断挑战写作难度的追求， 也确需要读者耐心地与阅读疲劳抗争，才能领教它的好处。
贾平凹80年代改革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谁了解贾平凹的〈油月亮〉
《油月亮》，这么神秘的书名，指的是人油漂在水上。
贾平凹是天才的作家，秦岭乡土小说字字都是活脱脱的古都风水人物。
简单来说，是一个吃死人的故事。
被饿逼疯的去吃人肉，被钱逼疯人在卖人肉，最恐怖的还数那月牙状的人油花。
这是对外国艺术的另一种外化的尝试。
属于意识流。
油月亮是一个很复杂的意象，包含着人性的恶与善，美好与邪恶的共生，无知与纯洁的混合。
贾平凹(wā)，原名贾平娃，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1952年出生，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友们 可以推荐一些好看的文学类的小说吗 谢谢
莫言的 《活着》 《平凡的世界》川端康成的古今中外，名家大师 均可涉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