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季羡林的读后感4篇
最近读《季羡林》。
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
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
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
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
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
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
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
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
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
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
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
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
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
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
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
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
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
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
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
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
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
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
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
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怎样才是正确的路
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
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
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买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
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
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
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
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
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
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
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483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
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
这点总让人起疑。
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
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
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
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
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
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
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
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
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
有两个例子为证。
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
佛也和有钱的淫女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花园。
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
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
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
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
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
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
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
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
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
且老子立意肤浅。
五竺闻之，适足见薄。
”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群僧，名声大振。
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
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长期和大乘共存。
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
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
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卖，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
“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佛教如是，共产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
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
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
《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
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
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
法显是谁
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
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
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
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
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
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
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
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
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
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我忍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
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
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100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100个实现代码来。
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
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
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
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
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
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
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
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
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
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
一贯如此。
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
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
”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
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
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
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下。
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
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
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房。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
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
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
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
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
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
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
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
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从1973年到1983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
……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
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
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这真叫做没法子。
”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1978年平反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
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
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
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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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读过季羡林的 《人生何处不欢喜》 觉得自己文笔还不错的 写一篇读
人生何处不绽放，何处不绽放人生。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充满色彩、有意义甚至轰轰烈烈。
在如今纷杂的世界里，在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下，对年轻一代都面临不同的选择。
有一段话：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充满精彩、充满挑战。
在大学时候我视为精典，真可谓满腔热血，可面对现实，我还是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仔细想来，谁说一定要出去，在外面的闯荡才可以使自己成长磨练呢
悬崖上磨砺的青松很顽强，很伟大，难道在丛林中长成苍天大树就不伟大吗
可怕的就是，我们在丛林中还是做一颗默默的小草，既不肥壮也失去光芒。
人生的成功不必拘泥于一个地方或者行业，就像我们生下来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一样，男孩和女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有优秀的，也都有庸俗的。
人生的绽放是不择别职业的，你可以是绽放的老板，你可以是绽放的教师，你可以是绽放的普通工人，你也可以是绽放的农民。
幸福其实很简单，人只要不和别人比就已经幸福了一多半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无时不刻不在追寻着幸福，可谁又真正明白幸福其实就在自己的手中呢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500字数
我的老师们1 在深切怀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
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
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
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后来听说，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
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
（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
）”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
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
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
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
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
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
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
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
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
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
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
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
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
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
”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
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
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
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
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
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
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
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
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
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
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
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
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
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
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
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
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
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
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
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
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
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
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
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
这真是意外的事。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的老师们2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
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
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
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
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
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
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
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
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
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
我本来容易动感情。
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
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
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
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
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
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
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
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
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
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
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
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
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
”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
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
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
他要我翻译出来。
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
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
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
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
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
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
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
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
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
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
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
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
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
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
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
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
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
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
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
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
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
我欲无言了。
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
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的老师们3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 Grimm）博士。
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
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
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
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
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
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
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
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
屋子极为简陋。
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
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
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
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
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
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
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
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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