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二十九回的读后感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东胜神洲傲来国海中有花果山，山项上一仙石孕育出一石猴。
石猴在所居涧水源头寻到名为“水帘洞”的石洞，被群猴拥戴为王。
又过三五百年，石猴忽为人生无常，不得久寿而悲啼。
根据一老猴指点，石猴经南赡训洲到西牛贺洲，上灵台方寸山，入斜月三星洞，拜见须菩提祖师，被收为徒，起名曰孙悟空。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悟空从祖师学得长生之道、七十二般变化及“筋斗云”。
一日，悟空受众人挑唆，变为松树，引起祖师不快，被逐出洞。
回到花果山，与占山妖魔厮斗取胜，带回被掳的众猴与物品。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悟空使摄法将傲来国库馆里兵器搬进山中，操演群猴。
山中妖、兽纷纷拜悟空为尊。
悟空向龙王讨得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
在幽冥界勾掉猴属在生死簿上的姓名。
龙王和阎王表奏玉帝，请伏妖猴。
玉帝派太白金星赴花果山招安悟空。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悟空被授以“弼马温”之官，他得知此官为末等职，回花果山。
玉帝命托塔李天王与其子哪吒太子擒悟空。
被悟空打败。
金星再次招来悟空。
玉帝命造齐天大圣府，让悟空居住。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悟空管理蟠桃园，吃尽园中大桃。
又赴瑶池，喝光仙酒；吃尽太上老君葫芦内的金丹。
逃回花果山。
玉帝令托塔天王率天兵去捉拿悟空。
悟空打退了众天神。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南海观音徒弟木叉助天王，被战败。
观音又荐二郎神。
二郎神与悟空大战，太上老君在天观战，丢下金刚套，击中悟空。
众神押其回上界。
玉帝传旨处死。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太上老君将悟空置入炼丹炉烧炼，四十九天后，悟空出来，大闹天宫。
玉帝请来如来佛。
孙悟空一路筋斗云，跳不出佛掌。
如来将五指化为大山，压住悟空。
命土地神用铁丸铜汁饲喂悟空。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五百年后，如来佛欲寻一信徒取经，以使佛法永传东土。
观音率木叉，带着袈裟、锡杖和金、紧、禁三个箍，驾云前往。
一路上收伏沙悟净、猪悟能和小白龙；劝化孙悟空，让他们共保取经人。
附录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陈光蕊喜中状元，招为宰相女婿，被任为江州州主。
上任途中被船家刘洪害死，其妻被抢，刘洪冒保赴任。
陈被龙王救活，收于龙宫。
其妻生子，抛于江中。
被金山寺长老所救；起名江流，后又起法名玄奘。
长老为其说知身世。
玄奘寻见母亲。
后径往京师，找外祖诉冤。
刘洪被处极刑。
陈光蕊还阳。
玄奘入洪福寺继续修行。
●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泾河龙王为使袁守诚预卜落空，私改降雨进辰，雨量。
又以所占失准捣毁袁守诚卦铺。
袁守诚断言龙王因违旨将被唐丞相魏征处斩。
并让龙王向唐太宗求生路。
太宗梦龙王求情，许之，命魏征入朝随侍，使其不能斩龙。
●第十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魏征与太宗对奕时，梦斩老龙。
当晚太宗梦龙王索命，自此身心不安而患病。
为防鬼祟，他令尉迟恭、秦叔宝夜守宫门。
太宗不久亡故，在阴间遇魏征旧友，现为阴间判官的崔珏。
崔珏为太宗添寿二十年。
还阳途中，太宗被冤鬼纠缠，散金银给众鬼而脱身。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王+禹正空门 唐太宗还魂，登朝宣布大赦天下，严禁毁僧谤佛。
众人推举陈玄奘主持水陆大会，太宗许之。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凤音显象化金蝉 观音菩萨变成疥癞游僧，将锡杖袈裟献给太宗。
太宗将其赐予玄奘。
观音上台对玄奘言大乘佛法的妙处，玄奘愿去西天，太宗封其为“御 弟圣僧”，赐号为“三藏”。
三藏唐僧出关而去。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唐僧骑马西行。
山边城，夜登双叉岭，被虎魔王部下生擒。
太白金星搭救了唐僧。
唐僧行至两界山，忽听喊声如雷：“我师父来也
”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叫喊者正孙悟空。
唐僧收悟空为徒。
西行路上，悟空打死六个剪径的强盗，唐僧抱怨不已。
悟空纵云离开唐僧。
观音授唐僧紧箍咒，悟空接受龙王劝告，重来保护唐僧，戴上了紧箍咒，表示不现款违背师言。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途径蛇盘山，马匹被鹰愁涧中之龙吞食。
观音召出恶龙，将其变为白马赐给唐僧当座骑。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行到观音禅院，老住持为谋占袈裟，欲纵火烧死唐僧师徒，悟空从天界借鉴是避火罩罩住唐僧，自己在一边鼓风，使火烧净禅院。
黑风山的熊罴怪趁火偷走袈裟。
悟空上山寻妖索要袈裟。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悟空见一黑汉正与一道士和一白衣秀士商量开佛衣会事，遂打死白衣秀士蛇怪，与黑汉熊精相斗。
悟空在洞外打死一小妖，得到请贴，变为老住持赴会。
因被识破，只好请来观音。
观音变为道士，劝熊怪服下悟空变的仙丹。
悟空在肚内使熊怪痛不可忍。
只好交回袈裟皈依佛门。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大圣除魔 高老庄高太公因妖怪入赘其家请求降妖。
悟空变为太公之女。
迷惑妖怪。
又现出原身。
妖怪化作狂风而逃。
悟空紧追。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那怪入洞取出九齿钉耙一悟空大战，当听悟空说为保护唐僧取经过此，那丢下钉耙，跟悟空去拜见唐僧，被取明为猪八戒。
三人到浮屠山、逢乌巢禅师，从其处得《心经》一卷。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黄风岭的黄风怪先锋虎精，将唐僧摄往洞中。
悟空、八戒赶往洞口搦战。
虎先锋难抵败逃，被八戒一耙筑死。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悟空斗不过黄风圣，败下阵来。
请来灵吉，抓住黄毛貂鼠变的妖精，救出唐僧。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流沙河中妖怪径抢唐僧，八戒悟空去战，妖怪钻入水中，不肯上岸。
悟空去见观音，观音让木叉与悟空同去。
木叉叫出妖怪悟净。
悟净以颈下骷髅结成法船，渡唐僧过河。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骊山老母与观音、普贤，文殊菩萨变成母女四人，意在试探四众禅 心是否坚固，唯八戒禅心不坚被捆。
●第二十四回 万寿庄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老窃人参 万寿山庄观中有树结人参果，吃后长后不老。
观主镇元子都二童子以人参果款待唐僧误认人参果为婴儿而未敢食。
悟空偷果三个，与八戒、沙僧分食。
八戒嫌少，絮絮叨叨。
二童子大骂唐僧。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悟空难忍毁骂，将树弄倒。
二童设计把唐僧师徒锁入正殿。
师徒们夜间逃走。
镇元子纵云赶上，以袍袖将唐僧一行尽笼而回。
夜间师徒再次逃出。
又被镇元子命将悟空下锅油炸，却被悟空以石狮变成自身将锅砸穿。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悟空为医活果树，拜见观音，观音与悟空同来，复活果树。
镇元子开人参果会，款待观音、诸仙与唐僧师徒，并与悟空结为兄弟。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唐僧遣悟空去化斋饭。
山中妖精，一变美女，二变老妇，三变老翁，迷惑唐僧，悟空打死妖精，唐僧大怒，逐走悟空。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悟空回到花果山，播风扬石，砸死上山捕猴的众猎户。
唐僧误入妖穴被擒。
八戒、沙僧与与老妖黄袍怪在半空中乱杀。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唐僧在洞内见一妇人，自称是宝象国公主，十三年前被黄袍怪摄来。
公主劝老妖释入唐僧。
行到宝象，国唐僧向国王递上妇人所托书信。
国王恳求八戒、沙僧降妖救女，二人应诺，往战黄袍怪，八戒难敌，钻入草丛躲藏。
沙僧被黄袍怪擒入洞中。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黄袍怪变为一美男子，前往宝象国探望岳丈国王，将唐倍变为猛虎。
白龙马变为宫娥，举刀暗算黄袍怪，被打中后腿。
八戒要回高老庄，白龙马劝他去找悟空。
悟拒绝，八戒下山大骂，被众猴捉回。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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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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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家、思想家，19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俄历9月9日（阳历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中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
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
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
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
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
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
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
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
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托尔斯泰和妻子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
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
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
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
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
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
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
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
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
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
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
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
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作品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
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
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
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
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
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
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
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
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
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
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
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节选自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民间故事》读后感50字
列夫·尼古拉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代表作有<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其他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等。
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托尔斯泰出身于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但他一生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多次在自己的庄园进行改革，不过都没成功。
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
<战争与和平>是他前期的创作总结。
(安娜·卡列尼娜>代表他创作的第二个里程碑。
(复活>是他长期思想探索的艺术总结，是他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库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
小说的中心思想在于表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复活>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比的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
他以强烈的愤怒，揭发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主人公：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战争与和平》赏析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
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
”（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
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
”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有压倒的优势。
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
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像网升、杰尼索夫、谢尔巴狄那样的英雄人物。
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决胜的信心。
整部小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的思想。
作者在小说中也认真探索了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素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
60年代，托尔斯泰仍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库拉金之流漠视国家命运，畏敌如虎，他们关心的是寻欢作乐，积聚私产。
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爱仑则是荡妇。
这些贵族的卑劣行径与人民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与人民的合作。
他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京城以外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和包尔康斯基一家，指出在这些贵族身上仍保留着淳厚的古风，他们有爱国心，与人民的精神相通。
这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宗法制贵族。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素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
这三个人物都是作者喜爱的正面形象。
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
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队和参与社会活动库塞、阿多诺、弗洛姆、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后来主要在与人民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得到成长。
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连缀人物，而这一形象本身又是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
小说充分展开了娜塔莎热烈而丰富的情感，她与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气质，以及她在精神上的成长。
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
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力地拓宽了长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并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
小说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
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
因此，《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作者简介：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
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 的小绿棒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
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
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
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
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
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
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
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
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
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
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
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
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
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
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
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屈原之死的读后感120字
你看看这些行不行，是个人感想，大约500字左右。
----------------------------------------------------------------------------------------------------------------------屈原年少出仕，位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
”可谓才华横溢，深得怀王之宠。
此间，屈原极力举能荐贤，使庙堂之上一时“兰桂齐芳”。
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欲施行美政，应是志在必得，却落了个屡见贬逐，只能忧愁幽思于汨罗江畔，以至于自沉汨渊，只留下千年之后江面上的龙舟翩翩，我不禁为这位妙才深感悲哀——屈原虽可谓妙才，但并非明哲。
为何这么说，这就得从“屈原之死”说起。
《离骚》中的屈原，始于出生，终于自杀。
屈原之死，引来后世学者的纷纷议论。
有“殉君说”、“尸谏说”、“殉国说”、“精神崩溃说”、“洁身自好说”等等。
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评论道：“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这里，司马迁把屈原之死与楚国之亡联系了起来，虽说不无夸大，但屈原之死宣示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阶级才能避免沦亡的命运。
司马迁的评论，当然也赋予了他本人的感情和价值取向，着力凸现的是理想文人的现实意义。
班固在《离骚序》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班固对屈原的不满亦是相当有名的。
严格来说，班固对屈原一直很尊敬，主要不满的就是屈原的自杀。
班固通过正统儒家思想的思路来批判屈原，认为自杀不符合儒家行为方式。
屈原的自杀，在班固的眼中成为一种自恋的追求完美的表演，这样说不免过分，但班固的确凸现了屈原之死的负面意义。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也。
”这里，王夫之强调的是屈原以死明志的人格态度。
由明入清的王夫之，深感时代变迁对人格坚守的巨大影响。
王夫之的评论，着力凸现的是理想文人的完美人格。
王夫之的讲法是有道理的，屈原的人生是追求“美”的人生，在现实政治中要求推行美政，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形象的完美，在精神生活中追求人格理想的完美。
可以说，追求“美”的人生是容易有“自杀”倾向的。
俗语说：“死要面子活受罪。
”追求美的人生，就是“要面子”的人生。
一般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在追求“美”的人看来，宁愿“好死”也不愿“赖活着”。
围绕着屈原之死展开的这种种论述是各有其道理的，也都不能说服所有人。
但如果我们从分析他的《离骚》入手，是否会有另一番理解呢
因为《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且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
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着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
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第二，《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
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
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
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
第三，《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求女等活动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展开的。
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
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这就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
神话中一次次的求女，则象征着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
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
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算了吧
国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我又何必一定要留念乡关
既然不能协助明君推行美政，既然人生不能完美，那我就不如死去依就水居的彭咸。
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自杀，既是无奈的选择，亦是时势的必然；既是个人理想的一朝破灭，亦是理想的执著坚持；既是个体生命的受挫，亦是个体精神的解脱；既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又有忠于国家民族的大无畏情怀。
种种因素，交织在屈原自杀的事件中，使之复杂而又令人感动。
有人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屈原的自杀就是《离骚》的悲剧；屈原的自杀，既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个错误。
我们且不去论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却不能忽视:我们对于屈原的过分狂热崇拜，是不完全正确的。
当然，在今天，有传统文人既刚烈又脆弱的性格的人已经很少，但谁能在歌颂传统文化的同时，向我们指明传统文人的人格弱点
谁能在教授学生的同时，说明性格孤傲自闭的坏处
谁能在鄙薄轻视中国文化和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认识它、理解它、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