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胡适四十自述的读后感
题目题目啊
求《胡适自传》或者《四十自述》的读后感800字
读《胡适传》有感 读罗志田新版胡适传，上载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享受的是美国归还的庚款补贴，数额不菲，除接济家中外，甚至还雇了一个佣人。
胡适常对人言，吾等留学生，在外代表炎黄子孙，不可只图省钱，而须处处注意吾等形象，免为西人歧视也
自己留学在外，对胡适当年此言有直接的体会。
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衣食节省无可厚非，但寻机贪图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议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
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会挥金如土，但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决志不做金钱的奴隶，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称心，不图省钱，由此虽落下个“懂得享受”的恶名，也不以为意。
但即便是如我这般消费，每个月的奖学金还是能颇有结余，而一些中国学生想着靠省下的奖学金将来买房买车，实在令人不解。
且不说现在房价已涨，省下的钱实在杯水车薪，买不了几平米，就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应该是在学业上用功，将来谋个好差使，拿高工资，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胡适当年回国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也没听说兜里带了多少钱回来啊。
活着应该享受每一天，年轻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三十岁之后的事情，亏待自己大好的年华不说，还养成个小器爱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国人脸面。
两相衡量，实在觉得不值。
胡适被后人誉为一代大儒，社会导师，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国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则是回北大后“补课”的。
在美国的几年，据罗织田推测，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多少书。
先是在康奈尔，书没读好，倒是成了校内小有名气的演说家。
后来转学到哥大，应酬不减反增，平均每天要写好几封信。
记得以前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他常自责不安心读书，朋友来信中也常劝他好好读书。
说胡适在美国没有读书自然不可能，但从日记中按图索骥，其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要是比起陈寅恪吴宓等来，就显得黯然了。
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友人打牌、喝酒，动辄半天，多不甚举。
如此留学之胡适，后来竟能得享大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人物，虽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适本身聪慧过人，又早怀做“社会之导师”之宏志，为此亦做了相当的准备。
胡适读书博杂而不精，自己亦承认此为生平大过，但要成为一代之精神导师，必须是个通达之才，而不能只是一个专功之家，而胡适于专业学习之外尤关注现实政治，实为其归国后呼风唤雨奠定了基础，这些又是陈寅恪吴宓等所不及的。
读至此，不禁想，“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虽在美国虚度了些时日，但后程发力，终成名山大业。
但当年，中国虽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拿学位的胡适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且在其后的岁月中纵横议论，针砭时弊，还差点参选了总统，其一生可谓传奇而多彩。
试想今日回国之留学生，虽有绝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适当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业乎
思之不禁 “西北望长安”，一声叹息尔。
先生纪录片写胡适的观后感四百字
理性而温和。
这就是胡适先生。
胡适是爱国的，胡适报效之国，并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
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接受了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
为国家存亡行路万里，演讲百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样的人格，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胡适曾说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胡适便是这样的人。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
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义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
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先母行述的相关练习以及答案
诵读，整体感知文意 文绉绉（zhōu zhōu）：形容人谈吐、举止文雅的样子。
佃（diàn）户：佃，租种土地。
轻薄：言语举动带有轻佻和玩弄意味。
仁慈：慈爱慈善。
质问：依据事实问明是非；责问。
管束：加以约束，使不越轨。
广漠：广大空旷。
宽恕：宽容饶恕。
⑴ 文中写了母亲哪几件事
⑴ 概括地说，写了母亲三个方面的事：一是对“我”的管教；二是作为当家的后母如何处理家庭的难事和矛盾；三是如何对待他人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具体说来，写对“我”的管教，主要写了学习上的督促和做人上的训导。
在学习方面，天刚亮时，她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在做人方面，除了写每天早晨对“我”的教育外，重点写了“我”因说了一句轻薄的话而受到的重重责罚。
写母亲作为当家的后母当家之难，主要写了三件事： ① 如何在除夕之夜对付败家子大哥的债主。
② 如何与“我”的大嫂、二嫂相处和如何对待她们妯娌之间的矛盾。
③ 写母亲受了人格上的侮辱非常生气，直到叫那个说了不负责任的话的五叔当面认错赔罪才罢休。
⑵ 提示母亲品性的语句有： ①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 ②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 ③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 ④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 ⑵ 勾画出文中揭示母亲品性的语句，试用“母亲是一个________的人”的形式组织语言，精当评价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对我管教深细而严格的人” “母亲是一个容忍善良、仁慈温和又很有刚气的人” 3、本文是中年胡适对自己人生历程的一段回顾，除了主体部分写母亲外，课文的其余部分还提及到了什么
⑴ 课文前三个语段写作者的性格特点和童年生活。
课文开头交代了由于自己身体弱和母亲的管教养成了文绉绉的性格。
第2段写自己爱学习的性格和儿时最活泼的游戏。
突出表现了对儿童游戏的追念和缺少儿童游戏生活的惋惜。
第3段叹惋自己两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⑵ 课文最后一段，写母亲对自己深远的影响。
理解深层内涵和写作方法 ⑴ 课文前三语段，只有一句提及母亲，而其他内容似与作为课文内容鲜明精练概括的文题无关，作者这样安排行文结构的用意是什么
⑴ 文章前三段写作者的性格特点和童年生活，一方面写出了自己童年的爱好、快乐，另一方面也写出儿童好玩的天性；既写出童年生活的单调和失落，也写出环境与教育对一个人性格的养成所起的奠基作用。
总的来说，作者在前三段想表明，他的童年生活，除了看书之外，是贫乏的，是有缺憾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是母亲“给了我做人的训练”，这不仅弥足珍贵、铭记永久，而且影响巨大。
这样看来，前三段实在不是闲笔，不仅为写母亲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而且与文末呼应。
另一原因是，这篇课文选自《四十自述》，写母亲，同时也是写自己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一段历程，或者说，是把母亲作为人生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位“恩师”来写的，所以开头写了较多自己童年的经历。
⑵ 作者主要写母亲是他的恩师，为什么除了写母亲怎样训导之外，还用更多的笔墨写她与家人相处的情形
⑵ 文中除了写母亲怎样训导之外，还用较多的笔墨写她与家人相处的情形。
这看似游离“母亲是我的恩师”的主旨，其实不然。
我们常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这主要不是体现在母亲如何“教导”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母亲平时怎样的待人接物对自己的影响上。
因此，可以说，写母亲与家人相处的情形，同样也是在写“母亲是我的恩师”，写她以身示范对“我”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
也就是不仅写了母亲对“我”的“言教”，更写了母亲对“我”的“身教”。
⑶ 人们常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在回顾人生历程时，胡适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念之情，但在文中却极少运用直接抒情的语句，那么作者的情感是如何体现的
大体可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① 文章质朴、真切的叙述语言和自然流畅的结构与作者真挚、发自内心的情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有些语句就饱蘸感情：“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等。
② 作者是用童年的视角来回忆童年往事，毫无成人的姿态，亦无学者的深沉，如实道来，真诚倾吐，甚至可以说，作者是掏出“心灵”来写母亲的，全文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作者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品味关键语词，把握自传的语体特点： 教师导学：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文即其人”，文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做人的态度风格。
本文语言直白、坦诚，毫无夸饰之辞，而这正是胡适的品性受了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结合语境，品味句中加点词语的分寸感。
⑴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⑵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⑶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⑴ 用“不能不”双重否定，表达了作者对“打了一点底子”的肯定，但“不能不”这一能愿动词的双重否定表达一种主观上的肯定，因而有主观认为之意，这样既表明了态度，又不显得断然和绝对。
⑵ 说自己“混”了二十多年，表现了作者谦逊的态度。
尽管作者当时已是文化名人，而且这一“混”字与下句“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有暗接之妙。
“我”在人海里“混”，就该有人来管束“我”，但却没有，表达了作者远离母亲之后对母亲的怀想；没有一个管束过“我”，“我”还能在人海里“混”了二十多年，说明了母亲给“我”的教益是多么大。
⑶ 事实上，作者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宽恕人”“体谅人”的性格品德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在说到这些美德时，前面都加了“如果”这一表假设的词语，意在表明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美德，表现了作者不溢美、不自夸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符合自传的语体特点。
结合补充材料，试对作者母亲为人、教子的方式发表个性化的评论。
教师点拨：作者母亲为人方面，主要是克己谦礼，宽容善待，和睦仁慈；而在教子方面，主要表现为严格，有时过于严厉。
这是由于旧社会的妇女把“相夫教子”作为“天职”和美德的缘故。
而对于作者母亲来说，深感教子的责任更加重大。
她所敬重的丈夫过早地去世，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全部落在自己身上，同时孩子是她精神生活的全部，也是她对未来生活的全部寄托，还有如何才能对得住她去世的丈夫，等等。
正是这诸多原因，她容不得孩子有一点坏毛病，生怕他不争气。
所以，她对孩子的教育格外深细而严格。
小结 同学们，掩卷遐思，我们不能不说：是母亲，撑托起我们成长的蓝天丽日；是母爱，伴我们坚实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孟郊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道出了游子的念母之情。
感念母亲的恩德，我们就该以积极奋发去回报母亲的辛劳操持。
让我们道一声：妈妈，您辛苦了
我们爱你永远，以此来告白神圣无私的母爱。
练习 1、“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这句话在文章的首尾反复出现，抒发了作者对母亲的（赞美、感激、怀念）的感情。
2、本文共写了六件事，详略安排得当。
理出文中详写的两件事，用“为了……，妈妈……”的句式分别概括这两件事。
答、⑴ 为了使“我”的伤及时得到救治，妈妈背着我跑到医院。
⑵ 为了省出一个人吃饭，让“我”和弟弟吃饱饭，妈妈远嫁亲生女儿。
3、去车站回来的路上，妈妈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好啊，闺女大了，早点寻个人家好啊，好
”妈妈真的是认为这样好
她为什么要总说好
答：妈妈不认为这样好。
妈妈总说好是为了安抚她自己那颗流血的心。
4、阅读画线句子，联系上文，体会妈妈的哭所包含的复杂感情。
答、⑴ 为女儿远嫁而伤心。
⑵ 为儿子终于理解和接纳了自己而欣慰。
阅读短文《母爱》，回答问题： 家里虽然一贫如洗，但母亲情愿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请了一位先生。
我到10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
到年底的时候，在母亲的再三督促下，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
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
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
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
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哭着。
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中勉强说着“打得好”。
在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是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
如今想起这些，仍然感念着我的母亲。
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肿得有半寸高，偷向灯下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丝的蚕的蚕身一样。
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地把被窝盖上，在我额上吻了几吻。
⑴ 这段文字所写的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我”十岁那年年底的一个夜里），地点是（“我”家中）。
⑵ 这段文字所写的主要人物是（母亲 ). ⑶ 这段文字重点是表现(母亲在教子读书上深沉的爱). ⑷ 看到“我”背不出书而遭重打，母亲为什么一边饮泣吞声，一边又勉强说“打得好”
对于母亲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我”是怎样认识的
“饮泣吞声”是因儿子挨打而感到痛苦，“勉强说‘打得好’”是希望儿子读书上进，表现母亲关心教育儿子的复杂感情。
“我”当时是“不敢怪”，如今是感念。
《红楼梦》作者写作时的背景及目的、相关学说以及《红楼梦》的大概内容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具体查询
宗白华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主要有哪些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作家胡适的详细资料'，越多越好
胡适于1891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5岁启蒙，胡适像（胡适公园）在绩溪老家上庄受过9年私塾教育。
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5]。
1905年，14岁的胡适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
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小说《真如岛》。
之后考入中国公学，两年后又转入中国新公学，并兼任英文教师。
[6]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七月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6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胡先骕（左）与胡适（右）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7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其间，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和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37年七月八日，胡适离北平。
十一日，到庐山，得到蒋介石的接见，随后参加庐山谈话会。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
五日，赴华盛顿就任。
1939年四十九岁，胡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在这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
1945年四月二十五日，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 胡适(3张)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6月1日，五十六岁的胡适由美国动身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7年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7]。
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7]。
1949年一月十四日，胡适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参与政治活动和讲学，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
后来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1950年三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4年二月至三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1961年二月，胡适应邀参加朋友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立即送至医院，诊断结果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
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
1962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于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8]。
享年72岁。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9]感情经历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结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
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是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
胡适的美国女友胡适与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
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
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
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
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
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
胡适在1914年6月的一次偶然机缘，他认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并且成为与他交往48年的红颜知己。
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
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
[10]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则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胡适。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小表妹曹诚英。
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
曹诚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
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不敢再提离婚之事。
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
家庭成员胡适与家人合影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
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1917年成婚。
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1919-2005）。
女儿：胡素斐，早夭（1920.8.16—1925.5）。
次子：胡思杜，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
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遗体不予保留。
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192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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