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在历史上是“同治中兴”三大名臣之一，为什么他却成为了“被忘却了的牛人”
在，时人都认为治行才望在曾国左宗棠之上。
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
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
自1980至2000年，有关胡林翼的论文不到四十篇，其传记也仅一本，即团结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时、王国平著《胡林翼评传》。
近两三年来，胡林翼渐受学界重视，至少已出版邓亦武等著《天下巡抚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和刘忆江著《胡林翼评传》三部著作。
然而，正如刘忆江先生所言，“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见刘著“前言”及第388页），已有的传记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
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京堂。
正因为此，胡林翼从小受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
六岁时，他爷爷教他认字，读《论语》。
八岁时，爷爷在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
刚好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一见到胡林翼，就惊为伟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他。
十九岁时，胡林翼与陶澍之女琇姿（字静娟）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完婚。
婚后，他师事同里蔡用锡前辈。
蔡用锡，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晚授石门教谕。
素谙兵略，曾因科场失意，游幕为生，“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严正基:《蔡先生家传》，载《益阳县志》卷十六）。
他教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
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
二十一岁时，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
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间经世之学重新活跃的代表人物，办事干达，政声极佳。
留居节署一年，胡林翼亲见陶澍兴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为一变”。
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
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
”（《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25页） 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
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
由此而论，允推功首。
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
可见，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众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读书人专注于空疏无用之学，而不涉猎其他学问，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和整体素质。
因而有人作诗讽刺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然而，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层层过关，到达了科举考试的顶峰，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能臣干吏，这应该说与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胡林翼善于理财。
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
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
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
”（《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
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
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
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
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
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财外，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罗致人才、推荐人才出名。
其中尤以七次荐举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
胡林翼去世时年仅五十岁，主政湖北七年。
这七年，湖北无岁无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苦心经营，缔造支持，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使湖北能够匡维全局，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
由此可见他的确如《清史稿》所评价的那样，长于综核，干济冠时。
而“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相与欷歔慨叹，佥谓有清中兴之业，实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三），也是实事求是之论。
蒋介石：“泊乎民国二年失败，吾再将曾国藩与胡林翼诸书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林翼之才识略见，确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
”
左宗棠有哪些生活习惯啊
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为人处世怎么样
这种历物你问生活细节，没法给你确案的，只能说简单给你描下，你可以感受一下。
左宗个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
大半辈子都是吊丝，因为他总是考不上科举，一直到4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没考上，逐渐就放弃了。
后来就当了教书匠，准备就此了却残生，还是比较伤心的。
左宗棠前半生非常坎坷，但是他成名很早，而且还是林则徐的门生，为人非常自负。
号“今亮”，意思就是当代诸葛亮，而且他多次跟别人夸嘴，诸葛亮其实不如今亮。
要以我们今天的眼观来看，这是非常典型的吹牛逼不打草稿，街头巷尾这样的老吊丝比比皆是。
但是，他这个人吊就吊在，他是真的等来乱世了。
太平军包围长沙时，他一个人跑到城下，用绳子系腰上叫士兵拉上城墙，然后面见巡抚献退敌之策，号称“借我三千精兵，可破十万长毛”。
后面的事你都懂的，宝庆之战大破石达开五十万大军，威震天下，慈禧破格免科举提拔。
后来这老吊丝有次心血来潮，准备去北京出差时顺路再考一次科举，结果批卷子的考官都给吓坏了，最后临时有事他也没去考。
这种感觉你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由于是半路出山，没有受到官场熏陶，左宗棠和他的同僚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都很差。
而且出山以后，他的后半生非常顺利，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导致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傲慢，甚至看不起当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被当时官场传为笑料。
左宗棠收复伊犁后，就爆发了中法战争，他马不停蹄赶往福建救火，不久累死在任上。
当初林则徐去世时，左宗棠给他写过一对挽联，其实用在他自己身上非常恰当。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诸葛亮27岁出山，干了27年就累死，死前好歹还留了徒弟和接班人。
这老吊丝天天吹牛逼看不起诸葛亮，结果也是干了30年不到就累死了，连徒弟都没来及收，后来的甲午战争也没能赶上。
国家之殇，民族不幸。
有李鸿章兄弟编纂的曾国藩全集中的第一篇，赐谥赐祭上谕，有这么一段话，咸丰三年间，创立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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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没有错的。
晚清时，对湘军的称谓与概念并不一致。
在皇帝下达给曾国藩的上谕中，用“楚勇”、“楚军”的称号。
江忠源早年所率之勇营以及左宗棠自统一军时皆称“楚勇”、“楚军”，曾国藩则经常使用“湘军”、“湘勇”等名称，曾国藩所说的“湘军”主要是指湖南省湘乡县一县所出的湘军（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李续宜等湘军主要将领皆是湘乡人），这也是许多后世学者所持的观点。
“楚”是湖南的别称，“楚勇”、“楚军”之称的侧重点是指湖南省派出作战的军队，胡林翼曾称自己在湖北统帅的部队为“鄂军”，即是与之相对应。
在这一时期，湘军各主要领导人对所统之军尚无统一和公认的名称，他们所称的“湘军”只是后来意义上的湘军中的一支。
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统之部队统称为湘军究竟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探求，至少王闿运在光绪初年撰写《湘军志》时，确已这样做了。
《曾国藩评传》的作者梁绍辉指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因为出省作战，为了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之为“湘军” 。
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
谈谈对洪秀全的认识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历代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而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与整个运动相始终。
认识了洪秀全，可以说基本上认识了太平天国整体事业。
这里就洪秀全革命思想形成、内容及其影响进行论述，通过介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着重分析其革命思想形成的不同阶段，使人们更能清晰地了解洪秀全的历史功迹。
近几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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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左宗棠真的投过太平军营吗
我认为历史上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足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传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且并无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的证明。
为了考察此一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曾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记述或提及此一传说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论著、史书以至文艺作品等。
现将有关记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曾“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
’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 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
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
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
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
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 民国时期，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
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
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
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
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
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细加思量，不难看出：（1）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当时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余年间亦未闻见，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年之久还不见有人提起，而是迟至本世纪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出现，其时距太平军围攻长沙已逾半个多世纪
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动员民众的目的。
（2）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有关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
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以上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迹。
（3）从各种记载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
杨毓麟的记述，只是说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之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初期即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期，况且并未见之于行动。
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及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将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也到了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我们已知，太平军系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宗棠则早在1852年10月8日就已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了。
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长沙人”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
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语言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所言，因而同样难为凭信，并非“比较可信”。
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不过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也并不相信。
第二，这个传说不符合左宗棠一贯的、特别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思想立场。
左宗棠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末世，又受过较长时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属于历史上常见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一类人物。
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坚决反抗外来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对国内人民的反政府起义和暴dong4，则往往采取调整政策，缓解矛盾（即所谓“抚”），或者使用武力，坚决镇压（即所谓“剿”）的办法。
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城。
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真”；“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
”严格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
其时他才21岁。
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
”以忠君守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
因此，他虽然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为农民起义的狂飚突起而惶悚不安。
甚至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常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鸦片战争时期，他强烈反对外来侵略，担心“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又深深为“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而惶惧不安，反对“奸民”啸聚为“寇”。
他曾多次说过：“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
”实际上他就是在以“了事办寇之人”自我期许。
在他尚未发迹这段期间，他在致友人信中，常“自署葛亮”’，即自比诸葛亮，以表明他的志向。
诸葛亮散闲卧龙岗，躬耕陇亩，等待着刘备三顾茅庐，出山治国安邦；自负甚高的左宗棠，也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1851年（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湖南戒严。
左宗棠对时局十分关心，与在贵州任职的好友胡林翼（时任黎平知府）往复函商对抗、镇压起义之策。
他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方针；并说：“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
”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势如破竹，逼围长沙。
左宗棠见事急，即于中秋节过后挈全家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一面“诛茅筑屋，为自保计”；一面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待机出山。
果然随后不到10天，他就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再三礼请和敦促下，投入巡抚幕府，为之筹谋画策，开始了对太平天国起义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活动。
因此，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左宗棠思想发展的逻辑，他并不存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思想基础。
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几本左宗棠传记，都没有采纳这一说法。
如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在一个注释中列举了本文上述的几种传说后，写道：“按以上纪载，不足为凭，兹不取。
”王天奖著《左宗棠评传》，亦在一个注释中说：“有的记载称：左宗棠曾去长沙见洪秀全，进说方略。
此说与左宗棠的思想立场和有关史实全不合节，不足凭信。
” 第三，这个传说还同太平军围攻长沙和左宗棠投入张亮基幕府的日程存在矛盾。
据历史明确记载：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进抵长沙的时间，是1852年9月11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到达长沙的时间，是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石达开不在萧朝贵率领的前队之内，是否与洪、杨同行，史无明细记载，从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石达开要将左宗棠引荐给洪，及左实际已见到杨的情况来看，姑且也可作如是观。
而左宗棠呢
当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逼攻长沙时，他正与郭嵩焘等在湘阴东山白水洞经营避难处所，并于农历中秋节（公历9月28日）过后，挈全家避居于此；当洪秀全、杨秀清等率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城下时，他则早已于5日前即10月8日（八月二十五日）“缒城而入”长沙，进入张亮基幕府，并且获得张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日夕区画守具”了。
不能设想，当洪秀全等尚未到达长沙时，左宗棠即已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于长沙了；也难以置信，在左宗棠业已进入张亮基幕府，并被委以重任，又当战事孔急、城门紧闭之时，他还会偷偷出城，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为之出谋献策
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谒见洪秀全或石达开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可信以为真。
最后，可以补充和讨论的是，前述传说的产生，除了源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清政治宣传的需要外，还可能与时人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有关。
考王闿运著《湘军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当太平军以奇兵突袭、直抵长沙城下时，一般人士尚不料其为太平军，反以为是官方援军至，以致发生如下的情况：“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
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
’朝贵曰：‘此杨先生，条陈事者。
’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
”这里，确有湖南士子赴太平军营谒见献策之事。
但是，谒见并献策者为杨生，而非左宗棠；受谒见的人是萧朝贵，而不是洪秀全或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石达开；并且，杨生是误以为清军“达官”至才“上谒献策”的，而不是主动投靠太平军。
后人或据此而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并以讹传讹，加油添醋，将它演绎成了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一段传奇，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也是社会生活中常发生的事。
洪秀全是怎样一个人
初中一年的学费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