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胡适传》的读后感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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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好的给分
《胡适传》读后感 今日完读《胡适传》，一代哲人，为民主、自由而奋争，为国难、民穷而奔波，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应尽责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人、领军人物，一度曾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终生索求，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堪有孔子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风骨，其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及怀疑的精神，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令学人深思。
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如所言，该是为其正名的时候了。
“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侯，替他恢复名誉吧。
”蒋介石送挽联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是对其比较确切的评价。
读《胡适传》有感 百无一用 2008-07-30 00:08:40 来自: 百无一用(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读罗志田新版胡适传，上载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享受的是美国归还的庚款补贴，数额不菲，除接济家中外，甚至还雇了一个佣人。
胡适常对人言，吾等留学生，在外代表炎黄子孙，不可只图省钱，而须处处注意吾等形象，免为西人歧视也
自己留学在外，对胡适当年此言有直接的体会。
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衣食节省无可厚非，但寻机贪图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议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
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会挥金如土，但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决志不做金钱的奴隶，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称心，不图省钱，由此虽落下个“懂得享受”的恶名，也不以为意。
但即便是如我这般消费，每个月的奖学金还是能颇有结余，而一些中国学生想着靠省下的奖学金将来买房买车，实在令人不解。
且不说现在房价已涨，省下的钱实在杯水车薪，买不了几平米，就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应该是在学业上用功，将来谋个好差使，拿高工资，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胡适当年回国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也没听说兜里带了多少钱回来啊。
活着应该享受每一天，年轻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三十岁之后的事情，亏待自己大好的年华不说，还养成个小器爱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国人脸面。
两相衡量，实在觉得不值。
胡适被后人誉为一代大儒，社会导师，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国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则是回北大后“补课”的。
在美国的几年，据罗织田推测，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多少书。
先是在康奈尔，书没读好，倒是成了校内小有名气的演说家。
后来转学到哥大，应酬不减反增，平均每天要写好几封信。
记得以前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他常自责不安心读书，朋友来信中也常劝他好好读书。
说胡适在美国没有读书自然不可能，但从日记中按图索骥，其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要是比起陈寅恪吴宓等来，就显得黯然了。
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友人打牌、喝酒，动辄半天，多不甚举。
如此留学之胡适，后来竟能得享大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人物，虽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适本身聪慧过人，又早怀做“社会之导师”之宏志，为此亦做了相当的准备。
胡适读书博杂而不精，自己亦承认此为生平大过，但要成为一代之精神导师，必须是个通达之才，而不能只是一个专功之家，而胡适于专业学习之外尤关注现实政治，实为其归国后呼风唤雨奠定了基础，这些又是陈寅恪吴宓等所不及的。
读至此，不禁想，“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虽在美国虚度了些时日，但后程发力，终成名山大业。
但当年，中国虽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拿学位的胡适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且在其后的岁月中纵横议论，针砭时弊，还差点参选了总统，其一生可谓传奇而多彩。
试想今日回国之留学生，虽有绝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适当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业乎
思之不禁 “西北望长安”，一声叹息尔。
重读《胡适传》有感 转发 评论 2007-02-28 12:02 最近在单位整理东西，无意间看到了多年前《光明日报》连载的白吉庵先生著的《胡适传》，便再次拜读了一遍。
记得当时每天拿到报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连载的《胡适传》剪下来。
今天许多人对胡适可能比较陌生了，因为他生活的年代已经离我们比较久远了。
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和陈独秀一道，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第一人。
我十分敬佩胡适的人品
敬佩他的清正廉洁
敬佩他的骨气
敬佩他的才学
胡适和母亲包办的年龄比他大、且识不得几个字的原配夫人江冬秀（小脚，即缠足）白头偕老，以他的身份地位和才华能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可以再娶第二、第三房姨太太，或抛弃原配，找个年轻貌美的。
所以，从这一点看，他比鲁迅强。
胡适的清正廉洁、他的骨气更令人钦佩。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四年驻美大使，离职时银行存款只有1800美元。
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不愿加入美国国籍，拒绝接受美国人在住宅等方面的馈赠。
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送给他六万美元，被他全数退回。
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欣赏的，是胡适曾经对年轻人常讲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晚年在台湾某大学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题目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演讲也非常经典。
他送给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三味药”：第一味药是“问题丹”，年轻人应总要寻找、思考几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地研究解决；第二味药是“兴趣散”，每个人除了本职工作外，都应有几个业余爱好。
他认为：这种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使你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兴趣、爱好也许比他的职业还重要，还富有成果；第三味药是“信心汤”，年轻人必须自信，要坚信自己能够干成一些事。
他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读《胡适传》有感 (2011-10-10 15:40:16) 转载▼ 标签： 杂谈 有的人一生平平淡淡，有的人一生轰轰烈烈，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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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胡适走过的人生之路，想想现在的我，总是觉得生活很无聊，从来都不发言，从来都不写文章，从来都不广交友人，也从来都不上心于学术，我只是静静地对着电脑，偶尔玩玩游戏，偶尔发发呆，偶尔拨弄自己的头发，偶尔担心自己的作业没有写完。
时间就这样在我这无数的偶尔中流失，流失了又开始后悔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我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胡适大学和读研期间可不是这样，他研究学术，发表演讲，研究政论，发表己见，想着怎样去救过，怎样去顾家。
当然我不能和他比，只是有句话叫做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我想我必须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
不管晚不晚，我希望我也能有一番作为，能严于律己。
感谢胡适，感谢老师
浅读《胡适传》 (2009-03-01 19:12:57) 转载▼ 标签： 胡适 家庭教育 杂谈 分类： 2009 在我的记忆中，胡适这个名字只是在历史书上看到过。
过分的轻描淡写，是我对这位名人的关注并不多，仅仅是知道他曾经是北大的校长而已。
不像鲁迅，几乎每一册语文教材都有一篇鲁迅的名作，这就自然而然地对鲁迅了解更深了。
想去了解胡适，是从教育学课堂上认识到教授对胡适的崇拜开始的。
因为对一个人尚未有基本的了解，所以并不敢轻易去读胡适的文章，只是借了本《胡适传》来看看。
《胡适传》总共十二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胡适先生的一生。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仅仅看了前两章，也就是仅仅是了解到胡适先生在留学美国前的那段日子里的事。
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胡适先生对家庭教育的见解。
胡适先生在十几岁便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此他曾经发表过相关的一些文章，例如《敬告中国女子》和《论家庭教育》。
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其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
有一位受过教育的母亲，才能使其孩子有更好的家庭教育。
胡适先生还引用“三岁定八十”、“山树条，从小湾”说明了：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字上分别出来。
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教育，我想这必定是从自己的成就和别人的成就的对比中，以及自己母亲和别人母亲的教育的对比中总结出来的。
胡适四岁就丧父，母亲二十三岁就守寡，但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良好的家庭教育。
相反，母亲对其在做人上的严格要求以及在求学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胡适渐渐地卓越于其他的孩子。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在做人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母亲。
”在《胡适传》中清楚地写到：“每天天刚亮，就把他（胡适）叫醒，披上衣服坐着，然后训诫他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真改正;并且要他认真学习。
又是向他讲述父亲的种种好处……”、“平时胡适在家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在人前责备他，而只用严厉的眼光一瞅，胡适就吓住了。
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他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训他……”相比之下，胡适的嫂嫂们对孩子的教育就显得那么的愚蠢，她们总是在不顺心的时候拿自己的孩子出气，骂给别人听。
胡适先生的父亲死后，家业逐渐衰落，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为胡适多交学费，使得私塾的老师能在严加管教年幼的胡适，并倾尽全力教育好胡适。
当其他的孩子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逃学的时候，胡适就已经学会自己读一些深奥的书了。
这应该能给现今的父母们一个启示：要求孩子学特长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令孩子对所学东西产生兴趣，而不是因此产生厌学情绪就更显得重要了
联想到我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还是做的很不错的。
他们向来不会在客人面前埋怨自己孩子的不是，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树立起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另外，我真的有做不好的地方，他们就会在日常聊天中指出。
我的父母始终认为不应该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另孩子失去该有的自信，否则得不偿失。
至于我的学习方面，他们从来不可以要求我去学这学那，而是培养起我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并在我求知的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希望更多的人把家庭教育重视起来，而不至于白白断送了众多孩子的未来!
功成不必在我是什么意思
翻译：只要这件事成功了，不必把功劳归到我身上。
这是一种舍个人小利，为整体考虑的高尚品德。
比如有些球星说：重要的是球队夺冠，我拿不拿最佳射手无所谓。
就有点类似这种精神。
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全诗是什么
一、生平简介宁(Chen Ning Yang 1922～)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徽省合肥县（肥市）。
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在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
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深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9～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
1984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证书。
二、科学成就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
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
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
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如何看待学衡派对于新诗主张的质疑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
《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
“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
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
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
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
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
“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
（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
“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
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
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
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
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
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
《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
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
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
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
（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
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
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
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
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
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
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
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
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
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
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
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
《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
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
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
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
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
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
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
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
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
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
《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
《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
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
《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
《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
《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
《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
“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
《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
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
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
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
（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
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
《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
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
《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
《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
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
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
（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
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
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
（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
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
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
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
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
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
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
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
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
《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
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
收入《古史辨》第1册。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
《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
”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
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
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
“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
“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
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
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
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
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
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
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
《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
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
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
《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
《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
《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胡适在北大的演讲观后感600字
毕业在即，想着即将结束学生生涯不免心情复杂。
从小学到研究所，学校毫无疑问的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对他的告别因不明前路因而总是欲语还休。
无意中读到了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讲话，颇有心得。
胡适先生认为，毕业后学生们绝少数会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
在这些选择中只有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不会导致人的堕落。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存在着堕落的危险。
而堕落的方式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这两种危机在当今社会越发显得突出，人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票子、房子，对于知识的追求也更多的转化成学历证书和升职加薪，学生时代纯粹的对于知识的追求还残剩多少
再者，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不生活在理想国，但也确实构划过我理想的职业以及生活，但复杂的社会会给我层层考验，我最终能坚持原本的自己还是会弃甲曳兵而走，被社会大流所淹没
胡适先生如神医般诊断出了学生们的病症，且给出了治病的良方。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喜欢胡适先生描述人思考问题的状态，他说：“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
”喜欢这段话不仅仅因为其描述生动形象，更因为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生活中知识的储备并不全来自于课堂老师的授受，有些来自于偶然听到的一个故事或者朋友间玩笑的几句讨论，但为了弄明白后续故事或者仅仅是为了朋友间的一个赌注，我们会花功夫主动去查阅资料，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相关知识。
相对于课堂的学习，这种无意间的求知更显轻松，而且记忆也越发深刻。
因此，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
另外两个方子也分别是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和“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 细思自己当前，虽然工作大致已定，但和自己所学专业联系并不是很大，何不在工作之外给法学留下一方土壤
除此之外，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能缓解工作的压力，有正确的精神寄托。
胡适先生告诫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虽然付出了努力，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容易丧失理想，心灵麻木。
这些在成功的最后一道门槛上失败的人就只因为缺乏了信心，科学家巴斯德的例子就证明了成功最终到达前往往要经历不止一次的失败。
在奋斗的道路上，我们始终要坚信，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糟糕，只要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取得成功。
至此，再回头看自己当下的顾虑已豁然开朗。
我的不安源于环境和身份的改变，但只要坚持了求知的心，就可以在新的环境中不飘荡、不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