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观后感500字内
前几天，我观看了纪念建党90周年影片《建党伟业》，深受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部影片通过描述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历程，叙述了自虎门销烟开始，为了解救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自己的方式为救国强国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立足于清王朝统治的变革失败了，证明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腐朽；太平天国立足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变革，在内部封建势力和外部列强的绞杀下失败了，证明了农民起义的先天不足无法挽救中国，中国没有条件建立一个可以实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社会体系，顽固的封建势力不允许，西方的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立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
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的果实，也证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陷入了困惑。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深陷苦难的中国送来了希望――“要改变中国，只能进行庶民的革命，取得庶民胜利，才能就中国”。
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认识到，只有发动农民和劳工起来斗争，夺取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权利，才能够正正的解救中国。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学生中、在农民中、在劳工中得到普遍的宣扬和认可，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革命的人士认识到，北洋政府不能够救中国，国民党也无法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必须成立庶民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士齐聚上海，筹备并成立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当国际歌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响起的时候，中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终于孕育出了的希望――中国共产党。
回顾先烈们为了救祖国于苦难之中，为驱逐列强，抛头颅、洒热血，自虎门销烟始，历经80多年的探索、牺牲，救国愿望冲破顽固封建势力的阻挠、摆脱资本主义革命的束缚，迎来了崭新的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祖国的选择，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选择，是唯一能够将中国带出苦难，带向光明的政党。
通过观看影片，我们更加认识到今天的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深刻感受到社会的变革，首先是思想的变革，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只有不断的变革和创新，解放思想，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
建党伟业观后感50字
建党伟业的观后感 《建党伟业》观后感500字 四月十八日晚上学校组织我们党课学员观看了电影《建党伟业》。
电影是全明星阵容，主要围绕1921年前后展开，展现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
电影有178位国内著名赏或歌手跨界演出。
配合剧中人物造型和人物演绎出对中国共产党寻常周年的情怀。
一群有理想，勇敢的中国人在腐败横行，灾害连连，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中，冲破无能、独裁的旧势力的重重阻挠，秘密组织共产党成立的故事。
影片用影像还原了历史的当年，我党创史人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反动政府周旋，反独裁，争民主。
印象最深的是五四运动，北大“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辩场景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
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以及女学生滴血的画面充斥着太多的爱国情操在里面。
学生们涌上街头，振臂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的口号”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青年一代担起山河重任犹为感人， 电影最后由12名共产党员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宣布中国共产党结束。
电影完结了，但历史的齿轮还在运行，我们新青年要抬起头颅段人，报效祖国。
《建党伟业》观后感800字 当星星般闪耀的谢幕灯亮起，一部如史诗般宏伟的巨制
一罐子美批注要够多的100字
刚看了署名陈漠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文章附后,读后感:“慢”是一种信仰. 这是一篇十分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评述,揭示了中国人求快的发展缘由和现状.文后有大量的网友留言,摘录几个：“超多的人口、很少的人均资源、极重的生存竞争压力、匮乏的社会保障能力和缺少公平的社会体系以及对道德和信仰的抛弃造成了人们潜意识当中的急躁、烦躁和浮躁.”、“不仅仅是心理状态急的问题,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绝大多数国民脸上的表情也都呈焦虑、压抑、沉重、呆板、萎靡不振、张惶失措、心事重重的样子,惟独欠缺阳光和自信.”；“我们一直在追求GDP两位数增长,并引以为自豪.发展代替了一切,什么环境呀、资源浪费呀,公平、平衡问题呀全不顾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发展,今天知道了,我们中国慢不下来!但,快是快了,不稳了,老百姓没有幸福感了,遗留的问题太多、太大了,也许后人来治理发展快的后遗症所花费的代价更大.”. 他们说的都自有几分道理,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急功近利了.这已经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似乎不快不行,似乎有种无形的手时刻推搡着你.但我们并不喜欢这样,更多的是憎恶,每个人潜意识里似乎都有这样的想法：早点赚到足够的钱,让工作变得可有可无,或干脆让工作见鬼去吧,去享受人生.可谈何容易,转而想天上掉馅饼,看看中国的彩票业多么红火. 变革时期的中国人注定要承受痛苦,因为我们才发展了几十年,我们还不够强大,可以理解,但教育不行,教育是个例外,教育改革太慢了,教育均衡发展太慢了,教育投入的增长太慢了!慢到叫人无奈、焦躁.讽刺的是教育该快的不快,该慢的却快着,行政官员高喊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可眼下,越演越烈的应试教育绑架了全中国从幼儿园开始的孩子,急功近利的灌输知识,生怕落后,那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谬论深入人心,并且将继续深入人心,中国的孩子的终点线是高考,为了这个荒谬,我们的孩子除了分数,什么公民意识、伦理道德、意志品质、身心健康、生活生存能力统统被实际上的忽略或抛弃.教育要的是全面,教育策略要的是慢,教育家张文质有专著.真的要救救孩子了. 想想,急的是普通百姓,上面的人没有动力急,这样也就想通了,还拿教育说事,教育的乱象早就被海量的指出了,教育改革的步子仍然像的老太,没走一步都显得那么漫长,那么的不情不愿,然而教育事关重大,等不得的,要到GDP是多少的时候才到那个可怜的百分之四,不知要毁掉多少代孩子才能归到教育的本源,不知道日本实行了多少年的学生免费营养中餐能恩泽中国的孩子.没钱吗?当年废墟中的日本有钱吗?!现在惊人的三公消费有钱吗?!还有腐败,他NND. 一篇养让我再次作为中国人感到自惭形秽,这位美国妈妈带着孩子逃离了美国硅谷边的一个小镇,中国邻居追问为了什么,他们夫妇说,镇上有很多中国学生的学校如老虎,我们和孩子都很害怕,原来,中国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勤奋刻苦,成绩一个比一个突出,他们感到,孩子在压抑中,严重影响了,自信心会受到极大的挫伤,更谈不上理想和创新,因此,他们不惜搬家,带孩子躲避紧张得如同服苦役的学习环境,还孩子童真,还孩子天性.你也许要说,无语啊,难道学习竞争有错吗?当然没错,错的是恶性竞争,眼里无人的教育,要改变单一的分数竞争为全面的素质竞争,也包括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这些不是不能做到,即使在不废除高考的条件下应该也有办法做到,重要的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摆正自己的位置,杜绝唯分数评价这一傻B的做法,建立并严格实行科学的评价制度,引导教师真正抓素质培养,进行人的教育,将工作重心放在培养人上而不是培养分数上,当然,对教学能力不足、教学成绩差的老师要主动帮助,采取实际有效的传帮带提高业务能力,这样的老师教育教学都走上正轨.这样做法会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的,也是的大幸! 为什么这样说,学生摆脱了恶性竞争,恢复了勃勃生机,有时间学,有时间玩,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人格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兴趣爱好得到激发和保护,能不高兴吗.家长看到孩子爱学、乐学,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生龙活虎,不必戴着厚厚的眼镜趴着熬到深夜,二是有兴趣的完成别致的家庭作业,第二天吵着要去学校见亲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能不高兴吗.学校和国家看到孩子焕发了朝气,男孩阳刚真诚,女孩阳光活泼,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都能受到重视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眼看指日可待,能不高兴吗. 附：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文\\\/陈漠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忙忙旅游,急忙忙拍照,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读后感.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339663334.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历史人物-----蘖鸿铭
辜鸿铭??
求张中行《家乡三李 》全文
家乡三李 通常说“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诗人：李白，李贺和李商隐。
那用西方的说法，都是头顶桂冠的人物，我这里说的“三李”与那三位地位恰好相反，不是处于高的一端，而是处于低的一端。
他们是住在我的小村庄里的外来人，属于旧时代乞丐群里的人物，连名也不为任所知。
大家都只称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们的小村庄在京津间运河以东，以西往东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条街，不过四五十户人家。
可是其东不过一里是镇，有商店，可以容易买到米面、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白古糖。
是我很年幼的时期，村里出了个由乡人看来很腾达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学校，以后从戎，一直作到杂牌军的师长。
作了官，有势，有钱，在那时候，除了盖房、买地、取小老婆之外，还要修祠堂，慎终追远，光宗耀祖。
于是在村西头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
祠堂之东是关帝老爷的庙。
只有一间，关帝与周仓、关平合住，看来鬼较之神是后来居上了。
祠堂每年不过热闹两次，清明节和年节，平时则无，冷冷清清。
不知是想废物利用还是特别机缘，在我上小学时期，里面住了外来的一伙人，当时通称为“化子”。
总数五六个，当然都是男性，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三个人，都是李.旧时代，靠乞讨维持生活的人，为数不少，种类也不少。
最高的是所谓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
据说他们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称为师傅，送钱送米名为供养。
总之，论名而不问实，他们不属于乞丐的一群。
当他们在祠堂住了几年，中间突然发生一件奇事，使乡人大吃一惊。
挺难码字的 你留个邮箱给把 负暄絮语 这个发给你、
电视剧《走向共和》张张之洞身边的那个自称汤生的翻译是谁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
1885年回国，应邀入张之洞幕府，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深得器重，两人相随共事20余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张之洞对辜鸿铭非常器重，将自己与辜鸿铭、赵凤昌、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等五名幕僚共称为“六君子”。
关于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
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
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
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
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
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
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
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
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
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
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
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
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
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
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
”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
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
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
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
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
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
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
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
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
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
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
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
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
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
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
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
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
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
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
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
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