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胡适的<<尝试集>>的赏析啊??急!!!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当歌迷们跟着赵薇唱这首《兰花草》，可能想不到它的原词作者会是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
胡适写下这首原题为《希望》的诗，是在1921年。
那年夏天他到西山去，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
于是就写了这首小诗。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他的作品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首《兰花草》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与珍惜跃然纸上，而且琅琅上口。
但每哼起这支歌，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兰花草，而是胡适匆促而执着的身影。
当年胡适学成归来，也带着一株“兰花草”——自由主义，他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把它带回来，种到中国的土地上，小心地呵护，殷切地期待它开出花来——何止是“一日望三回”啊
我想，正因为胡适有这种焦急的心情，当他看见这株迟迟不开的兰花，才一下子触景生情，萌发诗兴。
给它取命为《希望》，也许是希望自由主义思想早日开遍中国吧。
如今斯人已去，歌声在耳，想想胡适这株风雨飘摇近百年的“兰花草”，竟抹不去丝丝的惆怅。
胡适另一首为人称道的诗是《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朋友之情，我不太相信，因为用“蝶”比喻两个大男人，未免过于唐突。
我觉得这是胡适对自己爱情生活的一声叹息。
胡适十几岁时就与江冬秀订了婚，但到美国之后，邂逅了才情超逸的韦莲司并为之倾倒，两人的半世情缘从此启幕，现在已不是秘密了。
这首诗写于1916年，正是胡适回国的前夕，这首《蝴蝶》其实是一曲中西合璧的现代“梁祝”。
本来“双双飞上天”翩翩翻飞的两只蝴蝶，因胡适母亲催胡适回家成亲，不得不“忽飞还”一个，剩下韦莲司一个人孤苦伶仃，望穿秋水，也真“怪可怜”——韦莲司一生未嫁。
胡适的诗，明白如话，甚至老实得有些笨拙，但总能给人点点感动，缕缕回味，我想，这应该是真诚的力量。
胡适的诗有点像《诗经》，都是有感而发，看上去平淡，其实是有深厚的生活背景的。
有人谓胡适的诗只有史的价值，我不能同意。
胡适的不少诗歌，今天读起来，也还不失其韵味。
这首《一颗星儿》也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日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当我读到最后一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欣喜，心情一下子澄明起来。
这首诗令人想起辛弃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名句，但说实话，两者相较，我更喜欢胡适这“一颗星儿”。
还有这首《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这首诗颇能体现胡适的性格：追求独立，但追求的姿态却又是平易的。
这只“老鸦”虽然有不满，有报怨，但不像郭沫若的“天狗”那样张狂。
胡适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时他也是很坦白的，像一个不会设防的小孩，如《双十节的鬼歌》，竟有这样的句子：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这不是好诗。
这样明目张胆的要“推翻”政府，即使峻急如鲁迅，也不明说的。
从中可见胡适的天真。
胡适的诗，无论从艺术质量上还是思想深度上，自然都不是很高，但他有一个可贵的品质：诚实。
他不故弄玄虚，也不无病呻吟，实实在在做人，明明白白说话，让人觉得非常放心。
我近两年很少读当代诗，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放心。
有时读一首诗，开始读不懂，以为自己水平太低，就下功夫琢磨，琢磨了半天，懂了，却又觉得太简单，但作者为了让它像首“先锋诗”，偏要遮遮掩掩，藏头露尾。
读诗也像买东西——这比喻可能要招致一些人反感——付出那么多却只收获一点点，未免有上当之感。
胡适不是一个诗人，其成就也不在诗歌上，但他给中国新诗开的这个头，我以为还是好的，就像《诗经》之于中国古典诗。
胡适还写过一首《梦与诗》，其中有这么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几句也被谱典传唱。
一个现代诗人，有两首诗能流传坊间，应当说已是比较幸运的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
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 溪胡适故居。
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 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
——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 》，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
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 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 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 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
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
“诗无达诂 ”，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
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 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 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 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
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
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 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
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 须多说。
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 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 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 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 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
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 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 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
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 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 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
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
大战破 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
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 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
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 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 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 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 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 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
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 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
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 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 的精神文明的议论。
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 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他的文章是一 个明确的表示，也是一个全面的回答。
他认为，那种灵肉分离的成见是完全错误的。
因 为“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 物质的基础之上”。
他指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 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
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 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 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固有文明表 现最为突出，因为自己不能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就说物质生活不足羡慕。
胡适认为这 是一种自欺，而这种自欺等于自残和自杀，因为它无视人的生命和维持这生命所必需满 足的基本欲望。
如果一种文明连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精神文明? 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不是这样，“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 ，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
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
他 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 教；抛弃了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 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 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胡适对于文明的评判和取舍都是以人作为 出发点和价值尺度的。
这是他在“五四”时期早已形成的基本价值立场。
这篇文章进一 步明确表达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的基本观念。
1928年6月，胡适写了《请大家来照镜子》。
文章从美国使馆商务参赞的三张图表说起 ，展示了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
他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吃亏在于不肯老实学习，因此 ，必须学会反省，学会认错，学会死心塌地向人学习。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面对国民革 命带来的社会文化空气，他说：“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 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 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他告诫人们：“不要尽说是帝国 主义害了我们。
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 。
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 由发展?”(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他强调民族 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竭力守护的正是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接轨的文化理想。
二 20年代末，一场北伐战争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像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交替一样， 一些人为胜利而欢呼，一些人为失败而痛苦。
此时的胡适却忧心忡忡，担心国民党在政 治上走向独裁，在文化上走向保守，从而危害新文化的发展。
胡适的担心显示着他的清醒。
因为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国民革命与新政 权的建立不但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
这一切 决非偶然，而是由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及其革命实践所决定的。
国民党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但孙中山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 方现代思想体系，思想中保留了许多非现代的观念，因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去甚 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共和国体的侵蚀，因而努 力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念。
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 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 注：《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领袖们发现了旧道德“吃人”的罪恶，因而猛烈批判旧道德。
孙中山却努力张扬与 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并且抱怨“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破坏了传统道德(注： 《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尤其重要的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目的和最高价值尺度，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
孙中 山却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由。
在国民党重组和举兵北伐的过程中， 孙中山的这些思想由于受到鲍罗廷等人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而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并且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获得权力之后，国民 党的所作所为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进一步背道而驰。
此情此景，使胡适不能不努力抵抗文化的大后退，以避免乔装归来的旧文化对新文化 的全面吞没。
他赞扬吴稚晖，意在以国民党元老的言论抵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他反复 提及孙中山在“五四”过后写给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意在以孙中山的力量保卫“五四 ”新文化成果。
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统一思想，反对设立劳动大学，原因都在于这一 切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理想极不一致。
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 会，胡适终于在教育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吴稚晖也当面痛斥 他：“你就是反革命!” 1929年，面对国家权力的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发表了《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对新生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此举展开了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及 其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
这场“人权运动”充分显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彩，具 有丰富的历史意蕴，但是，从新文化的立场上看，争人权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题内之义。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科学与人权并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 所做的，不过是新文化运动面对新生国家政权的威胁而进行的一场抵抗和守护。
考察胡适在人权运动中与国民党的冲突，其要点有三：一、国民党政府沿袭中国传统 的统治习惯，同时模仿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做法，因而无视个人权利的保障；胡适却坚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
国民政府发布保障人权的命令，胡 适却发现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对人权的侵害，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
他说 ：“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 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
”(注：《人 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
)他呼吁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 权限，便是非法行为。
“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 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注：《人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
)二、新政 权试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都纳入同一主义之中，而无视现代社 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人格的独立和 思想的自由，不能容忍以某种主义奴役人们思想的非现代行为，更不能容忍一个党派通 过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从而把他们制造成党派的工具。
三、新政权为了巩固自己 的统治而努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恢复所谓“传统美德”。
胡适坚持新文化运动 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决不容许通过弘扬传统而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性。
他明确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 新文明。
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抗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 精神文明’!”他由此作出宣判：“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注：《新文 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2卷，10期。
) 为此，胡适遭到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党的笔杆子们的围攻，并且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的 职位。
但是，打击和压力都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三 30年代是中国文化乱云飞渡的一个时期，相对于“五四”时期而言，旧文化的回潮是 严重的问题。
继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努力弘扬传统之后，一些人提出了建国需要 专制和独裁的主张；一些人则大谈民族自信心，并且将自信心建立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上 。
面对这一切，胡适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 与专制》、《答丁在君论民主与独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 论信心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抵挡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守旧和倒退。
1935年初，王新命等十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 从的论战再次掀起高潮。
面对十名教授的宣言，胡适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注：见《独立评论》，145期。
)，指出十名教授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 过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翻版。
他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地主张复古，所 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庇护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
”他认为，那些“去其渣滓，存其 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之类的口号都是“时髦的折衷论调”，其实质仍是守 旧。
胡适告诉人们，“中国本位”是无须任何人操心的。
在每一次大动荡中，总有一些 人害怕“中国本位”会被冲击，但事实是任何一次动荡都不曾打破“中国本位”。
关于 文化的“本位”，胡适认为“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
那个本位是没有 毁灭的危险的。
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 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
他担心的不是中国本位的动摇，而 是文化惰性的强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 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
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
中 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 持中国旧有的种种罪孽的特征……” 在由此展开的论争中，胡适更充分地显示了坚持西化道路的观点。
因此，在后来的历 史上，他常被当做“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并且在大陆和台湾都受到批判。
应该说， 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是陈序经，但是，说胡适“全盘西化”，却也不算冤枉 他。
因为正是他在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Conflict in China)中明确反对折衷论，而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现代 化”或“充分的现代化”。
尽管胡适后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而主张使用“充分世界 化”，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的原意并无不同。
按照胡适的说法，“‘全盘 ’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
”(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 5年6月30日。
) 许多人对“全盘西化”都存有误解。
作为文明重建的方案，创新与复古，向西与向东 ，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一切如果说存在尖锐冲突的话，焦点并不在 于是否“全盘”(即百分之百)。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百分之百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必要的。
在答陈序经的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 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 。
”(注：《答陈序经先生》，见《独立评论》160期。
)事实上，20世纪的文化冲突焦 点常常正是集中于这个“大方向”。
弘扬中国传统或坚持中国特色的人们从来不拒绝西 方的物质文明和高级消费，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从未要求中国人穿西装或用刀叉进餐 。
胡适本人就常常是一身中式的长袍大褂。
围绕“全盘西化”的冲突，表面上似乎在于 百分之百地舍弃民族传统和实行西化，但冲突的焦点却往往在于是否接受西方的现代国 家理念和伦理原则，是否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不要以西方民 主制度取代中国的专制传统，要不要像西方一样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适是清醒的。
他强调向西方学习，总是强调着这个大方向。
在2 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 业，整理国家政治。
”(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在40年代，他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指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第一，用科 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 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思想，发展人类的才 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面对当时的世界潮流，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 化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
最 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 ，一个小小的逆流”(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14卷，6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 997。
)。
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坚定和自信。
胡适的这种文化态度终生没有改变。
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还因此而遭受官员和学者 的联合围攻。
但无论多少风风雨雨，在新文化的防线上，他始终如中流砥柱。
尽管他的 声音常常如旷野上的呼喊，应者的确寥寥无几，但是，无论多么孤独，他都不曾动摇过 。
胡适的诗歌有哪些
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不知为什麼，一个忽飞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湖上水上一个萤火，水裏一个萤火，平排著，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著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老鸦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裏飞去飞回，整日裏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著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个红叶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裏狠欢喜；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裏；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1917四月二十五夜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著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著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裏讲王充，仲长统，阿裏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1917十一月二十四夜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的地上微晃；枣树上还有几个乾叶，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那幽豔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希望我从山中来，带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21秘魔崖月夜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3也是微云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後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
1925十月九夜在西山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麼大，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麼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在满天星光裏做出雨声一阵。
1931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四百裏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试与君猜 胡适诗选胡适（1891-1962），原名胡嗣糜，出版的诗集有《尝试集》（1920）、《胡适诗存》（1989）等。
蝴蝶 湖上 梦与诗 老鸦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四月二十五夜 十一月二十四夜 希望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云 十月九夜在西山 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无题--------------------------------------------------------------------------------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麼，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湖上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老鸦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1917--------------------------------------------------------------------------------四月二十五夜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1917--------------------------------------------------------------------------------十一月二十四夜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的地上微晃﹔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希望我从山中来，带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21--------------------------------------------------------------------------------秘魔崖月夜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3--------------------------------------------------------------------------------也是微云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後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
1925--------------------------------------------------------------------------------十月九夜在西山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麼大，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麼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在满天星光里做出雨声一阵。
1931--------------------------------------------------------------------------------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奄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医仗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1938--------------------------------------------------------------------------------无题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现代流行诗歌有哪些
现代诗歌举例： 闻一多：《也许》、《我要回来》、《忘掉她》《祈祷》《死水》等 沈尹默：《三弦》《月夜》等 俞平伯：《冬夜》集 《冬夜之公园》等 刘半农：《相隔一层纸》《铁匠》《学徒苦》等 胡适：《鸽子》《老鸦》等。
。
。
冰心：《繁星》《春水》 宗白华：《流云小诗》《夜》 戴望舒：《偶成》《我底记忆》《雨巷》《寻梦者》 徐志摩：《这是一个懦夫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
。
何其芳：《预言》 还有艾青、冯至、穆旦、卞之琳、施蛰存等。
现代诗歌的分类： 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
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
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
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
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
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
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
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
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
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4）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
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
出道于2000年之后。
胡适不同时期的主张
文明的奠基石 ——胡适思想浅谈 [关键字] 胡适 实验主义 存疑主义 渐进主义 [摘要] 胡适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大师，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的高潮，在思想界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
然而奇存疑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等思想却未能与当时激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现状相契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的被重拾。
一、胡适与其时代背景 自从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涌进古老封闭的。
从此我国就开始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政治科学、思想文化点点滴滴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入。
在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的“”是个分水岭。
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
而作为“”的先导并与“五四运动”相伴生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使这个“让位”过程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倾向于全面反传统，是一个“全盘西化”的文化运动。
如果说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体孰用以及应否西化的问题，那么，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文化，则继之而来的就是“启蒙后”真正的直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救亡的问题了。
“五四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
在这样一个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转折时期，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但关注并干预政治；他竭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但反对激进的政治运动，认为“五四”的政治运动干扰了思想启蒙，“五四”因政治运动而夭折，为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
观其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下的前半个世纪的历程，胡适始终在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
他企图“二十年不谈政治，先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由学术而政治，由思想启蒙而卷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
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剪不断，理还乱，将胡适牢牢地困于其中，交织成胡适起起落落的一生。
二、胡适思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一）宏观上看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贡献 1917年一月号《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提防；随之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
而文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
胡适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
胡适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大师，成为整个旧势力的公敌。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胡适在这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吁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
站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上，从宏观上看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胡适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人们头脑中儒术的权威形象解体破碎，成为了与诸学平等且可供讨论批判的一种经学，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
其次，胡适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
“汉族中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自豪”与“自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蒙蔽了人们的眼光，中国人因此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做着泱泱大国的迷梦，即使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也未从“汉族中心主义”中走出，而深深困扰于中学西学谁体谁用的问题之中。
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以“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中国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不再受锢于“汉族中心主义” 。
总的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是自由开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撞击相互包容。
当然，以上两个贡献并不是胡适一人单独做到的，开启思想文化界自由开放之风气也不是胡适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
（二）胡适思想特点 所以毫无愧色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所以在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取决于他的思想体系中那些特殊的，为同时代学人所不具备的，唯有他个人首倡或独创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一个是先生。
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先教我怎样思想。
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①] 可以说，这段话是胡适对自己的思想的总结，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胡适的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一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位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较同时代的学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质在于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
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
而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又是相互联系的。
正因为存疑，所以主张实验。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②]在胡适看来，一切可信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证明，凡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都不可信，而当先置一边，等待“实证”。
由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主体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质主要还有： 渐进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
”[③]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认识，胡适在文明进化与政治变革的主张上也一直是主张渐进的，体现出一种稳健性，他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
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
……”[④] 反教条主义的：反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其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另一个表现。
因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义，主张验证一切主义。
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
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⑤]他这样论述“主义”的危害：“‘主义’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⑥]这也是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
重具体的：胡适主张从具体的问题下手，“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反对高谈或者说空谈“主义”，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⑦] 另外还有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在当时也是其主要思想特点，这种种特点构筑成了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所实践的行动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深受其内在思想的指导。
如：在新文化的认识路线上，胡适认为整治中国社会之病的药方在于“树人”，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他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走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坚持“尝试”的、“实验”的态度，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上，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政治上，胡适主张渐进。
（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主要贡献 理解了胡适的思想特点，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等的内在根源。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胡适内在思想观念的指导和一份热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产生的。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到现在则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传统引入了现代化。
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严峻的关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转折时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为顺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大变动，寻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突破口。
二是，创造性地介绍宣传实验主义学说，传播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传输西方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大力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同时在其新文化路线、政治主张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渐进主义、实验主义、存疑主义等思想，其思想启蒙与政治主张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激进的思想政治氛围，也传输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发人们思考。
三是，从政治改良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出发，有力地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了“民主”的旗帜，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主张树立新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
在这方面，胡适的许多著述言论比别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四是，“整理国故”的理论及其实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其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
”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为真理而求真理”。
在实践上，胡适也身体力行。
可以说，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范式。
三、胡适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大师，然而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所以，胡适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说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
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难得多。
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和政治危机深重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只草草地完成了对旧文化的“破”，五四政治运动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阻断了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立”。
也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场“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基础”的胡适的悲剧。
历史现实不容给胡适足够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基础。
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理智的思想。
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运动，这样一种“为了政治而文化”的运动不免产生许多过激的思想，而胡适思想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给政治高烧的中国带来了一针清醒剂。
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又显得不合时宜，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去怀疑去渐进去实验。
因此，胡适政治上改良主义的主张也没有被接受，反而成为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批判的对象。
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思想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生根发芽长大，随着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国，胡适派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实际上胡适并不是一个党派分子，胡适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于党派利益，而是单纯的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并且出于爱国心而想要将这些思想作为医治中国文化与政治弊病的处方。
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和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地被重拾。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进入了“时代”，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中国走着一条实验探索的路，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真理标准”问题在“五四”时代已被胡适作过明确的解答，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一答案。
胡适当年反对空谈、反对盲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本身是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意义。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
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胡适的声音还在警示现在的我们，谁违背了这起码的认识逻辑，就会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个民族于危难之中；谁顺应和驾驭这一起码的认识逻辑便会获得现实的真理的绝对赐予。
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已昭示了这一基本学理的合理性。
胡适的主张社会改革，主张思想解放，特别是不迷信，一切学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思想，正是我们日趋遵循并走着的路。
可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理性呼唤，到了20世纪末真正得到了实践上的回应，21世纪的中国应继续循着这条理性的路走下去。
参考书目：欧阳哲生 《自由主义之累》 欧阳哲生 《新文化的传统 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 沈卫威 《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朱文华 《再造文明的奠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 易竹贤 《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 高力克 《五四的思想世界》 胡适 《胡适作品集》 《胡适思想批判》 论文汇编 第一辑 三联书店辑参考资料：
急急急 求一篇抒情作文《冷风吹，心还暖》。
初三水平。
一定要带有真实感情
……你是要人代写作文吗……还要真实感情……建议你自己读多点书,然后想象一下自己身临其境,调动自己的感情,自己把它写出来虽然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要代写,但觉得不是好事算了,太啰嗦了,看看谁会帮你写这篇作文吧
为什么要读书
最直接的，让自己会识文断字、会做基本的算术题。
以后长大成人找工作什么的都有用吧如果自己不爱学习，完全可以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以后，自己不上学了出去找工作，那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学历和能力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比如建筑工人一类的。
不断的读书和学习考试，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人生层次，是自己有能力在更高的平台从事高素质高标准的工作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要生存，更要放飞灵魂。
而后者，和读书有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很多书以后，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全面提升。
到那时候，你还会愿意和小学一年级毕业甚至幼儿园毕业没毕业的人说句话吗
纯手打
胡适的简况及其著名诗篇?
胡适 （1891～1962） 学者，诗人。
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
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
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A.都德、G.de莫泊桑、挪威H.J.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
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
他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
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
《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作品赏析：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而诗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看得更远，所以才变幻出多少新奇的诗句。
梦和诗是相对独立的概念，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找不出任何关联，而在作者眼中，做诗和做梦却是相通的：我做我的诗，你做你的梦，只有投身其中，才能体会到乐趣。
诗和梦可以相互引用，却不能取而代之。
《梦与诗》分三节，都用韵。
第一节写“梦”的神奇的“变幻”能力，它可以将许多“平常”的“经验”和“影像”进行任意的变形，从而产生出种种神奇的梦境。
第二节与第一节对举，写“诗人”仿佛拥有“梦”一般神奇的能力，可以将许多平常的“情感”和“言语”“变幻”出美妙的诗句来。
读这节诗，笔者想到清人叶燮说的“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
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
”（叶燮《原诗》）所以诗人的工作就像做梦，带有天然的幻想色彩，只有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言平常人、平常话所不可言之理与事。
诗的第三节最妙，不仅对上面的意思进一步深化和进行形象化的概括，而且自身就以奇妙的诗句证明了诗人梦幻一般神奇的语言能力：“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两句可与古人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句对读。
人世的一切经验，只有局中人方知其中味，真是如鸭饮水，冷暖自知。
适之先生在这首诗的“自跋”中说：“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以反对一些不尊重经验，滥用语言的诗歌现象。
人所共知，适之先生曾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弟子，而实用主义与英国的经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首诗作为“诗的经验主义”颇有今日大行其道的“元诗”的味道。
所谓“元诗”即关于诗歌的诗，类于中国古代之“以诗论诗”。
该诗讨论梦与诗的关系，二者互为隐喻，显然涉及到诗的本质问题，所以是一首关于诗的诗。
同时，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界高高飘扬的“个人化写作”、“私人经验”的旗帜原来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新东西，适之先生早已“题诗在上头”：“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老鸦》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湖上》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简述周作人在理论上对新文学的三点贡献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
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
在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
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
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
周作人在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
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
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
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
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
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
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
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
他在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
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
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
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
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
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
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
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
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
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
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
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
如周作人在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
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
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
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
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
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
”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
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
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
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
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
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
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
、、、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
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
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
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
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
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
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
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
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
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
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
”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
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
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
“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
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
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
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
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
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
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
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
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
”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
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
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
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
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
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
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
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
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
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
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
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
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
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
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
”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
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
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
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
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
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
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
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
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
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
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
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
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
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
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
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
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
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
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
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
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
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
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
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
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
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
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
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
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
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
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
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
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
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
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
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
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
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
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
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
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
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
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
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
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
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
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
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