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读后感
近日读《曾国藩传》颇有感触，特别是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精神很是佩服，我觉得此种精神可用“呆子”哲学来形容。
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可谓书呆子。
此种精神我思之为当今中国少有之精神，因为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呆子，但是我认为只有先做呆子才能之后做聪明人。
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必须要聪明。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
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脑袋还必须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
乍一看，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实际上，它表现出一个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不同侧面，正所谓“呆子”哲学。
胡林翼在历史上是“同治中兴”三大名臣之一，为什么他却成为了“被忘却了的牛人”
有清一朝，有所谓“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段，后世盛传“同治中兴”以曾(国藩)、胡(林翼)、左(中棠）三人并称，言三人独支大厦、力挽狂澜，得以使满清王朝苟延残喘半个世纪，殊不知三大名臣的排名，本应是胡（林翼）不让曾（国藩），而高于左（宗棠）。
中兴之基实奠于湘军并起，概言之，湘军有四支，为罗泽南、王鑫的老湘军一支，曾国藩一支、胡林翼一支、左宗棠一支。
在与太平天国军的攻战之中，主力部队则为曾、胡二部的湘军。
当曾国藩率湘军东进之时，胡林翼将兵仅600，以知府之衔助其军中，但不日却扶摇直上，成为极具实权的湖北巡抚，而曾国藩却只是一在藉（挂名）侍郎（副部长），朝廷久不实授督抚大权。
待至老曾于鄱阳湖靖港兵败投水自杀、坐困江西之时，胡林翼已是湘军首领，以湖北巡抚之衔，领湘军精锐彭(玉麟)、杨(载福)水师、江忠源、塔齐布陆军，在湖北作战一年之久，且在湖北全境肃清太平军，第二次克服武汉，为湘军日后东进张本固源。
到曾图藩经年东进时，胡林翼一边参与军务．一边在湖北境内筹饷，而粮饷实为用兵之第一要务，众所周知。
当时曾国藩并无调配实权，湘军几万人的饷实赖胡林翼一手操持，故曾国藩曾上书皇帝说：“湖北薄区，养兵六万，月费四十万”；又言：“前敌诸军，求饷求援，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日夜都有人来要兵饷）。
”仅就此而言，就可称无胡，则湘军灭太平军不知延至何日，而曾国藩后来功名满天下，亦无所出处。
胡林冀为当时经世派大家，多学经世致用之学。
中兴三大名臣皆以兵起家，后世传有《曾胡治兵语录》，也是“曾胡”并称，但纵观湘军战史，正如清人王灿所言，“(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亲自指挥）则败（完全是战场毒药）”，身为湘军统帅，竟不能领兵上阵，也实怪哉
湘军东进，攻至金陵，战略上从始至终都要先夺取中上游要塞，方能顺江而下，攻取南京，但曾国藩于此战略不能顺势而动，一味对峙，行动实是呆滞。
古人言：兵者，诡道也，言其变化莫测。
如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内乱纷起，诸将不和，自相残杀，则湘军久峙必败，这是老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
在攻取南京的战略构想上，胡林冀曾提出选派湘军中智能之士到江浙一带任地方官员，自行招兵自筹饷，从几路围攻南京，仅就此计而论，于用兵之道胡林冀就高出曾国藩许多，而为后世广为效法的湘军看家本领“围城打援”（这一招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大显神威），也是胡林翼在第3次进攻武汉之时创建。
老胡于用兵之道钻研颇深，除传世的《曾胡治兵语录》外，尚有《读史兵赂》一书，专辑历代战略，指出“蜀失荆州而蹙（指三国用兵事），秦王得虎牢而窦王并擒（指李世民用兵事），宋伐燕反而汴京不守（北宋因此灭亡事），元争襄阳而鄂归掌握（指蒙元灭南宋事）”，皆由大处着眼,探究其得失。
胡林翼于用兵之道知之颇多，与其多战功而至巡抚有莫大关系，早在贵州当知府之时，20啷当岁的他便以“知兵善战”而扬名，及至统领湘军，始显其大能。
吏治方面，官场从来腐败者十居八九，清朝康熙晚年吏治败坏难治，待雍正继位，大刀阔斧加以治理，史上却落个“刻薄寡恩”的恶评。
及至乾隆，文治武功达到极盛，却不料后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吏治江河日下，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已是腐败到不可救药。
自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后，在湖北境内大加整治。
向来各衙门陋规，各局浮费，尽皆革除殆尽；州县征收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以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
各关卡委员，日有训，月有课，批答书函，娓娓千言，其功绩显著可见一斑。
因此撇开诗词文章，只就个人经世致用之才能而论，就当是胡、左并称，而曾侯在下。
中兴三大名臣中论修身律己之严、谋国之忠、道德修养之高，亦应首推胡林冀。
相传胡林翼年轻之时曾为两江总督陶澍的娇客，在江宁（南京）放荡不羁，游恋娼家，旁人以此事告知陶澍，陶澍却说胡林冀以后定会呕心沥血，助君辅国，让他现在安闲一些也不伤大雅，虽是稗官野史所载，林翼年轻时的放荡之情可窥，但身为两江总督的陶澍慧眼识才，不久胡林冀捐官实授，本可自由选择任地，不想胡林翼竟选择边远艰苦的贵州，以历练才气。
到任不久，便显示出其杰出的才能，此时始严以自律，乃至加入湘军，巡抚湖北，则道德修养突飞猛进，正如曾氏所言：“润公（胡林翼字润之）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大道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章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谓在其职，谋其事，官愈高律己愈严，胡林翼晚年于皖鄂之间治兵筹饷，日不暇给，但读书自课十分严格，每日与桂轩(姚挂轩，胡林翼慕僚，当时理学大家)会讲《论语》，从英山到太湖移军，冒风雪行200余里，日夜支帐为柢，燃烛席地而讲，这段时间他已带病在身（肺痨晚期），朋友劝他稍事休息，他却笑道，“是口不能食而犹能语言，耳亦有闻，岂以病而废学哉
”如此精神，实可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相媲美。
胡林翼与夫人信中，于道德一物阐发更是淋滴尽致：“此时心中无一毫私欲、室家之气。
家中田宅，守之足矣，再多则孽生而祸起，乱世之物凡可歆可羡者，皆拐骗轻狂之机也。
总之，（财物）多则施（舍）之，少则守之，不以外物之多少为喜忧，澹（淡）然相忘；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
”胡林翼此言正如范仲淹之“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内守于心，超然物外，洞察事物，深入毫微，修养几追圣贤，遂使曾国藩辈闻言，大叹不如。
从来整肃吏治最为棘手，牵连范围广阔，自己稍有不检点，就很难办，但胡林冀一手整顿，直至清廉；曾国藩亦曾设柜求人秘告，以治军治吏，没想不几日便自动撤走，据说是一令官怕被告发，其师爷出一主意，投书连篇累牍，数落曾某之隐私，皆中窍要，曾老儿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撤柜，此中可见曾之个人德行并不怎样，让人抓住的把柄很多。
胡林翼不但自己深重道统，而且教化人民，深得孔子之“仁”，孟子之“爱民”之道，曾氏有言：“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刻制入微，不可假借。
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处。
”又言：“润公功在天下，而以大变官场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把胡的吏治成绩摆在第一，可见推崇之重。
胡林翼虽以道德胜，却非不通世务之腐儒，在变通之际更是把握精微。
当时天下皆是督抚不和，唯湖北督抚同城，胡林冀以巡抚之职，为结好满人总督官文不致制肘，不惜以巡抚（省长）之身，降贵纡尊，亲率湖北省政府一众高官，为官文一宠妾（N奶）祝寿，可谓用心良苦。
胡氏对有才之士礼敬有加，建宝善堂，专供贤士居住，筑箴言书院，以劝后进，上结朝廷大员，下协前线将帅，同心—致，共同对敌，胡在一奏折中称：“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往往一言不合，辄成水火。
”清末将材以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心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称，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寄珍药以慰其用，湘军士气得以大盛，胡林翼实为有功之人。
胡林翼的经邦济世才能，连曾国藩都不得不写个“服”字，曾上奏清廷说，胡林翼“克复诸城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
”李鸿章初任江苏巡抚，曾国藩就叫他学习胡林翼的榜样，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曾国藩又叫他学习胡林翼的榜样，直至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也毕恭毕敬地前往胡林翼祠，向胡林翼遗像顶礼叩拜。
按：一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时胡林冀已病入膏肓，闻报，痛哭流涕，挣扎向北遥拜，然后吐血三升而逝。
胡林冀半生操劳，内修道德，外忧国事，修身直追圣贤、功业名随天下，古之所谓“内圣外王”在胡林冀身上可谓尽观矣。
世人但知老蒋生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却不知曾公谥“文正”，蒋公字“中正”，而胡林翼字“润芝”，亦字“润芝”。
事实上，无论从进阶之早、修身之严、带兵打仗和地方吏治诸方面，都是“曾不及胡”，何以生前身后胡的名气都不及曾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此有过一段精到的评价，他把胡林翼与江忠源、曾国藩进行比较，认为胡林翼“恢廓无外，日进其德，始犹英雄举动，继遂渐入道域，几几不可限量。
视国事为身事，视天下为一家，公而忘私，一人而已!”而江忠源则“烛照机先，其敏之快胜胡，而晚年名望益高，不免矜持，转有沾皮带出骨之处”，较胡林翼大为逊色。
至于曾国藩，赵烈文认为他“规矩准绳，尺寸不失，日在师旅之间，集大功，擒渠首，而始终不脱儒者气象，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其功至伟，不可与擒渠扫穴同日而语
” 以上最可注意的，是（曾国藩）“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其功至不可与擒渠扫穴同日而语”一句，表明曾国藩曾经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而把老胡的锋头给压了下去。
（待续）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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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生是指根据部队建设需要，依托地方普通高校招收和选拔培养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国防生毕业后，必须到部队工作。
在他们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之前，都要经过一年多的岗前任职培训，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国防生毕业后先到部队报到，随即到训练基地或教导大队进行为期两个月左右的集中训练，这一阶段，主要是入伍教育；集训结束后，再进入相应的军队院校进行一学年的专业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正式到部队任职。
本文结合我院国防生学员的培训及自身的实际，简要谈一谈国防生岗前教育的几点思考。
1.国防生学员的基本状况 1.1思想状况。
国防生毕业时，本科生一般都在22周岁，研究生年龄则更大，他们思想比较成熟，独立思考和分析鉴别能力较高，他们长时间在地方学校学习，受日益普及发展的大众传媒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都已初步形成了各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他们进入部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影响。
他们从崇尚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校园到纪律严明、严整统一的部队，反差很大，另外，部队的的现实与他们之前的想象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很大，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些人感到迷茫消沉，甚至有人以分配的工作单位在偏远地区、条件艰苦、单位不理想为由，违约退出部队。
1.2军事体能素质的状况。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意味着时刻准备着流血和牺牲，对身体有较高的要求。
国防生在地方高校学习期间，尽管各个学校开设了体育课，或给国防生另设了军事体育课，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平时也很少参加体育锻炼，都是以文化课程学习为主，尤其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繁重的课业学习上，因此，他们的身体素质没有得到普遍的提高，这给他们训练带来不少的麻烦，甚至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身体素质是军事素质的基础，身体素质不高，军事素质也不一定强，这是影响军事素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地方高校，利用早操、课余时间进行了军事基础的训练以及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部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但由于训练体制不够完善及训练时间不系统等原因，大多数国防生的军事素质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1.3文化知识状况。
进入院校培训时，主要是学习专业知识，由于国防生来自不同的学校，他们所学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而他们进入部队以后有些人要从事相同的专业方向，例如来我院培训的国防生学员，分别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等与空军签约的高校，他们所学的专业有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机械类、航空航天类等专业，而他们到部队后的岗位又是机务工作的不同专业方向，并且各个部队的飞机类型也不尽相同，这给他们岗前任职教育的专业培训带来不方便，这些问题都影响着岗前任职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2.思考与对策 根据国防生的基本状况，在不同的教育阶段，采用不同的教育侧重点，加强各方面的教育。
2.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国防生的情况，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入伍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面，主要在训练基地或教导大队进行。
一要坚持开展光荣传统教育，发挥现代传媒资源的作用，通过授课和看录相，形象直观地帮助国防生了解军队的历史和地位作用，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对部队的热爱，增强作为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要增加对国防知识的学习，帮助广大国防生增强国防意识，增强学好献身国防的自觉性，同时要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坚定他们献身国防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要注意挖掘国防生队伍中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带动和激励国防生学习成才，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院校培训阶段，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使国防生牢固树立献身国防的思想，确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有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具备爱国、爱军，时刻牢记军魂，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品质。
2.2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军事素质。
在训练基地或教导大队训练时，与思想政治教育并重的工作是加强国防生的军事体能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
但由于国防生的基础不一样，并且是刚从地方高校毕业，若一下子给他们施加过大的训练强度，一是他们吃不消，二则还影响他们的思想状况，因此，在这一阶段，对于他们的军事训练，强度要适当，只是为他们进入军事院校培训打基础，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渡性的训练，有人形象地称为“预训”。
在院校训练阶段，军事体能训练是一个重点，一般都安排有强化训练，但各个院校组织训练的方式没有统一，内容也不一样，各自为政，有的学校以义务兵的训练方式对国防生进行体能锻炼，有的学校训练长跑，还有的学校以组织野营拉练来增加国防生的体能。
尽管从体能考核达标结果来看，这些方法都能短时间内明显增强他们的体能，但未形成完善的训练体系，不能科学地增加训练效果，不能有效增加学员训练体能的自觉性。
在体能训练的同时，院校都进行了军事基础的训练，也都得一定的成效。
各个院校应针对国防生的特点，制定科学完善的体能训练体系，并结合军事训练体系，使国防生学员体能增加的同时，还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知识和技能，具备军人良好的气质和作风，初步掌握现代军事高技术知识，熟悉军事领导科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具备军人应有的军事素质和身体素质。
2.3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
专业知识培训是军校院校国防生教育的工作重点。
国防生学员来自不同的学校、所学为不同的专业及以后从事的专业方向不同，给院校专业知识的培训带来一定的难度。
专业知识的培训是为使他们适应岗位要求的任职教育，首先要在明确国防生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规格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国防生学员人才培养方案。
其次在考虑学员在地方高校所学的专业基础上，按职业岗位的要求设置培训专业，尽量设置专业范围较窄、知识能力结构单一、上手快、技术专深的专业口径，增强专业的针对性。
再次在课程选择上，要以岗位关键任职能力所需的知识、经验为主要内容，按任职需求来选择和组合知识，注重课程的系统整合，强调课程的指向性、实用性、时效性，建立适应国防生学员特点和要求的课程体系。
最后，要在保持课程体系相对稳定的基础下，选取贴近部队实际，贴近装备实际的教学内容，并不断加强新理论、新技术、新装备等前沿知识内容的及时填充，做到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滚动发展，随时都与部队实际紧密相连。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取，使国防生学员在院校专业知识的培训过程中，掌握任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能满足岗位的需要，从而达到任职培训的目的。
曾国藩怎样识鲍超之勇的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历史人物的读书笔记
夜半想到《曾国藩》一书的若干问题，遂起床开空调，挑灯夜战。
【文摘】 清朝于军队的管理至严。
凡须用兵，由朝廷供兵供饷粮，战役结束，将领功过赏罚完毕，便将军队交回政府。
但当太平天国乱起时，朝廷的八旗、绿营兵已腐败透顶，无兵可调；又兼以次第而来的赔款条约，也无饷粮可调，才由着曾国藩以湘兵起家，几乎养为家私而朝廷竟调不动其一兵一卒，后攻克金陵，湘兵的威势于斯盛矣。
可惜罗泽南早亡，曾国荃一介武夫，曾国藩又以骨肉之情，听之任之，于军队纪律丝毫不加整束，于金陵城中无恶不作。
每尝读到此类史事，总不禁叹“杀中国人最多，实则是中国人自己”。
湘勇初创时，以金钱作饵，许以城破纵掠三日，以此来维系湘勇的士气，从当时朝廷对他们不闻不问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的举措，却也因此将辛苦所募的朴实农民，驯成道德尽失的野兽，以纪律换战斗力，只是短期内的红利，长此以往，则必然导致湘军战斗力的丧失，走上与八旗与绿营相似的老路。
后世将湘军捧得甚高，实在于捧曾国藩捧得甚高。
1894年，湘军在牛庄与日军死战，全军覆没，至此湘军告别历史舞台。
或以为其亡于日军，或以其亡于清廷，实则当年金陵城破之日，即是湘军灭亡之始。
只能以金钱拢络，而不能以纪律整束，缺乏一以贯之的信仰，任何强盛的部队，都只能于历史上昙花一现。
湘军如此，国军亦然。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劳苦大众的理想天堂，曾经在中国掀起过滔天巨浪。
因此曾国藩剿平天国，为颇多人诟骂。
但站在任何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凡遇有造反的，绝无乖乖就此下台的道理，此事古今中外必然。
发兵围剿，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如果一个政府只懂“剿”而不谙于“抚”，那么这个政府的“剿”，不仅无法延续其统治，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何为“抚”呢
就是在平乱之后的总结。
乱由何起
如何正本清源
政府有“剿”的权利，也有“改”的义务。
以为一剿而天下太平，不知悔改如晚清者，虽然躲过了太平天国，却逃不过辛亥革命，其历史结局，就只有在国人轻视与仇视的目光中，黯然下台了。
近日有杂志作了一期有关“曾氏家族”的专题，曾氏后人颇为兴旺，名流也多。
但未想历史的曾国藩与曾国荃，却曾杀过那么多人。
中国人说“杀降不祥”，在曾氏身上，倒是异数。
以曾国藩自述，所谓“乱世用重法”，似乎“杀”，也实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最起码当初的另一杰出人物胡林翼，也有和曾氏相同的看法，世人称作“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还记得那期杂志上曾氏后人提到过曾国藩的一句家训——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想来嗜杀的曾家兄弟，有如此兴旺辉煌的家族后代，功夫全在这一句话上吧。
哪一对今日怒目相视的夫妻，会回忆婚礼宴上，情意绵绵、两两相望的男女
有哪些痛斥儿女不孝的父母，去回味婴儿床边，满心欢喜、憧憬幸福的自己
幸福的开始，只是开始。
如果你的人生不能如电视剧般在此刻顺利结局，那么请谨慎小心些吧。
【文摘】 在稀里糊涂地将《胡雪岩》读完后，感觉胡老爷神乎其神，命好的不得了。
俗话“经商就读胡雪岩，为官就读曾国藩”。
唐浩明先生所著的《曾国藩》，相比之下，倒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
故事从曾国藩丧母回家奔丧开始。
此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战事已经波及到了长沙。
而曾经能征善战的绿营、八旗兵已经腐朽不堪。
当地的官员十分恐慌，为了打持久战，参考先前镇压白莲教的方法，准备在地方办团练。
长沙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了一番。
小设计谋请出了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曾国藩一介书生，至此开始募湘勇、办团练，创建水师，建奇功伟业…… 直行转而迂回 曾国藩虽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悍的性格。
在我的固有观念中，特别佩服湖南人，湖南人能吃辣的，所以感觉脾气刚烈，争强斗狠。
毛主席就是一个不怕打仗的领导人。
在清末的时候，湖南出了一个叫黄兴的辛亥革命起义领袖。
大清的那些官员们都无奈了：怎么又是一个湖南人
曾国藩一上任就显示了令人叹服的铁腕，为了大清朝的安定用残酷的手段去镇压起义者，被人们称为“曾剃头”。
正是如此，地方上的绅士官僚十分看不惯这位湘勇统帅的残酷手段，有辱孔孟之道。
另一方面，曾国藩本人也心怀高远，处处不让，以至于处处掣肘，步履维艰。
在前期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几次险些丧命。
直到曾国藩父亲病逝，他再次回乡守丧。
此时的境遇坏到了顶点。
那些曾经的忍辱负重、勾心斗角一股脑儿的反上来，嘲笑、责难、使曾国藩忧心忡忡，脾气变得焦虑和暴躁，整个人都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
曾国藩日益消沉，在这时，当年设计谋劝曾国藩出山的道人又出现，点了曾国藩一记药方——老庄之道。
曾国藩回想着过去的种种磨难，似乎一下子贯穿了起来，找出了答案，突然心胸开广。
再次出山，已经大改以前为人处事作法，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次他胸有成竹，不畏妄馋，一一打通关节，在官场上自上而下，在湘军里自上而下，这次才是真正的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
为什么呢，原来世人不畏“理”，而讲“礼”，礼贤下士，礼尚往来，说白了就是要给足面子。
官员因为彼此的呵护而不断财路，士兵也不是因为要保家卫国而去玩命，都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发达，光宗耀祖。
这套行事准则，也就成了曾国藩能够保身安命的不二法则。
人生的选择 在曾国藩声望日隆之时，身边的许多亲近之人都明示暗示他自立为王，像当年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
曾国藩并非不心动，但因为性格使然，既为君子便不能落下一个不忠君的骂名。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小心翼翼，这也不奇怪，官做的越大越要小心翼翼。
正如他自己所说：“敬以持躬，恕以待人。
敬则小心翼翼，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待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 曾国藩一介书生，为什么能够凭借征战太平天国的的功绩而封侯拜相。
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自己一介书生，不能带兵打仗，感概自己没有王阳明的一样能够挂帅立功，而且每逢大战，只要有他在场，就是败仗，而他不在场，必然大捷。
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一旦有大的军事行动，他就不出现在现场。
但是曾国藩会识人，手下将领个个是能才，并且忠贞不二。
当然，能让一大批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肯定要个人的人格魅力，还有那套行事准则。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曾国藩手握兵权，盘踞东南，朝廷如何能安心
还有各方面的势力，或是怂恿，或是谗言，开始了一场博弈。
曾国藩是一枚大的砝码，他在哪边，哪边便占据有利的优势。
无论在辛酉政变，还是垂帘听政，曾国藩都奉献一个“贵柔守雌”的原则，自己消减自己的力量，而不参与这些纷争，因为参与这些纷争是高回报，但也是高风险。
虽然世人看来，他有九成的胜算（那一成在天），但他永远觉得实际不成熟。
曾国藩在重大的抉择上，智慧地选择了第三条路。
成圣化道能有几多
以洪杨为主，从广西出来的起义军，辗转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与摇摇欲坠清朝对峙。
但是最终是却夭折，是清廷的军事力量庞大嘛
正如曾国藩自己的感概，剿灭太平天国哪是他的功劳，是太平天国气数已尽。
开始的愤青洪秀全，建都之后就不思进取，贪图荣华富贵。
而绝顶聪明的杨秀清也虎视眈眈。
从军事上讲，不再继续北伐，就意味着没有坚持推翻清政府的决心，而最要命的是自己的窝里反。
杨秀清逼洪秀全册封，洪指使韦昌辉屠杀了杨秀清家兵两万多人，一时间天京血流成河，许多被诱骗的士兵手无寸铁，被屠杀掉。
这个宣传众生平等的天国，怎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再愚昧的百姓也能懂得其中的虚假。
太平天国里面除了王可以三妻四妾，其他的士兵都要男女分开，在一起就是犯罪，这违背人欲的规定，也见证了宣扬平等的伪装。
从兢兢业业到滋生腐朽是一个过程，大清朝是这样，湘军是这样，太平天国也这样。
只不过有是压抑的过久，就如塑料袋包裹着一样，臭得越快。
好一个门生 在曾国藩的众多门人中，唯有李鸿章让曾国藩格外赏识，后来李鸿章自领淮军，在上海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
李鸿章显然具备了曾国藩所不具备的素质。
李鸿章不惧人言，坚决不裁自己的淮军，正所谓“英雄不自剪羽翼”。
李鸿章手段凌厉，其“杀降”的行径不比“曾剃头”的名号差。
梁启超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 李鸿章说道：圆通者为利也，变达者为名也，弱者扫舍人之门，强者滕公车之章，不外此二字而已。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李鸿章绝不像曾国藩一样，如一个老学究一般，他更加实际，手下肯卖命，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人又圆滑，不得罪人。
这点确实要比曾国藩强，也比曾国藩少走弯路。
能有几人如此 在中学的历史书上听说过左宗棠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是一个神人。
四十多岁，没过几年便封侯拜相。
书中描述的左宗棠智谋过人，在四十岁之前并未出仕，是一个乡野村夫，后来赶上长沙被围，左宗棠被请出来当师爷，显示了其军事才能。
左宗棠这个人恃才傲物，但又确实才高八斗，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代，大清的江山要仰仗这位左大人。
左宗棠相对于曾国藩来说，更有魄力，更具野心，只是为人太过于张狂，让小人又怕又恨。
只是在乱世之中，才能成就一番作为。
后来左宗棠自领楚军，成为了晚清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人生如下棋，越到后来越谨慎 道学都是假，如果是真就成了傻。
曾国藩如此有原则，也得罪了很多人。
如果坚持如此有原则，恐怕没被太平天国打败，反叫大清朝官员的勾心斗角而整死。
曾国藩也有私心，特别是对其九弟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曾国荃能够成为进入南京的第一人。
这可是一个光宗耀祖的天大荣誉，于是曾国藩将最好的硬件都给了曾国荃。
曾国荃虽然也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似乎他就是上天注定的攻克南京那个人。
在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大功之后，曾国荃并没有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最后还是守着掠夺来的财富回到了故里。
曾国藩在剿捻失利之后被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人小心翼翼，也肯定对圣意能把握得几分。
后来在天津发生了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
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件事，因为考虑到英法各国联合施压，避免再起战事，只能让步赔款。
这种“忍”的策略，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有失尊严，有失大清国的颜面。
在这件事上，这位一向被人敬仰的湘籍官员甚至被同乡后生所不齿。
当时，在京城中有处是这位曾大人题写的对联，被湘籍门生摘下来砸烂了。
与之相比的，在此案中受惩罚的几个静海当地官员，反而成了青天大老爷。
怎奈曾国藩的一番苦心，为了避免战争、为了维护飘零欲坠的满清统治，为了天平天国之后能过几年消停日子，为了避免再起兵戈，百姓蒙难…… 委屈向世人谁诉，后悔也无计可施。
故事中的故事 “刺马案”是满清四大奇案之一。
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被迎面上来的张汶祥一刀刺中，流血身亡。
杀人者张汶祥却不慌不忙，束手就擒。
一个大清朝的一品大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真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
慈禧太后坐在帘子后面，问道：这件事岂不是很奇怪吗
曾国藩诚惶诚恐的回答：确实很奇怪。
慈禧表示马新贻办事很好，然后让曾国藩去办理这件事。
自从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曾国藩的威望日益高涨，而曾的手下，尤其是那位曾家九爷（曾国荃）一直怂恿曾国藩“黄袍加身”。
曾国藩这个人胆量不行，而且是典型的孔孟之道的读书人，对皇帝尽忠，是最大的事情，他的一行一言都以此为准则，让别人不能抓到一点把柄。
当然，这是“面儿”上的事，其心中是否有“取而代之”的心就不得而知了。
朝廷里高坐的两宫太后，其实也心里很清楚。
曾国藩的声望日隆，湘军又能征善战，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坐了一直猛虎，朝廷着实寝食难安。
朝廷一再明示暗示曾国藩“裁兵”，而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以做出了要挟的姿态。
曾国藩还是硬着头皮裁了湘军，“英雄自剪了羽翼”。
曾国藩最有实力的时刻结束了。
太平军的残部和捻军会合，终于打败了羽翼不如先前的曾国藩，取得代之的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朝廷始终不放心将曾国藩放在离朝廷那么远的地方，让他任了直隶总督，而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一个马新贻怎能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决定，不公平的决定就意味着有人不满，而且江宁是湘军的江宁，湘军盘踞多年，岂容一个外人来享受这胜利果实
世人说“天下无湘不成军”，湘军能征善战，敢玩命。
为什么玩命
肯定不是为了保卫大清的江山。
人为财死嘛，正是湘军将领纵容士兵烧杀抢夺，士兵才那么卖力。
天国被攻陷的时候，举天下之人都对里面的金山银山而垂涎。
但曾国藩却报了一个“一把火都烧光了”。
谁也不会相信
既然他曾国藩已经裁兵，就不再是个大的威胁。
于是慈禧召见了马新贻，对曾国藩来了个调虎离山。
马新贻给慈禧办事去了，事情办得快有眉目的时候，被人杀死了。
无凭无据，不可以怀疑任何人。
慈禧也不例外，如果真是有人谋划暗杀两江总督，那这个人也定不是善类…… 曾国藩刚处理完“天津教案”，被慈禧派去处理“刺马案”。
“刺马案”一发生，就立即成了老百姓的谈资，甚至书场都有了关于刺马案的评书。
现在看来，百姓们所讲得都是江湖故事。
流传最广的就这样：马新贻有两个义结金兰的兄弟，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张汶祥。
马新贻在这两个兄弟的帮助下屡建战功，后来因为贪婪曹二虎的美妻，而杀曹二虎夺其妻子。
张汶祥苦练武艺而为曹二虎报仇。
如今看来这绝对是一个有预谋的刺杀行动，舆论的导向就早已经设置好，掩人耳目，而让人忽略了真相。
在许多资料中，说张汶祥是捻军，捻军杀清朝大员也是顺理成章。
但《曾国藩》一书中写道张汶祥先前正是湘军
这种情况下，事态更为复杂。
特别是广为流传的张汶祥杀夺人妻的马新贻，即使如此有辱大清一品大员的声誉，但还是广为流传了，难道真相比这个更可怕
《曾国藩》感觉是读一部战争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行军打仗，整个连贯起来，你会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在乱世之中，不仅安身立命，并且成就伟业。
【文摘】 读《雍正皇帝》，从中受益很多，做人、做事，为人、处事。
虽然一直以来都不喜欢雍正这大清国的第五位皇帝，觉得他攻于心计，过于阴险，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同时又相当敬重他当皇帝后，改革积弊，加强集权，巩固边疆的一系列改革活动。
的确，雍正帝，善于用人，勤于治政并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虽然不及康熙与乾隆与生俱来的天赋，但大清国十几位皇帝中他算得上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
康熙去世前的几年由于广施仁政，导致国库亏空，贪污腐败严重，加上天灾人祸，此时的国家早已外强中干，可以说，没有雍正继位后的励精图治，也就没有了日后大清国的“康乾盛世”。
这样的一位皇帝，我该如何评价
看过很多对雍正的评论，和预想中一样，褒贬不一，的确，对于他的皇位继承有太多的悬念，对于他继位前的半生有诸多说法。
究竟历史是怎样的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比起说他谋权篡位，篡改圣旨，我更愿意相信是康熙爷因喜爱弘历而爱屋及乌，将皇权传位于他。
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皇位传于何人，而是整个江山社稷，要高瞻远瞩看到以后。
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在储君之战中他与众皇子一起角逐，最终获得胜利。
他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看书中对他前半生的描写，他的母亲是宫中贵妃的随身丫鬟，虽因生下了胤禛而母以子贵，但在这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后宫，胤禛一出生就被抱离母亲身边，而他太过卑微的出身，也使得他从小性格孤僻内向，不善言谈，也使得他与生母关系过于僵硬，孤立无缘的在宫中长大。
成年后，满怀抱负的他虽然处处章显才华，却始终不被康熙正视。
不知道康熙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四皇子的，他虽口口声称希望家庭和睦，兄弟间相互友爱，却在对待每个儿子的态度与方式上各显不同：对老大的刻薄，对老二的纵容，对老八的不温不热，对十四的喜爱。
尽管之子莫若父，康熙却始终没有明确的让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在这个家的位子，以至于大家处心积虑的明争暗斗。
也许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不是身处那个位置，谁也不会明白当时的胤禛，究竟他的刻苦与努力换来的是康熙的称赞还是白眼。
记得曾经与同宿舍的姐妹谈论过康熙的这几个儿子，那时候也是看过一本以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为背景的小说，当时我们几个有喜欢四爷的，有喜欢八爷的，更有十四爷的。
那时候我似乎更希望八阿哥胤禩能继承大位，他为人和善，又知书达礼，对于胤禛更多的感觉就是冷。
当看过《雍正皇帝》才明白，“和所有人都能相处得很好之人和谁都不能相处得很好，因为他取悦于任何人，和谁都不会深交，也就没有真的朋友，关键时刻谁都不会帮助他，这种人最危险。
”这是邬思道对尚未继位的雍正说的话，告诫他不要过分在意八阿哥胤禩，与此同时不要过分轻信年羹尧。
不知道是不是后人写古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崇敬，还是知道了结果推断过程时不自觉地夹杂了对结果的肯定，怎样都好，只是如果真能看到与人交心的这一层面，邬思道也的确过人。
如果他说的是真理，那么八爷这个人也就不具备继承大统的素质，那么康熙自然也会看到这一层面，不传位于他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对十四阿哥胤禵呢
康熙一直以来对这个儿子都喜爱有佳，他对于军事管理的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推崇“马背上打天下”的康熙，胤禵这一才能当仁不让。
那为何在康熙最后几年要派他远征，而没有留在宫中传位于他
也许是因为所有人对于这点的想不通，无从考证，便有了后来雍正夺宫将遗诏“十四子”改为“于四子”之说。
的确，雍正城府很深，心计算尽，却也相当知人善任，这也成就了日后。
不知道康熙是不是看到了他身上的这些优缺点，然后委以重任
当然，我希望如此，毕竟在选用人才方面，雍正慧眼识人，比胤禵要强上许多。
治理一个国家，才华不可或缺，要执政有道，治理有方，更要用人得当。
雍正也许算不得千里马，他没有千里马无限量的潜力，但起码算一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由此看来，康熙选他做接班人也不无道理，尤其是他在临终前传位弘历，成就日后的“康乾盛世”。
读曾国藩传有感
昨天刚刚读完《曾国藩》最后一部《黑雨》，看完后内心澎湃，陷入长思。
大三时利用闲暇时间读完了《张之洞》，在看的过程中觉得行文古朴，意境幽远，并带有一种严谨的纪实风格，很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有点看报纸的意味。
而且文中无时不流露出一种“经世致用”的意味。
谭嗣同、桑治平、张之洞……尽管我个人认为张之洞的办事才能不如桑治平，张之洞更像一个书生，一个学者。
读完《张之洞》后就开始看《曾国藩》。
《血祭》卷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残忍刻毒，昏庸愚昧但又极有魄力的书生曾国藩，也看到了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两相对比，前者是个天资中庸的老实人，后者是个胸襟博大而且极有军事天赋的英雄。
《野焚》中曾国藩的境界就开始提升了。
罢官后遇到丑道人，并向丑道人求解病之道。
丑道人的论道核心是老子的“柔”，在劝曾国藩消除戾气、去除专横的同时，也消除了曾国藩的心病，以至于后来曾国藩的做人境界得到了质的飞升，在办事方面也进步了一点。
但还是不能和左宗棠、石达开、李秀成这类人比军事才能。
毕竟，老曾的本质是个书生。
本卷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进行到了白刃化的程度。
对两军战争的描写虽说在细节上不够具体，但把那种冷冰冰的战争氛围写的很到位——好像回到了远古时代，人与人之间那种为争夺财富、生存而只剩下兽性厮杀
只有不断地厮杀
杀
杀
杀
看得人血脉膨胀
除了杀、夺以外，没有任何人性。
这也是曾国荃做人核心思想。
对，本卷中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就是曾九爷。
曾国藩和曾国荃这两人，长的很像，名字也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人的思想却大有不同。
在对太平天国取得极为艰难的胜利后，曾国荃放任手下不顾一切拼命烧杀掠夺，没有其他，只有财富
财富才是一切
财富才是王道
老子一生拼了老命也要荣华富贵
手下们也通过卖命后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才是硬道理，这才是王道
所以曾国荃赢了
尽管这其中有很多运气，但如果是曾国藩带兵的话，估计士兵不会那么凶狠
也估计会取得失败。
在战场上，只有财富能激发出人的兽性
曾国荃想到了这一点。
当然曾国藩不是没想到，只是，他是君子，他要忠君报国，他要纪律严明，他也绝不会放任手下去做人畜不如的事
后来看到这里我看不下去了，陷入长思。
因为我发现像曾国藩的这种勤俭克己等等崇高美德在当今社会几乎绝迹了，在如今一切都围绕利益的现代人眼里，估计只有“原始人”才会这样去做。
同时我也发现，曾国荃的“利己”思想，极为贴近现代人的心里，也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能深深的引发共鸣。
尤其是那些在公司里排兵布阵冲锋陷阵又有头脑的总经理。
这社会谁还讲道理啊，谁讲谁是傻逼。
最终卷是《黑雨》，在这一卷里，老曾更加小心翼翼，九爷依旧挥金如土。
当然没有他大哥估计他脑袋早搬家了。
这一卷里涉及了更多的政治斗争，比如津案、马案。
我也从中见识到了老曾的文采，更多的是他的官场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虚伪心机，这些放到当代官场依旧适用。
他的官场智慧确实完爆左宗棠，左宗棠就像一个情商低下的弱智，除了打仗啥也不会。
最后老曾在一个黑雨飘落、凄惨凋零的夜晚离开了人世，也离开了即将灭亡的大清帝国。
不得不说，我也曾以为唐浩明写的很多是真的，后来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才发现真实度仅有15%左右。
妈的，被老唐给忽悠了。
不过老唐写的那种感觉确实蛮真，不像二月河给人一种很强的戏剧意味。
二月河写的《雍正皇帝》我看了两卷，正在看最后一卷，里面涉及到了法术、武功，有时我觉得像在看武侠。
当然，他写的也有文采，而且更具有阅读性。
只是，我在二月河的书中往往只看到一个人好的一面，看不到他不好的一面。
而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张之洞等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陷。
要么虚伪，要么贪财，要么早逝，要么目光短浅，缺乏变通。
这就是他的作品给人真实的原因。
虽然唐浩明写的也是戏说，但是小说往往也是另一种真实。
它的情感，它的潜台词，比历史富有更深的含义，也能给人更多启示。
这是我的博客里唯一一篇博文，有兴趣可以去看下，我也看了很长时间唐浩明的书。
新浪博客，紫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