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读后感2000字左右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洪秀全的崇拜者。
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
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
“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民国学者可以说是十分分歧，罗尔纲和简又文等人正面评价太平天国对后世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但郭廷以等史家却抨击太平军领导人的残暴反动本质。
例如胡适看到罗尔纲写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史纲》后，愤愤然指责书上“专门表扬太平天国”为不当。
照他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
近来，虽然中国大陆官方教科书上依旧正面评价太平天国为主，但是近年来夏春涛等现代大陆学者开始负面评价太平天国，批评太平天国欺骗、落后、残暴。
批评强调太平天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性，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是典型的邪教叛乱。
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导致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
”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读后感2000字
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
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
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
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
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
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
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
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
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
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
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
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
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
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
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
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
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
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
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革命路线转换到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
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
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
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
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
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
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
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
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
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
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
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
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
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周易》读后感1500字
拜上帝会百科名片 拜上帝会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目录简介亦称历史道光十六年《劝世良言》中国味洪秀全1837年弃旧从新罗孝全圣经原道觉世训简介 亦称 历史 道光十六年 《劝世良言》 中国味 洪秀全 1837年 弃旧从新 罗孝全 圣经原道觉世训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
其后 拜上帝会他便自称上帝次子，称耶稣为天兄，并将此作为组织管理农民起义队伍的手段。
拜上帝会虽曾得益于基督教，但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大相径庭。
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形式，以会员为基本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
编辑本段亦称 “拜上帝教”或“太平基督教”。
拜上帝会的首领是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前身。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曾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
他第四次科举考试落第後，创立「拜上帝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立信徒。
当时广西地瘠民贫，连年灾荒，饥民处处，「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
公元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参与的信徒约一万人。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
编辑本段历史道光十六年 （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
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
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
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
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
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 ，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
”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 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
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
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中国味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
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洪秀全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
洪秀全出身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
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
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 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
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
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
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
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
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弃旧从新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
“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
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罗孝全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
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圣经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
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
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
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编辑本段原道觉世训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
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
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
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
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
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
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
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
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
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读洪秀全演义有感
本书是我国近代小说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是继史学著作《太平天国战史》以后，第一部热情歌颂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
作者把太平天国革命这一实绪纷繁、人物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概括和剪裁，塑造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艺术的笔触，描绘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壮大、衰亡的过程。
小说虽以刻画太平天国的历史、人物为主，但写与之对立的清廷，除对所谓“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有皮里阳秋的嘲讽和贬斥外，一般都比较客观，并无丑化，不失为历史演义中的上乘之作，故自1908年单行本问世以来，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