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感应篇是本什么样的书
《太上篇》本为道教经典，其内要是劝人遵守道德规范刻止恶修善，自利利他书特别强调因果法则，主张人们应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因地上狠下功夫，以求善果，从而把握和改造自己的命运。
这些主张，都与佛教的教义有相通之处。
因此，不仅对于信奉道教的人来说，《太上感应篇》是一部重要的典籍，对于佛教徒来说，这部书也有较高的价值。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家谱国际）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祠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
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
因此，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探讨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一、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一）教化功能：是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昭示道德情感、伦理法治和文明教化。
祠堂建筑，一般强调伦理道德、儒家耕读为本、亲仁孝悌、科举功名，人丁兴旺之理念，其形制、雕刻、绘画内容大多以此为主题。
从平面布置看，祠堂采取建立中轴线，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这充分显示出父子、君臣伦理教化的特征。
其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制，把“四水归堂”的文化概念，融入到祠堂的二进间、三进间的建筑模式。
祭祀是族众间的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仪式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众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
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薄恶，教育族人。
如“叙伦堂”，“叙，次弟也；伦，辈也”叙伦，就是对后人进行 “明伦倡序”、“知书达礼”的教化。
堂联，就是祠堂里的对联，其主要以训勉后人，激励后人向上、不断进取为内容。
堂号、堂联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它不仅具有向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还具有“敦促后代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培养好下一代”的教化功能。
族谱记载着一个宗族的源流、始祖的功绩、辗转的迁徙过程和他们族支的世系承传与繁衍。
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族规民约以伦理纲常之道，制定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如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分”的规定，关于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等规定，充分反映了族规民约对族众的教化功能。
当然，祠堂文化教化功能最直接体现在：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集中在这里上学，让祠堂变为传授知识的课堂。
(二)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
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因祠堂文化中的精神与国家儒家文化思想相一。
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广大地处偏僻的农村是封建行政权力的“盲区”，法律推行的“空白区”。
为了更好地管理，统治阶级也默认了祠堂作为封建法庭的存在，代为执行国家意志。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司法机构。
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务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
在根据族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族规，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
在此，祠堂便充当着如今“法庭”的角色，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是村落的法庭，那么祠规民约便是“法律”。
祠规民约是族众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将一些宗族观念和习俗，如仪式、禁忌、族规、习惯、良俗等，逐步固定为族条祠规祖训，成为家族、村落或社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其内容广阔，包括职业、婚姻、伦理、交友、娱乐等；其形式多样，有禁忌、族条、祠规、家训、禁碑、风俗。
在祠规中，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如妇女不得随意入，族人修建居室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
但更多的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严禁行窃、嫖娼、赌博、狼狈为奸、仵逆尊长等有违家族道德的行为等，对违反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迁善。
当在祠堂审判犯法的族人时，族众都要去旁听，借此引以为鉴。
虽然．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健全，这种族规的作用已经有些弱化，但毕竟还是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道德规范的作用。
(三)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一盖就是数百载，族谱一修就是几千年，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祠堂文化是华夏各民族带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的标志，一条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穿越时空的桥梁。
祠堂供奉先祖，是祭祖先的场所。
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很多家族不但有族祠(宗祠、总祠)，支祠(房祠、分祠)，而且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甚至有跨国的宗祠。
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
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
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
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韧带。
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族谱是宗族用来记载本族源流、世系发展、族规家法，族产族田等情况的簿籍，是维系封建宗族制度的精神上的纽带，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远近、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径之一。
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人心。
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族谱，承载着义无反顾的民族凝聚力。
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竭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
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
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救济、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
祠堂这一执法场所一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
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间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
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
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
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
凡是婚丧寿喜，一般都有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宴席，设宴就餐，酒、菜非常丰盛。
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
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
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
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
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综上所述，祠堂文化在历史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直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
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
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
祠堂文化也被赋于了新的内涵。
二、祠堂文化的现实意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整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内容中的糟粕，如何发掘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重要的任务。
（一）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祠堂这个特殊“载体”，充分利用祠堂资源，挖掘祠堂文化积淀和传统道德积淀，把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农村，群众对姓氏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为强烈，许多祠堂都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其成员作为祠堂活动的“掌舵人”，为灌输新鲜血液、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身体力行、不辞奔波，对社会安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
不少村两委也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
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如设立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先进文化七室一栏，即计生电教室、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活动陈列室、功德榜室、计生戏曲宣传排练室、计生宣传栏。
不少祠堂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样榜、寿星榜等五榜，评选表彰各类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可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
通过大量的报道、图片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
其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
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
当今中国祠堂兴建的原因（1）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地增长了。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
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
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
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
“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
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
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文化资本——兴建祠堂的突出角色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
主张祠堂的兴建，有三类人在起核心作用：一类是村干部、一类是富裕人、一类是退休干部和教师。
这三类人是祠堂修建理事组成人员，在修建祠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4）心理场域——祠堂的心理动态村落中的祠堂就是一个具有“正价”的点场。
村落的整个心理场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层层扩展的，这种具有“正价”的引力场不仅使宗祠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如各种祭祀、议事、喜庆等村中大事均在祠堂里进行，而且使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精神文化中心。
田北村村落组织按血缘关系以祭祖尊先的场所——宗祠堂（敦本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全村按血缘关系派生出三个支系，各支系都有一定的空间且有各自的支祠堂——叙伦堂、奎观堂、菊记堂。
（5）政治真空——兴建祠堂的政治氛围我国在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建制，这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设立，实行村民自治，农民在各个方面有自主权。
当地政府对农村修建祠堂的做法“不闻不问”，这为祠堂的兴建和宗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真空。
另外，国家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契机。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也有这样的因素。
2. 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1） 堂号堂联祠联、堂号，是祠堂文化的典型产物，反映祠堂教育功能。
堂联、堂号的立足点则是从训勉后人的角度出发，告诫子孙珍惜家族声望，努力进取，不要辱没了列祖列宗。
（2） 仪式活动祠堂为祭祖的圣地，通过繁琐而又严肃的祭典，使族人受到孝悌人伦的教育和训练。
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3） 族谱族谱是教科书，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宗谱家谱的修订，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
族谱不仅是对宗族历史时间的叙述，而且要通过其严格的入谱规则和谱式图序确定宗族成员的界限和等级，表明宗族成员的血缘和身份组织关系，同时通过族规族训完成对宗族成员的道德教化和管理。
（4） 祠规民约族规是宗族权力的具体体现，具有劝谕和强制的作用。
由于祠规禁止族人有违犯社会公德的行为，加强了家庭道德和行为的纯洁性，起到了劝善扬德的效果。
家法族规规定遵纪守法、尊长敬老、自尊自爱、孝顺父母、教育子孙、和睦相处、重家庭、讲信义、保护公有族产、强调责任义务、重视血缘亲情与血族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目前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
现代各宗族组织的家法族规，虽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规定对其族人实施各种惩罚，但在注重教育感化的基础上，普遍强调以惩代罚，各种经济制裁、名誉罚还是存在的，如训斥、赔礼道歉、罚款、记过等，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现行立法中惩罚体系的内容，对我国现行法律加以补充。
3. 祠堂教化功能的体现（1） 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培养以宗祠为中心在本宗族人中开展的纵向活动，主要是祭祖；以宗祠为基本单位与远宗开展的横向活动，主要是联宗。
这些祭祖和联宗活动，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宗祠每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都会强化宗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心理，并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输到下一代。
尤其是宗祠开展的横向联宗活动，其着力证明公祖、校正班辈、再立祖碑，这都是对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有力刺激。
（2）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祠堂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功能。
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通过祠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
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梯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另外，通过祠堂的祠规、族规的制定和族规的执行宣传封建礼法，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很多家族成员改邪归正，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族中每位成员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3） 文化传递与选择礼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
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向后一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号堂联尤为明显。
（4） 道德法治的教化祠堂是‘祖宗神灵所依’的地方，这里有祖先对子孙的审视，族长在这里代祖宗立言，对犯错子孙进行惩罚，同时也对其他子孙有警示告诫的作用。
祠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对社会越轨行为起控制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一种“规训和惩罚”的空间。
急寻好的《弟子规》读后感
中国古代礼法制度对孝的维护和对不孝的惩罚，使人们趋向孝。
中华法系独特的以礼入法的特点，早在夏代就露端倪。
“不孝”是夏朝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较固定的罪名。
在西周，“礼”是法律的灵魂和精髓，贯穿于立法、司法的活动中；而“亲亲、尊尊”又是礼的原则；孝又是亲亲的精髓。
孔子推崇西周的礼法传统，强调孝和礼的相辅相成。
此后，孝都一直得到了国家礼法的维护。
在北齐，有“重罪十条”，第五条是“恶逆”，第八条就是“不孝”。
犯了这“不孝”罪的，就是王公大臣也得不到宽恕。
隋朝的开皇律继承了北齐的刑罚，并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作为封建立法中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而在后世历代法典中，历经一千三百年不改，是谓“十恶不赦”。
而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的三不赦，只不过是不孝的情节轻重问题。
以为例，“恶逆”是指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长；“不孝”是“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
条例很简洁，但包含的内容丰富。
先贤说了那么多的侍奉父母的标准，提了那么高的要求，都是要遵守的，不然，就会受到惩罚。
例如，若父母还在世，就搬出去住，有自己的私产，就是“不孝”；若对父母供养不足，也是“不孝”；这些都是要受罚，而且是决不待时的。
真是如孔子所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相反，孝子则得到各种的好处。
在法律上孝子能够得到宽恕。
孔子认为做儿子的，当父亲犯了法时，不应该揭发父亲。
当叶公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时，他说“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认为父子应该相互包庇。
后来的统治者也都承认了这条原则。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曾颁令“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大父母，皆勿坐。
”这一刑罚原则为后代所沿用。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一直认为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父仇是“不共戴天”的；甚至可以报九代之内的仇，“虽九世可报也”。
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
在唐代以前，主要是以乡举里选为特征的察举制和，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和科目并不相同，但“孝廉”一直都是其共同的重要内容。
乡里出名的孝子，地方长官就有责任向上推荐，也可以直接任用。
汉武帝以四科取士，四科各有偏重，但都要求孝弟廉正。
唐高祖号召幼童读，并设置童子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卷诵文十，通者予官”。
同时，人们如果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为官，那么要亲养父母也是最好的托词。
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就不得不予以准许。
典型的就是汉代的李密。
李密不愿意为官，但因他有才名，有孝名，皇上要召他为官，李密就写了上书皇上，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长期由老祖母抚养，而今老祖母需要自己在身边。
最高统治者以孝行孝言进行示范，为上下行孝言孝起了莫大的影响。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
深深懂得以孝治天下的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推行孝，并力图通过自身的行为宣扬孝。
汉文帝是以孝仁即位并以孝仁治天下的。
民间称赞他在母亲病卧三年中一直是“无昼无夜侍左右，无冬无夏奉高堂；未从问病肠已断，未曾进药口先尝”。
最高统治者的对孝的大力提倡与示范，还表现在对的重视上。
自战国时魏文帝注解《孝经》始，就有数十位帝王亲自为《孝经》作注，其中最著名的是唐玄宗。
不仅儒士要读《孝经》，武士也要读《孝经》，汉光武帝让他的虎贲之士读《孝经》。
此外，太子等贵族子弟也要读《孝经》。
自汉至清，莫不如此。
各王朝帝王皇后，也以能获得“孝”谥为荣。
在汉代，除刘邦谥“无高”、刘秀谥“光武”外，其余都以孝谥。
另一种重要的教化形式，是各大家族、大臣名绅制定并实施的乡规民约。
以家族为聚居的小社会，家族成员要遵守一定的规范并享受一定的权利。
大族对小族有保护的义务与作用，同时又具有规范的权力。
这种教化形式在宋明尤为显著。
如范仲淹所制定的、南宋真得秀的、郑王道的、明代吕坤的、王守仁的乡规，清代陆世仪的等。
这些乡规民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孝的宣扬、规定，以维护家族、宗族、乡里的稳定、延续和发展。
如中说“古者教民，必以孝弟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弟为先。
”并以此为原则，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
这种教化，和我国两千年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是相适应的，其实际作用是巨大的。
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受此影响。
民间大众中广泛的、通俗的孝教化，使孝最终成为国民的意识和行为。
孝区别于其他的伦理道德，也在于它的宣传的广泛性与通俗性。
除了人们在小时侯要读《孝经》外，在民间，人们以通俗易懂的各式各样的形式宣传着。
如《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图说》、《二十四孝鼓词》、《劝孝歌》、《柳枝词思儿曲》、《镂心曲劝孝歌》等以图说、大鼓书、词曲为形式对孝进行宣扬。
各种地方戏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这些在四季尤其是夏冬都会在街头巷尾说拉谈唱。
如《二十四孝鼓词》以说白和弹唱的形式把二十四孝通俗的讲给大众：开篇道“论起这二十四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人尽知其名，未必尽知其实。
咱就把这二十四个人的实事，说个明白，讲个当在。
那不知者听见，长一番识见，也动一番天良；那知之者听见，添一番新鲜，也生一番鼓舞……”如果说儒家经典主要影响的是士以上的阶层，那么这些通俗性的曲艺，则把孝播送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儒学什么时候传入越南
清史第一迷案-----太后下嫁
一、“太后下嫁”之说 河北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群山环抱，苍松掩映，乃清初顺治皇帝亲点的“万年吉地”，清代在这里先后修建了九座帝后陵和五座妃园寝，安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五位皇帝和众多后妃。
今天，清东陵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区，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进入陵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昌瑞山下一座孤立于风水墙外的陵园。
仔细观览，于残垣断壁间仍可发现其规制相当特殊。
该陵没有马槽沟、玉带河和券桥，但陵前建有神道碑亭。
进入大门，但见其三座门位于享殿之前，隆恩殿已拆，仅存基址。
有资料及旧照片显示该殿并非帝后陵中常见的歇山顶，而是规格更高的重檐庑殿顶，突显陵主的高贵尊崇。
这就是昭西陵，陵中安葬的是清初有名的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亲生母亲，康熙皇帝的祖母，一生历经数朝，竭力辅佐儿孙两代幼主，定鼎天下，死后累加谥号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受到清室顶礼尊崇。
她是清东陵安葬的辈分最高的人，但为什么却被置于风水墙之外呢
这就牵出了清初第一大疑案——太后下嫁。
据野史记载，清朝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总揽朝纲，“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
”而孝庄太后时当盛年，寡居无欢，认为多尔衮功高天下，又将帝位让给了她的儿子，忠心辅政，除非自己以身报答，不足以极其功，于是委身相事，借以笼络多尔衮。
不久，多尔衮的妻子亡故，于是朝中范文程等大臣乘机鼓动皇太后与摄政王合宫，正式结婚，双方自然都很乐意。
定下婚期后，就以顺治小皇帝的名义颁诏天下，宣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
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
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
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
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
”就这样，皇太后纡尊降贵，公然下嫁给了小叔子，摄政王多尔衮成了幼帝顺治的继父，其名号称为“皇父摄政王”。
诏书中说得倒也直白，年轻的皇太后终于难守空闺，红杏出墙，自愿下嫁给刚刚丧妻的多尔衮。
甚至有些小说中称，早在皇太极在世时，庄妃已与多尔衮两情相悦，暗渡陈仓了，此时结婚，终使两人夙愿得偿。
据说，礼部为操办这次婚礼，还专门搞了一套特殊的婚礼仪规，洋洋六大册，称为《国母大婚典礼》，极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称贺，蔚为盛事。
就连远在浙东海岛上的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风闻此事，特意写了一首诗：“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这就是说，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婚宴的喜酒。
但是，多尔衮死后，旋即被人告发谋逆，遭到无情的政治清算。
孝庄的地位却越来越尊崇，由皇太后而太皇太后，自己反思起来也觉得改嫁一事荒唐，对不起前夫皇太极，无颜相见于地下。
所以，她不愿死后被送回盛京与太宗皇太极合葬，才嘱咐孙子康熙，将其葬于东陵。
该陵建于风水墙外，即寓有贬抑之意，要罚她给皇家看守门户。
如此等等，传说不一而足。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普通的民间寡妇茹苦守节，会受到表彰，立牌坊。
如若再嫁，则难免遭到亲邻的非难物议。
何况作为尊贵的皇太后绣球重抛，梅开二度，当然是惊世骇俗的旷古奇闻。
此说一出，即广为流传，到民国初年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凡谈前清掌故，莫不津津乐道，几同信史，以致后来有不少学者批评《清史稿》未能“秉笔直书”此事，为其阙失之一端。
二、孝庄其人其事 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或译作本布泰），野史传说中说她名叫大玉儿实在没有根据。
她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
科尔沁蒙古较早就归附了后金，并与后金联姻，以巩固双方的政治联盟关系。
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时年十三虚岁的布木布泰由哥哥吴克善伴送至后金新都辽阳，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三十四岁的皇太极为侧福晋，也就是偏房。
而早在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与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九年以后的天聪八年（1634），已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于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后，布木布泰接连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
天聪三年（1629）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天聪六年（1632）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
三位公主，成年后分别嫁与蒙古贵族弼尔塔哈尔、色布腾和铿吉尔格。
到了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称帝于盛京（沈阳），同时建立后宫制度，在其众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宫后妃。
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居次西宫——永福宫，皇太极颁给她的册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文辞简约：“……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
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
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
”庄妃的姑姑哲哲当然是正位中宫为皇后，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关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
其他两位西宫麟趾宫贵妃、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原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娶之，并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因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宠外，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受宠爱的。
特别是崇德三年（1638）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时机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与作为。
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畴”的故事，为后来“太后下嫁”之说作了铺垫，似乎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惯施美人计。
崇德七年（1642），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盛京。
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为其所用，遂派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
但是，洪承畴似乎意志很坚决，不为所动，在狱中绝食等死，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
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手进参汤，一席话打动了洪承畴，使其回心转意，拜倒在石榴裙下，归降了大清，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
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
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最终，各派达成妥协，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这时福临的生母庄妃作为五大后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月二十六日（10月8日），福临即位登基，改年号为顺治，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顺治虽然是个任性的皇帝，但在孝庄的督责下，各方面的学业还是比较优秀的。
在他亲政后，孝庄仍时时告诫规劝其言行，使得他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
可惜顺治英年早逝，孝庄于皇孙中亲自选择了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自己再一次担负起保护、教化幼帝的重任，而其地位则进一步升为太皇太后，徽号累加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孝庄对康熙非常疼爱，幼时即将其留养膝下，并将贴身侍女苏麻喇姑拨出，专门照料服侍他。
当然，孝庄对康熙的教育也十分严格。
康熙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在康熙初年复杂的政局中，孝庄以自己的影响平衡着各种关系，尤其是她并没有继续从其母族博尔济吉特氏中挑选皇后，而是亲定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以索尼牵制专擅的辅政大臣鳌拜，体现了其政治家的胸襟与识见。
康熙后来成功铲除鳌拜，也是与孝庄的支持分不开的。
康熙没有辜负祖母的苦心和期望，很快成长为一代有作为的英主。
他对孝庄也极尽孝道，祖孙感情极为深厚，晚年的孝庄是很幸福的。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孝庄以七十五岁寿终。
弥留之际，她嘱咐康熙说，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
康熙遵嘱，并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王殿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
直至雍三年（1725），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
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
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若将其圈入东陵风水墙内，反而形成阻隔。
因此，该陵建于风水墙外乃顺理成章之事，毫无贬抑之意。
三、多尔衮生前身后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
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
但是，当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
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领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庄妃的妹妹为妻。
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
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
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
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
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
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
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
不过，多尔衮还是清醒的，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
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
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
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
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
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
”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但是，当年帝位之争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
多尔衮当政时，威信自专，对待政敌豪格不公，于顺治五年（1648）将其迫害致死，对当初反对过自己的两黄旗大臣打击压制，致使一些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却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多尔衮一死，他们翻身的机会就来了。
顺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
刚刚亲政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更有甚者，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
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有了天壤之别。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
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
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
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 以上转自 芜湖论坛 作者：湖边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