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师要我们弄一篇关于政治书籍的读后感、 是老师要交的。
字数5000、 拜托大家了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弊端
中国的封建官僚将政府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往往将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
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官僚制的弊病（贪污、效率低下、繁文缛节）更为严重。
封建官僚系统的官员选任机制由于其无法克服痼疾，必然造成弊端。
从官员的质上讲，封建官僚制下的选举制度必然不能保证官员的质。
察举制中选评权掌握在个人手中，容易成为官员营私结党的工具；科举制虽然客观，但是考试内容流于形式，与具体行政没有什么联系；恩荫、捐纳更是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的摇篮。
从官员的量上讲，吐故有滞，纳新不止，必然造成冗官。
吸收大量官员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皇室讲封官作为一种恩赐，大加使用；二是国库吃紧时卖官现象突出；三是中央为了牵制地方，不断设置新的制衡机构，官员职责重叠。
在吐故方面，由于古时的退休依靠官员主动提请，贪恋权位者贪慕俸禄虚报年龄。
这种本质是因为古代官职是集名、利、权一体的。
如果官僚只是一种职位，就不会出现冗官的状况。
官僚在职位之外，获得更多的是因身份的利益。
由于不断把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作为一种俸禄分配给官员，冗官也就出现了。
冗官一旦出现，削减官僚编制的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总是以失败告终。
改革政府读后感
[改革政府读后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思想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改革政府读后感。
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包含的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 而不是划桨，即政府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划桨)，而应是向各类非政府组织提供催化剂，引导社会前进，政府要积极扶持能发挥掌舵作用的新组织，向它们提供政策，援助资金，进行业绩评估。
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即政府把公共管理控制权从官僚机构转移到社区，给广大社区公民授权，培养他们的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使社区从依赖政府救助与庇护的问题成堆的弱者，转变成掌握自己命运的、强有力的强者，让社区的治安、卫生、住房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公共服务中去，即政府主动打破垄断，促进公共服务提供者展开竞争，视竞争为提高效率、振兴政府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项目招标、合同承包等方式进行调控，促进公共服务的公正与高效。
4．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即政府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是来自政府的目标与使命。
政府承担彻底清除各种过时规章的重任，通过控制预算总额，激活人事管理，使政府由规则驱动型组织转变为任务驱动型组织。
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即依据产出测评与绩效目标来衡量各部门的业绩，并与工作报酬联系起来，政府把焦点放在后果控制上而不是投入上，遏制部分政府官员扩大预算与人员编制、扩张权力与利益等冲动但是我个人认为，纯粹的理论不能应用到实际当中，不能为现实的社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是没有什么生产力价值的，改革中需要更多的是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活动。
这本书的很多例证都阐明了改革实践中政府引入企业精神的巨大作用，但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过于完美的结果，好像是只要政府机关引进了企业精神，一切弊病（例如官僚主义、文山会海等等）都能够药到病除了。
在本书中作者所列举出的例证肯定是那些能够证明其论点的例子，而对那些不能够证明其论点甚至可以反驳其论点的案例则视而不见，这是本书例证中的明显弊病。
正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切尔.黑尧所写的那样：带有某种价值偏好的人们总会对那些自己所钟爱的东西产生兴趣，而那些明明存在着的而很遗憾的并非为政策制定者的官僚们所偏爱的社会问题则永远进入不了政策问题的范围。
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国家的国情。
毕竟西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而我国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因此，我们只能有选择的吸收，不能全盘照搬。
我们在工作中就需要采用一种理论+实证的研究方法，即采用理论推导和实践支持相结合的形式，才能在改革中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一点观后感。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政府都进入了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热潮，在这轮浪潮中，各国政府的改革战略及范围、规模、力度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倾向，就是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或重塑政府，这就是美国的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特勒在其著作《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的主题，该书成了一九九三年开始的美国重塑政府改革的理论基础，克林顿总统曾给予高度评价：美国的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读这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九十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
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
阅读了《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这本书，受益匪浅。
纵览全书，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特勒十分推崇在政府中任用企业家式的人物，并提倡发扬企业家精神，为的是彻底清算传统官僚体制的旧模式，为政府的运行注入新鲜活力，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务。
这种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宗旨就是试图把企业管理的精髓移植到政府中来，通过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
企业家政府理论说明了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指出政府是我们用来做出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公共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读后感《改革政府读后感》。
但是，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变化，它的基本原则受到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过时。
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了美国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体制的严重性，并给予了严厉批评。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这本书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官僚主义，书中所批评的官僚主义是指烟囱工业时代盛行的老式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政治体制式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当时社会发展缓慢，等级制严重，只有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做出千篇一律的决定。
这种传统的政治体制推崇理性和效率，但常常以社会效益为代价。
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传统的官僚制政府组织形式已经无法时应时代的要求，产生治理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政府工作的人，而在于他们工作所在的体制。
该书指出要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就必须改革政府的不良机制。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这本书为政府提出了十个药方或者说是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三是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四是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五是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六是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七是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八是由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九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这十大原则构成《改革政府》前十章的标题，每一章开篇都用一位著名人物或是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话作为引言。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书中对这十个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在第十一章中加以汇总组合。
全书脉络清晰，由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通俗一点讲究是一物降一物。
当然，本书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要求政府官员都去当私营公司的经理。
、，用私营公司来代替政府实现全盘私有化，而是借鉴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方式，因为，企业家能把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即用新的形式创造出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不是去追求风险，而是追求机会。
以上十条原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成是十种模式，这些模式在重新审视当代政府角色、正确认识政府职能等方面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理论一问世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企业家政府理论在其风靡欧美之时也遭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有针对性地对理论提出了质疑。
所以，我们应该用全面、客观地、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企业家政府理论，因为该理论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政府的新视角。
结合我国今天的改革实践，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很多方面依然具有生命力，并且对我国的改革实践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下是我对该书的几点感想。
政府的作用事掌舵而不是划桨：即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决策工作，把具体的服务性工作承包给私营企业和非盈利性机构去做。
这样政府可以居高临下，用政策吸引竞争者，保持最大的灵活性来应付变化着的环境，出色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但是，认为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是划桨，政府不精通此道，所以政府不需要去做也不应去做。
联系实际，这似乎有些绝对。
从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出，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服务性工作，如城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由于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且关系国家切身利益，若让私人企业或非盈利性组织去做则难于负担；何况，这些公共服务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私人边际收益（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成本）不相符、因其成本和收益无法在公民之间均等地划分而存在免费搭车问题，等等。
这些特点决定了这类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所以，在政府只负责决策的前提下，推向企业的服务性工作职能是有选择的，对于某些服务性工作如国家安全等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私人企业毕竟追求的永远是利益，难免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一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认识清楚，千万不能过于放松警惕。
在该书的第九章，认为政府应该是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即政府应仿效企业领导者的作法，将集权式的管理权下放，将政府的层级节制模式变为参与协作模式，实行参与管理。
书中提到，分权机构有多优越性：分权机构比集权机构有更多的灵活性，对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地做出反应，全力分散的机构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精神，更有责任感等等。
因此主张政府应削平复杂的层级组织模式，通过参与式管理，分散公共机构的权利，分散联邦政府的权力。
当然，全力下放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权力因地制宜得到有效合理的应用，但是书中在主张将集权式的管理权力下放的同时，忽略了对下放权力不可缺少的对等物，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则权力下放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以次为鉴，我国的政府改革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书中第七章，有收益而不收费：即政府不应仅仅靠预算度日，而应具备一种投资观点，学会用各种形式集资、赚钱，为回报而投资，变管理者为企业家，变花钱政府为赚钱政府。
这显然与政府的职责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政府的本质决定了政府必须侧重能够选择公共利益、长远利益而非经济利益、暂时利益，政府不可能像企业一样为回报而投资，将集资、赚钱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否则，政府产生及其存在、发展的根基就将受到质疑，社会将会乱套了。
当然，理论也不是真理，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法国小说家马塞尔??鲁斯特曾经说过：发现航程的真正之道并不在于寻找新的土地，而在于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务。
那么，我们就借鉴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当代政府的改革吧，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的一次又一次飞跃。
以上观点，由于本人学识尚浅，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有待完善。
通过读这本书，我发现自己懂得知识太少了，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读更多的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改革政府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急求小说《儒林外史》的内容简介（200字以上）和600字左右的读后感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要一篇有关经典读物的读后感，要求：结合自身经历和见闻，阐述传承和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
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
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
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