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读后感一篇，2000字左右谢谢，我要具体的。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呈偏紧态势，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较大压力，而国内发展环境总体上仍处于适度宽松状态，有利于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的调整优化。
2012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增长。
由于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比2010年有所降低，中国出口增速将有所下降，故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也将下降，尽管还存在较大规模顺差，但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的。
由于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信贷政策将有所收紧，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下降。
由于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内需的推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仍低于正常水平;投资增速下降;进出口增速下降。
2012年我国物价形势依然严峻,但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的价格调控政策及持续粮食丰收等因素将确保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
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但是,整体来看,我国进出口的发展仍是机遇大于挑战,对外贸易将在波动中缓慢复苏。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房价可能出现报复性上涨，资产泡沫化问题更为突出。
主要原因是今年流动性过多问题不会根本改变， 而且极可能形成内外叠加效应。
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然在继续，只是宽松度有所减弱，持续两年多的明显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调而不降”。
另外，房地产调控未改变人 们对房价的“两个预期”，相反，从最近几个月社会资金又在加快流入房地产市场看，房地 产投机的热情又在高涨。
（二）投资可能出现“爆发性增长”，投资与消费增长再次面临失衡问题。
“十二五”发展与过去 30 年或过去 10 年完全不同，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我国 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要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促 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通过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来突破发展的瓶颈。
因此， 避免投资再次出现过度增长应成为今年宏观 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出口明显放慢将使外向型企业效益下降，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性化。
受出口增幅可能大幅放慢及成本明显上升的影响，外向型企业收益率将明显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资本、资金将转向资产市场（房地产、股市、期货等），这不利于传统出口产 业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出口增长明显放慢，意味着一些行业大量的产能过剩将需要国内 市场消化，国内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显性化，从而加剧国内企业间的价格竞争加剧，导致整 体工业的利润率下降。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抑泡沫、控投资的主要措施是对货币政策做 较大的调整，由“宽松”型回归到“稳健”型，继续加息和适度收缩信贷是其主要手段。
调 结构则要复杂得多，面临相当多的难题，主要是从两方面促进，一方面，降低增长预期，改 变高增长思维， 尽快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为结构调整创造较为宽松的 宏观环境。
另一方面， 创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机制， 全方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如创新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促进制造业升级，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减税和 提供更大更多的金融支持促进服务业大发展， 千方百计扩大消费等。
强民生既要增加对公共 服务领域的投入，又要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所有古代外交官都有谁
1、晏子 晏子名婴（
一前500年），宇平仲，山东高密人，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
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
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
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博闻强识，善于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曾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
内辅国政，屡谏齐王。
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褒奖备至，用“ 不辱使命，雄辩四方 ”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
他的生平事迹基本被收入到了《晏子春秋》一书中，该书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写出了晏婴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2、蔺相如 记得在小学就学习过 完璧归赵 和 渑池会 的故事，就记住了蔺相如这位出身微贱却智勇兼备的外交使节。
蔺相如（
-前260年），战国时赵国大臣。
赵惠文王时，秦向赵强索“和氏璧”，宦官缪贤推荐手下门客蔺相如出使。
他奉命带璧入秦， 当廷力争，完璧归赵，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
九年后，秦又派使臣去赵国，约会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与秦王相见，他又随赵王同行，在筵席上，没有使赵王受屈辱，大长了赵国的志气，大灭了秦国的威风， 因功得任为上卿。
他与廉颇一将一相，生死与共，和衷体国，使秦国长时期内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3、 张骞 张骞（前164～前114），字子文，西汉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对外友好使者。
他体魄健壮，性格开朗，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武帝时以军功封博望侯，旋拜中郎将，出使乌孙，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等，自此西北诸国方与汉交通，使汉朝能与中亚交流，并打通前往西域的南北两条通路，引进优良马种、葡萄及苜蓿等。
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西域（主要指今新疆）也成为最早纳入中国版图的边疆地区。
4、苏武 苏武牧羊 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武也以其坚贞不屈的气节名垂青史。
和其他九位外交使节不同的是，苏武的经历充满了 悲壮和苦难，这也正是他得以上榜的原因 。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
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
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逼迫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匈奴人劝降不成，就把他独自一人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北海（今贝加尔湖）。
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
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始终守志不屈 。
公元前81年，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单于终于放回了苏武 。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
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
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
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鸿雁传书 的典故就来自苏武的事迹。
5、班超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 外交家 。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奉车都尉窦固代北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有功。
随后，固又遣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
适遇北匈奴也遣使者来鄯善，班超定计，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
窦固奏报朝廷，升超为军司马。
班超复受命出使，窦固想增加他的兵员，班超辞谢，仍率原来的部下三十六人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也听从了他的命令。
十七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
疏勒王兜题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所立，非本国人，班超废除兜题，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深得疏勒国人拥护。
十八年，焉者（今新疆焉耆一带）、龟兹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和己校尉关宠；适逢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超独留疏勒，孤立无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不断前来攻击。
章帝下诏命超还朝。
班超回到于阗，于阗王侯等痛哭流涕，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东行，超因此复还疏勒。
建初三年（公元78），班超率疏勒、于阗等国兵大败姑墨，想乘此平定西域，遂上疏请兵。
朝廷遣兵增援超。
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
第二年，又遣和恭等率兵受超指挥。
时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与龟兹连兵，疏勒王忠亦叛，班超设计擒杀之。
章和元年（公元87），班超率于阗诸国兵大破莎车，莎车降，超威震西域。
贵霜王遣使奉献，并求娶汉公主，超拒绝他的请求，因此怀怨。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贵霜王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攻超。
班超坚壁清野，谢粮尽援绝，即遣使请罪，超放其生还，许其撤退，贵霜王此后不敢再侵犯汉朝。
三年，龟兹、姑墨皆降，汉廷以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
六年，超率龟兹、鄯善诸国兵讨焉耆，大破之，斩其王，为陈睦报仇。
西域遂平，五十余国都遣质子臣属于汉。
七年，封超为定远侯。
九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抵达安息西境，未到大秦而还。
十二年，班超年老，上疏请归，乃诏超还。
十四年，班超到洛阳，拜射声校尉，不久去世。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平定了城郭诸国的内乱，对外抵御了强敌，人心向附，威信很高。
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
为政宽简，吏士团结。
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他的功绩相比。
投笔从戎的典故就出自班超。
6、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
诸葛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 外交家。
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军事实力等方面相对弱小，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维持鼎立局面，相当大程度上靠的是诸葛亮的外交谋略。
长阪之败，刘备集团几近覆灭，如果继续以残存的一万多士兵的军力和曹操数十万大军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 诸葛亮主动请缨，出使江东，用外交手段建立了孙刘联合抗曹统一战线， 后来更是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曹操一举南下的企图。
诸葛亮此次外交上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刘备集团的势力，为鼎立一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 第二次重大外交谋略是夷陵大战失败后，对刘备外交路线的重大调整。
关羽阵亡，荆州失守，导致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内外交困。
《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受到挫折，国内新主年幼，军事将领接连丧失，人才青黄不接，而外部战线拉长，面临两个敌人。
假如按照刘备的外交路线走下去，继续和孙权争夺荆州，那么，蜀国只能在魏吴夹击之下加速灭亡。
冷静分析形势之后，诸葛亮果断地作出战略调整，决定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东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
诸葛亮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等人出使东吴，但成效不大。
最后，诸葛亮意识到必须派高规格的使节出访。
于是他便安排当时任尚书的邓芝到吴国去，终于打破坚冰，使吴蜀关系得到恢复，也促使孙权与曹魏集团决裂。
诸葛亮外交谋略的核心，就是联吴抗魏。
由于诸葛亮施行了切合实际的外交路线，为蜀汉赢得了宝贵外部环境，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北伐。
至于北伐最终失败，那又另当别论，丝毫不能掩盖诸葛亮出色的外交谋略。
7、王玄策 王玄策，生殁年及出身地均不明。
他的上榜主要是因为他在出使天竺（今印度）时的临危不惧，一战成名。
公元641年因北印度的玛卡达送使节来唐，因而以对其答札之副使节身份，于643年前往、646年归国。
接着，翌年以正使的身份再度前往印度，而被卷入天竺的王位篡夺事件（也是王的扬名之战，在下文将介绍）。
于658年第三度被选为往印度之使节，在各地访问之间，还曾前往摩河菩提寺参拜。
贞观22年，太宗皇帝派王玄策出访天竺。
玄策带了副使蒋师仁和唐僧的师弟辩机和尚做翻译。
从骑五十余，从长安出发，行了数月，总算进入天竺境内。
摩迦陀王已死，阿罗顺那篡位，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
玄策，师仁及五十从骑都是久经沙场，虽慌不乱，排成雁行阵把应该辩机夹在阵中，奋力杀出丛围。
直逃入吐番境内，松赞干布闻讯亲带千骑往援，结果只救出了玄策，师仁，辩机三人，从骑尽皆战死，全队覆没。
玄策大怒之余，檄召邻近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属国，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师仁为先锋，一仗击溃天竺数万头象骑，直取茶和罗城。
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
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武器：云梯，石车，火攻，狠攻了三月余，终攻得茶和罗城兵溃城破。
玄策一路追杀，斩天竺兵将三千，另大半赶入恒河中溺死。
玄策以师仁为先锋，自为后应，趁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
天竺兵将与唐军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无奈只好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的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欲反攻唐军。
玄策欺天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了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皆坑杀。
阿罗顺那的妻子尚拥兵数万，据险坚守朝乾陀卫，也被师仁击破，逃的逃，降的降。
至此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遂灭，共收得土地五百八十余所。
因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玄策欲顺势再亡东天竺，东天竺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三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
执阿罗顺那及一干降臣，绑俘长安，太宗皇帝大喜过望，下诏封赏玄策，授朝散大夫。
王玄策的以战促和、先战后和或许有违外交的和平宗旨，但是的确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他的屠灭中天竺之役也是古代史上有据可查的唯一一次中印战争。
8、富弼 富弼（1004—1083）字彦国﹐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宋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契丹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
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
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契丹。
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契丹之主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
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在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能有富弼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外交人才实属难得
9、李鸿章 提起李鸿章，想到的就是清朝末年那一系列的卖国条约，李鸿章也一度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但是 真正的李鸿章却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下，一个内心苦闷矛盾、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的外交家。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
此事最后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
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
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
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
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
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尽管李鸿章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迈之躯，但是仍据理力争，巧妙利用国际法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虽赔偿巨款，却最终免于中国被瓜分。
李鸿章外交的特点是：一是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但是这是在自己利益格局内让别人打架；二是外须和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宽容，和平共处，以换取喘息、发展时间；三是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
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近代外交第一人、环游欧美各国第一人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成为“东方俾斯麦”。
就这样一位忠君爱国、鞠躬尽瘁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他的祖国却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和接纳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针对后人对李鸿章的种种诟病，笔者曾赋诗一首，以表对这位伟人的无限尊敬和同情。
《读李鸿章传有感》： 才高何惧器晚成，平发灭捻竟全功。
出将入相权位重，内安外攘世事通。
身逢乱世天柱倾，欲以只手补苍穹。
苦心洋务求中兴，甲午折戟转头空。
生前身后皆垢詈，枉负百年卖国名
（于2004.5） 10、曾纪泽 自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这位不畏威胁利诱、机智勇敢，成功的从侵略成性的北极熊口中夺食时，我就记住了这位将门中的虎子。
曾纪泽（1839～1890）中国清末外交官。
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字劼刚，曾国藩长子，“少负俊才”。
1870年（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1877年（光绪三年），以承袭爵位入京，与在华西方教士和外交官交游，进一步了解外国情况。
1878年，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
1880年，兼充出使俄国大臣，往圣彼得堡谈判改订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次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争回部分主权。
美丽富饶的新疆伊犁今天之所以仍属中国版图，曾纪泽功不可没，这一功绩也是他入选的最主要原因。
1883～1884年，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1884年4月，被免出使法国大臣兼职。
1885年6月，交卸出使英、俄大臣职。
离英回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回国后，因朝政腐败，终未施展其才。
除上述十人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较为有名的外交使节，比如战国末年的唐雎（在中学时学过一篇文言文《唐雎不辱使命》），但其影响和意义却无法和以上十人相比，因此未入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要具备的素质要比那些单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更全面：他必须要爱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要机智，有极为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要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政经社情，善于准确把握对方的弱点，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
此外，还要有气节和精神。
而上述十位我国古代的外交官就正因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够做到了“出使四方，不辱君命”
中国通史 读后感 2500字
版本一:读有感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
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而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
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中国通史》浩如烟海，可就一点，如智慧来自实际,英雄从平凡起步等入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能做好。
当然，作为尝试未尝不可。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版本二:自从阶级的产生与建立以来，人类就步入了政权的建立和破坏之中。
罗贯中曾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题记 我个人认为，封建社会的两大辉煌成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依据中央的意识，即封建社会皇帝的大权独揽，掌握大臣百姓的生死大权，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
在其建立之前的周朝，天下处于“士，大夫，诸侯，天子”的统治利益链，故后来儒家提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
孔子也提出“大同”思想，游说列国，建议鲁国等国君恢复周朝的安邦之道，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理理念。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使分封的诸侯邦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祭祀礼仪，都能够统一到中央，也为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实现个人抱负和奉献国家的大门，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国人造反的念头，并且从表面上，为每个百姓实现人生的价值提供了公平正义透明的平台。
维持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这两大制度，仍然在发挥这它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远古时代，是华夏文明的传说岁月。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领袖能臣。
伏羲，华夏文明的始祖，初演，把原始社会华夏儿女对于龙的崇拜和未知世界的迷惑，用八卦的样式，推演自然和人生的相命，以至于后世我国很流行巫蛊之术（把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写在此人的木偶上，然后用针刺等等，此人就会遇到灾难疾病而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宫廷争宠，很多妃子皇子被卷其中而死。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王道婆用巫蛊之术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幸亏有通灵宝玉护体。
祭祀礼仪，巫蛊之术，最终演变成为儒家。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授民狩猎耕作制作简易的生活必须工具。
维护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文化脉络，现代人也每年都会去黄帝陵去祭拜黄帝。
尧舜禹时期，随着原始居民对农业的重视，黄河的绝提，对大量农田的淹没，历史推出了这三位伟人。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贫富差距的扩大，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自私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度过了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向了奴隶社会。
随着大量的古迹遗址被挖掘和考古人员的考究，夏朝是华夏文明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王朝。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劳动密集型才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夏历，天文，地理，数学等，为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商朝，殷商文化基因，司母大方鼎等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让后人敬畏。
正如今天的商人。
周朝，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人和事。
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的温文尔雅，民请缨之心，万世流芳。
周公旦，肱股之臣。
还有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春秋战国，是一个中华文明多产的历史时期。
春秋笔法，百家争鸣；战国七雄，逐入中原。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他们的等，就是这种消极入世，积极出世的反应。
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对立辩证的思想。
如“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不可名”。
而与老子其同时代的孔子，面对天下伦理道德的沦丧，礼崩乐奎，游说列国，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提出“仁义礼智信”，劝告君王实行他的仁政思想，一部，令万世敬仰。
孔子学生3000，72贤士。
战国时期，尔虞我诈，生灵涂炭。
秦穆公，齐桓公等粉墨登场，管仲，商鞅，范蠡等文臣中流砥柱。
秦朝经过几代国君的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而称帝，从此，中国社会步入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皇帝为九五之尊，天下大权独揽，享有三宫六院，3000佳丽身居宫闱，皇帝本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免除了百姓的连年战争之苦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维护整个华夏文明的一统，功不可没。
但是，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陵寝）迫使大量的儒士和普通百姓卧死屠刀和劳累之下。
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官逼民反”的最原始的案例了。
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老谋深算，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建立汉朝而告终。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对匈汝作战，告别先祖的和亲妥协政策。
自古以来，中原就和匈汝，鲜卑，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司马迁，记录了黄帝---汉武帝之一漫长之史，史家之绝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分三国，以魏蜀吴为代表的三国寒士阶级，最终被司马家族建立的晋所取代，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以竹林七贤为奠基的时代，他们崇尚玄学，沉迷酒药用于排解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嵇康的（金庸在《笑傲江湖》借鉴此曲），王粲登楼，刘伶醉酒等，他们内心渴望被社会所用，但黑暗的统治阶级，却不能接受。
隋朝，在宇文化及等人的推动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荒淫无度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王朝，注定是短暂的。
虽然隋炀帝杨坚力主下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促使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借鉴秦汉灭亡的历史教训。
胡人唐朝步入了历史的门槛，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给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注入了生机。
唐朝诗歌，踧踖，陶瓷远播海外。
通波斯，日本，册封国高丽等互通音信往来。
唐朝GDP更是占据全世界的80%，唐朝妇女更是以胖为美，女权运动也很先进。
但盛极必衰，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五代十国，南北割据，作为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后唐主李煜的一声《虞美人》之下，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和平方式，赢得大宋江山，杯酒释兵权，直到南宋的靖康之变，岳飞惨死风波亭，大宋苟延残喘，水浒英雄，也在施耐庵笔下，化为历史的阴影。
蒙古铁骑，从遥远的草原挥师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朱棣动土兴建紫禁城，并慢慢的，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师今天的北京。
还有就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南洋各国交流的先河。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雍乾盛世，直到道光光绪帝的1840年，中国迈开现代史的步伐。
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进化论》的学说的创立，告诫国人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个个华夏民族的屈辱史，世界是平的，并没有什么“天朝上国”之梦，我们的发展必须和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孔子云：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字左右)
读完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成立的百余年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历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事件，它们如实地记载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实地记载了革命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较量;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辉煌历史。
1840年，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这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
在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野蛮和屈辱。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勿忘过去，面向未来!用我们的勤勉与奋斗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在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
尤其在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第二次是：1900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展开的反帝爱国运动。
虽然它失败了，但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性。
最后，在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部探索史。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
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先进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历经浩劫后，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政治经验的权力重臣，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民用工业，筹划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甲午战争后又兴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不能救中国。
此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1919年中华民族又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到了探索的正确方向，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勿忘过去，面向未来!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国永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唐雎不辱使命》读后感
《唐雎不辱使命》赏析《唐雎不辱使命》属于《魏策》。
秦王即秦始皇，当时秦已经灭掉了韩国和魏国，安陵是魏国一个附属小国（其地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自然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时秦忽然提出以别处的土地更换安陵国的地盘，受到安陵君的抵制。
唐雎作为安陵君的使者，在这场以小抗大、以弱抗强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篇文章不只是记述谋臣策士的说辞，更主要的是突出地刻画了唐且的智勇的形象，表现了他以一个士的身分而压倒了秦王的非凡的气概。
文章写得虎虎有生气，使人惊心动魄。
全文可分为四段。
从开篇到“唐雎使于秦”为第一段，摆出矛盾。
秦王使人向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
这种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的写法，与全文的紧张气氛是相宜的。
从“秦王谓唐雎曰”到“岂直五百里哉”为第二段，写唐雎至秦与秦王直接打交道中矛盾进一步激化。
秦王的话里充满着威胁。
他提出秦灭亡韩国、魏国，所以没有消灭安陵，不过是因为安陵君忠厚，未尝措意，即只是没打算消灭它而已。
今天竟敢公然相抗，难道以为秦国没有力量消灭它，而轻慢自己吗
唐雎面对威胁，绝不示弱，大义凛然地回答说：因为受地于先王，岂只五百里，即使使出千里的地盘也不敢换。
可以说是斩钉截铁，一口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
唐且对秦王的回答，同前段中安陵君对秦王使的回答，意思基本是一样的，但口风、气势大不相同。
安陵君的话平和委婉，先有一个很大的迂回，肯定秦王施惠于己，以大易小，十分好。
再辗转说出不能更
中国古代贤哲孔子畅游读后感怎么写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和是绝对不能不说的。
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
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
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
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
《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
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和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和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左传》原名为，汉代改称，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清而婉，其失也短。
辩而裁，其失也俗。
”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
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
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
”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
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
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
《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
《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
”（《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
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
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
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
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
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
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
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
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
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
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
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
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
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
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
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
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
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
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希望能帮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