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巨人讲的什么
进击的巨人概览（截止到漫画88话的剧情概况续仍将整理）1、从前有一个叫尔·弗利兹的人，他与大地的恶魔签下契约得到了变成巨人的力量。
2、尤尼尔弗利兹死后，他的力量被子孙继承，分成了九大巨人。
3、尤尼尔子孙打败了马莱人支配了大陆，建立了艾尔迪亚帝国，艾尔迪亚进行了长达1700年的民族种族净化，强迫其他民族为自己繁衍子孙，增加“尤尼尔子民”的数量。
4、但马莱人为了复仇，掀起内战，抢走了七个巨人的力量。
5、继承了始祖巨人的力量的145代国王，选择了放弃战争，跑到帕莱提岛屿构筑了三层巨壁换来了百年的和平。
6、145代国王成为了帕莱提岛屿 墙壁内的初代国王，雷伊斯家。
7、被抛弃在大陆的艾尔迪亚人，成为了马莱人的家畜（其实是想借用他们的巨人之力，建立隔离区控制住他们）。
8、几个世代后，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革命者的领导人，便是 格里沙·耶格尔。
格里沙·耶格尔（主角艾伦的父亲）与 拥有王室血统的 黛娜·弗里茨（第一集出现吞吃艾伦母亲的无脑巨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名为吉克（兽之巨人），吉克一出生就将他送到马莱军队里面接受特种培养。
9、格里沙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年仅10岁的吉克出卖了格里沙，革命破谈。
格里沙等人被流放到 帕莱提岛屿，包含黛娜在内其他人全部被变成了无脑巨人（具体方法是抽取变身后巨人的脊髓液，然后注入到艾尔迪亚人的体内）。
10、格里沙奇迹般地在临行刑前，被执行刑罚的士兵克鲁格救了下来，救他的原来是打入马莱人内部一直在暗中协助革命的“枭”。
克鲁格的寿命将尽，临死前把巨人的力量（枭体内的巨人力量就是“进击的巨人”）和革命大业托付给了格里沙。
11、继承了“进击的巨人”的力量的格里沙·耶格尔抢走了雷伊斯家代代继承的“始祖之力”。
但非王室血统的格里沙无法使用“始祖之力”。
12、845年，马莱人决心来抢“始祖之力”。
玛利亚之墙被超大型巨人和铠之巨人攻破。
850年，罗兹之墙外门被攻破，最终被艾伦堵上。
怀疑内部有间谍的斯密斯团长，设下圈套引出了女型巨人。
女型巨人被艾伦打败，阿妮雷恩哈德被抓，由调查兵团保管。
同时间，兽型巨人越过墙壁进入罗兹境内，率领无脑巨人袭击了调查兵团。
斯密斯团长的三大心腹，米凯（巨人雷达）被兽型巨人干掉。
13、不断的推理，调查兵团终于找到了线索。
超大型巨人和铠之巨人的身份暴漏
三笠突如其来的预感，艾伦绑架案再次重演。
艾伦和尤尼尔（104期精英之一）被抓走。
调查兵团全力追击，损失惨重，但抢回了艾伦。
尤尼尔失踪
然后，漫长的墙内阻碍开始上演。
发现了赫里斯塔（104期第10名）是雷伊斯王的私生女，调查兵团经过一番苦斗，从雷伊斯家手下的高官手中抢到了墙壁内的政权， 赫里斯塔被立为女王。
14、找到了堵住墙壁的方法的调查兵团，向艾伦老家进发。
兽型巨人设下重重圈套等着调查兵团的到来。
艾伦虽然堵上了玛丽亚外门，但调查兵团遭到围堵。
因阿尔敏的自我牺牲，艾伦打败了超大型巨人。
15、斯密斯团长对兽型巨人束手无策，为了胜利，团长率领着士兵们故意引开了兽型巨人的注意力。
兵长趁机偷袭兽型巨人，将兽型巨人本体拉了出来。
一念之差，放走了最大的机会，其他巨人体攻击兵长，夺走了兽型巨人本体。
16、调查兵团虽然成功的击退了兽型巨人，但损失惨重。
阿尔敏和 斯密斯团长濒临垂死。
17、艾伦死不让步，最终斯密斯团长要求用巨人化药剂就阿尔敏。
阿尔敏吃了超大型巨人的本体，获得了巨人的恢复力，起死回生。
斯密斯团长逝世，调查兵团所剩无几。
韩吉被指名为下一任团长。
18、终于到达了艾伦家的地下室，那里隐藏着艾伦的老爸，格里沙耶格尔的一生。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严嵩简介
秦 始 皇 （公元而259年～公元前210年） 中国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38年～公元前210年在位。
他以武力统一中国，并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
自此，这些改革措施成为中国在文化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
周朝开始衰败，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局面。
诸侯间战争不断，小的诸侯国不断被吞并。
秦国是当时势力较强的诸侯国之一，位于中国的西部。
秦国的统治者采用法家思想实行变革。
秦始皇出生时，它已成为诸侯国中的第一大强国。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位，那一年，他才13岁。
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亲政，他厉兵袜马，出兵攻击他国。
公元前 221年，秦灭掉了最后一个诸侯国家，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结束，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得以建立。
秦王赢政自称始皇帝，意为“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避免出现周朝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立即实行一系列重要改革，废止旧制。
他把全国分成36个郡县，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
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职，平衡文武百官。
大小官吏不是世袭，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
他还将旧贵族迁至首府咸阳，以利于监管。
除此以外，秦始皇还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改革。
他修驰道、通水陆、通险阻，并按秦制统一全国度量衡、货币及车宽，规定隶书为全国统一的文字。
秦始皇的对外政策也是强有力的。
为了防止外族人侵，他下令把分散在北部边界上的城墙连起来，形成一道巨大的高墙，这就是今天的万里长城。
修筑长城及对外征战，使得摇投赋税增加，百姓民不聊生。
孝文帝( 公元467年— 499年),本姓“拓跋”,名宏。
此时， 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
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推行均田制。
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
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
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整顿吏治。
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
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
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
第三，迁都洛阳。
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
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
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1.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
2.讲汉语：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 3.改汉性，定门第等级。
孝文帝下诏，将鲜卑人原有的姓氏改为汉姓。
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4.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
目的：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贵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
作用：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
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
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 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
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
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
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唐太宗 李世民 (599-649) 唐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
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
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
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
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
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
但魏征仍据理力争，继续规劝，直至皇帝口服心服，方才罢休。
魏征逝世以后，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
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
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
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
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满清。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至此，中国国民党不再设立总理这一职务，以纪念和无限缅怀国父孙中山。
郭子仪为何功高盖世而主不疑
他就是唐朝大厦倾覆之际、危急存亡之时的慷慨歌者——郭子仪。
大唐郭子仪：为何功高盖世而主不疑年近古稀的郭子仪临危受命，成为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与训练有素的叛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较量，平定了“安史之乱”，保住了李唐江山，居功至伟。
后来的吐蕃入侵，藩镇作乱，都全仗他东征西讨，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都靠他支撑门面。
功成之后，郭子仪被肃宗皇帝赞扬：“国家再造，卿力也
”德宗皇帝尊其为“尚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评价道“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致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这几句评语凸显出了一个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巨人的形象：皇帝不疑忌他的功高、同僚们不厌恶他位尊、平常人并不反对他的奢华；同时，他善于提拔与培养人才，所以他属下的干部有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重要官员。
郭子仪(697-781年)，唐代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迁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
在仕途上，郭子仪是许多人的理想，出将入相且满堂儿孙，多到他见了但知点头而不能呼名，“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七子八婿，皆为朝廷显官。
”第六子郭暧为唐代宗的东床驸马，娶升平公主为妻。
由此观之，郭子仪可谓是富贵寿考冠绝古今。
据说他做寿六十大寿那天，因七子八婿均位列高官，家人拜寿时把朝笏（朝见皇帝时捧在手中的那块板）放在床上，竟致堆满一床。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
”说的也是这出典故。
堆笏满床，可见家中大官之多。
因此这一典故被用来借喻家门福禄昌盛、富贵寿考，后来这个主题被画成画，拍成戏剧，在民间广泛流传，至明清两代《满床笏》成了官场到民间的重头戏。
《红楼梦》里贾府唱酬神戏，贾老太太因拈着了这出戏而喜出望外。
旧时中国民间有钱人家，要把郭子仪的画像悬挂中堂，称作“天官图”，以祈全福全寿。
李白有诗云：“吾观古来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乱世用武将，治世重良臣。
武将多是桀傲不羁、无所畏惧，而且更为要紧的是他们每人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一支队伍，或者是又对自己忠心的部下属将，而且由于战功显赫易登高一呼而百应；文臣则多小心谨慎，且手无兵权。
所以中国历史自古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均因不谙此道而招致杀身之祸；而即便如此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明上述道理也只能激流勇退，去官归隐。
郭子仪确实个特例。
郭子仪是历史上罕见的以寿终的功臣，他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活了85岁。
德宗继位后，甚至仿照周武王尊称姜子牙为“师尚父”，赐号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弥留时，德宗派儿子舒王李谊代表他亲自前往省问，他的一生可谓“宠遇冠于人臣”。
这所有的一切，古往今来多少文臣武将欲求其一而不可得，为什么郭子仪却都囊括了，为什么它能够做到功高而主不疑，而且能安安稳稳美滋滋地寿终正寝，破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个一代名将韩信被害前曾仰天啸说的千古不变的定律
首先，郭子仪是肃宗发动政变的后方支持者，是政变的同谋者
他抓住千载难逢的契机，扶持肃宗登基，自己从而一跃成为新朝廷的头号功臣。
“安史之乱”爆发时，郭子仪已经是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的重臣了。
玄宗逃难途中，太子李亨在马嵬坡发动兵变，此后在玄宗还没有退位的情况下，擅自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
李亨登基的灵武，恰恰是郭子仪的根据地
李亨到达平凉之后，彷徨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郭子仪的手下、朔方节度副使杜鸿渐遣判官李涵来给李亨送信，请太子前往灵武安置。
接着派遣朔方军数千人迎接肃宗。
七月到达灵武，杜鸿渐立马联合御史中丞裴冕，一同向李亨进言，以玄宗入蜀，“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的名义请求李亨登基。
八月，肃宗诏郭子仪和李光弼来灵武见驾，准备收复京师。
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拜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
这时，玄宗刚刚抵达成都。
没有郭子仪的同谋，李亨想在灵武登基是不可想像的。
杜鸿渐是郭子仪手下的副使，没有郭子仪的首肯难以调动军队；而此时玄宗仍然是天下之主，杜鸿渐仅仅一个节度副使，怎敢擅自拥戴李亨
一切都表明郭子仪是李亨篡位的同谋。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郭子仪的自供状。
肃宗驾崩后，代宗继位，怕郭子仪功高难制，遂将郭子仪罢官，命他回京替肃宗守陵，封为“肃宗山陵使”。
这是想向郭子仪传达一个信号，即代宗对郭子仪十分忌惮，不愿再让他掌握兵权。
郭子仪收到这一信号后诚惶诚恐，立马把肃宗前后所赐的诏书汇总为二十卷，献给代宗御览，同时上了一道表，表中自陈：“臣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
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搜于岐阳。
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这是天宝十五年七月，玄宗八月才宣布逊位；“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君臣情分非他人可比。
出自当事人之手的这道表是最雄辩的辅佐肃宗篡位的证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郭子仪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不非之。
”其实，综观郭子仪一生的起伏变迁，并不是“主不疑”，而是他识时务，能够用自己的小心将主子的怀疑安然消解。
民间流传很广的《打金枝》的故事，说的是唐代宗非常敬重郭子仪，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妻。
有一次小俩口吵嘴，郭暧见妻子摆出公主的架子，愤懑不平的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
告诉你吧，你父皇的江山是我父亲打败了安禄山才保全下来的，我父亲因为瞧不起皇帝的宝座，才没当这个皇帝
”（倚乃父为天子耶
我父嫌天子不作。
）升平公主听到郭暧出此狂语，气得立即回宫禀报皇上。
唐代宗听完女儿的投诉后，不动声色的说：“你是个孩子，有许多事你还不懂。
你丈夫说的都是实情。
天下是你公公郭子仪保全下来的。
如果你公公想当皇帝，早就当上了，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
”郭子仪知道这事后，吓坏了，他听说儿子口出狂言，几近谋反，“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
”即刻令人把郭暧捆绑起来到宫中面见皇上，请皇上治罪。
可是，唐代宗却和颜悦色，一点也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安慰郭子仪说：“小俩口吵嘴，话说的过了点，咱们当老人的不要认真了，不是有句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吗
装作没听见就行了。
”按照常理，任何皇帝都不能容忍郭暧说的那句大逆不道的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
我父嫌天子不作
”不仅因为这句话大逆不道，更因为这句话赤裸裸地道出了真相，皇帝心胸再开阔也断不可能容忍有人公开地对皇位进行威胁。
郭子仪当然深知这里的利害冲突，所以要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把谋反的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他曲中见直、迂而能返故意演一出苦肉计给皇帝看。
皇帝也知道，既然郭子仪无意谋反，以后坐稳江山还得指靠着他，所以也愿意把这件事变成一出喜剧了结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陪郭子仪敏感的政治觉悟，和大难来临之际的冷静和沉着，不动声色间化险为夷。
历史还记载说，汾阳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贩夫走卒之辈都能进进出出。
一次，郭子仪的一名手下将领到外地任职，去汾阳郡王府辞行。
在王府里，他看见堂堂的汾阳郡王正为夫人和女儿做奴仆，端着洗脸水，拿着手巾。
郭子仪的儿子觉得脸上无光，一齐劝说父亲，希望父亲能够自重，不要让外人笑话，郭子仪给儿子们讲明道理，“我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家的奴仆吃官粮的有一千多人，如果我筑起高墙，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嫉妒郭家的人煽风点火，郭氏一族很可能招来灭族之祸，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
也就是说现在我打开府门，任人进出，即使有人想诬陷我，也找不到借口，别人没了好奇心，也就没了谣言。
儿子们恍然大悟，都十分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
郭子仪晚年在家养老时王侯将相前来拜访，姬妾从来不用回避。
一次唐德宗的宠臣卢杞前来拜访时，郭子仪赶紧让众姬妾退下，自己正襟危坐，接待这位“鬼貌蓝色”的当朝大臣。
卢杞走后，家人询问原因，郭子仪说道，“卢杞此人，相貌丑陋，心地险恶，如果姬妾见到他，肯定会笑出声来，卢杞必然怀恨在心，将来他大权在握，追忆前嫌，我郭家就要大祸临头了”。
后来卢杞当上宰相，“小忤己，不致死地不止”，唯独没有找郭子仪家的麻烦，这也应验了之前郭子仪预言和判断，一场大祸被郭子仪消弥得不着痕迹。
第三，唐王朝风雨飘摇，北斗元帅郭子仪是惟一可以依恃的万里长城，于是他能够屡仆屡起为皇室重用。
肃宗驾崩后，代宗继位，怕郭子仪功高难制，遂将郭子仪罢官。
当时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盘踞东都洛阳；李光弼的副使仆固怀恩屯兵汾州（今山西汾阳），决心反唐，秘密引回纥、吐蕃大军侵犯河西。
安史之乱，郭子仪两次从叛军手里收复两京，曾经带领过借来的回纥兵，同他们可以说有过并肩战斗的情谊。
他在回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纥人一向称他为“郭令公”，表示对他的尊敬。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代宗不得已重新启用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尚未将军队集结完毕，吐蕃已经攻陷长安，代宗逃亡到了陕州。
郭子仪追踪代宗的行踪，一路收集散兵游卒，遂派六军兵马使张知节、乌崇福、孙全绪等率兵万人为前锋，在长安城外扎下大营，插满旗帜，夜里则到处生满篝火，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占领长安的吐蕃军队被这种迷魂阵吓破了胆，加上慑于郭子仪郭令公的威名，一夜之间退出了长安城。
其后，代宗意识到郭子仪是惟一可以依恃的万里长城，于是将其官复原职，重新启用。
这时唐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是仆固怀恩，仆固怀恩联结吐蕃、回纥、党项等数十万大军南下，直接威胁长安。
在这种情势下，代宗对三朝元老郭子仪的猜忌暂时被放到了一边，恩宠开始无限升级。
先是封郭子仪为尚书令。
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封赏。
尚书令就是首席宰相，有唐一代，按照惯例，这个官职一直空缺，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做过尚书令，大臣们都不敢再担任这一官职，以示对唐太宗的尊重，常常用别的官职来代替宰相，而不敢称“尚书令”。
因此郭子仪两次上书推辞，说“岂臣末职，敢乱大伦
”，正是对这一封赏诚惶诚恐的心情的写照。
建元二年（781年），名满天下的郭子仪去世了，寿高85岁。
陪葬建陵（唐肃宗李亨墓，今陕西礼泉县），赐谥号“忠武”，按照礼仪制度，郭子仪的墓葬应有一丈八尺的高度，朝廷特意将墓葬再增高十尺，以彰显郭子仪的盖世功勋。
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德宗皇帝还亲自到安福门临哭送行，郭子仪以他一以贯之的光明坦荡为经线，用谨小慎微的敏锐为纬线，在依红偎翠安享富贵之际又能警觉地未雨绸缪，让名噪一时得以留名一世，福禄寿全完成人生功德圆满的谢幕，生前死后，显耀之至。
毛主席的诗词里,哪首中有 加 油 的字样?
不记得有这个字眼的，但有这个意思的，不知合意否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七绝·改诗赠父亲》现代．
有一道初一的历史题我已经提问了但没好答案请别让我失望
明代的封藩与清代封爵制之比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王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始终围绕着统一与分封进行斗争。
统一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历史的总趋势。
但分裂势力不断地挑起矛盾，因此分封这面破旗一直被打到封建制度的灭亡。
明清两代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但分封制的阴魂不散。
明代从封藩开始，就不断地削藩，打击分裂势力。
清代从清初开始，就意识到分封制的危害，特别是雍正时，对分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声讨，从而使清王朝避免了重蹈明王朝封藩的老路，清王朝结合自己的民族特点创立的封爵制度自有其成功之处。
本文试对明清两代的封藩和封爵进行比较，以总经历史经验。
[ 转自铁血社区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出身微贱。
由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一步步爬上了皇帝宝座，实属不易。
他把皇权看得比历代皇帝都重，为了保持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他一反前几代之常态，继位以后大行分封。
朱元璋自认为其处境与汉高祖刘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政制方面，处处模仿。
如杀功臣、徙富户、建都城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分封诸王。
明初的屠戮功臣与实行分封二者是紧密联系的。
明太祖疑心太重。
唯恐功臣权力太大，把功臣都看成是、郭威。
同时又把诸皇子看得过于贤肖，认为皇子们都能成为季札、子臧式的人物。
因怀疑功臣不可靠，所以必然下力气清除。
明代，特别是明初待功臣刻薄少恩，甚于汉代。
至洪武末年，不但功臣宿将几被杀尽，连文臣亦多冤死。
朱元璋对朝臣可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朱元璋思想性格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为身后计，从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角度来考虑。
另一方面，正因为朱元璋确信诸皇子个个皆贤，所以分封为王，乃至超过应有的限度。
事实上，开国就杀功臣是弱其根本，分封诸子为王是强其枝叶，正好本末倒置。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太祖与太子的谈话，谈到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时，太子说讲经的儒臣都认为理亏的是制造分裂的吴王刘濞，明太祖认为这是“偏执之说”。
明太祖对于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极力辩护，并认为是因为杀了吴王刘濞的世子，才激怒了吴王，汉景帝又听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的土地，七国才会叛汉。
他认为藩王必然会对上尊重天子，对下安抚百姓，辅佐王室的，藩王应该都知道这是天下公理。
这样，作为太子就懂得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诸皇子也就懂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屏卫王室，尽君臣之义了。
基于以上这种认识，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除太子朱标外，只有一人没封王。
朱元璋分封请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分封诸子以卫王室，巩固朱姓王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总结前朝经验，总结宋元以来未行实行分封的教训，认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无人翊卫王室，因此必须依靠宗亲力量，达到拱卫中央的目的。
在《拟封诸子诏》中曾说： “众建藩辅，就可以使天下坚如磐石，大封土疆。
就可以增近亲亲之谊，这个古今通谊的办法，我怎敢不用呢?”分封就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二是加强边防。
朱元璋是由南向北打天下的皇帝，加强对北部的军事防卫是其要政之一。
为此，朱元璋把他的好几个儿子都封在边塞重地，加强对蒙古的防御力量。
明史记载说；当时，皇上非常关注边防，要求每个皇子都要习武练兵，被分封的诸王都主管军务。
尤其是晋、燕二王，特别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带兵出塞并筑城屯田。
当时的边塞大将诸如宋国公，颖国公傅德都受藩王节制。
后来又下诏告诫秦、晋二王，军中大事要奏请皇上，小事自行料理。
这样，一方面加强了边塞的防御力量。
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握有兵权的边塞大将，可见朱元障的用心是何等良苦。
明代的藩王权力很大。
首先，从地域范围来看，地域广大并且都是战略要地。
一般的都统辖数十个城邑。
秦、晋、燕、齐、梁、楚、吴诸藩王，没有一个不是连城数十个的。
其次，从军事上看，诸王都拥有庞大的军队，光藩王府就拥有两个护卫甲士，每个护卫编制是 5600人，宁王朱权竟拥有戴甲兵8万，革车6000乘，他的骑兵个个骁勇善战，在诸王府中，武相在文相之上，王可以节制封国内的镇守军队，经常率领大军出征，军中的重大事宜才需奏请皇上。
皇帝征调诸王之兵，必须得到藩王允许，藩王若觉军饷不够，可以向其他郡县征调。
再次。
从行政权来看，在诸王专制王国中，诸王可以节制文武，设置官署，处理封国内一切军事、民政事宜。
第四，从享受的礼仪及俸禄等待遇看，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等级。
公侯大臣都得跪拜诸王，没有敢和诸王平起平坐的。
诸王的衣帽、车舆、旗帜、居住的宅第只低于天子一格。
从俸禄的多少来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诸王岁供是5万石，钞 25000贯，锦40匹，丝300匹，纱、罗各百匹，绢500匹，冬夏布各千匹，绵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 年)开始，减少诸王岁禄，藩王的岁供减为万石。
可见，明太祖时代诸王的权势是相当大的。
这种状况直到明成祖时代才受到一定的裁抑。
朱元璋自以为实行分封制，既可以达到屏卫中央，加强边防的目的，又可使诸王有所作为，并且更重视亲亲之谊。
因此，对敢于上书言及分封之弊的人不惜施以重刑，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谈到分封太侈之弊，他认为，“实行裂土分封，使各个诸侯王各有分地，这一方面惩戒了宋、元王室孤立。
宗室不振的弊端，另一方面，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统辖数十个城邑。
城郭宫室不亚于首都，再加上庞大的军事力量。
恐怕几十年以后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然而等到那时。
再削其地，夺其权，则必生祸乱……防范来不及了”。
因此他认为： “汉代的七国之乱，晋的八王之乱，可为水鉴。
分封超过一定的规制、限度，马上就会生出祸来。
”他的话处处触及分封制之要害。
但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其骨肉，破坏他们的父子之情，因而把叶伯巨下狱，死于狱中。
可见朱元璋在分封问题上的偏执。
[ 转自铁血社区 ]明初的分封原则上也是“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
有别于周、汉的分封制。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明初的藩王都具有很大的兵权，并且可以节制文武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临民与赐土的权力。
再加上有丰厚的岁禄，又都是皇帝之子，又都扼守在军事要地，因此，他们的权力当然是相当大的，朱元璋这种封藩卫国的政治理想，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朱元璋死后。
其长孙朱允炆当了皇帝，面对权重位高的王叔们，只能重演汉代的削藩故伎，于是便发生了燕王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变”。
经过三年多的苦战，终于推翻了建文皇帝，燕王便成了明成祖，国号永乐。
“靖难之变”是分封制与长子继承制二者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朱棣登上皇位以后，便着手削藩。
因为对于封藩制度威胁皇权这一点，朱棣是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在他进行“靖难”时，力言是为了“保社稷于机危，拔诸王于困苦”，但一旦他跻登皇位，便自然集中精力捍卫专制皇权，势必断然执行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政策。
为杜绝潜在的藩王叛乱夺权的危机，他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废革诸藩。
或大幅度地削减他们的军力，或强迫迁徙“藩”的封地。
力量最强大的宁王朱权首撄其锋，朱棣用计掠夺其地，吞并其军，并生俘其人，其后强令他内迁南昌。
原封于北疆的谷王朱福，辽王朱植，韩王朱松，沈王朱模也先后被迫迁出原地，改封到靠近腹里的地区，并被迫交出护卫，有些藩王甚至被废为庶人。
朱棣强行削藩，不仅反映出明初在朱氏宗族内部极为复杂尖锐的权力冲突，而且也反映出朱元璋制定的封藩政策只能奏效一时，从根本上是与极端皇权相抵触的。
朱棣以后的几代皇帝，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逐渐形成了“藩禁”制度，并且愈演愈严，愈演愈密，旨在从各方面加以裁抑和箝制。
规定：宗藩不得预兵事，也不许干预政事，所有宗室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两藩王之间不经奏准，不许叙会相见，宗室有出城之禁；藩王就封后，不经特许不得还京入朝，不得与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连与宗藩联姻的人也不得被选任当高官，藩王不许自置王府的官吏，也不得拒绝由朝廷派来的王府官。
甚至还规定，宗室生子，必须向朝廷请名，名义上是由皇帝赐名。
及其年长，又必须向朝廷请婚选配，不准“擅自婚配’。
对王府的建筑格式、规模以及衣冠礼仪等均有繁琐的规定，不准逾制。
为严格约束宗室人们遵守以上规定，更主要的是为了严厉打击居然敢冒犯皇权的人，明代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设立了名为“高墙”的特种监狱，专门用以囚禁被认为犯禁的宗藩，在押者常有数百人之多。
明代的“藩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中是最严酷最苛刻的。
这些“天潢贵胄”、“龙子风孙”的们，实际上成了一些被圈养在一城之中的未定罪囚犯。
清王朝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末代王朝，皇权专制进一步空前加强。
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分封之弊基础上，没有实行分封制。
清帝国的统一，完成于康熙平定为首的三个藩王的叛乱之后，究竟如何统治如此之大的帝国，是摆在清贵族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康熙有子35个，由于两废太子，以致太子虚位而诸皇子自结党羽，酿成了宫廷内部激烈的储位之争。
就连康熙这样精明能干的皇帝在选择太子问题上也是几立几废，颇感。
等到雍正帝接受教训，坚决顶住了分封制要求，强行一统天下。
雍正是这样驳斥封建要求的：古人之有封建，非谓其制尽善，特壅此以驾驭天下也。
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君，各子其子。
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人莫不尊亲。
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建立亲贤参错其间。
尽世势如此，虽欲统一，而不能也。
夏禹龅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盂津之役，来会者八百国。
岂非夏后周王之封建耶
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白天子出。
曰：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孔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争战之流弊，其言已开一统之先矣。
至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
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
唐柳宗元云：公天下自始。
宋苏轼云：封建者争之端也。
皆确有所见之言也。
且中国郡县，亦犹各蒙古之自为雄长，互相战争耳。
至元太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
我太祖肇基东土，遐尔率服，各蒙古复望风归顺，咸凛正朔，以至于今。
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于元，而极盛于我朝也，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 转自铁血社区 ]雍正皇帝旁征博引，说明清代分封制是不可行的。
三代行分封建之制是不得巨而为之，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可，是由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一统天下开始于秦。
塞外统一于元。
秦以后郡县制是正统，是定制。
三代以前，是以封建为公，秦汉以后是以郡县为公。
孔子对封建之流弊深有体悟，苏轼说得更明白，封建是天下混乱的开始。
统一不容易，不能设立不利于统一的封建制度，统治如此幅员广大的帝国必须保证中央集权，绝不可分权。
当时不仅雍正的兄弟们要求封建，而且许多思想家也提出封邦建国，以限制专制的主张，这些人是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曾静等。
雍正皇帝对他们主张封建的观点，也大加驳斥： “叛逆之徒动辄以封邦建国为论说，大概是自知奸诈险恶为其乡国所不容，如果行封建之制，在此国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别国去”。
雍正皇帝对主张封建之人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陆生梢被处死，吕留良被戮尸，曾静被杀。
除此以外，雍正皇帝对骄傲的诸王也有许多的制裁，如削宗室之籍，撤黄带之典(宗室使用的黄带子)等等。
清代对宗室没有实行封藩建国，强调“一统”天下，但同时对皇子和军功都实行封爵制，从分封亲王至奉国将军分为14等。
有功封、恩封、考封之别。
功封是有特殊功勋的被封为亲王，人数极少，可以世袭罔替；恩封是国有大庆时对一些宗室的升等加封；考封是按世系依次降等，以至降为不入等级的“闲散宗室”，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清代宗室的繁衍速度和数量都较明代较少，高级宗爵数量一直受到限制，拥有亲王、郡王衔的较少。
据统计，清初开国只有8名世袭亲王即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等所谓“铁帽子王”。
后又增加恭亲王，怡亲王、醇亲王、庆亲王。
由于清代的这些制度，宗室没有造成对皇权多大威胁，在这方面，清朝的政策是很成功的。
在分析清代封王制度时，可以恭亲王奕欣为例。
道光皇帝共有九子。
长子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 年)，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
二于奕纲、三子奕继幼殇，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即长子奕纬死后两个月，五子奕综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过继给嘉庆第三子、和硕亲王绵悄为嗣。
道光其余尚有六子奕欣，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
道光即位后，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犹豫不定之后，终于于道光二十六年(846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
”这一年六月十六曰，道光在9.5X2.6公分的四扣折纸上朱笔以满汉文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字书“皇六子奕欣封为亲王”。
道光所书御书用深浅稍有区别的黄纸分两层包封。
直接包御书的黄纸，背面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道光的亲笔签名，放在黄纸婊面白纸婊里的硬纸板夹中，外面又用黄纸包封。
背面朱笔写着满文万年字样，并有道光的签名。
道光皇帝是清代最后一个实行秘密建储的皇帝，因为在道光以后的几个皇帝，或者因为只有一个皇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子嗣，因而无需实行秘密建储，这种制度自然而然也就不废而止了。
考诸道光以前历代帝王实行的秘密建储的做法，道光的具体做法与他的父、祖辈有明显的区别。
一是道光在辞世前抱病亲书朱谕，再次申明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旨意；二是道光在书写立储御书时，同书晋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三是道光在密藏立储御书时，同时将遗谕一同密藏。
道光的这些做法，在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立储时，有关史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道光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打破陈规的做法呢
道光的所作所为，证实了道光在立储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犹豫、矛盾。
同时，也反映了道光对后世政局的忧虑。
[ 转自铁血社区 ]与嘉庆相比，道光建储较晚。
道光在即位后，为什么长期没有将长子奕纬秘建为储呢?其中缘故不得而知。
不过，根据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郑重的做法，似乎可作此推论，那就是道光希望在秘密建储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为奕纬之后的两子幼殇，使道光没有了选择余地。
直到道光十一年开始，奕詝兄弟相继问世；道光方开始对诸子进行考察和选择。
在以奕詝为长的几个儿子中，六子奕欣因才华出众，深受道光钟爱。
奕欣在与奕訏习武时，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
道光很赞赏，特地赐其枪名曰“棣华协力”，赐其刀名曰“宝愕宣威”，同时又以白虹刀赐之；奕欣在与众兄弟的关系中，与四哥奕詝最为密切。
这是因为二人年龄相仿，又同在书房攻读，同武场肄武事，俩小无猜，故而兄弟情谊深厚，特别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 年)，奕詝生母钮祜禄氏死后，年方十岁的奕詝即由奕欣生母博尔济特氏抚养，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道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逐渐把建储的目标集中在奕欣、奕詝两兄弟身上。
奕詝自六岁入学，受“公忠正直”之士杜受田“朝夕纳诲”，历十余年之久。
道光以奕詝长且贤，有意立之为嗣，但又憾其才华不及奕欣，故而犹豫再三不能决定。
正当道光犹豫不决之时，一年一度的南苑校猎举行了。
诸皇子在父皇面前各显才能。
校猎结束后，皇子们出示自己的猎物。
奕欣因一心要在道光面前显示自己的勇猛和娴熟的箭法，“故获禽最多”。
而奕詝在校猎场上却一无所获。
道光未免奇怪，问其缘故。
奕詝答曰：现在正当万物复苏的开春时节，鸟兽繁衍孳生，我实在不忍伤害这些生灵。
以致于扰天地万物的生长节律。
奕詝的这番话，使以仁孝传统道德衡量一切是非的道光龙心大悦，称赞道： “此真帝者之言。
”此事使道光下定了立奕詝为储的决心，上面这段故事见诸《清史稿》中的“杜受田传”。
还有一个见诸于野史笔记中关于奕詝得储位的记述，究其实质来说与正史记载之事十分相近，这则故事说，皇四子奕詝的师傅为杜受田，皇六子奕欣的师傅为卓秉恬(查《清史稿》中《卓秉恬传》，卓秉恬并没有做过奕欣的老师)。
道光晚年衰病之时，一日将召二位皇子入见，准备藉此最后确定储位。
奕詝、奕欣各自求教于自己的老师，询问如何回答为宜，卓秉恬教授自己的学生说：你父皇如果有所垂询。
你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显然，卓秉恬企图凭借奕欣的才华，以其所长，攻奕詝所短，来超过奕詝。
而杜受田则审时度势，决定扬长避短。
于是他教授自己学生说：阿哥如果向你的父皇条陈时政，智识远远赶不上六爷。
要取胜只有一个对策。
当你在父皇言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将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是伏地流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你对父皇的孺慕之诚。
奕詝对老师所授对策佩服得五体投地，遂依计而行。
杜受田之策大功告成。
道光深为奕詝的“孺慕之诚”所感动，连声称赞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这两则故事，内容不同，其精神实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经过几次较量，打着仁孝旗号的皇四子奕詝终于击败了确有出众才华、又急于表现自己才华的皇六子奕欣，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皇帝，以传统的方式最后确定了皇储。
道光辞世后，奕詝即位是为咸丰皇帝。
奕欣对此自是耿耿于怀，从此种下了兄弟猜嫌不和的种子。
虽然咸丰在即位后，即封奕欣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奕欣又获得了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的要职；十月，咸丰又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咸丰四年 (1850年)又连续授奕欣都统、右宗正、宗令之职。
纵使咸丰对奕欣重任屡委，恩宠有加，仍然无法完全弥合兄弟间的嫌隙。
在咸丰即位后的一段时间里，兄弟之间的关系依靠既为奕欣生母，亦为奕詝养母的孝静皇贵妃的调停，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贵妃病危，奕欣请咸丰尊其母为太后，奕詝内心深不以为然，故口头上虽哦、哦连声，实际并不愿办。
奕欣封母心切，即至军机处传旨令具册礼，逼得咸丰不得不为其母上尊号“康慈皇太后”。
这样，奕欣之母封号虽得，兄弟之间的裂痕更大，矛盾也日渐公开化了。
这一年七月，康慈皇太后死去。
不久，咸丰即以奕欣办理皇太后之丧“礼仪疏略”的罪名，将奕欣逐出了军机处，并罢其宗令、都统之职。
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咸丰才重新授给奕欣都统之职。
从此奕欣始终处于受冷落、被排斥的地位，由觊觎帝位而导致的猜嫌不和，在咸丰当政的十多年中，倒也没有在政海中变幻出什么风云。
因为咸丰皇权在握，奕欣纵有不世之才也只能俯首称臣，无可奈何。
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2年)，当咸丰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于正当壮年时即留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撒手归天时。
终于给了奕欣一个重返政治舞台、充当重要角色的机会，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场宫廷政变。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是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基本上合为一体，治国如同治家。
在家讲亲亲之谊，在国讲君臣之道，二者一脉相承。
家天下的观念便是这种政治结构的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体现的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统治原则。
在春秋时代，列国之君与天子同姓者十之六，天子勋戚十之三，前代后裔十之一。
对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实行分封，目的在于建立以天子宗族为主干，天子勋威为辅翼的政权体系，以期使宗法血缘关系在维护天于正统地位和有效统治方面，发挥出骨干和地缘上的屏卫作用。
然而，事与愿违，专制皇权与诸侯的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此，二者必然发生冲突。
诸侯势力往往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日益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而专制皇权则决不能容忍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出现几多“模拟天子”。
实行分封制本来是为了达到“亲亲之谊”、“屏卫王室”的目的的。
但往往走到其反面。
成为皇权的掣肘因素和皇室宗族内讧的直接动因。
专制皇权无所不及，它与其他任何权力都格格不入，诸侯有权就意味着皇帝失权，反之亦是如此。
无论是父子、兄弟、亲戚在权力面前是无所谓‘亲亲之谊’的，只有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才有意义，一旦触犯皇权，无论是父子，还是兄弟亦或其他什么人都会兵刃相见，权力有其自身的膨胀性。
当诸侯拥有权力后，他不会适可而止，攫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会使之蠢蠢欲动，得寸进尺，直至获得最高统治权为止。
汉代吴王刘濞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想当皇帝。
权力是赤裸裸的，它会撕去一切伪装在政治关系上的所谓血缘、宗法、亲戚等等温情脉脉的面纱。
专制皇权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皇帝是最高权力主体。
宗室成员的身份对他来说是次要的，只有在有利于加强其皇权的时候，才能表现出他是宗室成员。
诸侯们在皇权的威慑下，才是臣子，一旦羽翼丰满，便不再想当臣子，权力欲会促使他们向最高的权力之巅冲锋。
分封制度是基于宗亲关系(包括勋贵)对皇室的屏卫作用而设立的，但政治权力的性质造成了皇帝与诸侯之间的相互猜疑。
皇帝担心诸侯坐大，会造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
诸侯担心皇帝的削藩迟早会危及自身。
于是，不得已铤而走险，奋力一搏，胜则为帝。
败则为鬼。
在有些情况下，诸侯也是被逼无奈，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正是皇帝与诸侯之间的这种相互猜忌心理。
加之其他因素，才酿成了历史上的汉代“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
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不断地总结分封制的利弊，根据他们的认识决定是否实行，经验表明，分封制的实行在多数情况下是弊大于利的。
问题在于，在分封制度的废与建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一再反复，故伎重演呢
秦灭六国，罢封建、置郡县，停止对宗室的分封，所以这样做，是惩周代分封造成春秋战国诸侯争战之弊。
而汉高祖刘邦又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再行分封。
晋、隋、唐、宋几代虽行分封，但在具体制度上有所改进，采取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政策，削弱了宗亲贵族的势力。
到明代，朱元璋又模仿汉高祖刘邦，大行分封，清代才最终终止了分封藩王的制度。
[ 转自铁血社区 ]分封制的实行多出于政治需要，一般行分封之制都在建国初年，皇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分封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这样便可以安抚天下，坚固边塞，尽快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奠定根基。
此外分封制有提高宗亲社会地位，加强统治基础。
缓和皇室内部矛盾的一面。
但有时又因分封不均而制造矛盾，引起宗室内部你死我活的争斗。
清代不分封藩王，而采取封爵，数量少，对朝廷不构成威胁。
应该说清代不分藩王的政策是清王朝能够维持三百年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另一面看，清代的封爵制度是当时八旗制度的衍生物。
八旗制度具有军政合一的特性，使封爵制度成为八旗制度主要的支撑。
特别是清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开始的封王，都是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骨干，没有这些人完成不了满族自身的统一，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
皇太极时的议政大臣会议的成员，都是八旗的中坚，都是封爵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入关统一全国的战将和功臣。
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封爵制度逐步完善，便始终严格控制数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历代滥封的教训，最终造成尾大掉，甚至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灭亡。
清王朝统治者有效运用封爵制度，既调和各方矛盾，又调动各方力量。
最终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明代的封藩和清代封爵走了不同的道路，其失败成功都成了历史，人们会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这就是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