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作品风格，文学地位，人格魅力，一些特立独行的小事，名言名段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 王安石(6张)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
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
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
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诗词作品 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浣溪沙》《南乡子》 《渔家傲》 《菩萨蛮》 《桂枝香》 《千秋岁引》 《伤仲永·集句》 《伤仲永》 诗：《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书湖阴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飞来峰》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 《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郊行》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
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
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
茅屋数间窗窈窕。
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
忽忆故人今总老。
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
今日是何朝
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
黄鹂一两声。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
无奈被它情耽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 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
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
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姚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春夜》 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秦》 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
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
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
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我很少看文学方面的书，但是不知道该看些什么书丰富自己的你内涵
如果想提高内涵的话，读史是不错的。
如果只是想看文学书的话，首推“红楼梦”，无论文学素养和人物刻画以及生活层面来讲都是上上选。
如果看不进去文言的，可以看看小说。
文辞优美可选“古龙”的作品读读，还有看看徐志摩、郭沫若等的诗歌也很好。
还有佛经禅语也是很有哲理的。
建议多看中国作家的，日本的也还行，毕竟学的是中华文化。
西方的著作由于翻译走了味道。
如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网络小说也是不错的。
可以去“晋江”“红袖添香”，“榕树下”看看。
考研方向模糊，专业具体内容也很模糊，非常迷茫，求赐教
我没有过当北大学生的幸运，黄修己教授也不是我的业师。
但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办刊物，却与黄教授有了编辑和作者的交往。
我在心目中，一直把黄教授当作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朋友。
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由于地域相隔，近些年音问稀了。
因此，最近读到黄教授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就备感亲切，一口气读完，又觉受到深刻的启迪。
\\r初读《我的“三角地”》，很有读张中行《红楼点滴一～五》的感觉。
都是北大学人谈北大，谈北大的“道统”、“学统”，谈那些大师级的北大教师，谈北大的学习生活、衣食住行，但因所谈所忆的时代不同，其主题与内容，也就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
就说这谈老师，张先生的老师是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林公铎等，黄教授的老师是杨晦、蔡仪、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川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扬……用林庚先生的话说，张先生的师辈是“读书”的人，黄教授的师辈是“翻书”的人，而到了黄教授一辈也就是“摸书”的人（见《我的“三角地”》之《读书·翻书·摸书》）；再说学习生活与衣食住行，张先生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北大红楼的生活，是沙滩的住，沙滩的吃，而黄教授他们入学时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虽然因为“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学界耆宿，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政治的冲击，学生们“实际上所得不多，十分可惜”；他们也搞过大批判，也炼过钢，也编过“红色文学史”。
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在坚持北大\\r“兼容并包”“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在注重怀疑与实证、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上，张先生和黄教授的文章，以及许多北大人谈北大的文章，可以说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
看过黄教授那些谈老师的文章，就可以领悟到北大传统是怎样口耳相授，怎样师承的。
在《终身不忘，唯此一言》等文章中，黄教授描述了杨晦、林庚、蔡仪、王瑶、周扬等老师怎样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传道授业，学生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老师讲的长篇大论，而是那些灵光片羽的一言、一瞬以及从中体现的学业精神、治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正是这些使学生终身受益。
听金开诚转述吴组缃师讲“爱姑的脚”，使青年教师黄修己有了“茅塞顿开”般的顿悟，从而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地，以至后来开辟现代文学方法论的先河。
在《这样的故事还要再讲》中，黄教授讲了季镇淮师和“杨君”怎样坚持学术标准，不给人情分的感人故事，以此与当下的学界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r然而读黄教授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沉重之感。
与张中行那一代北大人和“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北大人不同的是，黄教授的文章虽也有作为北大人的自豪与自傲，但同时有一种遗憾、无奈与自嘲。
应当说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r近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r1949年以前三代，即“前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即“前文革”一代（或者叫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也叫“知青一代”），“后文革”一代。
按这种划分，黄教授他们属于\\r十七年一代。
许教授把这一代叫做“无根的一代”，说他们“受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影响，强调要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知识体制划清界线。
”“他们力图要做的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面来做些研究，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
”因此，“有些人比较僵化”。
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隔代遗传”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
”也就是说，“知青”的一代，隔过自己的父辈，直接与爷爷辈接上了关系。
正因为学界有这些看法、这些估计，才有黄教授在本书中的一组文章《生与战乱，长于动乱》《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的一代》，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他们这一代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梳理。
\\r应当说黄教授对自己身处这一代的评估，是相当客观和清醒的。
这一代的处境，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学养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用“运交华盖”来形容也不为过。
因而黄教授痛心地自嘲：“我们这一代，虽说也很优秀，是历史为新中国准备好的良材，只可惜缺少历史机遇。
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怎么概括这一代呢
‘豪情满怀’的一代固然不妥，‘承前启后’的一代，也不合实际。
想来想去，想出了‘没有的一代’来”。
\\r然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乃至学术）追求啊，难道说没有就没有了吗
这一代果真是“没有”、是空白吗
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令黄教授们心有不甘的。
别的我不敢说，就说黄教授他们这“北大中文系55级”\\r吧，有多少“良材”就出自这一级啊
他们中后来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有黄修己、谢冕、孙绍振、孙玉石；还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吴泰昌；也有搞创作而享誉文坛的孙幼军、温小钰……一个年级呈现出如此整齐、如此眩目的人才结构，据说北大中文系从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整总体的专业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级的。
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
试想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如此说来，我们还能说这一代是“没有”的，是应当被隔过去的吗
\\r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北大中文系55级是个特例。
在整整一代的苍白中，他们显示出了一枝独秀的辉煌。
这也许有道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但毕竟是有这么个“55级现象”，它确实是从那个特定的年代生长起来的。
而且我相信，它虽特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这一代独有的某种精神风貌。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精神风貌并不被人看重，但现实和历史将会证明它的价值，尤其是在社会越来越功利、学术越来越失范的今天。
要解读“55级现象”，最好还是去看黄教授的《我的“三角地”》。
作者既坦然承认这一代的不足，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代的优长。
他们进校于建国之初，“身上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
他们幸运地直接受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学人，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政治裹胁着去搞大跃进式的集体科研，去编什么“红色文学史”。
然而我们看到，这批青年精英，即使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思考，没有割断自己与上一代学者的血脉联系。
他们编了不足取的“红色文学史”，但很快就在老师的启发下修正错误，对备受吹捧的“科研成果”大动手术，实现了一次大幅、快速的自我超越；还要再接再厉，继续贡献了《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学术上有影响的作品。
就是在大炼钢铁的举国狂热中，在“十年动乱”的文化荒芜中，他们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泯灭对学术工作的崇高感、神圣感。
黄教授在“文革”中，有“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故事”，这就使他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了二三十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
说他们“思想不解放”、“僵化”吗
可就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文革”中批判“文革”，留下了专制年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见证（《一场没有胜方的辩论》）。
谈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黄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不但见过‘文革’之类的大动乱、大灾难，也见过新中国如初升旭日的光辉灿烂；不但见到腐败和腐烂，也见到廉洁和公正。
所以，我们能用比较全面的眼光审视历史，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这段概括相当精辟、准确，不禁使人想到王蒙。
王蒙也是“十七年一代”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早期的小说就充满这种“开国气象”，对历史在批判的同时也怀有“温情与敬意”。
我们看到与上一代对时代的“隔”不同，他们是相当“入世”的；与下一代对时代凌厉的批判不同，他们是温和的，顺应多与否定。
作为２０世纪人他们对这个大时代充满感情。
黄教授说：“２０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激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
能在这个时期潇洒或不那么潇洒地走一回，尽管会遇到很多磨难、痛苦，也还是值得的。
”\\r我是“７７级”，属于许教授说的“２０世纪第五代”。
因为迷恋张中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行世风格和学术风貌，我也曾很赞同陈平原教授“隔代遗传”的说法。
但黄教授的书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觉得轻言“隔代遗传”是不够慎重和严谨，对我们的父辈是有失公允的。
就我个人而言，上大学时就曾听过北大金开诚、孙玉石老师，人大叶朗老师和我校王景山等先生的课，对我们这些从知青入学的学生影响很大；毕业后，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袁行霈、谢冕、蒋绍愚、黄修己、柳斌杰、张传玺这些北大教授，接触了杨义、樊骏、何西来、林非、吕晴飞等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陈丹晨、孙幼军等文化名流，他们都属于“十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继续用他们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我们。
怎么能说他们是没有的一代，是应当被隔过去的一代呢
应当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尽管我们的上一代有时代造成的种种遗憾和不幸，有“一种无法补偿的永远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但他们“在很不利的环境里，挣扎，彻悟，经历了波澜，绕过了曲折，才有了一点创造的可能。
”“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对于这种悲壮的努力，作为后辈的我们，不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吗
\\r黄教授书中用了一个词“弑父情结”。
我们这一代是否有“弑父情结”呢
在许教授的“六代论”中，对前三代中的“五四一代”和后三代中“知青一代”评价最高，是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的。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是拜时代所赐。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说优长与不足，是每一代都有的。
我们这“知青的一代”，虽说在打破思想禁锢上表现不凡，但在学养上，在知识结构上，不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吗
如果说我们上一代是“摸书”的一代，那么我们呢
可不可以叫做“乱翻书”的一代
\\r黄教授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精神断层”——“这些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已经淡出历史。
”“他们认为值得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的那些神圣、高尚的东西，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道德日下、学术腐败，学术失范，这与我们急于翻过了“共和国的一代”，失去了某种道德的传承；与世纪末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否有关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热中“颠覆”、“解构”的同时，是否也应多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医治社会以及学界病疴的营养。
正如黄教授概括的，“没有的一代”是“没有帐本的一代”“没有声息的一代”“没有愤怒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没有垮掉的一代”。
他们真的该是“没有的一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