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性组织和非盈利性组织的区别
绩效评估有许多不同的分类，这里介绍其中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可以分为三类：普适性的机关绩效评估、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专项绩效评估。
（1）普适性的机关绩效评估。
普适性的机关绩效评估的明显特征是绩效评估作为特定管理机制中的一个环节，并随着这种管理机制的普及而普遍应用于多种公共组织，如目标责任制、社会服务承诺制、效能监察、效能建设、行风评议等。
（2）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
这种组织绩效评估一般应用于某个行业，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特征，即由主管部门设立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对所属企事业单位进行组织绩效的定期评估。
例如，卫生部为设立的绩效评估体系，为各级各类学校设立的绩效评估体系等。
（3）专项绩效评估。
专项绩效评估是针对某一专项活动或工作某一方面的绩效评估。
例如，对普通中小学实施的素质教育评价，科技部制定的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
会计中的“预算”和“决算”是什么意思
希特勒如何发展纳粹一、经济措施：1.积极的财政，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国家税收收入由65.6亿马克骤增到177亿马克，六年中实收税款共增加了600亿马克以上。
1932-1939年9月，德国国债由115亿马克上升到371亿马克。
帝国银行和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国债的主要持有者。
劳动者的小额储蓄存款也被强迫投入公债。
帝国银行以国债为担保大量增发银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银行券由26亿马克骤增为110亿马克。
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德国国家有能力进行有规模的投资和军事订货。
2.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和订货 1932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6.7亿马克，约占当年国家总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国民收入的1.5%。
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备战期间，德国全部备战支出在400亿马克以上，约占同一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国民收入的10.6%。
巨额的军事订货使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获得了高额利润。
以军火工业康采恩克虏伯公司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从国家接受的军事订货总值由930万马克猛升到1.45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5倍。
在同一时期，公司的纯利润额则由650万马克上升到1.22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剥夺犹太人资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后，大量开展“排犹运动”，帮助“雅利安”财团剥夺犹太人的财产。
由于这一“运动”，共计约60-80亿马克的德国犹太资本，通过强力没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转到了“雅利安”财阀和纳粹党魁手中。
4.强制卡特尔化 强制卡特尔化是希特勒政府扩大垄断组织统治及加速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并且比历届德国政府实施得更彻底。
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颁布所谓的“卡特尔条例”，规定帝国经济部有权建立新卡特尔，而一切卡特尔则有权限令局外企业合并起来。
任何反对这种规定的局外企业，有关的卡特尔可以拒绝承认它们，从而剥夺它们得到原料和商品供应等权利。
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宣布了它们的死刑。
在这种威胁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并如垄断组织，受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
卡特尔的数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由2100个增加到2500个。
5. 淘汰中小企业，扩大垄断组织 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规定凡是资本不组10万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
结果，据德国官方统计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公司绝大部分遭到淘汰，资本为10-50万马克的公司减少一半，而资本在5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
中等资产阶级被大大削弱了。
此外，希特勒政府还强迫封闭大量手工企业和小型零售商号。
从1937年起，由于局势工业的劳动力供应问题日益尖锐，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业和小商号为由，连续颁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谓“负担过剩”及“经济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业和小商号停业，把数十万手工业者及小商人骗入军事工厂服苦役。
据统计，到战争爆发时止，被迫停业的手工企业近20万家，小商店约10万家。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的势力空前加强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部门生产的垄断化达到惊人的程度。
垄断组织控制生产的比重在钾盐、炼铁、金属加工、人造氮、水泥、制糖、化学及药品、电力等部门为95-100%，在机器及运输工具制造、人造丝、麻织业、制纸业等部门为80-95%，在优等钢生产中为60-70%资本进一步集中于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们已经控制了了全国股份资本总额的85%，为数众多的小业主沦于破产。
6.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1933-1936年秋，帝国经济部是最高中央调节机关。
它下面设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时常、对外贸易、物价等等。
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
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
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
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
这两类调节机关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是同一的东西。
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
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很大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为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按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
1936年秋，“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又设立了一个调节机构“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引起了两大机关职能的重复。
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
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
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
但同时，德国的部门经济却出现了不平衡。
在军火工厂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德国的纺织及制鞋工业的半数设备被闲置起来。
在农业方面，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
不过全部的农业事务，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用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德国粮食产量基本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粮食进口量与20年代差不多，约在400万吨上下。
7.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时期，德国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绝对和相对额都增长。
1932-1939年，“国有的”股份资本额，由29亿马克提高到36亿马克，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
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248亿马克，占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在扩大国有化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执行了国有财产重新私有化的政策。
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德国政府为挽救一系列垄断资本集团，以优惠价格收购了柏林各大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
随着这些企业的扭亏为盈，希特勒政府把国家持有的巨额股票廉价卖给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
在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垄断企业同政府的结合也加强了。
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8.扩大对外贸易 1932－1938年，德国在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分别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
1929－1938年，德国对外投资急剧上升，由12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
1933年5月，德、法、比、卢等国钢铁垄断组织又联合成立国际粗钢输出协会，从而恢复了国际钢铁卡特尔。
在国际钢铁卡特尔和国际铝卡特尔中，德国垄断组织也分别拥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额或股份额。
9.兴办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头两年（1933-1934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共约50亿马克。
其中最大的是建筑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亿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后来不少成为兵营）约7亿马克，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等约7亿马克，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等3.5 亿马克，修复和更新铁路设备约5亿马克；对参加公共工程的私人发放补助金和减免税金约6-7亿马克。
二、货币新经济政策 1.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
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
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
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
三、社会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
2.扩大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使工人享有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
3.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以上措施对于起动处于危机最低点的德国经济，减少庞大的失业人数，起了很大作用。
客观评价希特勒，不能抹杀他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
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同一个事业单位,雇员制和合同聘用制有什么不同
现在在事业单位工作都要签合同，但是有编制的正式员工签的是事业单位聘用合同，部门组织招聘的或者单位自行招聘的不在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属于编外聘用人员。
有编制的人员工资什么的都是在里的，由发工资，没有编制的一般单位发放工资福利。
从稳定性上来说肯定有编制的好些。
公共关系观念包括哪些观念
公共财政理论简要的概括为：由于市场的状态，必须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来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无人提供满足公共需求的公共产品的空白，这个市场以外的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
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只限于公共服务领域，为保证政府不超越这一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必须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划一明确的界限。
而这一界限的划定显然不能由政府自己来划。
由立法部门进行立法规范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编辑本段] 财政公共性的实质内涵 公共财政的要义本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逻辑起点，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实质内涵。
应该说，法治性民主性在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中也已得到重视，但在对公共财政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理解上尚存不足。
其实，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鲜明揭示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函数。
再民主的预算和再有效率的投票制度在具体决策过程中也只能是按多数票规则来进行，由此必然产生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表明的财政的阶级利益、新制度经济学所表明的国家本身可能存在的悖论一样，公共选择理论也同样表明了种种政府失效以及可能存在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
因此，所谓公共财政从其结果而言必是不公共的，国家天然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
布坎南曾区分了功能层次和立宪层次的公共选择，前者按“少数服从多数”而后者按“一致同意”规则作出集体决策。
“民主在规范的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立宪观点”、“只有从立宪层面上看， ‘公共利益’才变得有意义”。
因此，对我国公共财政而言，不能希冀在所有层面上实现公共性，其法治的实质只能是重在立宪层面的规则约束，即要注重决策规则本身的法治性建设。
[编辑本段]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在西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话题，但从一开始财政手段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但公共财政并不是市场经济出现的那一天产生，与市场经济严格对位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了商品的交换就有了市场，但是具体哪一天算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并非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同样财政是何时进入了公共财政这个形态，也不明确。
从欧洲的经验看，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由以公共权力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托的财政取代了原来的王室财政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理财形态，它是在“形态”这个层次上，作为王室财政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它在具体理财运作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原则： (1)公共财政要依托于宪法和法制。
宪法和法制包含了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内容，同时也规定公共财政和理财部门即财政部门是独立的，是不受其他部门管辖的，是公众的理财机构，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责。
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且大家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公民对财政有监督权，这样就从经济上规定了公民的平等身份； (2)税收机关无权制定税法，而只能由体现国民意愿的议会这一立法机构来决定； (4)公民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受纳税人的权力。
根据这几点原则，可理解为，公共财政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依法治国框架下的理财，而法制化的社会，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则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本依托，这种法制化社会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这一点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
1．亚当·斯密的廉价政府论 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他的奠基之作《国富论》。
恩格斯曾指出：“他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家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
”斯密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示极大的怀疑，在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基本之上，他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用途。
由此，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操纵着社会的运行，使得人人为自己的经济活动最终产生一个大家都获利的社会结果，市场经济既然有如此神妙的作用，对它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可取的，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以完全的自由。
进而，对政府的义务作了三点限制：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之不受其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
政府只要能像“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侵略和维持国内治安就行了。
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收方面的“公平、确定、简便和征收费用最小”四原则；支出方面要厉行节约和“量入为出”。
廉价政府，成为财政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
2．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的一次重大转变，即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财政学也因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
虽然凯恩斯总体上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能保证个人自由并激发个人释放其创造性，但他认为市场本身存在缺点，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能改正市场缺点，以保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因此，凯恩斯认为，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的继续存在，就等于听任失业与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他认为财政支出直接就可以形成社会有效需求，弥补自由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首次系统地论证了财政赤字的经济合理性，冲击了古典的“量入为出”原则。
关于财政支出，他在卡恩的“乘数理论”基础上，论证了政府投资具有“倍数”扩张社会总需求的作用，力主政府负起直接投资之责。
由于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的作用，人们通常对他及其信奉者的理论冠以“财政学派”的名称，一直到70年代。
3．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理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滞胀”局面。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借此发动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其中主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但这些反对者们并未建立起一套足以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财政学说，区别只是，他们力图在这个框架内恢复古典学派的传统。
他们首先责难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干预，认为正是国家干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造成了70年代的“滞胀”局面。
“财政最重要”的政策主张也受到攻击，代之以“货币最重要”的政策结论。
当人们围绕着凯恩斯理论无休止争议时，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
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并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集中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及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公共物品问题，分析了决定公共物品l的生产及分配的过程，以及生产公共物品的机器——国家的组织和机构。
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等价原则之上的，只有那些具有排斥性质的可交换的财产权力的私人产品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而公共产品不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公共产品的交换行为难以产生，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联系由此中断，虽然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供给，这时政府应予以介入，提供这种产品，弥补市场的这个局限性。
同时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内在特性，又决定政府介入之后公共支出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
第一个内在特性是，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
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
当个人收入越过一定水平时，越是非必需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
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
第二个内在特性是，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内在函数关系。
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基础投资的每一次胀或缩无不刺激着或影响着私人投资趋势的波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发生着巨大作用。
据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斯乔的研究表明，在美国1950-1988年近40年的公共投资曲线中，前20年(1950-1970年)是呈上升趋势的，后十几年是下降的。
阿斯乔指出，像公路、街道、机场、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是与私人投资相互补充的，不注意国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
阿斯乔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战后以来前20年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达到10％以上，是因为国家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后20年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净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这对于我国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讲，一百多年前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
”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等三国的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作了考察，其结果总的来说，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测也是相吻合的：公共支出占GNP的比率，英国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美国从7.1％上升到1962年的44.1％ 。
其实，早在瓦格纳之前，马克思就已经预料到，用于“公共需要” 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会日益膨胀；他指出，扣除的那部分须划成三份：(1)“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马克思明确预言道，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那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今天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支出的膨胀与公共部门的强大，其原因，马克思早就作了解答。
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并将继续得到未来发展的印证。
这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4．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 美国著名财政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中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或财政的职能分为三种：稳定经济(维护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收入分配、(资源)再配置。
稳定经济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多重含义。
充分就业是指可就业人口的就业率达到了由该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最大比率。
物价稳定是指物价上涨幅度维持在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而非物价冻结，上涨率为零，即使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期，物价的轻度上升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
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维持经常性项目收支(进出口收支、劳务收支和无偿转移收支)的大体平衡，因为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内收支就不平衡。
财政实现稳定经济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
财政政策是维系总供求大体平衡的重要手段，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或两者并举，一旦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财政可以实行适度放松政策，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或两者同时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2)在财政实践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例如累进税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都明显具有这种作用；(3)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4)财政应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和平安定的环境。
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而公平分配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次。
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
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护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
平均不等于公平，甚至是社会公平的背离。
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原则上属于市场分配的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财政应尽其职；(2)规范工资制度；(3)加强税收调节；(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支出、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资源配置，广义地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地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
财政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根据政府职能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符合高效的资源配置原则；(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如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比例；(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结构，加大政府对社会总投资的调节力度，提高社会投资整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