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起死》的读后感
《故事新编》 收鲁迅1922年至1935年长达13年间写的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八篇，而其中《采薇》、《出关》、《起死》等三篇，皆写于1935年12月。
而且，这些小说都贯穿着对当时流行的回避现实，逃避隐遁，是非不分，徒作空言的社会思潮的严肃批判。
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那些提倡王道，宣传退让，散布无是非观的文人学士们的本相和利己主义实质。
在这三篇小说中，尤以《起死》对这一主题表现得最为鲜明，讽刺最为辛辣，揭露得最为淋漓尽致。
30年代前期，这是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日寇加紧侵略步伐，酝酿着对中国的大举进犯，民族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动“围剿”，对进行长征的红军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武装。
同时，配合军事“围剿”进行文化“围剿”，实行白色恐怖，于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变得玩世不恭，不辨是非，宣扬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以自欺欺人。
如周作人就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派的信徒”①，生活的要义是“苟全性命于乱世”②。
林语堂表示自己要做“年轻的顺民”③，说什么“人生在世为何?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④。
针对这种思潮，鲁迅写了不少杂文加以分析批驳，指出“唯无是非观”看来清高，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⑤。
除了写杂文，鲁迅还写了包括《起死》在内的好几篇小说，对这种思潮作形象的揭露和历史的批判，目的正在于“把那些坏种的坟刨一下”⑥。
《起死》取《庄子·至乐》篇中讲的一个寓言构思而成。
作品写庄子去楚国路上见到一个髑髅，他请司命天尊还原了他的生命，原来他是死于五百年前的汉子。
他赤身露体向衣冠整齐的庄子要衣服遮盖时，遭到庄子拒绝，并对他大讲“相对主义”哲学：“衣服是可有可无的……”汉子扭住他不放，他摸出警笛吹响唤来巡士驱赶汉子。
他以自己的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行，揭出了他的“唯无是非观”的相对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欺骗性。
如前所述，《起死》是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
作品对庄子的揭露和嘲笑，是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构思，通过传神的文学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情节细节表现出来的，因而十分犀利畅快和精采透辟，把“唯无是非观”的荒谬和虚假，把宣扬这些观点的文人学士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
“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使之当众出丑，无处躲避，收到了巨大的鞭挞和讽刺效果。
《起死》是一篇艺术形式别致的小说，它是采用戏剧体裁写成的。
这在鲁迅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采用这种形式，当然首先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把庄子置于众目睽睽的舞台之上，让他尽情表演，然后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的逼视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出尽洋相，灰溜溜地下台。
虽然《起死》不是为演出写的剧本，但它确具有戏剧的基本特点，大体也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如果稍加处理是可以搬上舞台的。
但鲁迅显然不是把它当做表现的艺术来构思，而主要是把它当作语言的艺术来创造的，是借助戏剧形式写的戏剧式小说。
读者通过阅读，对庄子的舞台形象及其种种表演作出艺术想象。
这种新颖别致的形式为调动读者的审美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创新。
鲁迅在写《起死》的头一年，曾翻译过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 “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式小说” 《少年别》。
“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新翻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⑦。
可以看出，鲁迅在采用剧本形式《起死》时，已经有了参考品作为借鉴。
通过这，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外来文化的长处所采取的 “拿来主义” 科学态度。
不仅如此，鲁迅在《起死》中还巧妙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派戏剧的某些手法，以荒诞奇异的想象，让死人复活，让古人现代化，勾通死人、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极不和谐的联系。
让人们在看似颠倒错乱的情节中发现幽默，引发对事物的最本质的认识和评判。
这种认识是通过联想、变形、暗示、隐喻等方式达到的。
庄子的形象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又是一种观念思潮的化身。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已突破表面真实，走向内在真实，具有丰厚的哲理内容，舞台上出现的古人，死人和现代人的纠葛，“唯无是非观”滑头哲学与朴素简单的生活哲理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生活细节插入，象征性地表现了一种看似高深抽象，实则寻常具体的真理。
如果说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斯特林堡写于1907年的《鬼魂鸣奏曲》中让死尸、亡灵和活人同台，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关系，那么《起死》中的古人，死人与今人对话，不仅揭示了 “唯无是非观”的虚假荒谬，更表现这种相对主义哲学观在理论上的虚伪与穷蹙。
《起死》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但它并没有掩盖掉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
从整篇作品看，除了鬼魂上台和庄子请司命天尊复活髑髅的情节是荒诞的外，其余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的。
如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关系相统一的典型环境、典型化的人物、情节的生活化、故事的戏剧化、人物活动和对话的现实化等等现实主义特征，都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比如主人公庄子的艺术形象，作品赋与他古代学者的形貌，“络腮胡子，道冠、布袍”。
言谈举止看似庄重严肃，实则世故圆滑。
他开始出现，俨然正人君子，学究之态憨然可掬。
及至汉子要衣服穿，他装腔作势用“彻底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教去批评;汉子要扭他去见保甲，他又用 “唯无是非论”相对主义哲学去软化他;汉子不理他这一套，对他动武，他又用 “还你一个死”恐吓;而当一切招数失灵，他的学说和他的人格的虚伪全盘暴露时，恼羞成怒，摸出警笛，唤来巡士进行镇压，露出其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的本相。
虽然小说只有四、五千字篇幅，三几个人活动，情节故事也很简单，但庄子的形象写得丰满而有层次，他的自私虚伪，他的相对主义说教的荒谬与不堪一击，都被生动活脱地描写了出来。
与庄子相对立的汉子，憨直、实在、虽不懂相对主义哲学却明礼义，通情理。
他发觉自己无衣遮羞就慌忙蹲下，他向庄子索借衣服先礼后兵。
他以自己的生存需要批驳了庄子的毫无意义的说教。
庄子的虚虚假假的清高与汉子的实实在在的世俗，互为辉映，愈显出各自鲜明的个性。
作品中另一个人物巡士，本是一个走卒的角色，但并没有被简单的丑化。
对他着墨不多却勾画出他性格的变化轨迹：当他听到警笛首先抓的是庄子，他判断是符合常理的，也可以说是公正的;而当他弄清楚所抓的人是局长都很佩服的漆园吏庄周时，他立刻变得谦恭起来。
连忙拍一阵马屁;但当汉子抓住庄子要衣服时，都没有立即动用警棍，而是对那赤条条的汉子动了恻隐之心，转而请庄子 “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及至遭到庄子拒绝，他才权衡利弊，露出职业本相。
巡士的性格鲜明，思想脉络清晰。
他的思想在那些经济地位低下(他只有一条裤子)的，受“唯无是非观” 宣传影响的下层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
《起死》这篇小说，是以其思想的深刻，讽刺的尖利而著称的。
这也是鲁迅作品的普遍特色。
但是鲁迅在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主张文学要向读者传授知识。
要供人欣赏，给人以艺术享受，要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审美感“以娱人情”，给人以愉快，乐趣和休息。
《起死》的主题是严肃的，但它的艺术表现却是轻松活泼，机智幽默的。
作者在构思全篇时精心安排了几次喜剧性高潮，以不断触发读者的审美激情。
如开篇写庄子出场，敲看髑髅反问的迂态，立即吸引了读者;汉子复活后与庄子的争执，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哲学家的故作高深与老百姓的求实态度形成有趣的予盾，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及至庄子吹响警笛唤来巡士，紧张的矛盾竟化为轻快滑稽地颇含深意的开怀大笑。
庄子唤来巡士后乘机逃脱本可以结束全篇，但作者匠心独运，让汉子向巡士讨要衣服，还主动要求到“局里”去。
巡士为摆脱纠缠，也只得吹起警笛，掀起全篇的最后高潮。
在引起读者幽默的微笑中开篇，讥讽的大笑中卒章。
作品中出现的“油滑之处”也是时时唤起读者发笑的重要手段。
这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普遍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段。
所谓“油滑之处”，即在写古代故事时，适时插入现代内容，以新的事实充实旧的历史，以旧的历史比照新的现实，使之相互补充，相互融合，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引起读者的思考，以针砭时事，臧否世态。
制造艺术的怪诞、荒唐与滑稽，以影射现实生活的怪诞、荒唐与滑稽，达到讽刺嘲笑的目的。
这种方法，在《起死》中多处应用，如庄子骂汉子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不懂哲学的野蛮”，巡士向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以及出现警笛、警棍等。
制造历史与现实的混淆与矛盾，形成了具有漫画特点和荒诞色彩的艺术画面，以引发读者的阵阵思考与频频笑意。
此外，小说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如庄子的尴尬狼狈、汉子的单纯固执、巡士的随机应变，那始而奇、继而乐、终而悟的具有思辩特点的整体构思，那轻快的节奏和幽默的语言，都具有喜剧般的特征，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愉快，体现了鲁迅注重文学的“审美”和“愉情”功用的美学理想。
林语堂的《鲁迅之死》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到底是夸人还是骂人啊
两个人不在一个阶层，感觉林语堂身处所谓上层社会，对社会底层有同情心，有旧文人浪漫优雅的一面。
鲁迅始终关注现实，对社会底层有更直接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对所谓上层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
林语堂把鲁迅比做战士，对鲁迅私心终以长辈事之，通篇对鲁迅都是肯定态度，很中肯。
至于语言有讥刺之嫌，我感觉有，起码带有一定的不屑。
文中有些语句应该说两人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架势。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喜勿喷。
鲁迅 小品文的危机读后感
那个时期鲁迅明批林语堂，暗批周作人的小品文是摆设，要在国难当头的日子，磨平滑年轻人粗暴的心（可惜周作人几乎毫不理解做哥哥的苦心，反唇相讥往往出语恶辣）。
林语堂悟出什么不得而知，他似乎也只觉得鲁迅过火，暗里逐渐疏远这位老朋友。
从社会效果来看，麻醉人心的小摆设，起了相当的坏影响，人们借滑稽文章把时局幽默一下，就不那么气愤的难受，从而斗心满满了，此亦所以小品文一时大兴的原因；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鲁迅老想各种形式唤醒自己的弟弟，却很不成功。
面对左联和右翼的同时围剿，周作人表现的双方面都厌烦，以至于该南下时，似乎不知谁属，有人分析他对什么人都失去信任，也是他赖着不走的原因。
“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什么意思 林语堂和鲁迅有什么恩恩怨怨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
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
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
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
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
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
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
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
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
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
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
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
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
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
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
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
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
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
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
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
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
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
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
我要声明
”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
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
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
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
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
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
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
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
”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
”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
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
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
”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
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
”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
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
来，敬你一杯
”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
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
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
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
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 “骂谁呢
” “该骂的多着呢
” “怎么骂
” “骂法也多着。
” “鲁迅骂的，终不坏。
”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
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
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
’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
’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
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
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
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
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
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
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
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
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
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
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
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
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
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
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
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
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
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
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
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
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
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
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
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
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
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
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
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
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
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
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
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
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
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
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
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
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
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
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
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
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
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
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
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
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
”林语堂哑口无言。
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
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
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
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
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
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
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
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
……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
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和鲁迅最后和好了吗
就像鲁迅和周作人一样，形同陌路。
原因在于鲁迅个人的偏激而已
林语堂<鲁迅之死>的思想感情是什么?
林语堂认为鲁迅太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