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读后感
从中国社会流动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化建设时期。
一方面， 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前开放，社会流动加快，有越来越 多的人获得了向上的流动机会，体现现代化进程的 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和体制 转轨，与此同时，一些消极的流动倾向正在出现，一 些不利于社会合理和公平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 流动的影响还很顽强，特别是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相当大。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蕴含着 多种可能的变项，如何通过促进社会流动，遏制最坏 的变项，争取最好的变项，对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 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在这里，国家政策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社会流动来看，最理想的发展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阶层流动，从而不断壮大中间阶层，顺利地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我国也就由此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强国得以确立。
但是我们看到，与改革初期不同，当前中国己经进入了改革攻坚阶段，其中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国己经形成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格局，特别是强势利益群体和阶层己经形成，新的改革举措有可能会遇到他们的抵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消解改革政策的作用，而且他们己经具备了这样的抵制和消解的能力和条件，有许多优势使他们的作为遭遇不到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制衡。
他们的抵制和消解无形中会增大决策者的政治压力和风险。
这一切都极大地考验着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意志力、社会责任心、认识水平和领导管理国家的能力。
因此，从这样的社会惯性、阶层利益关系格局以及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过程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向: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流动的代际传承性在不断提高，中间层发展不起来，大量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非农化，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兼业者。
这样的流动趋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长期化:要么会出现拉美化，一群人享受着世界上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市但不能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于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生活在城市贫展窟之中，不但缺乏参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在精神道德上有可能受到极大损害，变得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盗窃、妓女、吸 毒、抢劫盛行;要么会出现非洲化，战乱频发，难民潮起;要么会出现西西里化，即黑社会猖獗，政客与黑社会勾结合谋，腐败盛行。
当然，这些都是最坏的结局，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无从谈起，甚至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被边缘化乃至瓦解。
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的社会流动趋 势，那就是:中间阶层有了一定规模，农业劳动者 规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但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无法实 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态，而是上层小、中 间与下层一样大的蜡烛形态，到了蜡烛形态后，就再也不能向橄榄型演变了。
这种形态是最有可能的，现在也是最有条件实现的。
这种状态虽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这种结构形态中，虽然也存在两极分化，但是并不是很严重，大多数人还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虽然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不至于损害社会基本的稳定秩序;国家虽不能很强大，但也是一个强国，在世界上还可以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中国的目标仍然是现代化强国。
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最坏的社会流动趋向，改进社会流动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进程中，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目前的纺锤型转变为蜡烛型，然后再经过50年的努力，实现从蜡烛型向橄榄型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构建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从对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研究中，己经看到一些合理的、合乎规律的社会流动机制，期待着这些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更多的合理机制建立起来，那么，相信一个开放的、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对中国来说将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不久可以触摸得到的可能现实。
同样，中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是从流动机制还是流动条件来看，绝大多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只能向近邻的阶层流动，不可能取得跨阶层、长距离的流动，而且，目前即使是向近邻阶层的流动，也还存在不少障碍。
因此，确保农业劳动者和工人从自己阶层向近邻的阶层转移和流动，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实现中等距离的跨阶层流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认为，国家必须在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有非常积极的作为，根据我们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
显然，加快城市化，是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对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农村发展和繁荣问题呢?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则，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农村人口都会涌人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两极分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
2、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
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们不可能兴办大型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一般来说，他们或者去当工人，或者去当个体工商户，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特别是贷款上)支持他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并且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向兴办中小企业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
3、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一个覆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
教育、技能是现代化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机制。
即使这样的后致性机制在我国社会流动起主导作用，但由于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
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
但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不论在其内部还是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
4、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
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 岗位和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就业，罔论实现向上流动了。
因此，国家不论在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还是在科技创新上，都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新特征：1、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2、社会结构趋向开放。
乡土中国读后感
你好!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现象对教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首先，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很多，从内陆地区流动至沿海发达地区的也很多，这样他们的小孩就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优质教学资源，毕竟好的师资和教学资料还是集中在发达的城市；其次，这也更加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育倾斜性明显，好的地方教育更好，差的地方则更差。
以上都是纯手打，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流动有哪些特点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的基本判断。
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
试述你对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流动的理解。
一句话：经济决定一切。
城市化的进程靠的是不断有人进入城市，而动机就是来自经济的诱惑。
在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流动机制
刊载于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除了国家诞辰的国庆日，恐怕当下中国没有哪个事件的纪念，能有“恢复高考”这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那样能唤起千百万人的复杂记忆，那样能激起几代人命运的转折和突破感，那样能牵动一个社会光荣与梦想的热烈情怀，那样能让为数众多的人感到温暖、激动和希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高考纪念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感召力，不仅在于国人有浓厚的科举传统情结，不仅在于高考在特殊年代起过改革先声和历史拐点的作用，曾经让整整一代人绝处逢生。
它更在于，30年的历史变迁后，高考在今天仍然承载着多重功能。
它已融入中国社会的肌体，与我们的生活血肉相连，与每个年轻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迄今，它仍然实际地起着初次社会分工的功用，它仍然是底层人群最主要的向上流动的通道。
缅怀历史的人们，实际是在强烈地观照现实。
关于恢复高考最新的数据是：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
3600万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抽象的数据中包含着多少命运的转折、多少梦想的起点、多少平凡生活的改变。
这不仅是一个实在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力支撑的智力库，更是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对公平追求的伟大象征。
无论对当下高考弊端有多么痛切的认识，你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30年前恢复高考，对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观的拨乱反正，对知识信仰的重新唤起，都是一次意义无可估量的制度重建；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捍卫起点公平的高考也为日益深入、日益艰难的改革保障了最起码的公平。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广泛共鸣与共识的评判理念，它所体现的公平感，让无数人真诚拥戴、由衷感激。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诉求开始变得深入和多元，整齐划一的统考模式便显出了简单和粗糙。
一方面，除了公平，社会提出了效率、均衡、创新和尊重个性等更多的诉求；另一方面，就公平本身而言，除了起点公平，还有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多种层次的公平，“万人考一卷”，“一考定终身”，这种原始的起点公平，只满足了最基本的公平诉求，离实质公平尚有距离。
近20年来，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呼声日益高亢。
撇开喧嚣与嘈杂，我们发现，在这些民间声音中，不乏严肃认真的思考，许多方案逻辑谨严，体系完备，极具理性色彩。
它们是健康社会自我矫正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责任和良知的表现，储藏着大思想、大智慧，应当得到充分的包容和尊重。
高考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理性健全。
如果脱离现实，初衷再好，都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浪漫理性。
实践证明，浪漫理性主导的改革，很容易因为时机、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发生扭曲和变异，而以善始，以恶终。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社会，物质资源尚不够充足，文明基础比较薄弱。
尽管2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有了飞速发展，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而且这一阶段性特征还将持续几十年、上百年。
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公平公正仍是社会的首要诉求，起点公平仍是人们最看重的价值。
本报即将揭晓的“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表明，对高校自主招生、素质档案、保送生等改革措施，相当比例的公众表示了一定的疑虑，担心好事办成坏事。
90％以上的填答者认为，尽管统一的高考制度尚有许多缺陷，但仍是他们认可的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
任何改革都必须选择与社会物质和文明水平相适应的方式、步骤和尺度，这就是当下高考改革应当遵从的现实理性。
反思这些年曲折的高考改革，许多是迫于压力，仓促上马：要么单兵突入，缺乏系统性；要么设计不周，水土不服；要么对困难估计不足，韧劲儿不够，导致回潮反复。
而这些年公认成功的改革，如3＋X、标准化考试、网上录取等，则无不是在对原来的弊端有相当共识的情况下，渐进变革。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增量上改革，从边际上调整。
对于已陷于胶着状态的高考改革，看来必须遵循这样现实的渐进思维。
健全理性的发育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没有理由消极等待。
教育尽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教育的特性并不只在于受制于社会，还在于它必须引导、促进甚至适当超前于社会的发展。
高考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环境的改进应该是互动的。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去年在上海首先尝试自主招生，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对记者说，大学不是做社会已经可以做的事，还要发挥大学引导社会的作用。
因为这是大学的责任。
也许我们可以寄望于这样有胆有识的边际突破，在坚持和宽容中点滴演进，在制度与社会的相互砥砺中不断逼近实质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