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的观后感，谢谢 1000字左右 要快 急急急 回答好的还可以加10分
一一点点想法 花了几天时间把争议颇大的看完了，59 集啊，除了外，我看过 最长的电视剧了。
看着看着就慢慢的自己也好像生活到那一段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耻辱的历史 中去了。
悲其之悲，喜其之喜。
但是回味之时，却又有很多的感触。
下面就谈几点自己的感 受吧。
走向共和，是一群悲剧式的历史人物组成的一段让人深思的历史。
在这一段历史中，第一位值得评论和争议的人物恐怕就是李鸿章了。
以往的教科书中， 对他的评价不提大家也都知道，那会在学历史教科书时我就在想，如果他真是一个卖国贼， 他还能做到那么大的官吗
如果他真的出卖主权， 皇帝为什么还会让他去出卖呢
这样没道 理啊。
这个怀疑直的读了梁启超的得到了解释，也证明了我当初的怀疑是正确 的，教科书上的历史并不客观。
在这一部电影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大的纠正，我个人觉得拍 的很客观真实，也把李鸿章的内心真实的展示出来。
李鸿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年轻之时就 曾经做出“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觅封侯。
”如此 豪迈的诗。
后面执掌北洋，直隶总督，是的领袖。
其对中国当时国情的把握不可谓 不深，只是身不逢时。
在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片段，与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关于自己 与李鸿章对比的对话，是借用梁启超的书中语了：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 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此乃绝对 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一言道破了李鸿章的时 代悲剧。
第二位要说的人物就是。
以往书中也说，她是如何如何的仅为自己私欲，不惜 卖国，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以前我也有怀疑。
作为一国之主，她就真的这 样愿意让自己脸面无存， 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都拿走吗
这一电视剧也算真实反映 了其痛苦的内心挣扎。
一方面她让光绪维新自强，顺应时代，以保大清王朝万世不易，另一 方面她又维护其权力不被剥夺。
她的所有决策都在这一矛盾中挣扎而得， 因此她这一世也是 悲剧的。
是旧时代与新时代斗争的一个缩影。
走向共和，是一群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寻找不同出路的试验史 在这一段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人物带领下，中华民族尝试了不同的自强出路。
总的来 说也就三条道路吧。
第一条就是在李鸿章带领下的， ， 主要通过学习西方技艺来自 强。
在之后，开明的清朝官僚在于洋人交涉的过程中，认清了西方的所带 来的技术飞跃， 使得其炮利船坚。
因此期望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
李鸿章是其中代表。
但是， 在这样的过程中， 李鸿章难道真的就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值得学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还发 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他为什么不学呢，在电视剧中，我觉得有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 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其他的事，留给后人吧。
听得我心酸，多么无奈的心声。
正是因为其看到了所处的时代环境还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理智的决定先易后难， 此乃 大智慧。
第二条就是康有为领导的。
历史描述就不需要我赘言了。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 败，日本胜。
泱泱大国居然被撮尔小国打败，其对清朝举国上下之震撼可想而知。
君主立宪 的潮流就形成了。
康有为作为呼吁君主立宪的领袖，要求进行变法维新，其心虽好，但是后 面的发展就走样了，因为他介入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其结果注定要失败。
以国 家之发展参与皇家家事之争，大不智之举。
真正明白此理的李鸿章、荣禄每当遇到此事要不 不发表看法，要不就躲得远远地，方为上策。
只可惜康有为一介书生，不懂朝政，书生意气 用事，最终换来一个流亡海外，弄了个奉衣带诏鼓吹救光绪，杀慈禧。
其理想最终还是变质 了。
第三条就是革命了。
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革命未胜 20 年前，便立志推翻封建专制， 穷其一生精力追寻共和，其信仰之坚定，天下为公之心，无出其右者。
孙中山坚信，在清王 朝的基石上，不可能立起共和制大厦，君主立宪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 坚持鼓吹革命论，强调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并为之奔波。
最终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 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政体。
但是其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这只能说是他在 国外呆的太久了， 对国内的情况不太熟悉。
虽然他也说旧制度下的官僚都非常会玩政治手段， 但是却没能够成功阻止。
根源是当时的共和也仅仅是新瓶装旧酒， 除了那些有西方教育背景 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之外，那些普通大众谁懂这些，他们关心的是谁能 让其穿暖吃饱，谁能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虽然他们不懂，但是却知道不能回复到帝 制， 这也是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很快就走向灭亡的原因。
孙中山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帝制推 翻了，宣传了共和，虽然懂得不多，但是最起码知道共和比帝制好。
走向共和，还有很多其他的解读，还有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和细节。
自己写上面这些的 时候还是比较激动，思绪比较乱，没有多少条理。
所以很多的看法还是初步的，而且还有很 多的感受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 只是意会。
上面的文字就当做是这几天看电视 剧的一点成果吧，聊以自慰，不至于说是浪费时间。
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有感 300多字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在政权的稳定性上不如君主制集权体制，特别是政权最初建立的时候，国家往往内忧外患，此时更需要一个稳定的集权体制来保障国家平稳过渡。
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对外需要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内则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集体，而当时的法国恰恰缺乏这些条件。
对内，无论立宪派、吉伦特派都缺少能控制住局面的政治人物，雅各宾派虽然有这个能力，但矫枉过正，走向革命恐怖主义，反而进一步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所以大革命五年间，民众在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的同时，付出了社会严重动荡的高昂代价。
对外，由于法国地处欧洲大陆，影响力远非英、美、荷等国家可比，所以欧洲封建国家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干涉，法国面临亡国之危。
在此情况下，法国的民众意识到，他们需要让渡出一定的权利，允许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的出现，才能保证国家的平稳发展过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
而且，拿破仑虽然称帝，但他的帝国只有帝国之名而实为资产阶级国家，他的政策全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15o0字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目前读到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没有完成年前定下的看完目前出版的所有卷的目标，内心还是有点惭愧。
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写至《两汉两罗马》时，已到了四分之一。
在我个人的体验中，这是第二个小高潮。
从汉高祖刘邦建国，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建立空前庞大的汉帝国，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光芒。
而此前的第一个小高潮，是西周、东周时期，封邦国、制礼乐，自此，中华文明的基调就定下了。
易中天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华史，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有三次：一次是西周确立封建制度，一次是秦始皇大一统，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建立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次是辛亥革命，帝制退出历史舞台。
易中天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这部中华史的同时，又能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地照顾到读者的感受，这很不容易。
比如，他在写春秋战国时，较少从霸主和诸侯的角度写，而是从那些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出发，以小见大，以小人物的起落去反映大历史的变革。
又比如，他在写汉朝时，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单独描述一个帝国的兴亡史，而是将其与西周、秦王朝联系起来写，试图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理清规律，同时将其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写，试图从横向的世界视野中寻找启示。
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被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些意思。
这两个帝国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大、繁盛的大帝国，都在世界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王莽称帝、西汉灭亡时，差不多是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转折点；晋亡，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也差不多是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开始。
这太有趣了。
易中天用四个字总结两罗马延续数千年的精髓所在：共和，法治。
用另四个字总结两汉强盛的秘诀：帝制，礼乐。
这短短几个字，基本概括了两大帝国的本质差别所在，同时，这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分水岭。
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作为政治人物的三个特点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
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
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
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
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
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
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
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
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
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
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
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
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
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
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
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
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
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
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
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
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
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
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
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
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
“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
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
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
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
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
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
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
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
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
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
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
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
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
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
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
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
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
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
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
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
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
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
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
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
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
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
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
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
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
儒家学说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创立儒家学派。
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
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代表。
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
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 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 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
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汉武帝欣然接受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
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
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
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
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六）儒学遭受打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把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
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七）儒学重新泛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八）儒学统治地位动摇——新文化运动前期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九）儒学统治地位彻底动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
“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儒学焕发新春——文革结束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
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
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