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读后感。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
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
”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
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
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
”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
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
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
”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
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
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
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
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
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
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
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
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
”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
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
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
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中外人物传记选读读后感不少于一千字
别人的读后感写了也没意思，要自己写的才是读后感，可以写传记中的故事，写那些印象最深的故事，然后写出自己的判断感悟，自己故事中有哪些启发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杜甫读后感200字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发读者深刻的兴但我得否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读杜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亦是一场文化之旅。
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取功名。
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回首的岁月。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
不幸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
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
公元789年，他前往四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难。
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他也有风趣的一面。
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
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会“白发生黑丝”的吧!杜甫，如此的古圣人之心，无愧于独立天地之间的诗圣之称。
读完《杜甫传》，深深地感动，在因雨而显得略微清冷的天气里，心依旧有一股暖流涌动。
高中语文《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读后感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
唐代是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
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穷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得阴暗，因而忧心忡忡，割声凄苦。
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
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
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幕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出潜杯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进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跟无法和李白相比。
五代时韦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
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
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的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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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
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
”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
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
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
”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
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
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
”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
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
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
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
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
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
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
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
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
”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
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
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
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