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主底儿女们读后感1500字
以22岁之龄便完成长达1318页巨著的路翎,是江苏南京人,由于年少丧父,改随母姓,寄居在舅舅的封建大家庭中,恰恰成为了《财主底儿女们》的创作原型。
但一如胡风在书前序言中提到,路翎所要记录的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这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事变下,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在无情的历史命运面前被审判,、并与之搏斗的经验。
因为封建主义对生活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的积重是可怕的。
面对错综交织于人内心与生活的封建积习,路翎描写了各种个人主义的形式:从动物性的原始本能对欲念的需求,直至被教条主义武装着的最现代的样貌。
即便青年们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仍旧凶猛地与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扑去。
正如路翎在《题记》中所言,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生命在呼唤着,用尽一切热情,伴随痛苦,不断地追寻,扑击。
自鸦片战争敲响现代中国劫难的钟声,中国已经艰难地斗争了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内,生活展开了现代底图景,但这个现代底图景是在废墟上拼凑起来的。
在人底生活里,也是一样”。
整个故事依循着历史动线:以1930年为分界的中国,此前处在内部风暴中,此后则在外来的凌辱里呻吟,昏迷摇荡。
但大时代背景下的人们,1934年当溥仪在伪满洲国里登基称帝,“同时日本进逼冀东,进兵察东。
……这些,都存入档案,并记载大事年表里。
南京市民们,是生活在麻将牌,蝴蝶女士,通奸,情杀,分家,上吊,跳井里面,生活在他们自己底烦恼中。
生活是烦恼的,空虚的,然而实在的,南京底生活有着繁复的花样,每一个人都胶着在他自己底花样里,大部分人操着祖传的生业,高利贷,土地纠纷,机房,官场底小小的角逐,以及特别活跃的律师事务所,时局底变动不为人们所关心。
” 在大时代与个人生活两者既宏观亦微观的交错中,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持续躁进,路翎以蒋家这个封建大家族,描绘了往昔的美好、现代的衰败,以及它在人们心中所留存的价值。
其中,传统与现代各自有着复杂的意义,并非仅是恶与善这两方绝对的、相斥的代名词。
封建、旧社会的美好,是以蒋家姐妹对过去的怀念来呈现的,特别是蒋家姐妹与蒋少祖、蒋纯祖之间的对比,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与各自社会位置的安插下,居家女性的保守与在外闯荡男性,彼此的矛盾;也是长辈与年轻一代的冲突,最后对于蒋淑珍,也是对于蒋少祖,时常有诗意的过去突破阴惨的现在走出来,引起忧伤的渴望和眷恋。
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独的:那个阴惨的现在隔离了他们,他们互相逃开,诅咒和后悔。
中国底这种生活,把一切热望压迫到梦里去,并且把梦变得透明而空虚:人们称这为最高的哲学,并称这为含蓄,或理智的用情。
蒋家的衰败,是伴随着金素痕家庭的腐败气息,迅速被侵蚀了,作为一个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法律的代表,金家是卑鄙的得利者,特别当传统的道德价值已荡然无存、但对蒋家财产与权力的操控却是心之所繁时,金素痕化身为一个绝对利己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角色,触动了封建家庭里蜘蛛网般、让人无所逃遁的毁灭性力量,最终导致蒋蔚祖的疯狂与自身堕落的悲剧。
前文中提及蒋家姐妹对所代表的对往昔的眷恋,其实路翎对女性当时的处境,有着细腻刻画,例如一开始,年轻的王桂英到上海找蒋少祖,去了战地医院,接下来杀死私生子,更是一种同礼教冲突的悲剧。
借由蒋少祖的回忆,“他继续想,王桂英也许是成为了社会秩序和个性解放底牺牲。
王桂英也反抗,也要求个性解放,但因为她倾慕虚荣,不知道工作,依赖男子,所以就不能在社会秩序里完成这个解放。
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女子能真的获得这种解放;王桂英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底逻辑,是冷酷无情的。
” 而要打破僵滞的一切,某种破坏性的外在力量,是毁灭,也是转机,路翎写道:“但他,蒋少祖,今天毕竟看见一个真正地出于中国底生活的女子了:这就是张瑞芳。
蒋少祖想,张瑞芳没有接受任何外来的思想,真实地经历了中国底生活,在苦难里纯朴而鲜明地表现了中国这个民族底热情、意志和希望。
……在这个空前的战争中,蒋瑞芳体验了苦难;这个战争给了她,给了真正的中国女子以一条直接的解放底道路。
这个战争纯粹是中国民族的,这个战争将击碎一切外来的偏见。
” 由于作者生长的年代以及富含写实主义的创作技巧,使这本小说具有某部分的真实性,提供了一扇窥探百年来动荡中国社会的窗口,让后来的读者得以看见不同阶层的人民与他们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社会氛围、内外夹杂的斗争和挑战。
它也标示、提供了近现代中国内部所挣扎的、与之对抗的一个侧面。
所谓抽象的封建与传统,路翎避开僵硬的教条,径直从实际个人复杂的生活与内心变化着手,让我们有机会置身于他们生存所面临的绝境、当时社会境况有限的、恶劣的条件,以及属于个人自身的、与外在环境冲突下,不懈的反复扑击,在解放与束缚中间的抉择,往往是沥血前进的。
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能在近百年的衰败中未被击倒,保持着现代国家的主权完整,绵延着五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几乎可以看做一项奇迹。
这些故事正提供给未置身那块土地与时空的现代的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些所去未远的人事,与某些仍隐植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结构,帮助我们在面对现代的问题中,能具备更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请问哪位能帮我找下这方面的资料:分析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
楼上的粘贴是也稍看下,一股脑都拿来了,说国统区的就一段呢。
国统区的戏剧和小说创作: (一)、陈白尘的戏剧艺术特色: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还产生了优秀的讽刺喜剧,陈白尘是这一时期国统区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剧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悲剧《岁寒图》和喜剧《升官图》。
陈白尘的喜剧作品的艺术风格。
1、 在题材和主题上,陈白尘一般不取材家庭生活,而擅长把讽刺的矛头直指与全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上,尤以揭露旧中国“官场”的丑态为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胆识。
比如发表于1936年的《恭喜发财》,嘲讽了当时借抗日救国之名,搜刮民脂而肥私的官僚政客;另外还有抗战初期写的两部讽刺喜剧《魔窟》和《乱世男女》,前者对沦陷区“维持会”汉奸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后者则集中鞭挞了国统区一伙儿打着“抗战”旗号,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都市沉渣”,透过这群乱世男女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真正成因正是国统区腐败的政治风气。
而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升官图》则都以锐利的笔锋,直截了当地掀开了国统区“官场”的内幕,特别是《升官图》在暴露、讽刺官僚政治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2、 陈白尘的创作个性中具有相当活跃的幽默感,他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可笑的因素,将题材作特殊的喜剧处理,他的喜剧风格是明朗、尖锐而又浓烈、泼辣。
除了将讽刺寓于幽默之中外,陈白尘还常运用滑稽手法加强讽刺的力度和深度,是我们从夸张变形的外观形式之中,深深感受到那些人物灵魂的“丑陋”。
3、 陈白尘的笔下描绘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群丑图”,这正是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喜剧的深厚传统而形成的其又一大特色。
4、 陈白尘善于设置一个个讽刺性的喜剧场景,比如《升官图》,首先把人物行动的强烈性(追求升官发财)和实际结果的虚幻性(好梦不长)作了极可笑的对比;其次,“梦境”的设计,以及剧中时间、地点、人物官职含混不清,为充分使用戏剧必不可少的夸张、变形,甚至荒诞的手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5、 陈白尘的喜剧语言通俗、精练而又充满滑稽的夸张,他运用了漫画式的手法,生活化的台词中加进一两句政治用语,使得作品的讽刺喜剧效果十分的强烈。
(二)、张爱玲和钱钟书 钱钟书、张爱玲等国统区文学创作可以了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概况,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创作风格,为国统区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重点在《围城》、《传奇》、《流言》、《马凡陀的山歌》这几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国统区讽刺文学的主要特点。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一、钱钟书的创作及基本风格识记:钱钟书的创作概况:钱钟书小说高超的讽刺幽默色彩。
二、《围城》的思想蕴涵与哲学意蕴识记:《围城》最初连载于上海《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至1947年第6期,1947年由上海晨光公司出版单行本。
“围城”的含义。
分析:(1)《围城》的思想意蕴。
(2)《围城》的艺术成就。
(3)《围城》塑造的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意义。
张爱玲的《传奇》与《流言》一、《传奇》及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风格识记:(1)张爱玲的创作概况。
(2)《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张爱玲小说传奇性的故事以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
分析:(1)《金锁记》的悲剧意蕴与艺术特色。
(2)《倾城之恋》的思想蕴涵与艺术特色。
二、《流言》及张爱玲散文的艺术价值识记:《自己的文章》、《中国人的宗教》等是张爱玲散文的名篇。
张爱玲散文对“私语”诉说模式成功运用。
“七月”派的诗歌和小说识记:(1)“七月”派概况。
(2)“七月”派诗歌和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创作概况。
“七月”诗派的共同特点。
分析: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色。
“九叶”诗派识记:(1)“九叶”诗派概况。
(2)穆旦的创作概况。
领会:“九叶”诗派共同的审美追求。
分析:穆旦诗歌独特的艺术成就。
《马凡陀的山歌》等国统区的讽刺文学识记:《马凡陀的山歌》是诗人袁水拍用笔名马凡陀发表的一百多首山歌的汇集,是这一时期政治讽刺诗的杰出代表。
:《马凡陀的山歌》在新诗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新尝试。
国统区抗日和揭露题材的小说 1、丘东平和他的《第七连》 2、张天翼和他的《华威先生》 3、沙汀和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4、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5、黄谷柳和他的《虾球传》 6、赵树理——中国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家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抗战前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冷落到繁荣的过程。
无论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
其中,表现抗日和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是最主要的两大题材和主题。
在讽刺暴露文学创作中,张天翼在当时可谓是一名先锋。
鲁迅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中国作家若只翻译我一个人的作品就比较寂寞了”,他推荐了郁达夫和张天翼。
张天翼的小说基本上属于讽刺小说,曾被誉为是中国30年代文坛上最大的笑匠,他和老舍是现代讽刺小说的双璧。
1、张天翼的创作内容: 张天翼的创作题材广泛,几乎接触到中下层社会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前,张天翼作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类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描绘,塑造众多这类平庸可笑的形象,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比如《稀松的恋爱故事》,写了青年罗缪与朱列的恋爱过程。
他们的恋爱就是逛公园、看电影。
张天翼笔下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恋爱过程不是那种甜蜜的爱情生活,而是酸溜溜、庸庸碌碌的低级趣味。
当时的读者已经厌倦了那种小资产阶级恋爱的情调和趣味,张天翼的这个写法自然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还有他对中流社会中的人物的灵魂所作的生动的刻画,如《皮带》中的邓炳先生,为了升官出尽了洋相;《贝胡子》里的贝胡子骂借他的钱未还便死去的人是故意作圈套,骗了他的钱去阎王那里躲债,当动员为抗战捐款时,他迫于形势费了很大劲捐了一毛钱,还想为此登报。
作者活画出了这类人物的灵魂。
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最杰出的是《包氏父子》,既有对小市民心理的深刻剖析和讽刺,又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揭露和批判。
②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他着重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在反映这种阶级关系的同时还描写了地主内部的斗争,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如《万仞约》、《清明时节》等作品,而像《菩萨的威力》、《儿女们》等作品,则反映出农民的反抗和暴动。
这类作品从另一个侧面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③从五四到30年代,尤其是叶圣陶的《稻草人》出版后近10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
儿童读物一般是从外国译来的童话或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作品。
张天翼填补了这片空白。
他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蜜蜂》、《金鸭帝国》等童话想象丰富,故事生动,符合儿童的心理,又富于教育意义。
2、《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抗战前期,张天翼的作品并不很多,但《速写三篇》(《华威先生》、《新生》、《谭九先生的工作》)却是很有影响的。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在抗战前期的代表作。
《华威先生》发表于1938年,当时的一般作家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沉浸在异常乐观的气氛里,很少注意到阻碍抗战的暗流;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则不同于那种盲目乐观的作品,他揭破了潜伏在抗战中的逆流,提醒人们的警觉,因而这篇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华威先生》表明了作者对抗战的清醒认识。
华威先生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物性格透视了当时社会环境,从而揭示了国民党包而不办,名为抗日,实则限制人民,防范人民的本质,华威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国民党上层分子在抗日初期的一个缩影。
《华威先生》标志着作者艺术上的更趋成熟。
辛辣的讽刺是《华威先生》最显著的艺术特征。
有两点:①真实与夸张的统一。
讽刺的生命来自于真实。
华威先生的形象是真实的,国统区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官僚,作者对华威先生的描写是真实的,同时又是夸张的。
通俗地说,这个形象是放大了的,放大是真实与夸张的统一,是讽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合理的夸张能更充分暴露事物的本质;②对比手法的运用。
用这种方法,作者无需去发议论,只用事实来说话,一经对比,矛盾便暴露出来了,讽刺效果即显示出来,这就使作品有内在的讽刺力量,而非外在的油滑之笔。
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华威先生参加三个不同的会议的 三种不同态度的对比,活画出华威的性格。
张天翼小说的语言特色:准确、诙谐,比较规范,采集了不同职业、阶层、地域的口语,具有广泛性。
他的作品中很少运用方言,语言干净利落。
国统区文学创作思潮这段时期走过的路程: 1、抗战初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 ①“文协”的成立: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
“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② 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文体上看:首先,战前并不发达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此时成了最热门的题材;其次,诗歌朝广场艺术方向发展,追求通俗、鲜明、昂扬,出现了墙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便于宣传和鼓动的形式;第三,各种大众化的小型轻便的文艺形式在文坛上唱了主角。
③从主题上看,此时期的文学以宣扬“英雄主义”,宣传抗日救亡为核心,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与形成,色彩单纯而鲜明。
2、 抗战中期(1938年10月——1944年9月) 抗日进入了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内局势发生逆转。
初期受速战论鼓动的昂扬激奋的社会心理,已经慢慢沉静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正视由于战争而沉渣泛起的各种封建文化的积垢及现实中的腐败现象。
①在主题上,该时期的文学显著地增加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作家在苦闷和抑郁中开始更加深刻的思索,重新认识我们的民族,重新认识自己,为民族的振兴寻找新的出路,从而使得此时期的文学向多思维、全方位的观察转变,爱国主义的主题也得到了扩展和深入,创作题材向纵深的立体的方向开掘; ②此时期的文学体裁以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为主。
③此时期的文学格调是凝重、深沉的。
3、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1944年9月—1949年9月) 由于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由此在国民统治区掀起了民主运动的热潮。
文学又一次获得了活力。
①此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于两个领域:对黑暗的诅咒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以及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 ②此阶段,各种文学体裁都充满了活力; ③各种作品都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
不过,讽刺乃是此时期文学最鲜明的主色调。
相比之下,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沉郁凝重,间杂有戏剧性的批判色彩;而解放区创作的基调则是明朗、素朴的。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而得名,以艾青、田间为首,其他有绿原、亦门、曾卓等, 主要刊物《七月》《希望》,以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
形成贯串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等。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他们既忠于时代和斗争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
吸收了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
收集了一些全部是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可能比较细化,你看看是否用的上。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一个初二的女学生 我希望大家可以推荐些是和我这个年龄段的文学书籍 希望多些现代的 要写作者的名
.《沉沦》:短篇小说《沉沦》是创造社会成员郁达夫发表于二十年代的作品,当时文坛上有一批创造社成员和接近创造社的作家发展了一种“白叙小说”(也叫“身边小说”)。
其中一种是主要抒写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又有虚构的情节,代表作就是《沉沦》。
这些作品把“表现自我”作为艺术构思的中心,展现身边的生活,袒露自己的灵魂,抒发内心的感情,通过“表现自我”来透视整个人生、社会或一个时代。
《沉沦》以赤裸裸的真率描写,刻画了二个留日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寻求纯真友谊和爱情而不可得,以及身处异域而直接感受到的民族歧视,因此产生的孤独、寂寞、忧郁、**的心理状况,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主人公——一个“弱国子民”的自卑感,屈辱感和由此而来的希望祖国快快富强起来的迫切愿望。
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他”(一个留日学生)该小说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同时也是一篇心理小说。
2.《伤逝》:作者鲁迅,短篇小说,二十年代“五四”时期作品。
创作背景:“五四”时期,在“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下,青年人开始冲破旧的婚恋观念,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鲁迅通过此文意在告诉青年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如果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个性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文中主要人物:子君、涓生。
3.《春风沉醉的晚上》:作者郁达夫,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代表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等。
小说发表于二十年代“五四”时期,属短篇小说。
创造背景:“五四”高潮过去之后,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便患上了一种“时代”病:迷悯、彷徨,同时他们在不肯与社会同流合污的情况下,就会遭受社会的挤压和迫害而无力反抗。
作品主要人物:“我”、女工陈二妹。
4.《潘先生在难中》:作者叶圣陶,又名叶绍钧,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抗争》、《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等。
作品发表于二十年代“五四”时期。
创作背景:“五四”到“五州”之间这段时间里,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当时社会状况是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通常是卑琐难堪的,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看不清前途,理想幻灭,彷徨于灰色人生中而不知所之。
作者就在此社会生活基础上,描绘出了一个庸俗苟且、卑微怯弱的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
作品主要人物:潘先生、潘师母等。
5.《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日记体中篇小说,发表于二十年代末期。
创作背景:丁玲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持女性立场的作家。
丁玲在二十年代末期,自身便是在母亲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感召下自觉追求自由、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然后又在“五四”高潮退去时曾一度陷入苦闷的氛围中。
《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反映了这个大时代背景上的女性青年知识的精神状况,是作家的成名作,莎菲这一形象是她早期作品里一系列“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
在莎菲身上,有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对追求“真的爱情”,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
她执拗地寻求人生的意义而无所得,鄙视世俗又不时感到有沉入纵情声色中的危险,重感情更爱幻想、狂想。
这就具体反映出历史投射到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的时代阴影——使反抗带有病态但仍是反抗,莎菲的苦闷是受“五四”新思想熏陶的青年,又在后来彷徨无主的真实写照。
作品中主要人物有莎菲、苇弟、凌吉士等。
6.《围城》:作者钱钟书,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
兽。
鬼》等。
作品发表于四十年代,创作背景:渊博的知识,宏富的学术造诣决定了他创作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取材专注于知识分子生活,其中特别是他所熟悉的中、上层知识界。
他的作品经常是一个由教授、学者、作家、留洋学生、记者、名流组成的人物王国。
二是艺术中表现的学者型才气,作品在事件的铺叙与人物的侃侃而谈中所包容的丰富的知识含量,描绘人情世态的练达,以及容智、奇而又略带俏皮,尖刻的语言堪称一绝。
《围城》不仅是旧中国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还认识到一个深刻道理:造成方鸿渐们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
其次,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也是导致方鸿渐性格的社会基因。
作品中主要人物有: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李梅亭等。
7.《寒夜》:《寒夜》是作家巴金发表于四十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
和作家的其它小说不同,《寒夜》的构思原型不是来自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是在新婚后不久仍沉浸在甜蜜的幸福之时,纯粹*想象构思了这个家庭破裂的辛酸故事的。
作品描写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这个寒气萧煞的悲剧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时间是抗战胜利前的一年间。
作者通过对凡人琐事的描写,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
作品中主要人物有:汪文宣、曾树生、汪母等。
8.《财主底儿女们》:作者路翎,原名徐嗣兴,“七月”派小说代表作家。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
《财主底儿女们》全书计八十万字,分上下两部。
路翎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赵姓商人之家,父亲早逝乃从母姓。
他童年时曾到母亲的舅父家——苏州一个封建大家庭去探亲,耳闻目睹了祖辈们争夺家产的种种情景,成为日后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重要素材。
小说以“一。
二八”上海抗战以后十年间我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苏州的头等富户蒋捷三一家在内外多种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折的过程,集中刻画财主的儿女们,也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激荡下的摸索挣扎,并尽可能辐射更为广阔的社会面,如编年史般地记录了我国抗战期间的重大历史变迁。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蒋慰祖、蒋少祖、蒋纯祖等。
三、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作品。
1.《断魂枪》:作者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员。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等,该文发表于三十年代。
作者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此种阅历有利于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作品中主要人物是老拳师沙子龙。
2.《桃园》:作者废名,原名冯文炳,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等。
《桃园》是一篇以美和爱为主题的小说,发表于二十年代。
他的作品以抒情见长,童年湖北家乡的小桥流水沙滩枫柳,禅宗圣地四祖寺和五祖寺,给他留下了终生受用的文学回忆。
3.《春桃》:作者许地山,原名许赞坤,文学研究会成员,主要作品有短篇小集《缀网劳蛛》、散文集《空山灵雨》等。
《春桃》是短小说,发表于三十年代。
许地山具有东南亚异域的神秘背景与人物故事,宗教研究家的信仰与对宗教内在情感的体验。
关于巴金写的《家》
综述一、主要情节与《家》是巴金的代表作,长篇系列小说《激流曲》(包括《家》》《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
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
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
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
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
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
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
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
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
”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
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
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
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
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
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
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
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
”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
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
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
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
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
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
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
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
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
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
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
“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
”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
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
《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
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
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
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
“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
”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
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
《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1.觉新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
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
”见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
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
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
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
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
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
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
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
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
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觉慧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
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
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誉和安宁高于一切。
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
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
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
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
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
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
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
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
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
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
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
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
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
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
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
觉慧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
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
他因此而深深烦恼。
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
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
觉慧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
”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
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
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
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
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
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进取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
我只是一个劳动者。
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
——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
”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
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
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
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
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
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
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
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
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
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
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
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
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
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
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
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
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
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
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
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
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
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
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我是杀死她的凶手。
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
我害了她,我有责任。
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
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
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
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
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
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
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
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
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
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
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
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
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
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
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
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
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
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
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
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
她应该放弃他。
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
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
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
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
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
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
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
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三、艺术成就《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
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
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
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
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
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
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
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
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
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
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
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特别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与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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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话还是给你按作家说: 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等十七年作品,“三红一创”之类 可能你兴趣不大 新时期以来的 小说:余华早期的短篇集《十八岁出门远行》《古典爱情》《现实一种》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个人喜欢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前一部好很多 格非的短篇也不错 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小说文人气氛很重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中篇还行 个人不喜欢他的长篇 铁凝《玫瑰门》以及一些短篇 方方《言午》等短篇 她09年出的一本自选集 收了一些短篇 个人感觉他的短篇比中篇更精彩 王蒙 《活动变人形》《蝴蝶》《布礼》他的作品很多 《活》最好 陈染《私人生活》还有很多短篇 她小说个人情绪很重 女性写作 先锋品质和私人写作是三大特色 李昂《杀父》建议看 台湾的 写的很好 张爱玲全集 太经典了 不多说 张的文字是现当代文学中最好之一 鲁迅 《故事新编》趣味性很强 可以看到大师的另一面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萧红 中国最好的女作家之一可惜薄命《生死场》《呼兰河传》 魏微 70s作家《流年》文字感觉很好 阎真《沧浪之水》知识分子人格变裂和良心挣扎 钱钟书《围城》很幽默很智慧 他夫人的小说也可一看 诗歌 总的来说个人更喜欢现代文学里的诗歌 周作人 他的诗歌集可以拿来一看 何其芳《画梦录》 穆旦 现在应该有全集了 冯至的十四行 舒婷 北岛 顾城 海子 散文 周作人 林语堂 梁实秋这些都是大家不用多讲 在下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梁遇春的《春醪集》颇得英国随笔的精髓 当代的散文喜欢看张中行的《负喧》系列和黄永玉《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 戏剧 曹禺 田汉这些大家不用多说 推荐 丁西林 他写了很多独幕剧《一只马蜂》《北京的空气》 你看了会发现原来老早就有这么个会写戏剧的物理学家 也会感叹那个时候的教授真是多才多艺 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还是可以看看 受到唯美主义影响 艺术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高行健《绝对信号》《车站》 沙叶新《陈毅市长》等等 他写的好多剧在国内都是禁的 很敏感 在香港可以看到演出 他是海派话剧代表作家 小幽默但沉淀不够 戏剧缺乏完整感虽然看起来很逗笑 老舍 《茶馆》无论如何这是我心中最经典的 之后何冀平之流的《天下第一楼》李龙云的《小井胡同》都属于模仿改进之作 不知道楼主是要作品还是学术著作,所以还是写几本比较好的研究著作: 温儒敏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很好很权威也很经典 可以配合教材辅导看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翔实 用“一体化”来贯穿整个当代文学 书构架比较完整 陈思和《当代文学教程》大家都戏称“红宝书” 主要偏重作品感情方面的赏析 供入门或者初级阶段学习使用 “潜在写作”以及“民间”视角 挖掘出了很多被忽视的作品 解读上也有创新之处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刚出的新书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贯穿 对当代文学的阶段划分有创新 很厚 我也还没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