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三字经,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
《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
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
”(《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
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
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
万方来朝，臣妾使令。
边境无事，中国安宁。
百姓承德，阴阳和平。
风雨时节，莫不滋荣。
灾蝗不起，五谷孰成。
圣贤并进，博士先生。
”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
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
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
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
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
(《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
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
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
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
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
因以名，叔其字。
父晦翁，母刘氏。
生四年，呱失恃。
十有五，适笄珥。
赵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
虽未学，得翁意。
临绝言，孝友悌。
从母葬，亦其志。
父汝铭，母汝视。
汝有知，尚无畏。
宋淳熙，岁丁未。
月终辜，壬寅识。
”(《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
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
”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
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
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
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
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
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
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
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
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
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
(《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
《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
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
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
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
《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
”(《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
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
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
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三字经”是怎么产生的
《三字经》堪称是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蒙学著作，其作者一般认为是南宋硕儒王应麟（1223-1296）。
但实际上早在王应麟之前，《三字经》的雏形就已出现，如宋人项安世曾道：“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三字训》之类。
”《项氏家说》项安世早生于王应麟一百多年，故《三字训》可看作是《三字经》的前身。
不管怎样，鉴于早期的《三字经》叙述历代兴灭仅至宋代，故可断定《三字经》的最早成稿年代应在宋元时期。
因此，说《三字经》的作者为宋人王应麟，料无大谬。
《三字经》问世之后即风靡华夏，成为宋代以后中国广为采用的蒙学读本，可以说，时至今日，未读过《三字经》的汉家蒙童恐怕寥寥无几。
随着《三字经》影响的日渐扩大，对《三字经》的注释和增益也不断出现，特别是明清以来，不仅《三字经》的注释本、注音本、绘图本日渐增多，而且其内容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不断增益，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增补本，其中流传最广的，应推清道光年间贺兴思编纂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故笔者选用的《三字经》原文，就是贺兴思的注解备要本。
随着《三字经》影响的日益扩大，对《三字经》的翻译也开始逐步展开。
早在清朝前期，为了便于《三字经》在满蒙等族中流传，《三字经》开始被译成满文和蒙文，其中以陶格敬译的《满文三字经》和菘岩富俊译的《蒙汉三字经》影响较大。
另外，至清末时期，《三字经》也开始被译成外国文字，逐渐流传海外，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卫方济的拉丁译本，儒莲的法译本，和裨志文、翟理斯和艾泰尔的英译本。
以上译本固然出自西洋人士之手，其语文表达固然无可指摘，但该译者的非汉语文化语境，自然使他们对夏传统文化的真谛缺乏足够的了解，故对《三字经》所蕴含的文化精髓的把握不免会带有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某些偏颇。
鉴于此，在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时代大势下，站在华夏文化语境的角度对《三字经》进行更为准确的解读与传译，是一项既必要又极有意义的任务。
《三字经》之所以一经问世便流传不衰，其要有二：一、具有琅琅上口的韵律美感；二、具有言简意赅的教化功用。
从理论角度而言，翻译《三字经》，既应传达出原文的韵律美感，也应传达出原文的教化功用，这样方能尽善尽美。
而从翻译实践的角度而言，在跨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中，这种试图尽善尽美的译事目标却极难达到，因为，欲传达《三字经》原文的韵律美，自然以韵文译之为佳，但若斤斤于韵脚之穿凿，实有因声伤意之虞，美则美矣，难于尽善；而欲再现其言意间的教化功用，自然以达意传实为上，但若亟亟于言意之究竟，恐又有以意害韵之嫌，善则善矣，却难于尽美。
善美难以两全之际，译者往往不得已而求其次，或彰其美声而损益其辞．或显其实意而放任其韵。
今以散体译文呈献读者，求其达意也。
质言之，译事之妙，惟在二心：自心，他心。
自心即经营译事之勇猛精进心。
他心即体贴读者之方便分别心。
二心合一，译事之至也。
《千字文》是距今约1500年前，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编成的，编者为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
据《梁史》以及其他一些史书记载，梁武帝为了教子读书，令一位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纸一字；但是这么多字杂乱难记，梁武帝召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周兴嗣，命其将这些字组织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
周兴嗣苦思冥想了一整夜，将这一千字联缀成一篇构思精妙、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
据说，周兴嗣因用脑过度，次日已须发皆白。
自此以后，《千字文》就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童蒙识字读本。
《千字文》每八字一行，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至第十八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为第一部份；第十九句“盖此身发，四大五常”至第五十一句“坚持雅操，好爵自靡”为第二部份；第五十二句“都邑华夏，东两二京”至第八十一句“旷远绵邈，严岫杳冥”为第三部份；第八十二句“治本于农，务资稼穑”至倒数第二句“孤陋寡闻，愚蒙等消”为第四部份。
最后一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没有实质含义，单列出来。
第一部分勾勒了宇宙形成和文化演进的概貌：第二部分重在讲述人的修养和美德，可以看出主要出于儒家的教化传统；第三部分叙述了居庙堂之高者的豪华生活和文治武功，还描述了广袤秀美的中华国土；第四部分最长，主要描述处江湖之远者的田园生活和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采用了三重策略。
首先是直译，基本上一字一词，只有少数例外，目的是为了突出原文作为识字读本的功能。
意译部分将直译部分零散的单词重新加以组织、变换和润色，以符合英语文法和实现上下文的有机联系。
另外添加的注释则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于英语读者理解。
作者希望，通过对比直译和意译两部分，英语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汉语的特点。
另外，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学习《千字文》、鉴赏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在此还复制；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虽然千载之下，每一个具体的字也许不是当年梁武帝所选用的。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天地玄黄”之中的“玄”字，我们尚未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找到，只好用同义字“元”来代替。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错了个字:赤应是亦“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是第三部份的第二层意思，重在叙述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和他们的文治武功。
这部份最后描述了国家疆域的广阔和风景的秀美：“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旷远绵邈，岩岫杳。
”
读《日有所诵》有什么好处
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诞生〔成都〕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
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沿用至今。
原籍浙江嘉兴。
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
曾祖李王番，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
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
他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
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大哥李尧枚(1897——1931)，三哥李尧林(1903——1945)；二姐李尧桢(1898——1915)，三姐李尧彩(1899——1924)；十四弟李尧椽(1913——），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1917——）；九妹李琼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继母生，1916——）。
(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1909年(清宣统元年)〔成都——广元〕 五岁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
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
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
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僮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大妹(九妹)琼如生。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广元〕 六岁夏 二妹(十妹)生。
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护。
十二月 26日(农历庚戌年11月25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约本年，对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对母亲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间偷吃“发物”黄瓜的奶妈一事，亦产生不快。
这期间，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
约本年，留学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
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三叔曾任南充县知县。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广元——成都〕 七岁上半年，女佣杨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嫂》。
父亲辞官，随父母回成都。
继续在家塾就读，先生姓龙(或姓邓)，具有“新党”思想。
六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掀起保路斗争高潮。
至7月初，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
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十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十一月 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
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家中制做大汉旗。
十二月 8日(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军队哗变，城中秩序大乱。
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
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这消息使龙(邓?)先生高兴，在家里成为大人们许多天的话题。
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29日，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成都〕 八岁一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家中做五色旗。
二月 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
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三叔颇感幻灭。
本年，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
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
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
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约本年，二姐患病，母亲曾请四圣祠医院的外国女医生来家治疗。
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印象颇深。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九岁大弟(十四弟)尧椽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岁〔成都〕七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
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
在这些人中，得到了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
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一岁〔成都〕一月 15日(农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父亲娶继母(邓景遂)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二岁〔成都〕大哥尧枚中学毕业，由家庭包办完婚，并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
继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
约本年，六叔李道鸿、二哥李尧林、香表哥濮季云合办复写的小说杂志《十日》，三个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个订户。
他对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但佩服他们经营杂志的苦心。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三岁〔成都〕一月 4日陈蕴珍(肖珊)生于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
春 成都发生巷战，川军、滇军混战七天。
这期间，二叔的两个儿子病死。
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
战事刚停止，父亲李道河病逝。
父亲死后，更感空虚，向书本寻找慰藉，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许多古典小说。
父亲死后，大哥挑起了长房的生活担子，以忍受和让步来应付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大家庭内的矛盾加剧。
继母生二弟(十七弟)尧集(遗腹子)。
三哥尧林进中学读书。
二妹(十妹)病死。
从本年起，利用晚间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香表哥是对巴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人。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十四岁〔成都〕秋 进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跟香表哥学习，持续两年。
这期间，第一次直接通过英文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
这两本书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五岁〔成都〕“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
大哥从成都市内唯一的一家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购新书报。
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
本年，曾向留学日本的两个叔叔学过日语，并颇有兴趣地听他们讲日本的一些情况。
1920年(民国九年) 十六岁〔成都〕二月 19日(农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
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产。
祖父死后，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加剧了，造成的悲剧更多了。
下半年起，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未接到回信。
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
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九月 同三哥尧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
冬 成都学界为反对军阀刘存厚开展请愿活动和集体罢课，巴金亦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冬 大哥尧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经病，时有发作。
本年起，开始向成都师范学校学生、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不久辍止。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十七岁〔成都〕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号出版，读到该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
三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
编辑部的青年朋友吴先忧以实行“自食其力”的行动，教给巴金“自我牺牲”精神，后来巴金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
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
五月 参加纪念“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
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
自此，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七月 《半月》第24号于15日出版，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被禁止发行。
秋 参加《警群》月刊编辑工作，第一期出版后，因与《警群》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十八岁〔成都〕上半年 参加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
第一期出版后即被警察厅禁止发售，但仍半公开地发行；此后用各种办法对付警察厅检查员的干涉和限制。
该刊共出十期。
在此期间，结识《学生潮》主编之一袁诗尧。
袁当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1928年被四川军阀杀害。
七月 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编)第44期上发表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
本年及次年，先后在《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二十首、散文一篇，这是他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八月 23日，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
该信署名李芾甘，载9月11日《文学旬刊》第49期“通信”栏，同栏还刊出编者的答复，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十九岁〔成都——上海——南京〕四月 三姐尧彩出嫁作继室，参加婚礼。
五月 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
此时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
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秋 进上海南洋中学。
年底 去南京，住北门桥鱼市街21号。
进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岁〔南京〕五月 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秋 结束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的半年补习，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
接大哥信，获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
本年至1925年在课余认真学习世界语，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书籍自修，并开始据世界语翻译文章。
本年，两次回原籍浙江嘉兴，住在一位年过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师的伯祖父家中。
本年，发表译文等近十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一岁〔南京——北京——上海〕年初 经友人秦抱朴介绍，开始给爱玛·高德曼写信，并收到复信。
六月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南京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巴金亦参加。
这段生活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
八月 毕业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随即前往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
在北京结识曾通信联系的朝鲜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经沈介绍住北河沿同兴公寓。
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结核未进考场，在寓中读鲁迅的《呐喊》，得到慰藉。
下旬返回上海养病。
三哥尧林进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念书。
九月 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
发起人共十六人，为：真恒、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禅林、吕千、索非、一波、茹秋、种因、剑波、抱朴、不如。
本年，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二十篇。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二岁〔上海〕在上海住康悌路康益里，后迁法租界马浪路和友人同住，直至次年一月离沪赴法。
一月 为纪念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撰写《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一月至三月 在《时事新报·学灯》、《洪水》等报刊上撰文，就“国家消亡”等问题批评郭沫若。
四月 《五一运动史》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上半年 曾和法国巴黎《新世纪》发行人、无政府主义者格拉佛通信。
十一月 译完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本年，向友人卫惠林学习日语。
读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日译本。
本年，发表各种政论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三岁〔上海——巴黎——沙多——吉里〕一月 15日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九人。
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
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
赴巴黎沿途写《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二月 18日抵达马赛。
19日抵巴黎，住Blanville街五号旅馆，后又搬至Tournefrt街的旅馆。
上午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不久，家里破产的消息传来，便停止了正式学习。
三月 为排遣寂寞心情，写下《灭亡》第一至第四章。
四月 与君毅、惠林合写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由上海民钟社出版。
该书在法国写成寄回上海印行，主要讨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1930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以“煽惑军队”的罪名查禁。
五月 用文言补译李石曾译《狱中与逃狱》(克鲁泡特金著)由广州革新书局出版。
该书共52页，后12页原译稿遗失，书局请巴金补译。
本月 参加救援凡宰地、萨珂的活动，给狱中的凡宰地写信。
凡、萨是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美国当局诬陷犯抢劫、杀人罪判死刑。
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欧美的大事件，法朗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参加救援，形成国际性援救活动。
七月 上旬收到凡宰地的回信和一包书，11日给凡写第二封信，并在此后几天内，激动地写下《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夏初 因健康恶化迁至巴黎以东约一百公里马伦河畔的小城沙多椉??又译作蒂埃里堡)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并学法文，同时根据英文本(参照内山贤次的日译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和《圣经》等。
这时，还系统地研究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史料和著作，如《吉隆特的党史》(拉马丁著)、《法国革命》(L?马德楞著)、《四个法国妇人》(道布生著)、《大革命史》(J?米席勒著)、《1789?804年的法国革命》(W?布洛斯著)等。
对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对马拉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亦极推崇。
开始撰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者苏菲亚、妃格念尔等的传记，后来编成《俄罗斯十女杰》一书。
这期间获悉一些关于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就国内政局在《平等》月刊(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人钟时主编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发表一些短论，批评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政客，并宣布同赞成“清党”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革命周报》(系李石曾出资创办)断绝关系。
八月 上旬在沙多椉?锸盏椒苍椎?月23日写的回信。
24日，下午从报纸上得知凡宰地、萨珂两人已于22日午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中被电椅烧死，整天激动地写信寄往各处，探诉美国政府。
此后几天内，连续写下《灭亡》中的若干片断。
十一月 8日，译完凡宰地的自传。
译作《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本年，还发表各种政论文章二十余篇。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四岁〔沙多——吉里——巴黎——马赛——上海〕一月 翻译高德曼的《易卜生的四大社会剧》和《斯特林堡的三本妇女问题剧》。
二月 5日收到美国伦敦《自由》杂志主编T.H.Keel寄来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英译本(康·嘉尔纳特夫人译)。
参与编译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柏克曼等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三月 参与翻译的《苏俄革命惨史》(柏克曼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四月 参与翻译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同年九月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
五月 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涉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和攻击，因而写《答诬我者书》作自我辩护。
夏 收到大哥来信，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大哥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决定完成《灭亡》，使大哥更了解自己要走的路。
八月 经过半个月时间，于月初整理和补写完《灭亡》全书二十一章，并抄写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上。
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打算自费印刷。
在该书稿上第一次署笔名巴金。
寄出书稿后从沙多——吉里回到巴黎。
九月 翻译托洛茨基的论文《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寄回上海，载于10月18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
由于该文发表较《灭亡》早将近三个月，因而，是以马金的署名最早披露于报刊的一篇文章。
十月 17日办理回国手续。
18日到马赛，因海员工人罢工，滞留十二天，住马赛海滨的美景旅馆，此期间读左拉的《卢贡一马加尔家族》。
30日乘船离马赛回国。
在船上产生创作描写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并拟题《春梦》。
本年，在巴黎翻译廖亢夫的剧本《前夜》(即《夜未央》)，译稿在寄回上海的邮途中丢失。
在法国期间，常用世界语与朋友通信。
在法国期间，曾与高德曼和柏克曼见面。
柏克曼是流亡西欧后加入美国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二月 月初回到上海。
应友人索非之邀，在鸿兴坊七十五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住半个月。
本月 译作《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凡宰地自传)出版。
本年，写研究俄国社会运动及革命人物的一些文章，1935年整理后收入《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
本年，还发表论文、译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二十五岁〔上海〕一月 从鸿兴坊搬至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同住一楼。
直至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共住三年。
在这里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本月 中篇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至四月载完，在文坛引起反响。
决定发表《灭亡》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
《灭亡》的发表使巴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本月 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号数为317)，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执行委员(理事)，直至1932年初才离开世界语运动。
先后据世界语翻译过许多文章和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著)、《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著)、《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著)，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等。
本月 译著《断头台上》出版。
本月 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编辑工作，以“马拉”之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
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因书店负责人朱永邦与巴金等意见不合，加之朱赌博造成经济亏空，书店于次年停办。
四月 在本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四期发表文章，就托尔斯泰的评价问题批评钱杏屯。
五月 译著《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著)出版。
本月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册。
春夏之际，在宝光里索非家结识翻译家马宗融，九月下旬见到其未婚妻罗世弥(罗淑)。
六月 14日写《克氏〈人生哲学〉之解说》，系统论述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
七月 大哥尧枚从成都来上海，住一月左右，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得到大哥支持。
三哥尧林是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
本月 译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出版。
八月 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
十月 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单行本由微明学社编、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卖。
年底，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
本年，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托索非请丰子恺题写书名。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作、文章四十余篇。
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