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五个基本政治制度极其特点和优越性是什么?
我国在清代前3000年,都是军主专制,即中央集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使之开创了中国民主先河,中国南方为人民共和制,但北方还在清王朝的帝制统制之下.不久在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进行密秘会谈后,推翻清王朝,宣统皇帝退位,旋既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中国在名意上全国共和.但不久袁推翻共和,自立中华帝国'皇帝,帝制死而复燃.但83天后袁既被推翻,重新共和,形成北洋军政府,它表面是五族共和',但实质是军阀之间的工具,其间的总理,总统不可盛数.在1921,孙中山在广东成力广东政府,其性质为人民共和.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之后几年成立了数个苏区,其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北京成立了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伊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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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遇和挑战 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所面临部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的缓和，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多极格局中，中 国对国际战略平衡的影响，已比过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建 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是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 的竞争。
其次，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
再次，少数发达国家推行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施加种种 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利用有利因素，抵制外来的不利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尽快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不少贫弱的民族和落后的国家，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虽然 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条件和有利因素，但重视教育，善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是其共同特点。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经过五六十年坚韧不拨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简述冷战对世界的影响冷战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
所谓的冷战，我认为就是一种在战争威胁下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与经济是其主要的战场，而军事竞备仅仅是其表象。
在美苏冷战期间，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的战事。
在此期间虽然冲突仍频，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
在此期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冷战最终以前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这场没有硝烟的对战争给以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经济安全建设 苏联解体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缓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美苏和日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不再以军事力量的竞争为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不断上升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经济手段成为实现政治目的重要方式，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外交将更加活跃。
冷战后，各国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再强调所谓的“集团利益”和“阵营利益”。
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差异被逐渐淡化，不再成为判断亲疏敌友的标准。
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信息、劳务等领域将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过去那种集团利益的概念也将逐渐淡化，国家利益日益被置于集团利益之上。
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明确提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改编更新美国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人权。
在这三大支柱中，把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放在首位。
俄罗斯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于1997年八月被叶利钦总统批准。
这个《构想》明确提出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军事方面，而主要在内政、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安全也是关键。
近年来，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已成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
二、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答案补充在国际竞争和交流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同时，国家间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也将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
冷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优势和有利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采取经济制裁、经济封锁，或者实行经济援助、经贸合作，这些手段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或是为了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或是企图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政权。
冷战后，西方国家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实行“接触”战略，谋求与我国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1998年2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及其成员国都不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支持或联署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
3月，美国政府也宣布不在该会上提反华方案。
在经济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有很大发展。
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同化我国的政治制度的目的。
三、强调军事威胁，控制战争规模。
答案补充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消失，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大国。
从军事实力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因此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其主要的任务。
在安全上，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军事上围堵、监视与经济上的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
例如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来防止社会主义力量东山再起；在亚太地区，重新确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把重点防御苏联改为针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安全合作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海峡然而自从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
经济控制手段不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
恐怖主义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遗留物，严重影响则国际安全。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以先行打击为预防的手段，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以军事打击消灭现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手段，通过可以控制规模的局部战争，重新建立国际社会秩序。
关于对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认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其设计与运行的近60年间逐步发展与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作为建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点，功能先决条件 ，有什么样的功能要求就应建构起相对应的结构。
以美国为例，其国会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两院的委员会，包括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三类，涉及外交、军事、财经等各个方面，其数量在1885年时只有60个左右，1990年时已发展到300个。
而美国的行政部分，包括总统办事机构（11个）、政府各部（14个）、军事机构（9个）等仅有34个。
因此，几乎提出的每个议案都可按其主题先提交给一个或几个有管辖权的委员会审议后再付诸表决。
可见，这些委员会真正实现了与政府各部间的一一对应，从而无论是议案提出时的研究审核，还是审核通过后的实施监督都真正实现了国会的功能。
相对于中国，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
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 。
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第二、1979年中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下单位的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
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同级人民政府由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意味着目前县级以下政府由直接选举产生。
而与之相对应，目前县级以上政府的组成则由间接选举产生。
这就产生了如何协调基层直接民主与高层间接民主之间的合法性程度问题。
人民主权学说的集大成者卢梭主张主权属于人民，政府权利来自人民，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
目前无论东西方什么类型的国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均采纳这一思想。
但由于当时科技、人民民主习惯等原因，在大国主要采用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方式。
但是间接民主尽管由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进行选举，但并不能达到直接民主的效果，原因有：⑴代表本身是否都能忠实地代表人民进行选举尚值得怀疑，在此基础上，他们投票来选举代表是否反映民意自然也属可质疑的对象。
⑵更进一步地讲，就算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由于人大代表的投票非此即彼，不可能反映他所代表的全体选民的真实意志 。
正因为此，在当代，随着科技手段等相关方面的发展，现代民主国家（包括大国）主要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组成政府。
就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而言，可以设想，按照制度设计的渐进性特点，将来某一天直接选举会逐步扩大到市、省一级，而当时中央行政机关仍由间接选举产生，由于合法性程度与直接选举的程度成正比，那么一旦中央与地方产生矛盾并激化，中央政府获取的支持将有少于地方政府的可能，甚至有被架空的危险。
以前苏联1989年8·19事件为例，群众及士兵之所以公然违背苏共中央的命令，反而支持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虽然与当时其他国内外复杂因素有关，但苏联本身选举制度设计上的内在缺陷也难辞其咎。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应尽快采取各种措施完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问题，尤其在是否代表与能否代表两个方面。
第三，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
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 。
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统治方法的分歧，并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题。
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倡导人治，这与其后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的思想是一致的 。
可见，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有效的法制。
但是，中国古代尽管选择了人治，但同时也有强大的道德文化作为自我约束的工具，即通过反思而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如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等；经验证明这是自我道德建构必要的过程，文化规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对那些试图转化为要求的愿望在数量和种类上构成某种外在的限制，并且文化规范代代相传，指导并调节着某一种愿望…… 。
五四运动是这种内省文化发展的转折点。
新文化倡导者以民主和科学精神批判中国旧文化，重点是儒学孔道，并认为要革新新社会，非得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
1949年后，则是近现代对文化更大的一次摧残，它用革命形式进行文化运动，将此前刚刚形成的文化体系再一次粉碎，彻底制造了第二次文化断裂。
特别是它以文化的遭受摧残达到政治的控制目的，严重违背文化发展的潮流，从而彻底粉碎了人们的传统与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为目前的社会道德体系匮乏与严重缺少信仰现象埋下了祸根，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既然内省文化遭至破坏，那么只有依赖法制进行外求。
1949年后初期，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步，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后来随着政治运动加剧和浮夸风兴起，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中央决定废除和取消此前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以及相应的律师组织、公证机构。
司法活动中的陪审、起诉、诉讼等程序和规定，以及公安、交通管理条理等也不同程度地被否定。
1959年第二届，甚至决定撤消全国司法行政机关，直至结束，这种状况整整延续20年。
与此同时，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也被削弱。
这种情况之下，由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中国在国家统治方法上又回到人治传统。
但由于五四运动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中的内省部分又荡然无存。
这样，无论内省，还是外求都失去了支撑。
针对与此，根据绝大多数国外的经验，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国家元首的宣誓制度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即宪法至上，而这恰恰是宪政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利于带动其他国家机关共同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早日实现宪政蓝图。
第四，在民族制度方面，我们如何既要防止把民族间的差异虚无化，又不要走向的另一个极端绝对化，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至动态平衡，其中苏联与南联盟的教训值得借鉴。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以民族为特征建立起联邦制国家，其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征服兼并的民族达120多个。
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
非俄罗斯地区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
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但在民族与民族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改变 。
1936年，中央管理企业的产值占全苏联的89%，各加盟共和国管理的企业产值仅占11%。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各加盟共和国有权支配的工业产品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
苏联当局不承认当年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压迫，而把它说成是解放和自愿归并，还大力宣扬沙俄时代扩疆有功的统帅，而当少数民族赞扬本民族抗击侵略的英雄人物时，则被谴责为民族主义；把民族分为主次，称俄罗斯族是领导民族、最杰出的民族，而把少数民族看成是小兄弟；以行政手段大力推广俄语，凡是反对者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受到批判 。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泛滥最终激起了其他民族主义的反弹，最终随着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走向分裂。
相比于苏联，南联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南联盟把民族间的差异绝对化，1968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使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两个少数民族组成的自治省享有了准联邦单位的待遇，1974年又使其升格为联邦单位。
这样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法令时必须征得下属两个自治省的同意，而这两个自治省的议会通过法令时却无需征得上级行政单位的批准。
不仅如此，1974年宪法还规定，南斯拉夫联邦的各种机构普遍实行由共和国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凡属重大决策，必须由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一致同意方可生效。
南称其为表现民族平等的对等原则，用事实上邦联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以至于中央财政仅占全国财政的30%。
同时在国内外重大政策上，各个邦联国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这种把民族间差异绝对化，而忽视其共性的做法，一旦面对国外入侵，只要内部邦联单位拒绝支持中央政府，甚至投降，那么国家在战争中的总体失败以及分裂也在所难免。
南联盟发展到今天的命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经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分析比较，中国于1947年5月1日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意味着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对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族政策从法律上给予了确认。
但反右与1967年文革的爆发，使民族政策遭受到重大挫折。
1976年，随着文革结束，民族政策开始重新迈向健康的发展轨道。
但是作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各不相同。
新中国的成立使以往民族问题中所存在的对抗因素基本消失，但因历史遗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深化，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这些就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同时，我国在陆路边境地区居住着34个跨界民族 ，再加上最近几年各种泛民族主义思潮也影响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如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等 ，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借鉴与吸取相关国家的经验教训正确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
最后，在军事制度上，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班有中共党员，排建有党小组，在基层连队设立党支部，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委。
而为了从职务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团以上单位设政委，营设政治教导员，连级设政治指导员。
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后勤工作等。
事实上，由于近代历史上军队在导致我国分裂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影响 ，因此当前党有指挥军队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就出现两种问题：其一，在机构设置上显得臃肿，机关编制上大下小，上粗下细，机构重叠，结构失调；其二，这样在从政治上保证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同时，也存在一旦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两者意见不和，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部队的作战效率，甚至胜败。
同时，由于我国正全面进入国际体系，在与国际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军队国家化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官兵思维。
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军队、政党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显然非常突出。
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本文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了其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政治制度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概括说来，本文认为在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
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
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经验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
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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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顺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
1、城邦制度 在地中海希腊半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公元前8～6世纪，希腊出现了约两百多个奴隶制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
小国寡民是城邦的突出特征。
城邦一般包括市区和周边的农村地区。
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城邦”意味着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团体、共同地域和政治经济的绝对独立。
希腊城邦的政体类型多样，大致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寡头制、僭头制等。
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是最著名的城邦。
斯巴达实行贵族制，雅典以民主制著称。
希腊城邦实行的公民政治，使城邦公民享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
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 （1）民主制的确立：君主制—贵族制—梭伦改革—颗里斯提尼改革，最终确立民主制。
（2）基本特点：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
（3）评价：一方面指出雅典民主政治是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所采用的公民直接参政、轮流坐庄的形式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总是公正的，雅典的民主统治仍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则要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指出了一条道路。
雅典的民主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
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不愧于希腊地区奴隶制民主制度的典范的。
3、希腊城邦独具特点： ①独立。
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官员、法庭等等。
这些城邦即使是结盟也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是互不统属的。
②直接民主。
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有关，这是东方所没有的，可以选举官员、判决等等，公民大会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
③公民。
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边区居民、外邦人、农奴、妇女都没有公民权。
公民只是所有人中的百分之几。
④义务官制。
没有官薪，全凭自愿服务。
根据公民大会选出的一般是临时的职务，服务完后就完了，只有少数固定官职。
后来采取了公务津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⑤法制。
国家要根据法律来治理，有严格的司法系统。
往往开国者是最重要的立法者。
公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往往有在法律中先解决的传统，在迫不得已时才采用武装对抗。
雅典是古希腊的主要城邦，是民主政治思想的产生地。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历史上最狭隘也是最充实的民主政治。
最狭隘，是指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数太少；最充实，是指全体公民在立法及治理公众事务上有直接与平等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特点，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罗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随着夏世袭制的建立而开始出现的。
商周时期，经历了从方国联盟到天下共主的转变。
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也长期延续，但整个趋势是专制皇权日益加强。
注意几个重点：一是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二是秦的统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三是汉朝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集权措施、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宋元时期的演变，明清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清朝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