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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党员教育心得体会

时间:2013-10-12 16:27

红色教育心得体会

红色教育心得体会——参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有感温学峰迎春花竞相绽放,骄阳似水的三月,我们一行30余名预备党员在区直机关工委领导的带领下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瞻仰了革命先丰功伟绩,听取了工作人员对战役经过和烈士事迹的讲解,观看了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亲身感受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华东野战军奋勇杀敌,夺取抗战胜利的英雄事迹和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现将在这次参观孟良崮战役中的心得体会向组织汇报如下:一、坚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信仰。

这次参观深深的震撼着我们每个人,向革命先烈敬献了花篮,面对鲜红的党旗和烈士雕像,一声声入党誓词响彻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上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

听着讲解员沉重的讲述,那烽火硝烟,血雨腥风的战场仿佛就在眼前,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

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是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做了三件大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

谈谈你对沂蒙精神的认识1000字范文

学习沂蒙精神心得体会一: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学习心得体会一、重温“红色沂蒙”的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沂蒙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撒播革命火种,领导创建了沂蒙革命根据地。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沂蒙人民战天斗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众多伟大的成绩。

4月1日上午,我们首先乘车来到了蒙阴县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于孟良崮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及援军一部,扭转了解放战争初期华东乃至全国的战局,在人民战争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讲解员带领下,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先后参观了第一、第二展馆的展厅,一件件历史实物,一张张战场照片,一个个感人故事,把大家带到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走出纪念馆,松柏环绕着革命烈士墓区,学员们伫立在烈士英名碑前,向粟裕将军和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向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肃立默哀,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并聆听了陈若克为革命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参观结束后,大家观看了《英雄孟良崮》教学片,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了挑担子、推小轮车等现场体验式教学比赛,真切感受到沂蒙人民踊跃支前、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4月2日上午,我们来到刚刚落成开放的沂蒙革命纪念馆。

该馆按照国内一流展馆的标准定位,通过图片、影视资料、实物、雕塑、场景复原、声光电等多种更为直观的形式、高科技的手法全面展示沂蒙革命战争史。

在二楼沂蒙精神展区,大家认真倾听了讲解员的讲解,重温了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为了沂蒙人民的翻身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沂蒙人民义无反顾跟党走、舍生忘死投身斗争的革命历史,深刻认识了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伟大的沂蒙精神。

在三楼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展馆里,大家详细地了解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和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月2日下午,我们乘车前往沂南县红嫂教育基地。

在这里,大家先后参观了用乳汁救活伤员的“红嫂原型”明德英、无私创办战时托儿所的“沂蒙母亲”王换于、双肩扛起火线桥的“沂蒙大姐”李桂芳等红嫂典型纪念馆,集体吟唱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

不同的事迹,不同的经历,给学员们带来的却是同样的感动,同样的震撼。

特别是听了“沂蒙母亲”王换于孙女于爱梅所作的“沂蒙母亲和她的儿女们”事迹报告会,大家无不被王换于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冒死营救革命同志、舍己抚养革命干部子女的非凡事迹深深感动,思想和心灵得到了洗礼。

二、深刻领会沂蒙精神的内涵和特质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的蒙山沂水,党和人民军队为了人民利益出生入死、喋血苦战,用生命保卫群众利益;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拥护、支持党和人民军队,共同锻造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

“爱党爱军”展示了沂蒙人民立场坚定、信念执着的崇高政治信仰;“开拓奋进”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敢为人先的改革意识;“艰苦创业”展现了沂蒙人民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自强不息、隐忍负重的精神风貌;“无私奉献”表明了沂蒙人民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的价值取向。

沂蒙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沂蒙精神的创生主体是沂蒙人民群众,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创生主体是党中央和人民军队。

由此可见,沂蒙精神最鲜明的特质就是“群众”二字。

这是因为沂蒙精神有两个重要支点:一是信仰。

正是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老百姓才真正信任党、坚定跟着党干革命、搞建设、谋发展;二是人民群众是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正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党和国家事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沂蒙精神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集中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精神品格,形象反映了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生动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全部工作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路线的宝贵经验。

三、以沂蒙精神为动力自觉践行群众路线“红色沂蒙”四天的现场教育活动,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回顾那段艰难的岁月,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我们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撼,心灵上得到了洗礼,对如何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深思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找到维系党群血肉联系的感情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百姓家园,人民群众义无反顾跟党走,“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了八路军伤员,鲁南人民“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党政军民生死相依、水乳交融。

从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看,是共同信念、共同目标和共同命运,把党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

这是今天党群关系的感情基石。

反思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就要系统学习党的历史,时刻牢记党之所以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党始终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

把握沂蒙精神的深刻特质,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不竭动力。

沂蒙精神的根本特征是人民性。

学习和传承沂蒙精神,要重点解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精神状态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

一方面,要形成思想自觉,把践行群众路线内化于心。

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宗旨意识,真正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要形成行动自觉,把践行群众路线外化于行。

就是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人民不愿见到的“四风问题”彻底查找出来、打扫干净,用切实有效的行动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倡树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投身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

学习传承沂蒙精神,关键在实践。

一要多到群众中去。

经常深入群众,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自觉拜群众为师,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不断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水平。

二要自觉服务群众。

千方百计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可持续的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三要努力创造一流业绩。

紧紧围绕“两个百年目标”,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履职尽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确保让群众满意,凝聚形成干群同心、合力发展的正能量。

历史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只有对人民群众有了真感情,才能自觉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从而为群众真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把群众最关心、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

我们相信,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宗旨意识,把为民谋利放在第一位,自觉践行群众路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胜利实现!

孟良崮战役解放军损失多少

孟良崮战役军损失8万多.74师是蒋介石的镇国之宝,全式装备,班长、副班长都是国民,士兵都发工资,每个士兵的工资比其他部队的连长工资还高,士兵个个都是亡命徒。

各个都不怕死。

都是志愿向蒋介石宣誓效忠的。

抗战期间,是支英雄的部队。

是他把新四军从江南撵到苏北,又从苏北撵到沂蒙山区,新四军节节败退。

74师很难打,一个小山头,双方争夺几十次。

我军主要靠人多,集中10\\\/1的兵力,每天消耗他,采取蚂蚁啃骨头战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往下攻。

我军阵亡人数比74师多。

74师失败的自身的原因是。

1、机械化在山区用不上。

2、国民党其他军队腐败,见死不救。

周围40万国民党军队,最近的部队离74师只有一华里,都不去营救。

3、汤恩伯故意让74师去孤军深入,去送死。

4、张灵甫在5月10日晚上,爬上山时,已经劳累,打算在山上休息一夜,第二天下山,到垛庄。

夜里被华野包围。

如果他在10日到垛庄,华野就没办法了。

5、张灵甫被陈毅包围后,没有积极组织突围,而是幻想国民党对解放军来个大包围,实行内外夹击,其实,国民党是相当腐败的,是不敢包围解放军的。

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孟良崮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吗

是的,5月10日,日照市中心血站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程,组织党员干部来到孟良崮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再教育。

参观过程中,大家通过沙盘展示、历史图片、文献资料、战争实物展示,全面了解了孟良崮战役过程,深入感受沂蒙人民踊跃支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领悟到“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理,提高了对群众路线的思想认识。

在红嫂展馆,大家在一幅幅历史图片前驻足,在一件件英模人物塑像前凝神。

红嫂原型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沂蒙大姐李桂芳、拥军妈妈胡玉萍……一个个形象高大亲切,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大家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很多同志湿润了眼眶。

整个过程,大家边学习边思考,强烈地感受到了沂蒙精神的强大力量。

纷纷表示,将紧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活动主题,继承好、弘扬好沂蒙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紧密结合结合自身实际,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为推动全市血液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孟良崮战役我军阵亡多少?

沂蒙精神群众路线学习心得体会来源心得体会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献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懈奋斗中所创造...  依照校团委的要求和部署,组织部份主要学生党员干部赴蒙阴孟良崮和费县白石屋进行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

实践团前后奔赴各地,参观了孟良崮战争记念馆、记念碑和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共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义士,学习沂蒙奉献精神。

  孟良崮位于蒙阴县东南,属蒙山山系。

相传宋代杨家军将领孟良曾屯兵于此,故名。

  1947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将军的带领下,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领”的英雄气势,浴血奋战,一举消灭国民党主力王牌第七十四师,毙、伤、俘三万两千余人,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少将师长蔡仁杰;俘敌少将顾问长魏振钺、少将旅长陈传钧等,缉获大量武器设备,一举粉碎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诡计。

孟良崮是历史的碑碣,孟良崮战争的成功,完全改变了解放战争的局面,改变了华东战局,揭开了我军战略***的序幕,迫使国民党军从战略进攻转进战略防御。

  孟良崮战争记念馆位于孟良崮义士陵园内。

记念馆前面是陈毅元帅、粟裕将军侍马而立的大型花岗石塑雕,雕像高7.75米,其中底座高2.75米。

红色花岗石上镌刻着陈毅元帅的《孟良崮战争》长诗,两位将帅雕象栩栩如生,再现了当年作为孟良崮战争主要指挥者的光辉形象。

记念馆后面是义士墓地。

墓地正中是粟裕将军骨灰撒放处,其后是义士英名塔,塔身镌刻着在孟良崮战争中牺牲的2800多名义士的姓名,墓区内掩埋着2800多名义士的遗骨。

  记念馆用大量详实的历史史料、图片展现了当年“刀丛扑往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炮”的孟良崮战争的壮丽画卷。

展现了沂蒙人民为民族解放忘我奉献、可歌可泣的英雄浑举。

战争厅以时间前后为序,展现了战争经过及华东野战军战役序列表和参战部队的进攻、阻援情况。

支前厅展现了沂蒙人民、特别是沂蒙红嫂积极支前的情况。

英烈厅展现了部份英模人物、战役英雄的事迹情况。

  参观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记念馆和沂蒙根据地群众工作展馆。

一件件历史实物,一张张战场照片,一个个感人故事,把大家带到了烽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党员干部们共同追寻那逝往的烽火硝烟,共同领略那撼人心魄的战争场景。

透过沙盘展现、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声光电情形摹拟,逼真感遭到沂蒙人民积极支前、忘我奉献的伟大精神。

沈振新是上将还是中将

不是。

但他是有原型的华东野战六纵队(24军)司令员王必成。

王必成:(1912-1989),男,汉1912年2月生,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即今河南省新县许洼)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中将军衔。

1928年【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1931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岁丧父。

1923年读私塾,1925年辍学。

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参加农民义勇队,1928年在家乡参加少先队、赤卫队。

1929年【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方面军第1军第1师2大队大队部勤务员、传令兵,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交通队通讯班长、队长。

1931年冬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8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春起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9连指导员,同年9月起任3营营长。

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

同年10月随军西征入川。

1933年7月起任红30军第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

1934年11月起任红30军第89师265团副团长。

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及进攻战役。

1935年5月起任红30军89师267团团长。

参加了长征。

同年11月起改任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委员,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春起任红30军89师副师长。

1936年7月入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为1大队1中队学员。

同年10月随红2、4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起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三队学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起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参谋长。

同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团长。

率部东进长江以北参加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起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

1940年7月起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黄桥战役,“叶王陶”美誉由此而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

1942年2月起为华中党校一队学员,8月起继任新四军第1师2旅旅长,11月起任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长(政委江渭清)。

1945年1月起任苏浙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

率部参加巩固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和挺进苏南的多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新四军新编第6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的作战。

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

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参加了苏中、豫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因病回国,王必成入朝作战,1953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兵团党委常委,参加了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

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5年回国,1955年9月2日至196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7月起)。

1960年5月至196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61年6月起)、副书记(1966年2月起),分管训练,在军区范围内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其间:1960年5月至11月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60年5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在上海期间,精心培植和扶持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典型。

1969年12月至1971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70年1月起)。

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害,周恩来指示刚刚做完腹部大手术在北京疗养的王必成返回昆明主持军区工作。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1年8月起)。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副主任。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对稳定云南、贵州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在云南省石林地区组织了加强步兵师在山林地预选战场歼灭立足未稳之敌试验性演习。

在经济工作中,他抓了云南重型机器厂的生产,积极保护森林资源。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他作为云南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抱病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部署各项方案。

1979年初,中央临阵换将,王必成坚决服从命令,交接后立即离开昆明军区,以免影响后任的工作。

原来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是王必成,王必成将军是粟裕大将手下的一员“虎将”24军首任军长,考虑到杨得志将军曾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担任过越南军事顾问,对越南地理和军队情况比较熟悉,火线换将,将时任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和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对调。

王必成将军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

临行前,将军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

一日,将军夫人陈瑛告诉将军: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

将军连声说:好、好。

陈瑛又悄声说:媳妇已怀孕两个多月了,怎么办

将军斩钉截铁地说:让她去

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陈瑛凝视将军,不禁热泪盈眶而出。

1979年1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密切注视战况。

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他用了5个月视察武汉军区参战部队,总结经验教训。

1980年1月至198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正大军区职)。

离休后定居南京。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逝世。

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虚拟人物,无法授勋,请看上面吧

抗战大部分是国军在抗战,为什么共产党后来得民心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与朱元璋有异曲同工之妙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相对于国民党400多万军队仍显得比较弱小。

因此,国民党并不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会存在多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

基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幻想,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发动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由此爆发。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国民党就败退到了台湾,这是什么原因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

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

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

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

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

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

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

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何出此言

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另外,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

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编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

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

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

到1947年底,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

占领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

内战爆发三个月后,就从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

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

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

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

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

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

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

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揳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

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

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

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

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

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来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

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

甚至当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

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

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

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恶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

相对于后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

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

随后,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

(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

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

(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

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

(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

(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

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

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

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

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

对此,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

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

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

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

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

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

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

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输工具者,便肩挑人背。

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

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两党领袖: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是强调集中领导的领袖魅力型政党,两党最高领袖对两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需要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问题上,两党领袖的指挥艺术对战争成败则更为关键。

正是在这一点上,拥有战胜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围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

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

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的词比下去。

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想象力的诗词。

这种性格特征在军事指挥上的反映便是,蒋介石缺乏战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决断力,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

例如,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

并且,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

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

并且,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

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下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经过两年作战,到1948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已从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部队已从127万人上升到280万人。

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国民党军队只能蜷缩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少数大城市里。

东北野战军达到7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0余万人,中共军队已经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

中共军队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大量招收翻身农民参军外,更重要的兵员是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后被补入中共军队,当时称“解放战士”。

“解放战士”在共产党军队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

1947年12月,陈毅就曾讲过,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

1949年4月,周恩来曾讲:“解放战士”在部队中,多则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70%。

“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

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

一个“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

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

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

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通常说,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

但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共产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

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视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主要靠的确实是“小米加步枪”,打仗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麻雀战。

但进入到解放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共产党进行的大多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由于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

但到下半年,尤其是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了。

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军事重镇锦州,吓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躲西藏。

东北野战军仅用30个小时就攻下了锦州。

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

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

“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中共军队通过什么途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善了装备呢

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

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有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

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

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

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东北还拥有庞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据1947年11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东北的军工企业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鸡西的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的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的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石岘的手榴弹厂。

另外,齐齐哈尔私营工厂生产炮弹,辽东辑安生产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复装山炮弹等。

以上工厂共有机床498台,职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鲜人498人。

这些工厂在1947年生产了60万颗手榴弹、10万发迫击炮弹、500万发复装子弹、10万个掷弹筒。

此外,大连当时被苏联军事占领,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主要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内战期间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多数供应华东战场。

共产党在大连的企业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供军用;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

此外,战场上的大量缴获,也是解放军更新装备的来源之一。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在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下达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获悉了。

因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

熊向晖,1919年出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时,被胡宗南相中,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器重。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深造。

但就在熊向晖即将赴美之际,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参与谋划进攻陕北。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晖最终赴美留学,1949年转道香港回国。

1949年冬,在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有原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宴会上,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后,说:“这不是熊老弟吗

你也起义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

曾经评价过熊向晖,“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

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如在陕北,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14万人的进攻下,西北野战军只有2.7万人,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延安,一年时间里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

一次,中共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军队仅隔一座小山,随行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只有约300人。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爬上一座山头后,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甚至连国民党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就是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当时,化名李得胜,即一定得到胜利。

周恩来取名胡必成,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为战略进攻阶段。

其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6月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

之所以要采取跃进的办法,一是经过1946年7月以来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仍然具有明显优势,中共军队还不足以与其进行正面对抗。

二是一年来的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天灾不断,解放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的动员已经接近极点。

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可以减少解放区的战争消耗。

三是吸引两翼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极富冒险性的决策,即派刘邓大军不取逐城推进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方式,放弃根据地,直接插入国民党的战略后方。

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牵制任务基本完成,经请示中共中央后转向中原作战。

第三个阶段,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为战略决战阶段。

这个阶段以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为开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到1949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表大大缩短。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曾兴奋地讲:“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1948年9月初)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

以后打开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

打开沈阳(11月初)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那就是说,从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

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

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并终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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