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读后感
在听冬吴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
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
（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
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澳洲作者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
它经常被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
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
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
自由市场
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
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
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
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
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
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
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
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深造
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
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
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
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
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
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
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
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是的，这样的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
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
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
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
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
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
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
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
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
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
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
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
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
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
‘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
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
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
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
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
这是一种精神境界。
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
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
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共产党宣言》读后感
考斯塔·艾斯平在文章中指出，虽然福利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各国政治家、学者们的热点话题，但是现有的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尚不完善，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非商品化、社会分层化和就业等问题，它们都是判定一个福利国家性质的关键。
同时，他认为只有进行经验的比较研究，才能在总体上或个案上充分揭示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特征。
因此，他试图通过以三种不同的体制类型来认识福利国家，它们分别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
令笔者惊讶的一点是，根据制度分析方法的观点，民主权利越是扩散，福利国家就愈将发展。
可是艾斯平指出，这一论点与历史上的异常事例相矛盾：早期的主要福利国家的发端都早于民主制度而产生，而且正是抑制民主的意愿才有力地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
这让人联想到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福利政策，其本质是“胡萝卜加大棒”的铁血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抑制各种民主运动。
相反，在民主制度最早建立的地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最受阻滞，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
这一明显的矛盾只有引入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因素才能得到解释：在那些早期的民主政治国家中，农业占有绝对优势，并且为小资产所有者所主导，他们利用其选举权利来降低而不是增加税赋；相比之下，极权政治中的统治阶层更易于向不情愿的民众征收高额税赋。
谈及社会保障的作用，艾斯平强调权利与非商品化。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劳动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逐渐沦落为一种商品。
相反，现代社会权利的引入意味着这种纯粹商品化地位的动摇。
当一种服务是作为权利的结果而可以获得时或当一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市场而维持其生计时，非商品化便出现了。
而各国政府对于非商品化的拯救力度的不同就决定了必然存在不同的福利制度。
在资本主义世界，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认为贫穷或不幸是个人懒惰的原因，因此所提供的救助往往层次低且带有社会羞辱感，比如经济状况调查式的济贫制度，给付很少，并且带有侮辱性，那么这种济贫制度将迫使除了最走投无路者以外的所有人参与到市场中去。
同样，大部分早期社会保险计划都蓄意设计成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性能最大化的样式。
笔者认为，由此可见，最初的福利制度只是为了市场服务，是为了促进劳动力进入市场而执行的，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而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制度逐渐变为为市场进行补救，对由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各种劳动风险进行保障。
虽然此时的福利制度似乎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扶持和帮助，但显然福利制度的建立仍然是为了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解决好市场经济的“后院问题”，让劳动者能够更加投入到生产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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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
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
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
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