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的《成长如蜕》原文
要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和四个经营部，资产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已近两年。
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
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
但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两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
那时候，我们四口人蜗居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
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
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
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
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
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惟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
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我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
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
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
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
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
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亲的次数。
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
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
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但均无效。
辞职报告被锁进抽屉里。
父亲正式办好辞职手续是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
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
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
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
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着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
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
他们关心着我家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
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
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个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
”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别人人五人六的，气都气死。
”什么话都有。
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
好几年下来，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
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
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
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
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
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
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
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绥靖”政策。
经常给钟家送去各种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潜伏着的矛盾。
不管出于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
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
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的角色。
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
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是很不情愿的。
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
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
她敲开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
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
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
她走出钟家，像以前一样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
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
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
”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
她告诉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哦”了一声。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
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
他雷厉风行地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了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
当初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已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
别人猜测说，政府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
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地打地桩了。
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的事。
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
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需要。
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
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
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
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
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
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
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
”他骂得曲里拐弯，很是高妙。
他既指出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
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
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
而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
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
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
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
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
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
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千媚的闺房里。
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大悬殊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
我想他是故意的。
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
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来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
上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下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
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
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朦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
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
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跑龙套的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
作为第二代人中惟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我父亲事业的继承人。
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
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家和钟家对抗的最后结局。
弟弟一直隐藏在父母的背后，缓缓地进行他的人生过程。
然而现在他就要被推上前台了，他是关键性的人物。
道路已经铺就，障碍也已设置好。
我的父母心明如镜，他们要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我弟弟的责任是太大了。
一九九三年秋，弟弟从学校毕业，父亲不管他的再三反对，把他安置到主营厂担任法人代表。
在我的父亲的创业史上，我弟弟曾有过一次登台亮相。
那是我父亲交上辞职报告的那天晚上。
我记得是深秋了，雨懒懒地打在窗外的梧桐叶上，那种冰冷冷的寂寞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它的一边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放着弟弟的钢丝床和一张饭桌，这种满满当当磕磕绊绊的情景是当时普通人家的写照。
地板上刷着的紫红色油漆脱得斑驳陆离，靠东的墙上印着鬼脸般的雨渍。
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母亲把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连当日的报纸都拿走了。
而后父亲缓缓地开了口，他说他已经辞职了，不管校长同意与否，他都将经商，为了赚钱也为了创业。
我注意到他是把赚钱和创业分成两个概念的。
父亲简单地把话说完，就陷入惯常的沉默。
他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与目的——赚钱和创业，这就是他辞职的全部动机和目的。
为了今天，也许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不过他意志坚定，就像石头缝下的一棵草芽，一场春雨过后，它就弯弯曲曲地从下面生气勃勃地钻了出来。
父亲沉默以后，母亲说了：“爸爸很可能失败。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如果失败的话，他就再也找不到工作。
你们要养着他。
”母亲的话突然地把气氛渲染得很酸楚。
父亲转脸瞧着我弟弟的反应。
弟弟若无其事地歪倒在沙发里，说：“没问题。
”他接着又保证一下，“绝对没问题
”家庭会随即散了。
我的母亲走进卧室把门关上。
父亲在这一刻显得疲倦而无信心。
我弟弟的保证并未使他感到欣慰，他反而对自己可能有的失败心惊胆战。
弟弟却在陷塌的单人沙发里直起了身体，双眼带着忧郁聚精会神地倾听外面的雨声。
他对我说：“你听见没有
雨点落在梧桐上是沙啦啦地，落在芭蕉上是劈劈啪啪的。
哈，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弟弟的脸色虔诚而感动，嘴里继续前言不搭后语。
对他来说今天重要的不是父亲辞职，而是得到了雨声的启示。
我毫不奇怪他的态度，这时候小城里的年轻人个个都在埋头写诗作文章，你到处都可以看见满脸激动、神经兮兮的文学青年。
弟弟正读高一，他终日陶醉在诗歌所营造出来的虚幻的境界之中。
后来文学降温，我弟弟也不再狂热。
他离开文学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初他能赶文学的时髦，而后全民皆商时，他却一反常态地坚持自己呢
为什么他顽固地抵抗着我父母呢
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在什么地方与他的生活不相融洽
弟弟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接受父亲的安排的。
在他与父亲发生正面冲突后，我相信弟弟已经把世界机械地分成两大类：富人（强者）和普通人（弱者）。
他是站在弱者这一边的，因他本身就具有怯弱的本性。
他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这里面有着弟弟的善良愿望，更有着无法承受压力的软弱。
在弟弟走进商界之前，他的生活是懒散而浪漫的。
他有一个朋友圈子，圈子里都是他班级的同学，钟千媚有时也参加他们的活动。
他们在一起纵情欢乐，心心相印。
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旅游，在月光下放歌，在雪地里喝啤酒。
他们之间经常有一些看似矛盾却冲击心灵使友情不断加深的事发生。
我曾经翻看过弟弟的照相簿，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时候拍的黑白照片。
有他与钟千媚搂着肩膀的，有他与钟千媚两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的，更多的是七八个人搂着腰挤在一处。
他们笑得轻松、纯洁、甜蜜，就像真的兄弟姐妹。
弟弟在其中的几张集体照片上精心地用红笔写了“幸福”两个字，他那时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亲如兄弟。
我父亲有时把他拉到客户中去应酬，告诉那些客户：这是我惟一的儿子，他正在读企业管理。
客户们马上知道这是未来的一厂之主，他们客气而有趣地打量他。
我弟弟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不喜欢利益覆盖下的虚伪。
他总是一言不发，冷冷地观望着父亲的客户们财大气粗的面孔。
但是他一开口，总能叫那些在商界中打滚的老油子发笑。
我弟弟有一句著名的祝酒辞：“让天下的人都幸福。
”于是小城的商界掩口窃笑，知道我父亲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相信弟弟并非矫情。
在翻看他的照相簿时，我原以为一定会在他与钟千媚的照片后面也写上“幸福”字样，结果没有。
弟弟不是那种羞涩内向的少年。
那就是说弟弟寻求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幸福，而是寻求他在群体中的认同。
这样他才会觉得幸福。
他愿意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淹没在人堆里。
他朋友的父亲都是很清贫的，他在这些家庭出入，吃着朋友母亲烧出来的煸青菜和冬瓜汤，听着朋友的父亲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议论，感受着清贫的然而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他一定为朋友家庭的平淡和充实而感动。
他心里也一定歉然，为自己的家庭有别于别人的家庭而内疚。
自从我家渐渐富有后，我弟弟的朋友也渐渐地鲜有人 上门。
我父母像所有的富人一样爱清静，对上门来玩的年轻人脸色不善，疑虑重重。
这也是我弟弟抵抗我父亲的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是最深层的因素。
父亲不会听任弟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要尽快让儿子接他的班。
弟弟毕业后没多久，那是他刚从千岛湖旅游回来的一个日子。
父亲把弟弟叫进书房，拉上和客厅共用的铝合金移门，把我和母亲隔在外面。
不一会儿我们听见父亲的叫喊声，母亲从健身房里跑出来，我从厨房里奔出来。
我们同时看见父亲气呼呼地拉开移门。
父亲指着奔过来的母亲说：“你生的好儿子，骂我为富不仁。
都是你平时纵容他的结果。
”这两句话说重了，母亲立即和父亲争执起来。
父亲突然冲到院子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根木棍，直奔我弟弟，一棍结结实实地砸下。
弟弟危急中把身子一偏一弯，腰背那儿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地一声，棍子断为两截。
弟弟被打得单膝跪在了地上，他在慌乱里看见父亲捡起了一截断棍，赶紧忍痛一转身，攥住了父亲的双手。
父子两个人涨红着脸，颤抖着的手相持着。
我父亲口角边堆着白沫，只是低低地重复：“打死你，打死你。
”突然，紧张的局面瓦解了，我父亲把棍一松，仰天倒在了地毯上。
父亲中风了。
弟弟张皇地一抬头，看见花房里的花怒放着——被禁锢地生存。
弟弟的心中一刹那间滑过这个想法。
他跪下去扶起父亲的头，急急地说：“爸，我们不吵了。
”父亲在医院治疗的日子里，拒绝见我弟弟。
我弟弟每次来探望只好在窗户上敲三下，让我知道是他来了。
我就找个借口来到走廊上，说几句话。
有时候我们沿着医院边上的那条河散步，谈话就深入了。
我劝他看在父亲年高力衰的份上，接任吧。
他有时候表现得很决绝，有时候又显得犹豫不定。
我就说你是跟一个想像中的敌人打仗吧
他说不是的。
那么，我说你就是为了千媚和你那帮朋友的父母跟爸作对，这样很有趣、很带劲是不是
弟弟迷惘地笑了一声。
有一次我们信步走着，走到一座深宅大院前迷路了。
八点多钟的冬天，月亮已冷峭地吊在天空。
我们沿着宅子走了一圈找出路。
这座宅子里面有座二层砖混结构的民居，从房子到围墙都涂成了黑色，在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怕人。
从房子和大门的情况看来，这是一家新建不久的民宅。
宅子后面栽着两排小松树，乱堆着废弃的建筑材料。
弟弟指着树对我说，人家说，暴发户什么都可以得到，可他没办法让院子里的小树一夜之间长大。
我说那有什么要紧的，到他儿子或者孙子手里，树就长大了。
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惊动了宅子里的两条狗。
两条狗一声接一声地“汪汪”叫喊，大月光底下的旷夜中传得老远。
弟弟抬起脚狠狠地朝黑墙上踢了几脚，骂道：“妈的，整个一地主恶霸。
” 弟弟问我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时，有一个地主把我们赶到河里去的事。
我说那是我们小孩子不懂事，成天跟在他后面叫地主，地主，坏分子。
弟弟说我至今想起来这个人还觉得讨厌。
他嘴角下撇深深地弯进腮里，脸上从无笑容。
他有时候像只猴子一样龇牙咧嘴地朝我们叫喊：“穷崽子们，老太爷玩金元宝的时候，你爷你奶只好光着屁股躲在旮旯里哭哭啼啼。
”我承认那个地主确实面目可憎，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回忆这个地主是不合时宜的。
我隐约地感觉到弟弟绝不是单纯地替别人发泄不满，即使是为了求得某种群体的认同，也不至于做得如此偏激。
父亲一个月后从医院的贵宾房里搬出，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为他自己，也为弟弟。
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了，他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
他又开始逼迫我弟弟，无休止地谈话、争吵，一次又一次的家庭风波。
最后，他在激动之下给弟弟跪下了。
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样的做法，弟弟马上上任了。
我替父亲想一想，这样做值得吗
这里面除了我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外，另外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我的解释是一样东西：利润。
父亲变得贪婪了。
弟弟就这样被父亲强逼进了商界。
他已经知道在这里不能对别人掏真心，不能说“让天下人都幸福”。
他压抑着内心的反感和一帮又一帮脑满肠肥的、为富不仁的人打交道。
他尽着最大的努力压抑自己的本性，但他还是顺应着单纯的惯性，因此显露出很多毛病：智慧不足，言语笨拙，头脑不灵，固执己见。
他就像贸然闯入的一个怪物，他分不清朋友和敌人的界限。
越是分不清，就越是想分清，结果他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除了这个问题，他还有许多交易中的问题需要分清楚。
一位他熟悉的同行，我姑且称为甲爷。
甲爷一口气能喝七瓶啤酒，且口不择言，上了桌子就开骂，骂同道、骂他自己。
因而弟弟在内心把他归为豪爽的一类人。
甲爷对弟弟说：×地方的乙爷要到我厂里订一大批产品，这龟儿子养的。
我这批货成本高，价格实在不能下去。
我知道你厂里这种产品的成本比我低，你弄点打发他走吧。
你记住了，我这边最低价格每台x x元。
这只乌龟王八蛋。
我弟弟自然对送上门的生意兴奋不已，对甲爷心怀感激之情。
于是弟弟招待乙爷。
乙爷肯定是要这批产品的，但乙爷表现出不急不躁的样子，拼命压价。
弟弟每天招待他吃喝玩乐，并一步一步地在价格上退让，最后弟弟已经把价格降得比甲爷的价格还低一点。
因为甲爷此前实际上已让弟弟遵守一个最低价的诺言，所以弟弟不再降价，而坚持着那个价格。
到第五天，乙爷忽然丢下句：“你这个人太死心眼。
”一声没吭地走了。
其实甲爷暗地里一直与乙爷有着联系。
他知道我弟弟不会把价格压得太低，因为弟弟还相信诺言。
他让乙爷与我弟弟接触，一来是放个烟幕弹，二是这几天的费用让我弟弟承担。
甲爷从我弟弟那儿知道了最低价，就对乙爷说：怎么样，人家把价煞住了吧。
我可以比这小子再优惠一点。
这四天的吃用开销我加给你个人，就算也招待你一回。
乙爷提了甲爷的产品悄悄地溜了。
弟弟后来听了这件事的内幕情况，这才明白了乙爷话里的含义。
他怒不可遏之下又犯了错误：他去责问甲爷。
甲爷全部承认。
但他把责任推给了乙爷，是乙爷软缠硬磨之下才这样干的，他现在也后悔了。
甲爷甚至搀着我弟弟的手把他拉到财务室，翻开账簿，让我弟弟看乙爷把价格压得多么低，个人又拿了多少回扣。
甲爷眼中都要滴出泪来。
他说小老弟，我难啊，门面上好看，实则我是打肿脸充胖子。
这批产品卖出，虽说是没有利润，总算让资金流动起来了。
弟弟当然不好再发火，他心中恨恨的，对甲爷的人格发生了怀疑。
在怀疑之下，弟弟继续犯下错误：他与甲爷断交，而且在各种场合下表示对甲爷的鄙视。
父亲认为现在该他出面指导我弟弟了。
他把事情的全部分析给弟弟听，然后告诉弟弟：第一，听说这件事后，只当没事。
不能去责问甲爷，责问的本身就给了他解释的机会。
而且这样做让他小看你。
你要不动声色地让他心里寻思。
不知道你下一步给他吃什么药。
第二，如果他解释以后，你就不能和他断交。
你不相信他的解释，他也知道你并不相信他的解释。
那他为什么要做呢
他这样做是隐晦地表示歉意。
这时候，你就要大度地表示原谅。
你得拉拢他，因为有了这一件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帮你一把。
这就是商界互惠互利的原则。
你与他断交，损失的只有你，你少了一条路。
弟弟满脸的不解和好奇，说我把这件事宣扬得大家都知道了，别人还会信任他吗
还会跟他做生意吗
父亲想对儿子说：傻子，这件事宣扬出去的结果就是让别人背地里耻笑你。
商人做生意时只有一个原则——有利可图。
父亲忽然对弟弟感到厌烦起来，他觉得自己快变成喋喋不休的娘们儿了。
父亲一向喜欢沉默，他何尝对别人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看着面前这个一米七五高的健壮的儿子，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东西把我都改变了。
父亲说，我最后告诉你一句，用心学习才能进步。
弟弟说，学什么
变得狠毒奸滑吗
我宁愿是个穷人。
有一帮真诚的朋友，一个老婆，一个孩子，靠工资吃饭。
父亲说，朋友
老婆
孩子
父亲说完就躺下睡觉了。
从此后他真的对弟弟不闻不问。
他从账面上转走了几笔款子，说是将来养老用。
甲爷这件事过后，我弟弟又陷入另一场骗局。
一个从国营厂里辞职出来的工程师，包里带着图纸找我弟弟，说是他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
我弟弟看了一看，认为可以开发，便买断了产品生产权，两人签订了合同，在公证处办了公证。
弟弟在组织生产时，发现全市不下七八家厂都在生产这种产品，他赶紧去打听，才发现这个工程师把图纸如法炮制地也卖给了这几家。
我弟弟叫了几个朋友准备登门算账，工程师闻讯连夜逃到深圳去了。
听说他后来在深圳发展得很好。
弟弟厌恶地告诉我，这个工程师平时有句口头禅，说除了钱爹娘也不认。
就是这么个人，商界里许多人都佩服他。
将来他成为大富翁的时候，他一定会津津乐道地向人叙述他当年如何从一群傻瓜手里骗来了原始资本。
我父亲创下的企业在弟弟僵硬的操作下，很快走了下坡路。
一九九四年的下半年，企业出现严重亏损。
我弟弟突然撂下摊子，失踪了。
三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已到了西藏。
我告诉他，企业亏损，父亲不怪他，请他回来。
况且我就要生产了，B超显示是一个女孩。
他在电话那头唏嘘了，说他并不是畏罪潜逃。
他现在在西藏，心里很安逸。
他的外甥女儿长大后，什么都可以做，哪怕就是做妓女，也不要跳进商界半步，这里是世界最肮脏最丑陋的地方。
他不是不能做好，他是实在不想勉强自己。
我听出他的话有一股酒意，就把电话挂了。
我真想对他说，做妓女也是经商的一种。
经商就是把物品卖个好价钱或者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挂断电话后，我就想西藏那个地方一定很明净的。
而后我感到了恐惧：弟弟心理症结远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他踏入商界就如踏进了地狱，在这里他看不到他喜欢的和谐、平静、信义，他的心灵受着折磨，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嘲弄、讥笑和阴谋。
现在他走了，脆弱得不堪一击。
到西藏去是他防止发疯的最好选择。
但是西藏能根治他的毛病吗
父亲在同线电话上听着我与弟弟的对话，不住地捶胸、咳嗽，什么话也没说。
我挂下电话后，父亲怔怔地坐在床上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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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写不下去
莎士比亚的详细资料及人生观价值观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
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
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
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
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
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
“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
“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
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
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
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
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
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
他们或者雇用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
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
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
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
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
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
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
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
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
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幕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
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
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
“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
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
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
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
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
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
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
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
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
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
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
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
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
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
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
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
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
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
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
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
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
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
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
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1866年便发生141次。
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
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
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
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
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
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
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
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
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
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
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
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
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
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
“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井伊的后继人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为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策划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家茂，实现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①。
强藩大名也接过“公武合体”口号，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为首，积极推进他们自己的公武合体运动。
目的是利用天皇的权威，迫使幕府进行改革，建立以将军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使整个幕藩领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内外危机。
但因受到坚决维护幕府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的阻挠，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虽曾在1862年7月和1863年底迫使幕府作出一些让步，但终于还是破产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
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
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
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
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攘夷遭到失败的同时，尊攘派的反幕活动也受到挫折。
孝明天皇虽然是个狂热的攘夷分子，但他不愿使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把尊攘派的政变计划告诉了幕府。
于是幕府便联合公武合体派大名，于1863年8月18日（阴历）先发制人，用武力把以长州藩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尊攘派尽行逐出京都，史称“八一八政变”。
而早在同年7月，长州藩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便被藩政府起用，负责守卫下关以防西方列强进行报复。
他建立一支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的武装队伍—奇兵队，到1864年已发展到4000余人，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有力支持。
此外，长州藩还出现了一些效仿奇兵队而建立的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泛称为“诸队”。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长州藩的尊攘派产生了急躁冒险的情绪。
为了报“八一八政变”之仇，他们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于1864年7月（阴历）向京都发起进攻，在宫门外与幕府军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史称“禁门之变”。
幕府随即联合萨摩藩的公武合体派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尊攘派的势力。
长州藩的保守派借机重新掌握了藩政实权，并向幕府谢罪投降。
幕府在同尊攘派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1864年12月（阴历），高杉晋作等人以藩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下关为据点，依靠豪农豪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藩政实权。
随后，他们就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开港贸易”的近代化方针指导下，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把长州藩建设成为“割据倒幕”的根据地。
这时，萨摩藩的实权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也因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失败，转化为倒幕派。
这就使萨、长两藩开始接近。
因此，当幕府打算再次发动征讨长州的战争时，萨摩藩不但表示拒绝参加“私战”，而且经土佐藩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在1866年1月（阴历）与长州藩结成倒幕的军事联盟。
萨长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幕府与倒幕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倒幕派开始占据优势。
幕府一意狐行，于1866年6月（阴历）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争。
但因萨摩藩拒绝参战，幕府直辖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及长州藩全体军民的奋勇抵抗，幕府遭到失败。
在战争进行期间，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德川庆喜继任将军职。
1867年初，他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威。
与此同时，萨长两藩也在积极进行讨幕战争的准备。
英国看到倒幕势力壮大，决定支持他们倒幕，积极出售武器给他们。
不久，安艺藩加入讨幕联盟，土佐藩也约定响应，进一步扩大了倒幕阵营。
这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幕府统治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斗争更加激烈。
这一切使幕府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867年10月24日（阴历）向朝廷提出辞职报告，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孝明天皇已于1866年底死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即后来的明治天皇），企图以此来剥夺倒幕派起兵的借口，继续维持其反动的统治。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
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
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
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
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
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
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
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
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三、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1867年12月倒幕派在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时，建立了以天皇（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为首的“三职”政府。
从1868年4月（阴历）起，又改行“太政官制”，一直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
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
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改组中，逐渐排除了官居显位的公卿和藩主。
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人物，几乎都是萨、长、土、肥4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3月（阴历），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便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具有一些军国主义的色彩，但却表明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因此，这是一个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
然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仍然是模糊的。
于是决定到西方去考察。
1871年11月（阴历），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
使节团通过考察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并找到一条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归国后，大久保等人于1873年10月掌握了政府实权，建立起所谓“大久保体制”，进一步推进了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1869年6月（阴历）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
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
1871年7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
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 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
1872年3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
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特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
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夺得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等级过去享有的统治权。
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
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
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
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
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
其上层因领取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沦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 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便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
1868年12月（阴历）新政府宣布：“各村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
1872年2月（阴历）又明令解除幕府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
同年7月（阴历），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
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取消过去封建贡租按村摊派，由实际耕种者缴纳的办法，改为由持有土地执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不再以土地收获量作为征收贡租的标准，改为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为标准；废除贡租按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等不同税率征收的规定，新地税的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
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
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
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下于封建时代的贡租，但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4.殖产兴业 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迅速建立近代大工业是日本的当务之急。
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亲自担任内务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
政府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
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
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
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
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
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
5.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
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
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
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
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6.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 明治政府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它的统治方式却是专制主义的，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在日本掀起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
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
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通过倒幕维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故事和人物分析
1)《伟大是熬出来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冯仑，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国家干部、大师级的领袖，也是一名学者。
起初看到这本书的作者是清华大学高级讲师时会认为书的内容会讲得很文艺，道理会说得很悬，但其实看了之后会发现冯仑是用极其普通的语言来讲道理的。
“冯仑以他惯有的幽默、直接、深刻的风格，跟年轻人做了推心置腹又妙趣横生的对话。
对于当下很多年轻人面对的迷茫问题，冯仑说历史不会隔过任何一代人。
”这就是对这本书很好的评价。
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是《房价是丈母娘太高的吗》，这一章中，冯仑谈到了当今很热的一个话题——买房。
房价高涨，使买房如此一项关乎民生的事情成了普通人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甚至成为了年轻人交往结婚的一大障碍，所以“房价是丈母年抬高的”这一说法应运而生。
而冯仑认为选择买房与否，其实是在选择人生，买了房子就是选择了稳定的生活，要供房贷、供家庭，不可以随便跳槽，不买房子选择创业，心累身累还有风险，但成功以后收获也丰厚。
所以买房子不存在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看你要选择怎样的人生。
仔细想来，买房真的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它涉及几个人，甚至几代人的问题。
买房，也就是选择了二三十年的房奴生活，选择了一种长期的压力。
有房子的确能让人有种稳定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丈母娘要求女婿有房子的原因，但其实选择供房，就是选择了一个负担和累赘，对于想创业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心头刺，想做什么都要被它拉着限制着，这样也就不能放胆去创业，成为富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冯仑认为人同时有几个目标要协调是非常困难的，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全力以赴地做下去。
谈到这一点，作者又讲到做人处事的一些准则。
他提到自己做事比较喜欢西方的价值观，做人喜欢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人处理事情，讲究中庸、和平、宽恕、相反相成，通过“是”看待“非”，通过“非”找到“是”。
中国人不争是最大的争”。
所以作者推崇一种谦让、不争的做人态度。
他还举例“太极的功夫是让，让到底，最后反过来攻击；气功则是聚集气场，然后慢慢发功。
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此：日常做人聚集你的气场，该让的时候让。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一昧的的柔和从容，要想做是成功，还要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是不能缺那一份毅力。
作者举了王石爬山的例子，他从四十七八岁开始爬山，用了大约5年时间就完成了“7+2”（七大高峰和南极点、北极点）靠的就是不竭的毅力，能“熬”。
“ 我端杯子喝水是正常行为，连喝50个小时叫行为艺术，如果我这动作保持5000小时，就成了雕塑。
从这个角度来说，伟大就是靠时间磨出来的。
”所以王石能在五年内完成“7+2”，就是“熬”出来的。
但并不是能熬、会熬就一定会成功，有的人可以不眠不休地玩电脑游戏，很能熬，但并不能表示他就能成为伟人，要成功，还必须能“严格的自我管理”。
同样是爬上，王石能取得成功，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能管得住自己，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做充足的准备，而不像同行的那些人一兴奋就出帐篷，一兴奋就熬到深夜也不睡，这样能量不能储存足够，还怎么谈成功
所以说伟人能熬，还会有一套严格的自我管理。
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从买房一事就引申谈了很多道理，结合自己的实际把道理说得深刻易懂。
做人要从容不争，还要能熬，除此之外还需自我管束。
期待阅读本书其他章节的内容，从中能学得更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2)伟大是熬出来的》——读后感 看了《伟大是熬出来的》这本书后，很喜欢，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第一部分《伟大是熬出来的》一章，通俗、实在，用简单的道理寓意更深层的含义。
毅力就是别人痛苦的时候、看不见光明的时候，你看到了黑暗的尽头。
毅力不是简单的坚持，而是加强对自身未知领域的拓展，打开视界，除了必要的知识面跟眼光外还需要有坚韧不拔的志向，只有坚定自己的理想，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并指引你不断地向前。
勇敢就是会奋不顾身地去做超出常人的举动。
勇于牺牲才能敢于胜利，创业是勇敢的，要牺牲很多，一旦走上创业之路，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
牺牲自己以及面子与尊严、牺牲房子和钱、牺牲稳定的生活、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等，如果你成功了，可以把以前牺牲的补回来，如果失败了那就必须得继续熬。
包容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搁到肚子里消化。
作者所提到的做人的中国价值观“中国人处理事情，讲究中庸、和平、宽恕、相反相成，通过是看待非，通过非找到是”，推崇着一种谦让、不争的做人态度。
智慧是不随波逐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层面。
就如作者提出的“不争是最大的争”，看着吃亏，其实是有大智慧在里面。
跟别人错开，人取我予，人予我取，人家要的我给，看起来很笨，但时间长了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充分地尊重别人就是给别人很多面子，给了面子就是抓住了辫子，所有的事情迎刃而解，这是中国文化处理事情的方法，降低自己抬高别人。
在奋斗中遇到挫折必须要“熬”，要直面问题，要挣扎、忍耐着面对并正确地处理，还必须熬过自己不为人重视的阶段。
伟人们在年轻时都难免遭遇类似的尴尬，我们还有什么面子抹不下来呢
经历了苦难和对人生的咀嚼，对是非世界的看法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显现出宽容、从容、淡定和智慧。
只要有理想就能把所有的痛苦转化为营养，痛苦之后就能让你变成真正的男子汉。
让我们熬吧，熬出每个人自己的伟大 3)易经：取乎法上，得乎中也；取乎法中，得乎下也。
这个观念是很好的，如果你自己的自己的定位就很低的话，就只能得到比想象的低。
这个情况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以现在不能麻木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些自己要跳一下才能勉强够得着的目标。
Fight on.平常心很重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是一个必备的信念，只有这样你才能坚持自己的目标以及尽全心为自己而奋斗。
华为集团的总裁任正非在企业位居全国电子行业百强首位的 时候，书写了《华为的冬天》一文，让公司全体员工阅读反省。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有的只是危机感”《阿甘正传》片尾的那句话：“人 生就如同一片轻盈的羽毛，有落下的时候，但你应该鼓舞自己让它 不断飘扬而上，向着新的高度超越自我。
”人生都是有起起落落的，不要患得患失，而是要想到好的方法去让自己重新向上爬，而不是因此失落，一蹶不振。
人生百年，幕起幕落而已，珍惜生命，少一点叹息，多一点鼓励。
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曾经说：有人告诉我，他一周工 作90个小时，我会说，你完全错了，写下20件每周让你忙碌90 个 小时的工作，仔细审视后，你将会发现，其中至少有 10项工作是没 有意义的，或是可以请人代劳的。
不是任何一个工作狂都是值得鼓励和表扬的，如果你只是一只任劳任怨的埋头耕地的牛，而从未思考过抬头来看看远方以及自己做的事情，那你就注定只能成为一只任人宰割的牛。
另外，你每个星期每天的计划，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要马上真的要干的，而不是胡乱的做，没有章程的做，那样浪费时间，还要到最后来安慰自己“没有辛劳有苦劳”这种阿q精神是不需要的。
瓶子里面装石头的新解释。
事情分轻重缓急。
不能抓芝麻，放下西瓜。
持久的热情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内在品质。
对于一个领域要足够的热情，李彦宏和Infoseek，当初李彦宏就是听了教授的介绍说搜索引擎会大有作为，便一头投入了搜索引擎的研发中，而且进入了Infoseek公司去学习，他始终保持热忱，相信这个项目。
但是这些公司包括yahoo对于搜索引擎没有热度，便把21世纪最热的市场拱手相让给了google和百度。
现在自己从未有过那种为了一件事情甘愿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魄力。
那种拼命的人，相比也是因为有了那种持久的热情吧。
20:80规则，20%的高效时间能解决80%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的高效时间。
要想成功，一定还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原始资本的积累，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是基本最低廉的创业了，但是你还是需要很多钱的支持。
-----------------------------------------------------------------------------------------------------------另 读后感伟大是熬出来的 冯仑 要想成功，卧薪尝胆。
放低姿态，要想当爷一定是从孙子开始做起走。
理想和价值观才是王牌而不是人脉，不要把自己的幸福成功放在别人手中。
比如说无罪被抓坐牢一年，知道什么叫是非；离异无子女知道什么叫爱恨；癌症误诊知道什么叫生死；被疑似“非典”知道什么叫委屈。
你知道了生死、爱恨、委屈、是非，你这个男人就丰富了，经历的痛苦越多，这个男人变得越宽容、坚强、睿智、勇敢、幽默，你得经历这么多事，才能把宽容、勇敢、幽默结合起来。
承认失败是男人对自己的勇敢40-50才是男人的高峰时期，前面的40年都是在为自己的成功奠下基石。
所以目光长远一点。
那些20多岁的成功人士太少了。
总要有个目标或者偶像树立在社会上吧，但是那个是小概率事件。
做好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