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代思想模式”的典型。
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p24）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
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
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
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
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贝尔将前者成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
“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
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
它们相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
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
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
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
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
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
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
（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
”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
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
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
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
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
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
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
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
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
”（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
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
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
”（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
”（p132）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
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
”（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
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
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p302）○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
”（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
“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
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
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
”（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
”（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
（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
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
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
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
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
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
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
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
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
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
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
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
”（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
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
”（p339）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
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
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
”（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反对资本主义读后感
在听冬吴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
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
（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
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澳洲作者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
它经常被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
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
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
自由市场
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
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
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
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
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
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
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
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深造
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
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
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
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
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
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
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
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是的，这样的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
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
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
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
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
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
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
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
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
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
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
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
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
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
‘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
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
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
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
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
这是一种精神境界。
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
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
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
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进行了怎样的研究
你也没说要多少字，我简单的写了一点，你自己在丰富一下吧。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心得体会 我通过学习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同志在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作了十分精辟的论断。
一个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一个是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这两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因此，中国人民只有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才能在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历史大潮中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远远超过资本主义。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会实现。
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力求为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是我们现阶段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和分水岭。
社会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的，虽然在社会的初级阶段提出了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有带动后富起来的多数人共同富裕的任务。
国家在发展生产力，解决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难问题时会不断地制定出鼓励和扶持的政策。
我们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我国的贫困人口数就会越来越少，而达到和超过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多，我国的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就会不断地彻底地得到解决。
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理想就会明确地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光荣地承担起来。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模式，是人类最进步、最文明、最高级的理想境界，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的集体的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极大地高尚的基础之上。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坚定而有效地以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出多少倍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相信，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我们的后代始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到那时以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
虽然我们这一、二代，甚至四、五代人不能亲身经历，但我们现在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心得体会 我通过学习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同志在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作了十分精辟的论断。
一个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一个是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这两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因此，中国人民只有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才能在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历史大潮中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远远超过资本主义。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会实现。
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力求为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是我们现阶段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和分水岭。
社会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的，虽然在社会的初级阶段提出了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有带动后富起来的多数人共同富裕的任务。
国家在发展生产力，解决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难问题时会不断地制定出鼓励和扶持的政策。
我们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我国的贫困人口数就会越来越少，而达到和超过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多，我国的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就会不断地彻底地得到解决。
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理想就会明确地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光荣地承担起来。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模式，是人类最进步、最文明、最高级的理想境界，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的集体的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极大地高尚的基础之上。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坚定而有效地以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出多少倍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相信，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我们的后代始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到那时以后，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
虽然我们这一、二代，甚至四、五代人不能亲身经历，但我们现在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科学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要的特征。
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涵的系统性、全面性，而且表现在它的客观性、正确性和真理性。
即它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昭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谛。
我们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题的提出到基本框架的形成，到系统成熟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的鲜明特点，是因为同志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始终把握三个基点： 一是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
同志从这一基点上深刻分析中国的国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文选》第3卷第252 页)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构这理论的块基石，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步骤、重点等发展走向的起点。
二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如何实践的途径和检验的科学标准。
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观点，都是在试验和实践的检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且是在反复实践、反复探索中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
比如，改革开放思想，就是通过深圳、珠海等特区的试验逐步趋于成熟的。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产物。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也是科学分析国际经济发展大势和总结我国十多年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必然结论。
三是始终坚持总结过去，认真吸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同志很注意以历史为借鉴，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对错误的加以纠正，对扭曲的加以匡正，对不完善的加以补充，从而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课题。
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都是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中，概括抽象出来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充满了求实开拓的科学精神，是深刻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结果，是深刻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正反经验教训的结果，是在伟大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结果，因而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性主要指理论的具体性和对现实的指导性。
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把蓝图变成现实，把理论原则变成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既是同志的高超领导艺术风格，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有鲜明的实践特点；不仅是一个开创理论新境界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指导新实践的范畴。
这就使这一理论成为我们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总钥匙。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我体会主要表现为： 一、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规律性的认识，而且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
同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动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和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和办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破了坚冰，开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
二、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总体设计，而且具体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们只要系统地研读新时期以来同志的著作，从纵向和横向方面回顾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实践过程，就能清晰地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和发展脉络，就好象一个宏伟的工程，既有蓝图，又有具体实施方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相互关联的体系。
比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
比如，在深化改革上，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全面改革的思想。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坚持以农村改革为起点，以大中型企业改革为关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目标，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着眼于提高效能，发展生产力，进行政企分开，明确职能，等等。
在各个领域的改革方面，也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龙配套、相互衔接，指引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三、不仅已成为亿万群众的伟大实践，而且还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足基础是党和人民的崭新实践。
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经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十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逐步拓展和深化，这一理论本身也必将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更趋于深刻和完整，从而达到成熟。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的光辉旗帜和科学指南。
以下哪一位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生产上,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至少证明了这两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也就是说,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其次,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那么,资本的不断积累则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准备了物质条件.例如,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大规模的生产本身必然会冲破私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在客观上势必导致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的社会化占有成为可能；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社会化了,相应地派生出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管理机构,而这些都弱化甚至排斥私人资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种矛盾在资本积累中不断发展、激化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使之释放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具有的客观历史趋势. 再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社会化的更高形式,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奏.资本的社会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家的个人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单个资本没有力量创建和经营愈益社会化的大企业,便产生了由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股份资本所有制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此后又出现了法人资本所有制和国家资本所有制,这是资本社会化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研究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发展的新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国有化将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直接的物质前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口处.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都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程度,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阻碍者,资本主义在造就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了推动和运用这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被剥削的地位使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社会化大生产使无产阶级成为最有组织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无产阶级必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逐步建立消灭一切阶级,确保人人得以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