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读后感
在听冬吴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
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
（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
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澳洲作者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
它经常被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
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
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
自由市场
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
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
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
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
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
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
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
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深造
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
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
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
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
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
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
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
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是的，这样的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
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
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
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
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
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
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
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
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
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
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
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
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
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
‘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
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
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
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
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
这是一种精神境界。
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
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
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区别
这本书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再次理清马克思想做什么、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
这本书创作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
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资本霸权在金融海啸中显露的腐败......种种问题逐渐暴露。
而正是这个时候，这本书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马克思，重新思考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价值，让世界知道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马克思对当今社会是否还有价值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曾经也是一场巨大、广泛的社会实践。
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为历史的古董，资本主义占据了大半世界，也排挤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地位。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马克思的拥护者，每一个角落都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无数的事实、无数的争辩，最后能告诉我们的就只有一个道理，马克思对当今社会是依然存在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回首一看，我们便能发现，高喊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代已将近一个世纪，如果一个世纪人们都在说一个东西过时了，那恰恰证明它没有过时。
如果它真的过时了，就不会在一个世纪中反复有人说它有价值、有人说它过时。
我想，作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是对的，是相信马克思，它一直都存在，相信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马克思思想产生影响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相信马克思的价值将会一直延续
马克思的价值是否会被资本主义覆盖
金融危机后，由资本主义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危机时，马克思再次被人们提及，曾经的冷落似乎又得到了慰问。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便在这时用强有力的观点反驳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与质疑。
反驳的十个观点分别为：一、马克思主义结束了；二、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四、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五、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六、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七、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八、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九、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十、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
作者本没有回避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问题，而是正面地一一反驳问题。
面对金融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暴露问题，作者阐述了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经济、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它的指导意义。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会被资本主义所淹没，随着社会的发展，两者不断更新自身体系以求在社会中得到生存之地。
正如某著名学家所说的，只要资本膨胀运行的本质不变；资本逐利而导致的经济周期与危机依然存在；普通劳动者还在危机中承担着不公平的代价；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就不会过时，他的理论仍然是被剥削、被压迫人们寻求自身境遇改变的思想武器。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它将是这个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从一世纪前就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都要影响着整个社会，它随着这个社会不断地进步，因此它一直保持着他原有的价值。
未来马克思的影响有多大我无法判别，但是它将会是一个维护社会平衡、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正如作者相信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马克思是对的，它会一直存在，尽管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占据大半的世界里，它都将用他的价值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几种模式?
向左转：福利国家的莱茵模式 20世纪前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期间，特别是30年代大萧条期间，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老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
如去年6月去世的美国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在回顾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本世纪的经济悲剧就是大萧条——贸易流动的全面崩溃。
凝聚了一个世纪的经验仅在1929年至1932年的3年之内便名誉扫地，跨国境的商品总量减少了25%，外贸流动的商品总值甚至减少了60%。
世界贸易价格下降。
人们到处设立阻止进口的屏障，以便保护本国产品避免国外竞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日益不景气，金融市场倒闭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戏剧性的挑战。
危机本不该发生，至少不该发生那种越来越恶化的日益严重的危机”，“1930年左右，古典经济理论都成了废物。
革命思想为人们所需求。
新一代经济学家发明了这些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与崛起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罗斯福新政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层面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进行变革，强调民族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
沿着这条变革路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起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1991年法国经济家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发表。
他在这部书中说，资本主义有很多模式，但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新美国模式，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他认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包括二战后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莱茵河谷两岸的国家。
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今日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国家。
阿尔贝尔说，联邦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莱茵资本主义的基础。
路德维希•艾哈德作为德国弗赖堡学派的成员，二战以后主持西德经济重建与改革工作，亲自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被尊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说：“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经济结构，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有可能走向繁荣的可能。
我下决心要彻底改革旧的、保守的社会结构，打算在广泛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购买力”，“旧的阶级组织显然分为两个阶层，一方面是人数很少，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一方面是购买力不足的广大下层社会。
我们要改造经济组织，必须做到两监视，打破这种阻碍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从而消除贫富之间的敌意”。
他的座右铭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
”所以，他提出了“大众福利”的口号。
我们当然不能说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战后希望建立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但是在这里确实折射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基督教社会伦理、团结互助的观念也在发挥作用。
前面说过，艾哈德是要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合二为一，他本人就说过：“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
” 这与二战以后不仅是德国、欧洲，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气候、政治文化气氛密切相关。
那个大背景和今天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向右转完全不一样，当时是普遍地向左转。
那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真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国家没有几个，除了美国、英国以外，不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被纳粹占领。
从那一代人的社会心理来看，绝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十分绝望，所以各个阶层不同程度地向左转。
比如现在中间偏右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1947年制定了一个阿伦纲领，提出要摆脱大垄断资本的控制，对于关键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二战以后，在英国、法国普遍实行国有化。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基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道，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很多西方政界、经济界人士到苏联进行考察，当时全世界经济萎缩，惟有苏联持续高速增长，不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
现在很多西方人说当时苏联的问题很多，强制集体化、大清洗、斯大林主义专政等等，但是当时西方考察者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关心的就是苏联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依然高速发展
他们的结论就是由于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化因此在西方成了一个新鲜时髦的词汇。
西方人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行计划化。
现在，人们回过头去对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作理论总结，有人说，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
有人说，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应该实现的国民经济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
这四大目标由于其实现的难度因而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魔鬼四角”。
路德维希•艾哈德设计并实践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应当把经济活力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
市场应当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首先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
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
只有自由的市场定价、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活跃市场，防止经济僵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物价下降，雇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使消费者受益。
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使生产者受益。
总之，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保证，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
只有竞争，才能保证经济体系协调地顺利运行。
凡是没有竞争的地方，也就没有进步。
因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为了鼓励国内市场竞争，艾哈德努力反对垄断。
他认为，垄断组织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独立的公司通过法律或合同形式联合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二是大公司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掌握广大的中小企业；三是独家经营的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
针对上述三种方式的垄断，艾哈德提出以下反对垄断组织的办法：一是政府应尽可能保持各企业之间的竞争，防止垄断的产生；二是在垄断已经出现，市场竞争已经不完全的时候，防止垄断势力滥用权力；三是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对于市场进行监督。
如建立负责反对垄断的卡特尔局。
国家全面有效的总体调节是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
19世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仅仅赋予国家保护私有制度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大考虑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和引进维护公平竞争，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结果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严重的社会阶级两极分化。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则赋予国家一系列重大任务。
原则上，凡是国家能够比市场机制提供更好服务的地方，都应该让国家积极活动。
除了国家依靠警察维护内部安全，依靠军队保护外部安全以外，国家还应当负责建立和保障法制，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法定标准，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建立和发展教育培训事业。
国家应当特别关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维护，包括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通讯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生产，这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通过国家中央银行，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建立和维持国家的金融秩序，维护国家的货币稳定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还负担维护秩序的责任。
它负责确定市场经济活动全体参加者都应该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并且负责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
艾哈德曾把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比做足球赛中的裁判员的角色，“一场好的足球赛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足球赛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这些规则是事先制定的。
我推行的市场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仍以足球赛为例——无外乎制定比赛规则、维护比赛秩序”。
除此之外，国家还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维持经济繁荣，阻止或者延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也叫做反经济周期的景气政策，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国家，后来被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
现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属于社会福利国家。
社会福利国家建立在一种部分明确、部分隐晦的社会契约基础之上，这种契约要求确保和促进个人、集体的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确保和促进几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这种社会契约是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
它可以使人们付出相应比较低的社会代价，促进经济增长，使本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广泛的认同。
这种社会契约的内容与形式在各国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各有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都依据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劳动权利，包括充分就业、终生就业、改善劳动条件。
第二，反贫困斗争，包括最低收入线，在反贫困、反社会排挤的斗争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
第三，风险保护，社会福利保障，也就是为了保护雇员和他们的家庭抵御疾病、事故、实业、死亡等风险的威胁而提供的保障措施。
第四，促进机会平等，包括用于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转换、业余活动的国家开支，资产受歧视的地区、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的反歧视措施。
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强调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与结构的同时，从具体制度的角度把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
英国的制度，强调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但是规定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金。
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它借助高额征税，全面提供数额很高的福利金与十分出色的国家兴办的服务事业，包括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中欧制度，没有十分庞大的社会服务福利，但是具有数量可观的福利金，主要通过就业关系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
南欧制度，与中欧制度比较类似，但是不那么广泛，国家提供救济水平较低。
德国著名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结构》一书中说，自从1945年以后，直到80年代，影响世界发展的有三件大事：一是冷战，二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三是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
哈贝马斯说，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无论如何是一件毫无疑问的好事。
在富裕而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行社会基本权利。
他认为：“经合组织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
他们推行了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同一个民主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
”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
甚至说，英国人的贡献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法国人的贡献是民主，德国人的贡献是社会市场经济。
应该说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在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中说，莱茵国家相对比较平等，收入差别明显比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要小。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莱茵国家的中产阶级从统计数字上现在已经比美国多了。
尽管美国号称是中产阶级的国家，如果把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人总体上定义为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在德国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莱茵模式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态度，而是要驯化资本主义，给野蛮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通过强化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来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抑制社会的贫富分化，使这种分化不致发展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
在东西方冷战、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采取了让步政策，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就体现了这种妥协让步政策。
当时西欧资产阶级正在从事战后国内经济重建，努力挖掘本国市场的潜力，努力贯彻用大规模的群众性消费促进工业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战略方针，工人劳动工资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发展与资本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战略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相互促进的。
从二战以后直到70年代中期，西欧国家借助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度过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局面。
向右转：里根主义和 撒切尔主义的新美国模式 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科学发展、技术革新，设备更新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制造商品的生产能力与潜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化，使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限制了这种生产能力与潜力的发展，资本如果不想听任市场需求关系的自动调节使商品价格节节下降，一直降到资本无利可图的程度，就要想办法抑制生产能力与潜力的发展，甚至不得不使大量生产设备闲置。
西欧资本主义经过战后25年繁荣发展，到70年代初国内市场开始饱和，用大规模群众消费拉动社会需求，促进工业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战略的潜力已经耗尽，过去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电视、冰箱、小汽车，现在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而今天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私人飞机，再也不能进入千家万户。
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财富不可能无限增长。
面对国内需求不足、大量资本闲置、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的危机局面，西欧资本不得不改变发展战略，摆脱束缚资本的“笼头”，摆脱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也就是说，抛弃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应该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遇到了同样问题。
7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创立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也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美国模式。
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对资本放松控制、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强化国家对于政治文化生活的干预，甚至严刑峻法，具有某种极权主义倾向。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当今世界新右派的特点。
所以，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也被人们称为新保守主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依据新奥地利学派与伦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说，首先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理论。
哈耶克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反对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大危机不是自由主义造成的，而是由于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纯正学说。
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建立了朝圣山学社，多年系统研究和宣传新自由主义，1974年在西方资本转换方针的背景下，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哈耶克的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哈耶克自称他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取源于康德哲学。
康德曾认为，人类知识的局限性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
哈耶克强调人类思维和整个世界的演变的普遍性法则是人类自己无法完全认识的，人类认识本身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
人类完全无法获得一种全面、科学地反映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绝对完整的社会图示，而科学也完全没有能力对于社会领域的各种事件做出事先预测，更无法确定对它施加影响的有效措施。
就经济领域而言，哈耶克认为企图有目的地对于经济运行机制施加影响、进行宏观调控完全是徒劳的。
现有社会经济制度是自发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任何发动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观计划都是错误的，无法最终实现的。
只有顺其自然地以渐进方式推动逐步变化才是“合情合理”的。
哈耶克等人认为，市场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传播指导人们应当如何进行有益活动的知识信息，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人类所需求的大部分知识信息（虽然还不是全部）则体现为价格。
价格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使人们彼此沟通的独一无二的方法。
价格是高效、广泛、密集信息的载体。
它可以告诉每个人，人们需求什么商品，需求量多少，价格起着引人注意的信号作用。
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是与整个经济制度同步发展起来的。
人们必须对价格体系采取谨慎保护的态度，放弃改造价格体系的任何计划。
这是新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
总而言之，新奥地利学派坚决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的积极干预活动。
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制度是自发形成发展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第二，每个人的个性自由是不容侵犯的最高价值。
不应强迫人们在自由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如充分就业、消灭贫困）之间进行选择。
第三，人类知识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分散在稠人广众之间。
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法把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所有经济信息完全集中在一个统一的中心之内。
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
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都努力推行私有化，就是把部分原已收为国有或公共所有的经济部门重新改为私营企业。
私有化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政府资产或这类资产中政府所拥有的股份拍卖给私营企业。
另一种是实行私人承包，把原来国家雇员所做的工作以国家与私人承包者签订契约的方式转归私人经营。
所谓自由化就是指各民族国家市场对于自由贸易、商品、服务、人员与资本的流动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提供各种优惠与便利。
这是市场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消除关税与其他贸易障碍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
二战结束后，借助关税总协定的多边谈判与多边协议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市场自由化的程度不断深化。
80年代全球化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资本跨国流动。
为了吸引资本投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进行税制改革，特别是西方各国新保守主义政府以简化税制、刺激企业主投资、启动经济增长为理由，进行了有利于高收入者阶层的税制改革，包括减免公司税和累进所得税。
所谓放松控制（有人说是政府放弃经济管制）的含义是说，必须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垄断、国家干预、包括以各种经济与社会法规形式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
归根结底，应当让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与自愈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限制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例如在劳动市场范围内应该积极支持雇主的合理化、灵活化措施，不要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让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解。
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与打击工会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
80年代初，西方资本对于维持社会福利国家的高额财政成本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开始向社会福利国家提出挑战。
各国新保守主义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住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紧缩银根，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划拨福利，把负担更多地转嫁到广大雇员身上。
在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攻势下，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欧洲资本主义模式面临“美国化”的危险。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带惟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利用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信息与通讯交往技术的革命，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领导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转向门户开放政策，为西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活动空间。
2000年美国GDP为11.7万亿美元，是排名在后面的日本（5.4万亿美元）的2倍，是德国（2.2万亿美元）的5倍。
2001年9月11日以前，美国公布的2002年军事预算是3290亿美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范围内排名在美国后面的9个国家的军事预算总和。
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空前强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都无法向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并形成威胁。
基辛格曾经说过，全球化实质上意味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一只手高举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另一只手高举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两只手相互配合，协调动作，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提升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地位。
美国模式、美国新自由主义方针被人们普遍称为“华盛顿共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被人们看做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有力工具。
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为全世界各国开的一付据说是能够包治百病的药方。
但是，美国模式除了在美国本土获得极大成功以外（尽管目前也遇到很多问题），在其余地方，无论是在原苏联东欧地区，还是拉丁美洲和南美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专家或者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国际组织的专家们制定的“休克疗法”却从来没有获得成功，相反地，带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从西方资本，特别是从美国资本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无疑取得极大成功，继90年代初庆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凯旋以后，新的全球化使西方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度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以两位数的比例迅速增长。
而新自由主义路线在美国国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最大消极后果就是空前的贫富分化，130多个最富有的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即30亿居民所拥有的财产。
严重的失业问题困扰着整个世界，全世界有10亿人口没有工作，这个数字相当于把美国、西欧、日本，所有的居民人口加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多的人口日益严重的贫困化背景之下，社会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极右势力（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以及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迅速崛起，整个世界又开始动荡不安。
贤明威权主义的东亚模式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不同，在遥远的东方，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演绎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在较长的时间里获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后，东亚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1965-1995年的30年里，实际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5％。
这一水平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快一倍以上，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将近快2倍，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快5倍，同时也远远快于工业化国家。
在人均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东亚地区的福利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普遍的改善，消费水平和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的占有率迅速提高，许多指标接近或者超过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这一现象被西方社会称为“东亚奇迹”。
求四篇读后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长期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矛盾，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私人占有制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贫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护资本家少数人根本利益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职能；对外扩张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
护资本主义统治为政治制度的社会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百年来为资产阶级所长期固守的这一传统制度安排，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资本占有社会化；财富分配均等化；经济运行有序化；国家职能公共化。
对此，有人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
我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
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出现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迫于种种压力也采取了某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政策，但从总体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私人占有制度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
失去了私有制度的支撑，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的大厦就会倾倒。
因而，资产阶级从来就视私有制度为生命，视私有制为一切。
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是不以资本家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存在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条件。
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1](P218)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态，生产社会化是其最基本特征，但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形式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
生产力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有序性与之相适应。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在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便使社会化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社会化生产力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最无情、最具强制性的要求：要么死亡，要么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垂危的生命不被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所抛弃，英美等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把资本主义从死亡之谷中暂时拖了回来。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
新的技术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由“电气化时代”进入到“自动化、智能化时代”或“信息时代”。
生产力的革命强有力地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资本主义进一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传统模式，推行包括国有经济、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
因为，固守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平稳发展，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难以缓和。
尤其在金融、核电、民航、航天、电力、通讯等领域，离开了国有经济，国家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离开了职工股份所有制和利害攸关者经济，将无法充分发挥众多科技人才的技术优势，也无法保证这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将当代资本主义又一次推向了两难境地；要么在固守旧模式中迅速死亡，要么忍痛变革旧模式得以暂时生存。
两害相比取其轻，资产阶级选择了后者。
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方各国并不情愿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与自我调整，结果受到生产力的无情惩罚。
每隔几年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犹如紧箍咒一般将资本主义越勒越紧，使他们难以喘息，疼痛难熬。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折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痛苦的抉择，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寻求新的适合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路径。
但是，资产阶级是老道的，也是顽固的，他们无论如何变革，决不是想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在挽救垂危的生命。
正如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表白的那样：“在美国，没有比我更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
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比本政府为这个制度效力更多。
”“假使这个政府当时稍有变更这个制度的意图，它只要袖手旁观，让这个制度继续下沉就行。
”“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采取了上届政府在整个危机年代拒绝采取的措施：为了挽救它，我们采取了迅速而激烈的运动。
”[2](P534) 当前，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的确出现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但这些经济形式并没有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也没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真正构成基础和主体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仍然是私有制。
在美国，全国土地的59%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制不仅拥有地上权，而且同时拥有一切地下财富。
据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值中私营企业占有60%以上。
英、法、德、日等国也与之相差无几。
就是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瑞典，私营企业也约占企业总数的90%，据统计，瑞典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
[3](P193-19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大的资本家集团，还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
挪威150个家族掌握着全国资源和生产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生产和销售的3\\\/4；瑞典15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年营业额高达260多亿克郎，其中54%属于最大的五家垄断集团。
[4](P146)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能，赚钱发财是资本家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生活的最大乐趣。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损失。
”[5](P564)资本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金钱进行，都受金钱支配，都由金钱决定。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动乱和纷争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6](P829) 资本增殖的最直接来源是剥削本国工人阶级。
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惜以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
马克思揭露道：“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身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
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吃饭，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
”[6](P290-291) 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不仅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也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参与罢工的总人数有7400万，从1945年到1959年的15年中，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已达1.5亿，而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参加罢工的总人数更达3.6亿。
进入80年代以后工人斗争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却更加注重质量和成效，[7](P268)这就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割上适当照顾工人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
通过制定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政策、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制、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和机制，缩小收入的差距，出现了所谓“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等新变化。
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
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
如美国，1949年—1970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46.1%，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产却增加了438.2%，摩根财团增加362.3%，花旗银行财团高达870%。
1948年，美国100家大公司总经理平均收入202.5万美元，为工人的93倍，扣除税率的28%，收入是工人的70倍。
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为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
1989年美国最底层20%的家庭在美国纳税前总收入中只占4.6%，收入最高的20%家庭在税前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44%；199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取得全部家庭税后收入总额的34.9%，其中收入最高的5%家庭取得25%的份额，而收入最低20%的家庭所占份额只有4%左右。
到1998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社会总财富的0.2%。
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从总体上比美国要好一些，但也绝无本质上区别。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经过斗争，虽然可以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
但是这“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松一点。
”[6](P678) 三、维护资本家少数人根本利益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职能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自其诞生以来，始终担负着两层职能：一是维护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二是维护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满足全体国民的需要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这两种职能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都表现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镇压。
它全力维护资本家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对随意延长工作日给予政府的充分支持；它通过立法等形式，强迫工人阶级做资产阶级顺从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施极为残酷的阶级压迫；它不惜运用各种杀人武器和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无情镇压工人阶级等广大劳动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充当资产阶级的打手。
但是，“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8](P21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面前，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和尊重这一客观规律。
于是资产阶级国家在继续强化它的镇压职能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弱化社会对抗、关心公众生活等方面的措施，从过去“刽子手”的单面孔，变为“刽子手”加“牧师”的双面孔。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确实产生过巨大的作用，保证了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一个“总资本家”。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公共职能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特权的“保命”措施。
首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是为避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打击，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在危机中灭亡。
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产生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但同时也对其所能够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做出了限制。
当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被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代替时，它的这种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立刻走向它的反面，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社会化的占有。
但是，失去了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就等于失去生命。
这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为了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私有财产占有者一方面盲目扩大再生产，一方面加强对广大雇佣劳动者的盘剥，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这说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6](P831-832) 在死亡来临之际，资产阶级国家向资本家伸出救援之手。
它通过并购等手段，把濒监破产的私人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并将它保护起来；通过大量征税、发行公债等办法，控制大量国民收入，使财政开支空前扩大，以此兴办一些私人资本无力兴办或投资的企业和部门，为资本家寻找商品出路，为其发展提供后勤服务；通过兴办交通运输、供电、供水等公共事业，为私人垄断资本扩大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兴办教育和科研事业，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科研成果和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对经济实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刺激经济的发展。
总之，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政策，就像向资本家私人资本注射了一支支强心剂，使它们在昏溃中逐渐清醒，在死亡中逐渐复活，一步一步恢复元气，走向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
其次，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怀柔”政策，是为了保证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自己不被推翻。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既是一对孪生兄弟，又是一对天生的仇敌。
由于资产阶级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对无产阶级采取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政策，因而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从他们诞生那天起开始了。
早期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斗争的形式也仅仅是个别企业的工人同个别企业的资本家之间分散的进行，既无政治要求，又无组织形式，更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
因而，资产阶级可以毫无顾忌地运用一切暴力手段予以镇压，而且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步成熟起来，他们不再把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归罪于机器的使用和个别资本家，而是进一步认识到使用那些机器的社会制度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罪恶。
于是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也从自发阶段发展到自觉阶段，从无组织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
这种斗争已经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如果不让步，就得死亡。
于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收起了刺刀和步枪，代之以“糖饼”和面包。
马克思揭露道：资产阶级很清楚，“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
”[1](P263)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阴险和狡诈所在。
四、对外扩张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 资本天生具有扩张的本能。
对外扩张既是它生存的内在需要，也是其发展的外部条件。
因而，自资本产生那天起，便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获取更大价值，“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1](P254)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使用先进的武器和廉价的商品，征服了世界上的几乎一切民族。
使用包括海盗活动、商业战争、奴隶贸易、贩卖毒品等一切手段，进行殖民掠夺，赚取了大量财富。
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更是赤裸裸地使用武力，公开发动战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奴役和控制，为资本的发展开拓空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而进行的厮杀，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3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在希特勒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结果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广大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日益强盛，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空前发展，在世界的力量对比上造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和制约，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原来的策略。
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扩张和控制不再以公开的武力掠夺和血腥的镇压为主要手段，而是采取了更隐蔽、更狡猾、更富有欺骗性的手法，甚至有时还带有种某“友好”与“和平”。
但是，资本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当对它的制约和制衡发生变化以后，它的狰狞面目便会立刻暴露出来，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贪婪和残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从而也打破了世界力量的平衡，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资本主义扩张本性迅速膨胀，它已经不能满足于自己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它要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控制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并防止重新出现一个能与它相抗衡的国家、地区、或集团。
于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通过轰炸伊拉克占据了前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东扩占据了前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军事同盟和建立共同防御体系，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并扩大其影响，而对于那些不愿拿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交易的民族，他们就动用武力——而且是用人类最先进技术制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们进行最野蛮的轰炸，甚至不顾这些民族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子孙后代的健康，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侵略战争投下20余吨能够导致新白血病及各种畸形病态的贫铀弹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有的人还对其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了。
共产主义难道还远吗?”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大同”指日可待了。
全球化及其前景真的如此美好?德国《明镜》杂志的汉斯·马丁等在《全球化隐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回答：否。
倍受推崇的全球化的神话就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国家决定着世界84.7%的社会总产值，84.2%的贸易额，85.5%的各国储蓄额。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
它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任其发展的结果一定是社会结构的全面崩溃，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复存在，无法遏制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
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
这一进程是基于后发展国家过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
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不公正的贸易关系控制和支配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使得他们不得不居于边陲地位，成为依附于中心国家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条件的国家。
因此，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剥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是强者获其所需，弱者必须放弃其自身的利益。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承认：全球化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放大的美国，它“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
”在全球造成了新的更为惨重的灾难和破坏。
汉斯·马丁等上述观点虽然有些偏颇，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扩展空间上的有限性会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一面，但它毕竟给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新的视角。
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优越性会在哪些方面
三权分立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
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指：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
在美国，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参众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
三权分立很好的实行了“宪政”的主旨思想。
实现了依宪治国的目的，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