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有哪些，是什么原因造成俩兄弟成了仇人，请知道的朋友给我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鲁迅传读后感 全书着墨于鲁迅的文艺上的革命斗争，并以此勾勒出鲁迅文艺革命的斗争历程。
很显然，作者是比较敬佩鲁迅的，因此没涉及过多鲁迅的缺点，即使对于文艺界的论战等，仍是站在他那一边。
因此，以下观点只是基于作者文中描述的一些体会，也许不够客观，但我个人觉得差不了多少的。
首先说说鲁迅先生的性格以及为人。
鲁迅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早年他老爸“不欺负别人但是对别人的欺负予以猛烈还击”，后来老爸病了，他因采药迟到但却不对老师透露家里情况，再后来家境衰落使得他早早担当家里更多的责任，种种的早期行为，对他的今后影响很大。
再到后来，在日本求学时面对别人的歧视不惧怕，回国后在教育系统及文艺界的的辗转磨难，都一次次锻炼他那坚强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革命工作中是至关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软弱性格的人能担当如此重任，也许他的弟弟周作人是个反面教材。
鲁迅是个有独立精神的人。
我觉得这跟他的家庭氛围有很大关系，不拘一格的祖父，开明的父母。
因此，从很小时候开始，对事物看法就有自己见解。
师从章太炎时见解独特不迷信老师权威，留学日本时在视日本为友邦的大环境下对日本野心的准确研判，及至以后在文艺斗争多次坚持自认为观点。
鲁迅是个负责任的人。
早年家庭由盛转衰让他提早担当照顾家庭的责任，成年后对老母亲悉心赡养，之后对其弟周作人一家尽心照顾，再之后对儿子海婴的照顾，都可以看得出。
不必说工作上的尽心尽力，鲁迅先生并没有忽略生活的其他部分，这不得不让人惊叹。
而我则认为这跟他精力充沛，能力强有关。
没有足够的精力与能力，负这么多的责任是空谈。
鲁迅是个革命斗士，但是却在吸收一些革命经验后不愿战友做无谓牺牲。
例如在杭州教学时，被学生问及“有辫子好还是没辫子好”时，不加思索答道“无辫子固然好，但是我劝你们还是留着好”。
因为他尝试过无辫子带给他工作生活的不便，并且在根据经验觉得不必过多做这些剪辫子的表面革命，应该做多些实在革命。
基于这一原则，他创造了壕垒战理论，即用最少的牺牲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
他曾说过“革命者应善于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下面来说说书中提到的一些比较深刻的观点。
鲁迅提出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也就是国人的关于爱国的解读。
他认为，国人的爱国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自大的爱国，一种是集体从众的爱国。
前者，区别于精神病中的夸大狂，是指在大家都不支持他的观点时，仍能保持自己独立之精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这观点，出发点纯粹是为了国家，即使有失偏颇，也不应过多指责。
一个国家有多一些这种人，万幸也。
后者，则很大基于从众以及私利，标榜自己爱国。
这种爱国，映射出自己的自卑，但是放之于爱国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自信”——大家行动观点正确，自己是其中一员，自豪；大家行动观点不正确，自己是其中一员，不单单是自己错误。
此种爱国，还是越少越好。
联系到此次钓鱼船事件，说得极是。
且这种国民性，一直如此，不由得联想起文革。
他有提出过一个“拆屋顶”理论，大意是国人都是喜欢调和与折中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
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都不肯行。
这种理论其实很简单，平时砍价就有出现这种情况。
说到大处，个人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的舆论肯定需要些激进的人与保守的人，这样社会舆论才会更加接近真实，拆屋顶理论刚好可以支撑这一说法。
鲁迅的《复仇》读后感
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终生都在追求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完美、道德的完美。
他论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手骨髓。
在、两篇散文诗中，复仇的矛头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
的这种“复仇”精神，是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的体现，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的英文译本的译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
”所谓的“旁观者”及那种看客心态，在他的几个小说中屡有描摹，但这文章里面的被看者，倒是有些特别。
“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裸着全身”，是指向爱，指向全身心的偎倚、接吻、拥抱；“捏着利刃”，当然是指向杀戮，是恨的体现。
他们复仇的方式非常奇特：既不拥抱也(本文章来源于“文秘114”!)不杀戮，即实现了复仇。
看客们由失望到绝望，终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这时，干枯而立于旷野的男女则反过来赏鉴路人的干枯与死亡，而且因为生命的飞扬而大喜。
这首散文诗所写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均取材于，但鲁迅竭力把手足被钉的痛楚，同玩味着被钉杀的可悲悯可诅咒的人们的欢喜，作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这就使宗教神话故事获得了新的意蕴。
在散文诗的主体部分，一共八次出现了“”的字样，反复渲染耶酥是“神之子”，到散文诗的结尾，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说出了他是“人之子”。
人们钉杀的是“人之子”，而“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这是文章真正的意蕴所在。
《复仇》表现了他对庸众的几乎没有复仇的复仇，是鲁迅式的，则借用宗教神话故事，表现先觉者在被他希望拯救的庸众迫害的大痛楚中，以对庸众的悲悯和诅咒来作为复仇，他痛得“柔和”和“舒服”，都因为这玩味——复仇之故。
这种复仇当然更没有复仇意味，只是牺牲自己以期庸众将来的醒悟。
《复仇》与《复仇（其二）》在思想上是统一的，但在艺术上却呈现出迥异的风采。
《复仇》是一幅几乎静止，几乎无声的艺术画面。
《复仇（其二）》却充满动感和声响，就连复仇的大悲悯和大诅咒，也是通过“他腹部波动了”的肢体形象和喊出“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声音形象来表现的。
鲁迅希望用自己的笔去唤醒民众，他坚信自己的笔总有一天能划开那厚重的乌云。
鲁迅散文集和读后感
网上就有人直接指出：鲁迅不会品茶。
其依据很简单，在《喝茶》一文中，鲁迅非但不能尽现喝茶的乐趣，而且还极力反对把喝茶当成一种清福，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文化修为的人，他在“喝过茶，望着秋天”时，竟然不是应情应景地赋诗作词，一展儒雅风姿，而是大煞风景地“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这真是让人茶味索然、诗兴全无了。
周作人则不同，一样的写“喝茶”，一顿一挫都极合茶韵，一字一句皆带茶气、含茶意，他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如此闲情逸致，当然令人神往、令人迷醉。
看来，鲁迅确是一个不知茶之真味的人了。
但是，仅仅通过一篇文章即可断定鲁迅不谙茶道、不识茶趣么
我们知道，鲁迅穷毕生之力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喝茶》一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鲁迅所着意之处并不在茶，而在乎揭出社会痼疾。
在鲁迅看来，麻木不仁当然不好（那样的人即使背上被刺一尖刀也会茫无知觉），但感觉太过细腻，受不得一点痛、一点苦，处处讲究精致、讲究安逸、贪图享受，也同样是一个民族“牌号”即将“倒闭的先声”。
由此，鲁迅又一次将笔触指向了广阔的社会。
事实上，在生活中，鲁迅与茶的关系极为密切，根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几乎天天喝茶，在他的日记中，与茶有关的记录也是随处可见，如赠茶给友人、捐茶参加公益活动、与友人一起外出喝茶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抱括茶文化），且又那样爱茶、天天喝茶的人，竟然不会品茶；即以《喝茶》一文来说，虽然作者本意不在茶，但如果我们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品茶的功夫及其对茶的深刻认识。
诚如有人所言，鲁迅认为喝好茶要用盖碗，这无疑是经验之见，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也绝不是一个不会品茶的人所能“品”出来的。
的确，从品茶的角度来说，人们对鲁迅《喝茶》一文所反映的观点是存在着很深的误解的。
比如，鲁迅在文中屡屡提到“粗茶”、“好茶”等字眼，这其实已经包含了他对茶品的鉴别，只此一点，即可证明他是一个懂茶、会品茶之人。
同时，他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这也同样是对“好茶”和“喝好茶”的一种肯定。
至于他为什么又要在“清福”两个字上加上引号，原因乃在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贫弱交加、风雨飘摇）之下，当大多数人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而且随时有生命之尤的时候，作为“上等人”，却不能与广大民众共度时艰，而去追求所谓的精致、所谓的品位，沉浸在“好茶”的清福之中不能自拔，这无疑是有悖天地良心与人的良知的。
引号所否定的并非“好茶”与“清福”本身，而是人的刻意追求精致、贪图享受的行为。
在鲁迅看来，当时的社会正像一个喉干欲裂、精疲力尽的工人，他所需要的绝不是精致和品位，而是解渴、安神、去乏、养气。
这样，鲁迅就自动与“粗人”站在了一条线上，而作为一个“粗人”，当然要有所担当，也就自然不会劳心费神地去为喝茶而喝茶，以从中喝出品位、喝出优雅、喝出诗意了。
所以，鲁迅不是不会品茶，而是不会刻意去品茶，他必须“横眉冷对千夫指”，他还将“俯首甘为儒子牛”，哪有那么多功夫去细品慢咂呢
鲁迅每天都喝茶，但大都采取一种“粗喝”的方式：茶又浓又苦，以便能提神醒脑。
当然，他并不完全拒绝精致、细腻的喝茶法，偶尔也会和朋友去品一品茶，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正像他所说的：“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 与鲁迅偏重于茶的功能性作用不同，周作人喝茶，却一定要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但他也主张：“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
可见，周氏兄弟俩在喝茶的问题上至少其观念主张并无根本抵牾，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
人们常说：茶品即人品。
周氏兄弟俩在喝茶问题上的各有侧重，正是他们不同人生道路的真实反映。
当然，相比而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远比他们在喝茶主张上的差异严重得多。
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周作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精神与喝茶主张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当我们反观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实情，他以不作为的姿态，主动疏离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放逐作为一个受过新文化濡养、出过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就并不可取。
而鲁迅从品茶出发，考察人间世相，针砭社会时弊，充分地展现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斗士风采。
诚然，鲁迅舍弃在茶中悟道、在茶中得闲乐而直接向社会丑陋现实开刀的做法，与我们想象中的茶道与茶义并不相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当时历史与鲁迅本本人的人生际遇（尤其是其思想演进历程）“知人论世”地对他的喝茶主张进行考察，就会深深地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同时也会对茶道、茶义等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附：鲁迅《喝茶》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
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
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
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
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
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
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
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周作人《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
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PapersofHenryRyecroft）神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东方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
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象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字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
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儿，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
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
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千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必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
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
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
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日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
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
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
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辣酱1：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
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
──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日“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谈而甘香的风味。
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因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鲁迅传读后感2000字
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的心理我开始阅读鲁迅，一个伟大寻求着的心声，读到了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态度，言行。
了解了鲁迅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更认识到鲁迅外冷内热的热烈情怀，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挚爱。
正因为对人生，才有了对戕害人生的言行的痛彻骨髓的恨，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写照， 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珍贵，我们的人生如果用一种健康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来经营和维持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过的更加幸福和快乐。
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功能的不正常，导致社会家庭生活的不科学不健康，谁之过?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争取和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对利益保护的追求认识和理解。
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锐利武器，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却让我们弃之如敝履，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吗
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组织的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完全表现他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有完善的系统组织，保证了功能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展现，这才是的人生历史。
鲁迅先生为构建新型的国民思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样做了一个彻底的坚定革命战士。
我们却自陷在物欲横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之余，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像鲁迅先生一样做“韧”的努力和奋斗。
周围的人们还会沉迷在现有的唯利是图的圈子里用异样的眼神看人，但在我的好友中已经有人觉醒，趁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悄悄地向着光明的方向轻装前进了。
我要抓紧时间学习，去追赶前面奔跑的人们--------像鲁迅一样，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
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类，连我也在内。
”[7]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隔膜。
绝大部分青年只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投枪、匕首，与封建社会黑暗做斗争，然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之一。
如此复杂而痛苦的灵魂使很多当代青年不忍去触碰，担心在拷问自身灵魂的过程中，不堪心灵的重负，以鲁迅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人生，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因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又因为鲁迅文本自身的艰深，使得在快餐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很难摆脱浮躁，认真地肯噬文本当中的深刻。
那么如何打破隔膜，消除启蒙者与启蒙的对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呢
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当代青年，特别是那些爱思考，想认识社会人生的青年身上。
其实，当代青年与鲁迅沟通，接受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
在转型时期，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
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再把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首先，借助媒体，广泛展开鲁迅的研讨与宣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也应当让鲁迅不断地走入公共的话语地带，使广大受众接受平民化的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学者们的私有物。
比如的，就是从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个忧患的灵魂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激赏”。
同时以鲁迅生平为蓝本的影视剧创作，同样激起了人们想要全方位了解鲁迅的求知欲望。
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使鲁迅走出象牙塔，进而平民化的有效渠道之一。
其次，读原著，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本体意义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留下来的全部文本，读是理解鲁迅智慧与哲学的全部基础，是获得个人体验的全部出发点。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
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心理产生了敬畏而非亲近之感。
消除这种畏惧和隔膜的关键是克服青年与鲁迅的心理障碍，激发青年人积极主动地阅读鲁迅作品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或者自身阅读相关的书籍，从而获得个人对于先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鲁迅观。
再次，进行文本细读，并将这种阅读作为一生的使命。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
进行细读的前提，是要对鲁迅思想形成、发展、转变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历史中解读鲁迅，不断回到历史的原点。
并结合自己日渐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搭建和先生对话的平台。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对于作者的观点，论述内容的总结，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文章当中表明作者意图的话，并对一些名言名句进行必要的记忆。
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鲁迅才能径直地走入青年的心灵深处，使青年领略到他作品的风采，人格的魅力，并自觉地把作为自己一生当中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恒变的，因而对于全集的阅读随着时间经历的变化，也要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代青年正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历，人生体验地不断加深，观察事物的角度也要不断变化。
所以应该把这种阅读当作一生的任务来看待，在成长与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感受伟大的人格魅力。
阅读鲁迅作品，研究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的社会现状，青年人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当代的鲁迅，克服对于鲁迅作品理解的偏颇，不断地深入理解鲁迅其人，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财富。
同时，把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
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随当代青年一路前行，青年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鲁迅和周作人有什么区别啊?如果是两个人,请给出他们的资料!谢谢了
周树人 周作人 周建人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 【周树人】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周作人】 作者简介：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
文学翻译家。
原名栅寿。
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浙江绍兴人。
鲁迅二弟。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
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 “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 建人 周建人（1888—1984年）字松寿，又字乔峰。
浙江绍兴人。
鲁迅之弟。
1920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早年从事生物学的研究。
1921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杂志编辑、撰稿人。
1023年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曾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担任通信联络及掩护工作。
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任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编辑。
1945年与马叙伦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中央理事。
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当选为理事。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副省长、省长，民进第三至五届中央副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主席，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
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4年 7月29日病逝于北京。
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生物进化浅说》，译有达尔文《物种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