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双学位，知详情者或有经验者进
虽然身为北大四大俗之一，经双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北大及外校的同学们，一段经济学的学习对之后的就业，转方向有着很大的帮助。
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经双需要学习数学，但是与文科还是理科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经双中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分别是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经济学是国法院重点的专业，会邀请很多北大著名教授来讲授来授课，比如周其仁老师；在金融学方面，和光华同学比较，经双的课还是比较完整的，各个方面的都能包含；管理学方面，因为国发院现在也有MBA课程，所以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也是比较雄厚的。
因为经双是由林毅夫老师一手创办的，与国家货币委员会等密切相关，所以海闻老师，易纲老师等中外知名的经济学大师对大家的指导机会是非常多的，在上课期间，老师就会灌输一些国家政策，金融创新，创业的知识，以及改革之后的动态，并且能够更好的认识社会发展变化。
最后一点，在人脉方面，在学经双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许多能够并肩作战的小伙伴，有一个CCERCLUB,是专门为经双同学准备的，这里经常会和企业实习和经双的教授联系紧密，所以对未来实习及职业规划好处很大。
最后，修经双还涉及到转专业的问题，个人来说，如果想通过经双转专业，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学经双的同学，很多都会去汇丰商学院，从而进入就业市场，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在出国的方面，国法院的老师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排名首位的，可以脱离本专业，有机会在美国top10的学校的经济学学位。
条件：1、招生对象：校本部和医学部(经济学院、及专科起点本科除外)12级、13级的本科生。
（1）主修专业成绩绩点高于或等于2.0。
（2）本专业所有课程没有不及格成绩（重修及格则视为及格）。
申请要求：说白了就是绩点，即按照绩点进行排位，根据申请总人数划分比例，而具体比例，还是会划分到各个院，比如化院今年申报了18个人，而录取率是50%，即这18人中有9人能够成功修经双。
经济学双学位对于绩点会有一定要求，但因为每年人数众多，并不是十分严格，在本院排名前40%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在经济学双学位中，有不同的方向，个人认为其中的创业方向比的双学位靠谱的多，因为毕竟大学的学习理论为主，而光华双学位实在水的一比，而且就去年情况来看，光华录取率仅有10%，风险太大。
心理学双学位： 个人觉得一般人心中想的心理学跟实际的心理学很不一样。
（梦里江河注：完全认同这一点）心理学包含很多内容，而大家一般熟知的心理治疗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更偏实用临床的一部分。
心理学从个人的角度，主要对人的注意，意识，认知，感觉，知觉等比较抽象的功能进行研究，寻找其联系，发现其内在机制，与脑部活动的关系等等。
当然心理学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我建议对心理学有点点感觉和兴趣的同学自己去做个信息收集，自己去了解心理学是个什么，比别人转述的心理学是什么更客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适合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从实际的利益上讲，心双也不是毫无用处的，据我了解，在医学的背景学心双，保本部的心理研究生还是很容易的。
再提一下选课问题，心双总共36学分，看起来很少，其实学起来也不简单。
首先是课程要求高（心理系对心双学生转而读心理系的研究生寄予厚望），从我们这一届起，几乎所有考试都闭卷。
另外就是课程难度，个人觉得心双的必修课还是有难度的，什么普心，实心，心测，心统，都是好课，扎扎实实的课，要想学点东西不花点功夫不行。
不过要水过去也容易，反正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挂科。
最后简单提下课程安排，心双虽然单独开课，但好多课都在平时，会有一些冲突，我目前4学期就选了25分，每学期能选的课就6分，7分，断不敢和一学期修约15学分的经双比，估计修到大四下能完吧，最晚大五上，不过每学期2，3堂课，不痛不痒的，让人多多少少有点憋得慌。
（09级舒洁）报名条件：凡符合年辅修、双学位报名资格，且绩点在2.8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其实，因为修心双人数基本不满，所以基本上绩点够了选上毫无压力。
社会学双学位：社会学一开始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因为“社会”两个字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在里面。
可是，这些领域里又有自己专门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不一而足。
那么社会学何以成为一门学科呢
从不同角度看，答案有很多。
我更偏爱费孝通先生的一种说法，社会学强调的是对社会整体的把握。
现实中，人在行动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单纯的经济或者文化等方面考量，这种区格其实是一种为方便研究或理解对社会现象的有意的割裂。
社会学便是致力于还原社会的全貌的一门学科。
具体来讲，可以说社会学不仅关注对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的研究，更注重研究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融合形成社会，如何相互作用导致社会变迁，社会作为整体的内在逻辑等等。
即便是对社会的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社会学也总是把这一领域放置于整体的和历史的视角中去看。
社会学改变了我对生活，对他人和对自己的很多看法。
说实在话，社会学并不能提供一种谋生的技艺，甚至也不能指向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社会学带给我最直接的变化是，在生活的很多方面，狂喜和悲切，激动和消沉，期盼和恐惧都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平静。
平静并不意味着静止，它背后可以蕴含巨大的力量。
生命力有种展现自己，拓展自己的冲动，这种力量经常会被各种生活琐碎消耗掉，让人陷入忙碌却一无所获的状态。
而平静似乎有使人更加专注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功效。
如果假设每个人的生命张力都差不多的话，那么专注程度对于人最终能走多远就十分重要了。
就往年的经验，必修课一般会给双学位的同学在周末单开，选修课的时间大多为平时与本专业一起上。
因此，必修课部分选课没有什么障碍，选修课的时间有时会与本专业课冲突。
课程的形式大多以讲座为主，平时作业较少，每学期每门课都会有论文。
必修课大多有安排期末闭卷考试，选修课随不同课安排的情况不一。
选课一般没有规定的顺序，推荐先上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说、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等基础课程作为入门。
选修课中，除了数据分析技术、组织社会学有明确的要在上过基础课程之后才能选外，其他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浅入深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学课程课上的负担并不大，上课听老师的讲座可以学到每门课程的框架，而内在的细节主要靠课下的阅读。
因而，想要学好贵在课下多阅读相关的读物。
对于双学位的同学老师的要求自然比本专业的要低，跟本专业一起上选修课就可以发现，课下要求的阅读量很大，往往是几部书的不同章节，有的甚至是整本书，对于医英本专业课业繁忙的我们也只能有所取舍的来读。
读书笔记往往是老师评价的一种方法，而通过读书笔记记录下我们的所思所想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
学习社会学也许并不会像学经双那样给你带来名企大门的敲门砖，但是社会学可以给你带来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那是一种思维，一个看问题不同的角度，一个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途径。
而这些东西也将是你走出大学大门时你真正引以为豪的东西。
报名条件：凡符合年辅修、双学位报名资格，且绩点在3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其实，因为修社双人数基本不满，所以基本上绩点够了选上毫无压力。
数学（应用数学方向）双学位：应用数学专业共40个学分，包括8门必修课程及二门选修课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北大数院主页获得更详细的课程信息。
数学双学位的课程不需要网上选课。
所有课程都安排在周六，周日教授。
相比于其它学位而言，数学双学位和我们专业间的差距应该算是颇大的。
我们系涉及的数学课程甚少，只在大一时有一学期的高等代数D课程。
而数双要求本校已学习过（不少于二学期）和已修完或能在进入双学位第一学期结束时修完两门课程、有较好数学基础的、学有余力的一、二年级本科学生。
因此我给对数学双学位持观望犹豫态度的学弟学妹提两点意见：一，如果你对数学没有浓烈的兴趣，千万不要选它，不然，自己既会受苦，又很难坚持下去；二，如果你真的想学数学，那么大一时一定要有意识的选学或自学一些高等代数及线性代数方面的相关课程（，及的中如矩阵，级数，向量及部分积分内容）。
由于数双上课的时间多安排在周末清晨，且预测有志于此者寥寥，故而大部分时间，你得督促自己早起且自我约束。
由于数学授课的特点，因此我建议不要缺课，哪怕是一次课
有了第一次，第二，第三就顺理成章，一旦落下了课程，你就会发现后面的知识你会不知所云。
听不懂课程，抓不住知识的感觉是沮丧的，长此以往，兴趣就会越来越低，数双也难以坚持下去了。
好处，对于以后的金融以及经济学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些领域越来约偏重于数学建模的方面，所以如果有意向进军华尔街，在投资方面有所涉猎的话，可以考虑修数学双学位，因为现在美国的投行等对于数学基础要求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数学功底不可能进这个圈子的。
比如以一学期10学分为例：平时:（1）上课 8 小时\\\/周（2）复习 3-4 小时\\\/周（3）作业 3-5 小时\\\/周要求：需要有一定数学基础，比如要先修等哲学双学位：选修哲双主要出于个人爱好，以后有意愿在哲学领域发展的也可以选择这条路。
哲学系老师大多是国内哲学大家，去听这样的课其实是很不错的提高个人修养的途径，老师们有自己观点，有时又是彼此矛盾，这就是哲学的神奇之处。
因为不是单独开课，所以会与系内的课有所冲突，这个也要考虑清楚，因为极有可能拿不到双学位，而且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了。
哲双学习由40学分组成，10学分必修课和30学分选修课，对具体课程安排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BBS、哲学院网站等方式查看。
至于推荐书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多看看历史类的书，如，，这类书很多，作者也很多，大家在看之前，可以大概翻翻。
中国方面的，可以选择古文解读好的，但不是翻译；西方的，我个人很喜欢罗素的作品。
另外，哲学发展过程中会有潮流，中国的研究方向也有潮流，真的喜欢哲学的话，不要轻易追潮流，要有自己的考虑计算机软件双学位：通过计算机软件双学位34学分（必修课22学分，选修课12学分；修满必修课16学分、选修课9学分可获得辅修证书）的学习，可掌握初步的计算机知识，更多的科学研究手段，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中会运用一些计算机知识处理问题，也可为更深入的学习打下基础。
由于报名人数通常达不到40人的名额限制，所以符合一般标准（没有不及格科目、平均学分绩点2.0以上）就会被录取，要求已修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数据结构》（因为这些课不在我们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建议有兴趣的可以通过旁听等方式自学）。
每学期开学的第二周到教务（理1-1118）选课缴款，一学分100元。
课程安排上，由于很多重要课程很多重要课程安排在白天，与医学部的课表存在冲突，所以很难出勤；任课老师都很认真，但是经常会有出差情况，注意停课通知；晚上的课大多是三节连上，对毅力和勇气都是严峻的考验；多数课程没有期中考试；编程课程，如c 、 JAVA、 微机原理、汇编等会安排实习作业，量大，需特别注意。
很多课程如Java程序设计、汇编程序设计等课程是和计算机系的学生一起上的，难度较大，要求较高，需要付出一定精力。
报名条件：凡符合学校2013年辅修、双学位报名资格，且绩点在2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其实，因为修的人数基本不满，所以基本上绩点够了选上毫无压力。
历史学双学位： 选择进行历史双学位的学习主要是兴趣，其次是想读一些人文学科的东西，还有的话，就是想与众不同。
另外对于一些绩点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想进行双学位学习对自己充电的人来说，历史双学位对绩点的要求不太高，如果有个人兴趣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和许多别的双学位一样，北大开学的第一、二周是历史学双学位的选课时间。
可以先在第一周试听，然后再选课，选课地点在静园草坪历史系二楼教务处，不可以网上选课，需要亲自填表。
开课时间主要是周一到周五，周五下午、周末均没有开课。
所以要注意安排好时间，对选课有一个大体的计划。
选课完成后，老师一般不会点名，有一些课程是以小班教学，小班讨论形式出现的。
个人觉得，学习史双，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会十分枯燥的。
历史系的老师都比较和蔼，有事翘课是允许的，平时也不怎么点名。
对于历史的学习尽量阅读老师推荐的一些参考书籍，各门课程的参考书籍不一样，老师在第一节的时候基本都会提到。
如果是老师发的文章，一定要课前读一读，不然上课会很无聊的。
历史的学习与经双一般是在课堂上获取知识不同，很多时候要靠自己的平时的历史积累，才能和老师的讲课有共鸣。
另外由于历史系的考试主要是论文或闭卷考试（给几道论述题，写小短文），所以考试及格不用担心，如果要获得好一点的成绩，就需要努力了。
外国语学院：与其他双学位、辅修相似：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5~6节、10~11节或者周末，基本不与专业必修课冲突。
占用较多时间：平时中午或晚上的课与通选课时间冲突比较多，周末占用休息时间。
课后也最好需要自己进行适当的复习。
去年招生名额为100人，分两个班。
mm比较多文科生比较多，其中历史和国关的同学特别多……《基础日语》是北大老师编写的《初级日语》教材；可以零基础，从发音开始讲起；简单的会话和短文《日语视听说》，个人感觉，课程任务很轻松，课本不太难。
虽然课时比较多，不过讲课节奏很慢，只需要每节课都认真听讲、跟读，基本不费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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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没有课后作业，只有一些课堂练习，老师会在课上带大家完成。
当然，课后自己如果稍加复习，会对语言的掌握有很大帮助。
体会：掌握一门新的外语的成就感从语言现象看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看到有趣的民族文化课堂上老师还会讲一些关于日本文化的小故事，还会看一些日语学习的视频、日本的电影等。
所以，还是希望对日语和日本文化有兴趣的同学报名吧
光华管理学院创新与创业管理双学位：这个双学位是去年才刚刚招生，第一次30人，今年估计差不多，因为是新的专业，所以各方面条件相比于经双不够成熟，就个人经验，报之前十分向往，报之后十分紧张，上课后十分后悔，总而言之就是坑啊，如果大家对创业不是有特别大的热情，最好不要报光华双学位，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这个双学位不是金融学，也不是管理学，是个创新中心的项目，这就决定了课程的水准与光华本科专业差别很大，有点“野鸡”的味道；第二，因为双学位制度只允许一个人报一个学位，而光华双学位是先申请，再面试的制度，而去年据我所知，申请接近300人，最后录取30人，这里面风险太大，因为如果被刷下来，你大二没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双学位，等于说大二一年就被光华生生损失了
连报经双补救的机会都没有；第三，光华双学位的课程内容与经济学双学位的创业方向十分相似，甚至不如经双的靠谱，光华人一般都比较鄙视自己院的双学位，因为确实比较水，如果有兴趣创业方向建议报经双的创业，感觉货真价实一些（现在入了光华双感觉被坑得不轻，不吐不快......）不过，光华双还是有一些好处，比如小班授课，可以认识小伙伴，还有就是可能听起来比较高大上吧.......综上，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是非创业不可，建议慎选
条件：1、招生对象：北京大学校本部和医学部(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及专科起点本科除外)12级、13级的本科生。
（1）主修专业成绩绩点高于或等于2.0。
（2）本专业所有课程没有不及格成绩（重修及格则视为及格）。
特殊：光华的双学位没有笔试，是网上提交申请，加上面试最后录取的，所以对绩点要求没有经济学双学位那么高。
但对于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很高。
我想学习经济学，不知道该看什么书。
我高一
高一就学经济学
有点早啊，不建议你看那种很难的，《牛奶可乐经济学》不错的，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哦，高三报志愿的时候可以报经济专业，到大学还会学的，不用操之过急。
大家帮我搞点有关电信的文章 自数3000字以上谢谢了
今年北京的冬天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围绕中国电信的产业改革前途的讨论却远比天气转暖的速度来得更加急迫。
1月8日下午，一个级别甚高的电信改革高级研讨会，在没有通知首都新闻界的情况下，悄悄地召开了。
说它高级，单看主持人——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和信产部副部长周德强，与会的20人中包括了信产部、联通公司、广电总局的代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计划发展委的官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邀请了美国美林集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家，社抖院经济所的张平博士作为王小强的代表、北大教授周其仁也作为学术界代表而出席。
(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 会议围绕着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深层走向进行了实质性探讨。
经贸委官员鲜明地提出了加强政府监管的思路，由于预见到当前阶段的电信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加强政府监管将成为保护民族产业，加快与国际接轨的头等大事；以主张彻底地开放竞争而闻名的周其仁教授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竞争”的，总体思路；张平博士则在完成对珠江三角洲、粤港两地信息服务业充分调查之后，系统而又有新意地提出了“加快珠三角对香港开放以迎拉未来WTO 挑战” 的观点；广电局方宏一博士则大力倡议筹组“中国数据网络特区”——在全国五大城市中实现电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互联互通。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与激烈地争论中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北京南城的一座普通招待所里，体改办与美林集团刚刚联手举办了“当前国际电信业重组方案及发展情况研讨会”，美林的投资专家从世界电信业兼并重组的大趋势出发，从资本运营与产业重整的理论高度评价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电信业改革方案。
每个与会者仿佛都体会到电信产业变革的紧迫距世界只有咫尺之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果然，春节刚过，人们就从不同渠道得到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尘埃落地”消息。
虽然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这个新鲜出炉的方案仍带有浓厚的保护垄断的味道，甚至始终都没公开一张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对外彻底开放的时间表，但此后的变化却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3月1日起电信资费开始全面调整，3月25 日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电信问题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5 月份初中美电信高层广州峰会上的成果则给了人们对电信改革以有力的信心…… 让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思维，回顾一下这两年围绕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走过的坎饮坷坷。
’98大争论中国电信改革的焦点 1998年3月，以原体改委体改所副所长、 现粤海企业集团顾问上小强博上为首的“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电信产业课题组”，提出《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包括1份主报告及若干分报告和案例研究）。
1998年5月中旬，《产业论坛》在京举办“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包括原邮电部、广电部、国家计委、科委、体改委、中科院、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官员学者，以及中信、AT&T等中外大型企业集团的信息主管，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非官方会议。
围绕着王小强的报告，与会者可以说既惊喜又狐疑，惊喜的是先于行业主管部门由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关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战略性改革报告，狐疑的是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品评这个有可能触及整个电信产业重组的重大课题。
真可谓“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98下6月下旬， 以川国家广电局信息网络中心方宏一博士为首的“有线电视多媒体业务接入模式研究课题组”，发表《再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针对王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认识；1998年9月-1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周其仁教授撰写的《三网复合数网竞争》陆续发表。
一场论战就此产生。
一次会议，三篇大作（每篇都洋洋数万言，谈论的问题则从中国的国情到国际竞争的未来），针对国内三网（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数据通信）合一问题，展开了这场既包含经济学层次、更囊括社会学层次的大争论。
各类社会传媒也多从不同角度积极参与——1998年6月底， 《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显要位置刊发的《重新洗牌—— 一场关于中国电信产业的大争论》等一组文章；7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刘峻的文章《中国电信业，出路何在
》；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主要反映周其仁观点的《逼问网络垄断》；到了1999年1 月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更是以整版的篇幅推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一时间名动京城。
由于王小强组成的研究课题小组阵容齐整，并明确标明“本课题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提出，与高盛公司（亚洲）联合资助”，所以一时间人们对其研究报告的背景与利益趋向发出置疑，甚至有原邮电部授意出笼的说法。
以笔者的了解，一来这两家提出课题并给予资助的公司，正是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全球融资协调人。
中国电信（香港）的走出大陆，恰好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加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产业一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而高度关注中国电信内部的重组也正是这种变化趋势发展的必然，这一课题受到了当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上歧山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来作为多年从事产业战略研究的学者，王小强80年代就以参与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和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策略而名重一时，90年代留学剑桥更加深了其对西方现代经济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航空工业、彩电制遣业等战略重组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都引起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注目。
王小强主张：开放电讯服务的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但要把我国已形成规模的电信基础网（包括有线电视网）从经营性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基础信息网，依托电视技术平台，直扑电信、电视与计算机“三网合一”的产业前沿。
虽然对报告的结论可以仁智互见，但其理论依据与可操作性都是极其鲜明的。
附带指出的是，在1998年9月22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王文的逻辑基础上，也推出了《中国电信行业重组分析》（此文没有在大范围内公开）。
全文立足全球电信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电信公司化的背景，从中国电信的重组目标、目标结构选择、中国电信的公司化、移动通信公司重组的其它考虑因素和资本市场估价共六大角度入手，配合德、英、日、美、墨电信改革的案例研究，系统填密地提出“整体重组、内部专业化运营”的思路。
报告似乎更侧重投资家的立场，认为“拥有网络是现代电信公司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绝对必要条件” ，所以不同意传输与电信业务分离；要“以转售的方式逐步放开市话和长话服务，在固话业务领域引入竞争”；由于数据互联网是未来电信的骨干业务，故不能从中国电信固网分离。
方宏一则针对王小强国战略的“电信本位”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诉诸反垄断，强烈要求开放电信的竞争性经营，保持电信与广电两网并存，具体方略是在有线电视网扩容改造基础上，在有线电视网上发展Internet增值服务，特别是发展网上通信，并最终以光纤入户代替现有广电HFC（同轴电缆），最终达到三网结合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则针对前两文继续维护电信垄断反对重复建设入手，系统论述了“ 中国电信的高社会垄断成本”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三网复合，数网竞争”的思路。
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周其仁的分析既充满了学术锐气又饱含深度的人文关怀，从某种角度上讲由于超脱了部门利益之争，所以周文的出现颇受社会大众的欢迎。
但同时属名韩德强的最早见于互联网的文章《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则强调电信开放必然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指出国家利益是首要的，“弱者的格言是团结”。
而在国家的一定保护下，如何苦练内功，增强竞争力，则是一个需要多方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显然，如何判断我国电信业在即将开放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各方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具体看法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笔者无意介入这场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从某种角度上讲，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阵痛中的当今中国，遗留下来的战略讨论实在太多了，且非常有必要多重入手形成一整套的战略构架与要义。
9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业和通信业都想发展全业务网，以简单延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但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994年互联网的成功商业化，提供了一种能够将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无缝连接的有效方法，随着宽带IP技术的发展，在IP网上传输实时业务和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宽带IP网就成为三网融合的结合点。
通信业正在进行一场从电路交换转向包交换的体制革命，从1984年AT＆T解体、英国电信法修改算起， 西方国家开始讨论基础电信网与增值业务的剥离，并着手实施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与私有化进程，直到1996年美国正式完成对1934年电信法的根本性修改，期间则伴随着90年代后期以来电信恐龙们惊心动魄的兼并重组。
在这样的技术与产业背景下，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三网的巨大差距，肯定众多跨国公司决不会轻易放过巨大的中国信息技术市场之后，中国电信产业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和策略来达到建设中国“三网复合”并发展IT产业，不但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的革命。
可以预言的是，技术进步、需求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的国际件将兼容性、网络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的路径锁定效应椎向极致，为此从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电信设备商的重组，必然带来全球性ISP／ICP商的重组，整个IT产业部在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深刻的变革。
’99暖春从雾里看花到云开雾散 如果说1998年夏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战略还属于学界和业界精英讨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到了1999年春天，它已经成了广大公众兴昧盎然的话题——据《财经》杂志报道，今年3月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对1290 位消费者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62％的对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表示欢迎，72％认为中国电信业还需步入改革，破除垄断，引入竞争；还有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为“政企合一不利于引进资金、技术”而担忧。
民心所向，民愿难违，各种社会力量暗暗汇聚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电信事业的改革加速向前、向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3月31日信息产业部的挂牌，就明确标志着中国电 ★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初，主要着眼于政企分开和“中国电信”的公司化改造，但此改革设计被最高决策层拒绝，于是从1998年6 月份起着手进行重组电信行业、切开“中国电信”的方案设计； ★信息产业部专家专程去美国考察，1984年美国政府分解独家垄断的AT＆T 采取的是“横竖结、合横切为主”的指导方针，而1996年美国新电信法公布后，专做国际长途业务的AT&T想方设法企图再次切入美国本地电话市场，但结果是屡遭“小贝尔”的“揉挫”而一愁莫展，历时2年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在1998年8月转向与 AT&T结盟，试探走有线电视进入用户家庭的接入道路。
显然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需要全程全网，美国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没必然要再重复，于是信息产业部一开始就树立了中国电信的“竖切”原则； ★虽然这套竖切方案始终在信息产业部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主要由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提出，而被人戏称为“刘彩方案”），但同时也仍然提出了其它方案，包括了按地域“横切”以及“交叉切”的观点。
最著名的“横切”模式即“南北中国方案”，以长江为界划分成两大系统，“交叉切”的提法来自“奇偶方案”即按电话号码尾数之奇偶，将业务分成两大公司； ★中金公司的《重组分析》报告，无疑为信息产业部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的电信小组从1996年底就开始系统跟踪与研究世界电信业的变革趋势，1997年完成中国电信（香港）融资任务后就深入考察中国电信业重组的现状与前景。
在报告的“中国电信重组的目标结构” 一节中共设计了五种方案，其中对方案四与五评价甚高，其区别只是在建设立国家电信控股公司还是直属信息产业部上各有侧重和取舍，而最后出台的“刘彩方案” 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金投资银行家们的建议； ★虽然在去冬今春这场电信改革讨论过程中，各个渠道发生的故事给人们以扑溯迷离、雾里看花感觉，尽管不能排除部分黑箱操作的可能性，但信息产业部始终把所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与宏观掌控力，而最高决策层也表现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据说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节前，相关的总理办公会就召开了四次。
在1998年11 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切开”做法已达成普遍共识， 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切和第一步切多少，特别是针对目前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的处理，令决策者难以下决心。
为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命另行提出改革方案。
中咨公司的方案最终未知其详，据说其中有长话与市话分离的内容，这与信息产业部观点截然相对——信息产业部的“普遍服务义务继续需要长话补贴”和“保持网络完整性”两大理由，否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将长话、市话分家；但中咨公司强调的加强“联通”的建议则有了实质性进展——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出任联通新董事长、 原中国电信数据局局长刘韵洁出任联通总工程师， 进入 1999年后联通得到的优惠政策与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开展互联网与数 ★在第四次总理办公会上，国务院终于敲定了“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这一天是199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而方案的框架与10 天前吴基传部长答记者问如出一辙； 紧接着中国电信改革就驶入车道。
1999年3月1日，信息产业部公布了期待已匀的邮电资费调整方案。
互联网资费、固定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长话费等近10个项目都大幅降低；在一些大城市的电信营业厅出现了人们等装第二部电话、上网、购买手机的热潮，这对时下中国内需匾乏的市场可谓是一道风景。
1999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广州，在中美电信高层会上就中国政府考虑发展美国CDMA制式移动电话达成协议。
此项协议将会使美国、加拿大几家著名的CDMA制式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制造商获得至少上亿美元的商机。
同时从上海传来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信息产业发展公司和美国AT＆T 公司已经鉴署了关于在浦东地区合资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协议，这将是中国通信运营业引进外资的首个试点。
几乎同时，互联网上忽然传出一家名为hardcout的美国上市公司欲以8000万美元全盘收购国内著名的商业ISP 公司瀛海威时空的消息，虽然瀛海威很快就声明此消息的子须乌有，然而仍然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
一方面是hardcout股价的迅速飙升，另一方面是中外投资者纷纷铺测此举是否意味着外商进入电信运营特别是ISP业务的禁令即将打破
而这一系列变革都发生在朱总理即将踏上访美之路前，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吴部长在中美广州峰会上对记者发表的公开长篇讲话，其继续推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信念与稳健渐进的心态一览无余。
宽带IP网挑战中国电信 1999年2月11日，也就是在中国电信改革方案批准出台的前3大，国务院专门就 “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召开有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等几大部委有关人员参加的总理办公会，会上正式同意了这个简称为宽带IP项目，仅仅在1 个月之后，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准实施该顺目。
高速互联网工程所要建立的是基十互联网新技术的下一代通信网络，被称做宽带IP网的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为用户提供速度成倍提高，但价格成倍降低，传统电信网络根本无法比拟的互联网、电话、电视等服务。
此项目由中科院牵头，加上广电局、铁道部、上海市，共出资3个亿， 主婆利用高速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光缆网，将联通15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中京、津、石家庄段将在1999年下半年预备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方宏一战略最好的奖励，宽带IP网不仅仅是一个示范工程，更深邃的意义在于它更是一种权利，一片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作为宽带IP网的积极倡导者，中科院声学所的侯强研究员一语道破高速互联网之于传统电信的要害所在：现代通信体制是面向连接型的，它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各种网络互联成无缝大网的要求，非连接型的互联网商业化的巨大成功将对现代通信体制产生强烈冲击。
学者尹鸣对侯自强这一技术话语的解释更为直白：电信业的核心任务是传输信息，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必然导致体制变革。
一方面，原来的电话公司已不可能继续以独家灯式提供所有业务的满足各种需求，心然导致电信业务的开放和全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传输网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各种业务和经营者的公共资源，被全社会所共享。
因此，电信技术的革命不但已经使传输网络与电信业务必然合一的根据不复存在，而且使础除垄断促进竞争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电信发展的基本态势。
“高速互联”或许真的能为中国电信改革突破窠臼，因为在1998华盛夏，业界广泛传言要建立全国性有线电视骨干网的建议被最高决策层否定，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不是交给中国电信去做。
上海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国际接轨的争夺中凸显出精明与果敢
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 1999年的早春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可谓是风起云涌、充满无穷变化。
长风破浪会有时 进入1999年以来，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趋缓，但网络经济依然“凯歌行进。
” 4月7日，Yahoo公司公布了一季度的财务报告，市值突破410亿美元，其净利润高达1640万美元，首次超过作为工业时代标志的波音公司市值，其实，不仅 Yahoo 如此，一大批与网络相关的世界级明星企业和超级富豪脱颖而出，Amazon、Aol 、 ebay、eTrade、Qwest等新一代网络服务与通讯公司的崛起， 使得无数声名显赫的传统大公司黯然失色。
目前，AOL、Yahoo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4000万以上，日均访问量超亿人次。
专家预计，用户规模达到8000万到1亿的“超级IT 巨人”可望在年内脱颖而出。
据统计，目前在信息产业领域，硬件业的平均利润是5％， 软件业为 10％，而信息服务业为15％，有人据此断言，IT业将成为本世纪末“财富雨水”最多的一个新兴产业。
网络经济已不再是学者专家理论研究的话题，或者是个别奇迹公司的火箭式飞升，它正逐步从根本上影响着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价值走向。
全球网络服务巨头加快了合纵连横，大规模兼并重组，开始重新洗牌，其规模之大、频次之高前所未有。
目前AOL、Yohoo、MSN“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出现。
一个网络服务企业真正成长为“巨人”的时代已呼之欲出。
据4月份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1.8亿，比上同期翻了一番。
其中今年第一季度新增网民0.33亿，专家据此预计，今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将再攀新高，达到用户将接近4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增长率为172 ％，比去年高出72个百分点。
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互联网开始在全球社会生活和公众舆论方面发挥巨人般的影响。
在最近北约空袭南联盟以及年初海湾战事的报道中，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在“及时性”和“随时性”两方而超过传统媒体，数千万网民充分感受到了网络媒体的魅力，互联网让传统媒体显得黯然失色。
市场调查公司Jupiter Communications曾向2200名网友的调查显示，虽然广播电视还是一般大众收看新闻快报的主要来源，但遇到突发新闻事件，超过一半的网友会先上网查看最新消息。
而且，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网络新闻与广播电视新闻一样值得信赖。
1999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就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不仅仅是网上购物，而是依托计算机系统开展的所有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的全面推开，实际上给现代社会经济注入了一个全新的“神经系统”。
根据IDC公司的调查， 今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将再增长一倍，达680亿美元、接近去年的3倍，超过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近几年，美国的风险投资一直不断增长。
从这几年风险资金的流向来看，占第一位的总是信息技术产业，1998年占了全部风险投资的62％，达78亿美元。
1998年靠风险资金支持的新上市公司共77家，其中近1／3是互联网公司。
风险投资体制的引进，标志中国IT服务企业的商业生存环境正在加快向国际接轨，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或“科技发展基金”。
如北京市1998年以市财政市科委出资5000万元，由市创业中心直辖实施，依托地方金融机构（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市出资设立的“高科技成果转达化风险资金”，从1998年至2000年，市政府安排6亿元资金，按市场运作方式， 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贷款、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深圳市筹集数亿资金，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
再比如具有实力的一些经济实休，共同集资组建风险投资公司，由北京首创集团、中投保等五家公司集资4亿元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等。
1999年3月份一家在国内业界不声不响（即使在深圳也知名度不高）的深圳中贸网公司（在美国注册公司名为INTERMOST），却抢了个先，悄悄在美国OTC股票市场上市。
1999年5月18日，在深圳召开的“99中国风险投资及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光大集团、深圳赛博韦尔软件产业集团组织的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筹委会）也已诞生，引进风险投资扶持IT企业快速成长的新机制正在探索过程中，可以预见一个借助风险投资推动IT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呼之欲出。
面临如此好的形势，中国企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 ——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与美国 NSFnet实现直接联网。
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net的国家。
——1994年5月21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饵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改变了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历史。
——1994年9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启动。
——1994年10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启动。
——1995年1月，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1995年10月，中国第一个民营互联网服务商瀛海威时空在北京开通。
——1996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
——1996年2月11日，国务院第195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1996年12月，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169网）全面启动。
——1997年4月18日至21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 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网络建设的16字方针。
——1997年5月30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 1997 年 1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首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后每半年公布一次，成为国内评价互联网发展的标准数据。
——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了由国务院批准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1997年，CHINANET实现了与中国其它三个互联网络的互连互通。
—— 1998年7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二期工程启动。
——1999 年 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第三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999年2月，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CNlSTEC）正式运行。
滴滴的企业文化怎么样
如何看待它今年招收的第一批管培生
滴滴很年轻，不但创业者年轻，团队平均年龄也才只有27岁。
滴滴创业前在该行业几无任何积累，从资源、关系、能力三个维度去看，前两者几乎是零起点。
按照过去我的标准，这样的情况我会建议创业者不要去碰这个领域。
这也是互联网创业的一个新特征，新的垂直领域越来越被外来者“侵入”，而且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其产品往往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从滴滴的核心创业者、管理者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既无所畏惧，又有机敏的独立思考能力，过人的战略思维和跨界洞察能力；他们认定目标，则义无反顾，既百折不挠，执行力极致、坚韧，又至柔若水，充满耐心。
他们在迷雾中求解方向，在不确定性中找寻确定性的线索。
连所向披靡的Uber都慨叹在中国才真正遇到了对手。
其创始人特维斯·卡兰尼克说，虽然美国地区已经实现盈利，但去年Uber中国亏损高达10亿美元，“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只要是他所在的城市我们就无法盈利，而且他们还在竭尽全力收购市场份额。
完全猝不及防”。
重新定义创业与成长入口与流量：敏锐洞察，极致执行滴滴在衣食住行中找到互联网改造出行的缺口，以出租车打车痛点契入，抓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移动终端平民化的机会窗口，顺应消费者主权的潮流，让用户驱动，求解出行难题，对出行平台商业逻辑进行了创造性塑造。
随着对汽车革命的演进、分享经济平台要素的洞悉和把控能力的提升，滴滴一路高歌猛进。
文化驱动融合对于一家新生公司而言，没有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对协同的体认，没有对试错纠错的开放，没有开放生态、随时归零的心态，没有心存敬畏和对诚信的尊崇，滴滴不可能迅速崛起，合并也不可能达成，融合更不可能如此平滑发生。
梦想驱动协同滴滴讲梦想不是灌心灵鸡汤，而是刻画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血液中、行为上，共同的梦想让每一个小桔人（滴滴内部对员工的称呼----编者注）认同解决出行痛点的价值，为自己和团队骄傲，让每一个小桔人感受到推动变革的力量也可以来自于自己。
强不确定性下的动态决策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如履薄冰，要求反应速度之快超乎一般管理者想象。
滴滴近四年来面对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可能是很多创业公司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
市场教育、冷启动、残酷竞争、监管控制、内部发展、出租车司机的不理解；特别是出租车等出行领域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相关者复杂、协调难度极高，且没有对等的话语权。
状况丛出，导致管理团队随时要面对新的问题。
让危机感和敬畏心无处不在身处逆境的滴滴人呈现出初创企业罕见的积极、达观；获得资本市场追捧他们一直没有放下敬畏心，反倒一直在强化危机感。
他们有大家难以想见的坚韧，他们经常被监管撕裂伤口，经常被对手撕裂伤口，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有撕裂自己伤口的勇气。
滴滴的“照镜子”文化，就是在内部会议上“把伤口撕开，让你看到血淋淋的肉”。
“太阳花”项目就是展开用户体验竞赛与对抗，“失败者”要打扫厕所或者裸跑。
夹缝中逆势向上一场战役、一个管理办法出台、一次安全事故或者资金链条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滴滴的“突然死亡”。
九死一生的滴滴逆商超群，也打造了一支战场上高耐压、强执行、坚毅前行的铁军，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程维是无可救药的军事迷，他最多的比喻是战役、战争；从文质彬彬的深度机器学习专家何晓飞的语言中也能听到这样的战略观。
的确，他们打造了一支战场上高耐压、强执行、坚毅前行的铁军：面对垄断，敢于亮剑；面对对手，敢于亮剑；面对巨头，敢于亮剑。
重新定义出行重新定义“互联网+交通”“互联网+”与城市交通的融合，对城市智慧交通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也为城市的智慧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可能。
“互联网+交通”是衡量城市智慧交通发展的先进性、反映城市整体智慧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同时，“互联网+出行”可以成为量化城市居民出行情况的标尺（新华社、滴滴出行，新华滴滴“互联网+”出行指数报告2015，p2）。
滴滴带给交通、出行最大的改变一是出行可以通过移动平台实现新的连接、匹配；二是充分调动社会运力资源应对潮汐；三是改变出行模式，让拼车、顺风车借助互联网大行其道。
用分享经济解决出行的潮汐问题在高峰时段，调动巴士、出租车、专车、顺风车等一切社会运力，承接海量出行需求；而在非高峰时段，这些运力则各自发挥其他作用，滴滴出行平台用分享经济模式解决了出行的潮汐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就此评价道，“专车最有价值的就是非全职，是弹性的、兼职为主的模式，才能应对潮汐的城市交通出行。
”让出行更美好用户在出行上有很多的痛点，愉悦、美好、有尊严，这些词汇多年来似乎和我们的出行不相干。
程维希望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体面地出行，甚至说有尊严地出行，让出行更美好。
这种美好体现在多个环节，叫车环节便捷、各取所需，把选择权交还乘客；在出行过程中能够享受服务的美好；接受服务后，用户可以参与评价，体现对消费者评价权的尊重。
除此之外，出行美好还有在云调度的算法、数据支持下，有效减少拥堵带给出行者的体验。
重新定义分享经济滴滴的发展依靠用户驱动、人性驱动、数据驱动，重新定义了供求、用户、伙伴与协同，让资源分享、时间分享、技术分享成为可能，协作协同无处不在，顺风车、连续拼车充分展现分享经济的魅力，在一站式平台上消费者的主权和选择权得到体现，形成“互联网+分享经济+WE众经济”的独特模式。
滴滴用“WE众”的方式展开跨界合作，视他们为合伙人，共建共享协同。
重新定义国际化滴滴不是一家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企业。
在国际化上尽管有质疑声，2015年滴滴还是迈出了扎实的步伐。
很显然，滴滴的国际化路线并非把本土模式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更为大胆、更具开放与分享精神的创新。
分享经济没有边界，分享经济的模式也没有刻板的套路。
通过建立分享出行全球合作框架，滴滴出行、Lyft、GrabTaxi和Ola四方将打通产品，为中国、美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国际旅客群体提供无缝出行服务，覆盖全球人口的50%。
四方合作的跨境产品已于2016年4月上线。
重新定义创新2015年1月29日，基于程维过去一年卓越的创新变革表现，他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影响中国2014年度新经济人物”。
颁奖词这样描述：“他是一个颠覆者，倚仗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撬动板结了几十年的利益格局；他是一个改良者，用一个客户端，同时提高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舒适度。
他是2014年度互联网改变实体消费的翘楚，精准抓住了城市上班族打车难的‘痛点’。
他是科技改变生活的鲜活例证，告诉无数创业者，创新的步伐，永远要跟随消费者的脉动”。
重新定义责任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如何切合自身特征，做出对社会、对居民、对生态、对伙伴有价值的综合安排
请看滴滴的回答：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滴滴在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服务管理机制，并通过健全司乘评价体系，实现司机与乘客的双向评价，平台不断完善滴滴全用户的信用记录，通过自身的努力有效推动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重新定义核心竞争力滴滴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整合各类城市交通资源；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以及智慧算法智能匹配出行的供给和需求，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总体效率，降低社会成本，让出行变得更加高效便捷。
滴滴研究院（新更名，前身为滴滴机器学习研究院）是个很神秘的部门，很少为外界所知，但是滴滴的核心资产。
滴滴的企业文化怎么样
滴滴很年轻，不但创业者年轻，团队平均年龄也才只有27岁。
滴滴创业前在该行业几无任何积累，从资源、关系、能力三个维度去看，前两者几乎是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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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创业与成长：入口与流量：敏锐洞察，极致执行滴滴在衣食住行中找到互联网改造出行的缺口，以出租车打车痛点契入，抓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移动终端平民化的机会窗口，顺应消费者主权的潮流，让用户驱动，求解出行难题，对出行平台商业逻辑进行了创造性塑造。
文化驱动融合对于一家新生公司而言，没有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对协同的体认，没有对试错纠错的开放，没有开放生态、随时归零的心态，没有心存敬畏和对诚信的尊崇，滴滴不可能迅速崛起，合并也不可能达成，融合更不可能如此平滑发生。
“简单、开放、激情，独立思考、极致执行、拥抱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协同的力量。
梦想驱动协同滴滴讲梦想不是灌心灵鸡汤，而是刻画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血液中、行为上，共同的梦想让每一个小桔人（滴滴内部对员工的称呼----编者注）认同解决出行痛点的价值，为自己和团队骄傲，让每一个小桔人感受到推动变革的力量也可以来自于自己。
强不确定性下的动态决策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如履薄冰，要求反应速度之快超乎一般管理者想象。
滴滴近四年来面对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可能是很多创业公司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
市场教育、冷启动、残酷竞争、监管控制、内部发展、出租车司机的不理解；特别是出租车等出行领域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相关者复杂、协调难度极高，且没有对等的话语权。
状况丛出，导致管理团队随时要面对新的问题。
让危机感和敬畏心无处不在身处逆境的滴滴人呈现出初创企业罕见的积极、达观；获得资本市场追捧他们一直没有放下敬畏心，反倒一直在强化危机感。
他们有大家难以想见的坚韧，他们经常被监管撕裂伤口，经常被对手撕裂伤口，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有撕裂自己伤口的勇气。
滴滴的“照镜子”文化，就是在内部会议上“把伤口撕开，让你看到血淋淋的肉”。
“太阳花”项目就是展开用户体验竞赛与对抗，“失败者”要打扫厕所或者裸跑。
夹缝中逆势向上一场战役、一个管理办法出台、一次安全事故或者资金链条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滴滴的“突然死亡”。
九死一生的滴滴逆商超群，也打造了一支战场上高耐压、强执行、坚毅前行的铁军，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程维是无可救药的军事迷，他最多的比喻是战役、战争；从文质彬彬的深度机器学习专家何晓飞的语言中也能听到这样的战略观。
的确，他们打造了一支战场上高耐压、强执行、坚毅前行的铁军：面对垄断，敢于亮剑；面对对手，敢于亮剑；面对巨头，敢于亮剑。
重新定义出行重新定义“互联网+交通”“互联网+”与城市交通的融合，对城市智慧交通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也为城市的智慧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可能。
“互联网+交通”是衡量城市智慧交通发展的先进性、反映城市整体智慧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同时，“互联网+出行”可以成为量化城市居民出行情况的标尺（新华社、滴滴出行，新华滴滴“互联网+”出行指数报告2015，p2）。
滴滴带给交通、出行最大的改变一是出行可以通过移动平台实现新的连接、匹配；二是充分调动社会运力资源应对潮汐；三是改变出行模式，让拼车、顺风车借助互联网大行其道。
传统出行逃不脱被“互联网+”改革的宿命，原因大概有：高度垄断，或貌似开放但设置难以僭越的高准入门槛；没有照顾好用户，广为诟病；与发展趋势脱节；利益格局私相授受，或价值在产业链条上畸形分布等。
用分享经济解决出行的潮汐问题在高峰时段，调动巴士、出租车、专车、顺风车等一切社会运力，承接海量出行需求；而在非高峰时段，这些运力则各自发挥其他作用，滴滴出行平台用分享经济模式解决了出行的潮汐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就此评价道，“专车最有价值的就是非全职，是弹性的、兼职为主的模式，才能应对潮汐的城市交通出行。
”让出行更美好用户在出行上有很多的痛点，愉悦、美好、有尊严，这些词汇多年来似乎和我们的出行不相干。
程维希望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体面地出行，甚至说有尊严地出行，让出行更美好。
这种美好体现在多个环节，叫车环节便捷、各取所需，把选择权交还乘客；在出行过程中能够享受服务的美好；接受服务后，用户可以参与评价，体现对消费者评价权的尊重。
除此之外，出行美好还有在云调度的算法、数据支持下，有效减少拥堵带给出行者的体验。
重新定义分享经济滴滴的发展依靠用户驱动、人性驱动、数据驱动，重新定义了供求、用户、伙伴与协同，让资源分享、时间分享、技术分享成为可能，协作协同无处不在，顺风车、连续拼车充分展现分享经济的魅力，在一站式平台上消费者的主权和选择权得到体现，形成“互联网+分享经济+WE众经济”的独特模式。
滴滴用“WE众”的方式展开跨界合作，视他们为合伙人，共建共享协同。
重新定义国际化滴滴不是一家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企业。
在国际化上尽管有质疑声，2015年滴滴还是迈出了扎实的步伐。
很显然，滴滴的国际化路线并非把本土模式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更为大胆、更具开放与分享精神的创新。
分享经济没有边界，分享经济的模式也没有刻板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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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合作的跨境产品已于2016年4月上线。
重新定义创新2015年1月29日，基于程维过去一年卓越的创新变革表现，他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影响中国2014年度新经济人物”。
颁奖词这样描述：“他是一个颠覆者，倚仗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撬动板结了几十年的利益格局；他是一个改良者，用一个客户端，同时提高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舒适度。
他是2014年度互联网改变实体消费的翘楚，精准抓住了城市上班族打车难的‘痛点’。
他是科技改变生活的鲜活例证，告诉无数创业者，创新的步伐，永远要跟随消费者的脉动”。
重新定义责任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如何切合自身特征，做出对社会、对居民、对生态、对伙伴有价值的综合安排
请看滴滴的回答：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滴滴在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服务管理机制，并通过健全司乘评价体系，实现司机与乘客的双向评价，平台不断完善滴滴全用户的信用记录，通过自身的努力有效推动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重新定义核心竞争力滴滴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整合各类城市交通资源；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以及智慧算法智能匹配出行的供给和需求，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总体效率，降低社会成本，让出行变得更加高效便捷。
滴滴研究院（新更名，前身为滴滴机器学习研究院）是个很神秘的部门，很少为外界所知，但是滴滴的核心资产。
中国改革30年的图书目录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汇率者，货币间的市场之价也。
譬如近来又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无非就是多少人民币换一美元的市价问题。
以变动的趋势着眼，用比今日之汇价更少一点的人民币就可换得一美元，人民币就是升值了。
反过来，用更多的人民币才换得同样一美元，人民币则贬了。
市价有什么好吵的呢
在日常生活里，你我不是天天要进市场，时时要与市价打交道吗
经验很真实：早餐之价不要吵，铅笔文具之价不要吵，衣帽鞋袜之价也不要吵。
市场之道，可以讨价还价，但不需要吵。
讲不成价钱也好办，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有下回哩。
从没见过“白菜升值派”，隆重其事写下白菜应升值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卖白菜的只要对其他买家的光顾信心满满，不改口自己的出价就足够了。
是不是汇率涉及与老外的生意，所以就非吵不可呢
也不尽然。
今年1月到达沃斯开会，来回搭乘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
我的立场，摆明是希望自己口袋里的人民币对汉莎机票升值的。
无奈寻来比去，同等条件下没有他家航空公司可选，只好屈从对方——那分明是可恶的人民币贬值派。
相比之下，成都远郊的农民比我本事大：他们也是人民币对可口可乐汽水的升值派，却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小卖店里购得只有城市销价五分之一的可口可乐。
胜利可不是吵来的，那只是因为其他竞争者逼得可口可乐不敢多要一分钱
市场之价为什么无须吵
我的理解，市场其实是一套靠行为定价的游戏。
天下买家大同小异，差不多个个都是自己持有货币的天生升值派。
卖家也大同小异，都是顾客手持货币的贬值派。
问题是，市场里的升值贬值不需要吵，大家出价就是了。
横竖买家与买家争、卖家与卖家争。
至于升值派能不能赢，决定的因素是卖家营垒的竞争程度是不是压过了买家营垒的竞争程度。
若是，吵不吵无所谓，买家所持货币终究要升值；若不是，吵得再凶，买家的货币也挡不住对卖家的商品贬值。
这是说，凡能够以行为定价钱的，吵闹就多余了。
从这点看，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
是的，古往今来，自发的市场熙熙攘攘，但绝不吵吵闹闹，更不是好勇斗狠之辈喊打喊杀的好去处。
不是市场里没有利害关系，无论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外国人与外国人，买卖各方的利害分歧与生俱来，这点亘古不变。
但是，在市场制度下，可以出价定胜负，吵闹实在多此一举。
人民币汇率究竟中了什么招，要这样吵了又吵
远的不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不了多久就传来“国际声音”：人民币不要贬。
五年后，国际呼声转为“人民币要升值”，而同情中国的老外学者，一般说升值绝不可取。
国际上开吵，国内也跟着吵，升值派与不升值派营垒分明。
也有学者开始主张人民币绝不能升值，等到政府决定于2005年7月开始小步升值，又说缓升也许是必要的。
再过三年，全球金融危机横扫神州大地，人民币升值之声让位于全球救市。
不过还真有人倒算，人民币升值是比美国金融危机还要厉害的中国经济杀手
又过了一年，后危机时代幡然来临，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重起。
这回动静可大了：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多位美国议员，直到美国总统，一起放话要人民币升值。
冷眼看去，正派反派的论据无数，却不见有人问出缠绕我心头好几年的一个问号：他们为什么吵架而不出价
我的问题是冲着升值派去的：你们要是真的主张人民币升值，何不带头——然后带领所有赞同升值主张的人们——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呢
这里的经济逻辑很简单：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的 “买压”，总比大呼小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的“言压”管用吧
我的问题也是冲着人民币绝不升值派去的：要是真主张人民币不升值，大手拿人民币买美元不就得了
更一般地，我的问题是冲着所有“有主张”的人们去的：用行为而不要用言辞来表达阁下的主张。
说来不容易相信，我的问题来自一次令人尴尬的经验。
那时听一位朋友讲述人民币绝不应升值的理由，他讲得实在头头是道。
我知道他海外归来，问他自己是否多持了一点美元。
不料他很吃惊：早把美元卖掉了呀
受此刺激，我以后听到“主张”就非联想到“行为”不可。
蒙代尔说人民币汇率不可升，我想问他为什么减少在美国的时间到中国来领北京绿卡
克鲁格曼说美国惟有压迫中国升值，我想问是否中国人也可压迫他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薪酬
13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要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想问他们干吗不来点真格的，干脆拿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换他几十万亿人民币
看来人们还真不把经济学当回事。
这门以解释行为为己任的经验科学，最起码的坚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言辞、特别是关于他们自己行为的言辞——作为研究的对象。
所以，我的问题说到底是冲着自己来的：在热烈地争论人民币汇率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之前，我们究竟搞清楚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吗
容我强调一句：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汇率主张”，而是在每个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点15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那个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10年4月12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59元），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特征 [淘股吧]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4月26日星期一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
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部在上海外滩中山北一路15号，曾经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与纽约、伦敦、东京那些外汇市场不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有形市场，比较容易观察。
再加上历史不长，弄清来龙去脉不算太大的难题。
1994年前的中国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
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
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
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之价，结算给政府。
人民币估值如此之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代价购得全部外汇。
不过，这样打算盘有一个代价，就是谁也不愿积极创汇。
政府低价购汇，如同当年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一样，降低了刺激生产者努力的诱因。
逼来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轨。
路径大体如下：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提高购汇牌价，然后又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个比例（20%）的外汇自用，并可以把这部分留成的外汇，拿到 “外汇调剂中心”去，看有没有谁的出价比官方外汇牌价更高。
由于低于真实市价的“平价外汇”永远短缺，需求就永远旺盛。
大家你争我夺出价，就把计划外的外汇调剂价格拉高了。
外汇双轨制应运而生：牌价外汇5元多兑1美元，调剂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兑1美元
后者才是市场，因为凡想多要美元的，无须喊叫，也无须左打报告右审批的，拿人民币出价就是了，游戏规则是出价高者得美元。
拜改革开放大潮之福，外汇市场轨的力量越来越大。
到1993年中国第一次汇改前夜，中国全部外汇的80%来自调剂中心即市场轨，仅有20%来自计划轨。
中国的第一次汇改，大刀阔斧完成了汇率双轨的合并，也把分布于各地、分散定价的外汇调剂中心，整合成统一竞价的外汇市场，这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由来。
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时代结束了。
今天的人民币汇率，是在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市场上形成的。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确是一个市场。
不过，这个市场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
我观察了几年，发现至少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留意。
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
这个特点，区别于全球主要外汇市场。
当今世界，人们不仅可以在美国境内买卖美元、也可在美国境外买卖美元，正如人们可以在欧洲境内外、日本境内外买卖欧元或日元一样。
可是人民币的交易就仅限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但外国人却不可以在中国境外买卖人民币。
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嘹亮，原来是因为他们无从拿美元买人民币
这方面，香港是个例外。
在这个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上，自2003年以后是可以合法买到一些人民币的。
并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没有很高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因为无论哪种汇率主张，在香港总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出价行为来表达。
另外一个特点较为隐蔽。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交易所类型的市场，实行会员制。
所有在中国有权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包括其分支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
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 “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不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所有可以入场交易的会员当中，有一个特超级会员。
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
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
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读者常听到的早就过了2万亿美元的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
要说明的是，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央行进场大手购汇，这件事情要怎样看
我的看法，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当然，在自己主管的市场里从事采购活动，裁判员兼运动员，确有一个角色冲突问题。
不过，好在外汇交易非常透明，中国外汇交易比其他政府机构入场的市场一般来说更为干净。
横竖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大家出价竞买，央行出价高就央行得。
这里没有超级特权，公众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环节的丑闻所困。
问题是央行购汇的购买力来源。
我们知道，央行不是普通商业组织，无从通过向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来获取收入。
央行也不是财政部或国资委，可以向商业机构或个人直接征税，或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权益来形成自己的购买力。
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
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在市场供求中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至关紧要。
下周再谈吧。
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 [淘股吧]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我们已经知道，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
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由数百个有权在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中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会员制交易所——或称“银行间外汇市场”。
这个市场依法由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
较为特别的地方，是依法管理这个市场的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入市买卖外汇。
更为特别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汇，都是由央行购得、然后转为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的。
讲过了，1994年第一次汇改之后，中国在法律上不再要求强制结汇。
因此，央行购汇与别的会员的购汇行为没有什么原则不同：平等竞争，出价高者得。
央行所以购得了进入中国外汇的绝大多数，原因简单，就是谁的出价也不如央行的出价高。
正因为央行出价最高，所以市场里的其他会员，就很乐意把从企业与个人那里购得的外汇，卖给央行。
2003年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说，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入，可以“保留或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后者又可以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外汇市场上交易。
无论企业、个人还是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都有权不卖外汇给央行。
这里的不卖者，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对所持外汇的出价，高于央行罢了。
央行购汇当然用人民币。
那么，央行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大手购买外汇的巨量人民币的
这个问题似乎太浅：谁不知道普天下流通的人民币，都是由人民银行即中国的央行发出来的
翻开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2003年12月人大常委会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法定的人民银行职责之一，就是“发行人民币”（第四条（三）款）。
既然央行有此职权，为大手购汇多给自己发一些人民币，还不是易如反掌
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央行发行出来的。
正是这个法定的央行权力，使不少人认为，央行大手购汇的代价非常之低。
在技术层面，发行货币就是印刷钞票。
这也不单中国如此，当代所有实行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的国家皆如此。
但是，以为央行发行货币的代价仅仅就是人民币的印制、运送和保管的成本，在经济上却大错特错。
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
货币发行要受到债务负担的压力——天下持币人都是央行的债主，那可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
为什么发行货币就是央行对天下持币人负有的债务呢
从常识看，人们辛苦工作之后领取薪水图的可不是“钱”，因为钞票（法定货币是也）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无法为持币人带来真正的享受。
人们领钱是为了花钱，最后是为了交换到过日子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这样看，领钱持币就等于人们把自己辛苦劳动产出的产品先“借”给了发钱机关，而钞票不过是货币当局开具出来的负债凭证。
拿到货币凭证的，有权从其他商品提供者那里换得需要的商品，而后者也因此成为“借出”商品、持有凭据的债权人。
货币在持币债权人那里不断地换手，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借货币来完成交换。
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
横竖人们借货币是为了购买商品与服务，倘若借得货币的时候每百元人民币能购大米50斤，等到持币人真的去买米之时只能购米40斤，那么这位持币人的债权就被缩水20%，等于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个别场合的物价上升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譬如天旱影响当地稻米的产量，或者仅仅因为一时的市场竞争格局，买家相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卖家竞争，米价都可能上升。
非到物价总水平普遍、持续上扬，央行超发货币的代价是难以观察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央行不会得罪个别的持币债权人，超发货币得罪的是天下所有持币人。
正因为如此，央行发行货币的大权就不能不受到特别的约束。
上引《人民银行法》在授权央行发行货币之前，规定了央行全部活动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
央行当然有权用发行人民币的法定地位筹得购汇的支付能力，但也要受法定责任的约束，即不能以损害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代价。
除了增发人民币，央行还有别的购汇手段吗
有的。
这就是同样由法律规定的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
这里又有诸多政策工具可用。
择其要者，第一项工具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也就是有权规定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大一个比例不得贷放出去，而要交存到央行。
这就给央行带来“花钱”的机会：在给付准备金利息的条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备金购买外汇。
由于央行既可依法规定准备金率，又可根据需要花费这笔准备金，所以看来，这是能够为央行大手购汇筹资的一个有效手段。
与增发货币不同，央行通过抽准备金的办法所获得的购汇能力，不需要加大货币发行总量。
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还减少了货币供给呢。
问题在于，当央行自己动用这些准备金购汇时，已关入准备金笼子的货币又被放回到商业银行，成为进一步向市场放贷的基础。
央行另外一项政策工具，是“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这就是说，无论货币发行过多，还是把准备金收拢了再放回去，央行还可以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市场里货币的“动”与“静”。
简单说，央行加息等于诱使货币老虎趴在笼子里趴着别动。
在理论上，只要加息的力度够劲，总可以达到这样一点，以至于外面的老虎也争相要求入笼静卧。
这就是商业银行高于法定准备标准的“超额准备金”的由来。
超额准备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构成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
不过当央行动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外汇时，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场上去了。
这样忙来忙去，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
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
当然央行还有一道杀手锏，这就是2002年以后才越用越多的 “发央票回收流动性”。
央票是个新工具，也于法有据。
不过从经济性质来看，无论长期短期，央票总还是央行对持票金融机构的负债。
还是老规矩，央行出售央票的现金性负债，又可以拿去入外汇市场购汇。
这就使“捉放虎”的游戏，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央行负债的经济性质 [淘股吧]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 从上文知道，央行在中国外汇市场大手用人民币购买外汇，靠的是以下诸种手段：增加货币发行、动用商业银行存于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以及发出“央票”即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券。
我们也了解，所有这些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无一例外都来自央行的负债。
这么说吧，当下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中国拥有的2.5万亿美元的 “国家外汇储备”，每一元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的人民币负债。
负债之意，无非就是债务人欠了债权人的钱。
但是，央行的负债，与我们平常家庭、企业抑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有很大的不同。
比较明显的区别，央行是中央政府开的，所以，央行的负债讲到底都是政府的负债，靠政府的信用借，也靠政府的收入还。
可是，我发现，央行的债务与政府的财政性债务还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央行欠债的时候，不但不需要得到债权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债权人知道。
让我们一起来读央行负债的信息。
在中国人民银行网页的 “统计资料”栏目里，很容易调出1999年以来历年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选2009年12月为例：央行的总资产为22.7530万亿人民币,而央行的 “自有资金”仅为219.75亿人民币。
这就是说，每1000元央行的资产，有999元以上来自负债
老天爷，倘若哪一个国家的财政负债也达到这个水平，怕早就无人敢买该国国债啦。
至于一般工商金融企业，不要说1元自有资本对1000元负债，就是1元自有资本对10元负债，也足以吓跑天下债权人。
为什么央行有如此之高的负债率，却依然安然无恙
查阅1999年央行的自由资金占总资产之比，还超过了1%，10年时间负债率升了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央行还可以不断从高负债走向更高负债，举债从没遇到实质性的障碍
近年人民币汇率之争此起彼伏，热闹非常，可是实际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基础——央行大手负债购汇——却基本不入舆论与公众的法眼，很少有人关注，也没有构成热点问题，这又是为什么
显见的答案上文提到了：央行是政府开的，只要财政可靠，央行的资产负债就无需大家操心。
不需要罗列数据，最近10年，当然是中国国家财政实力飞速增强的10年，而财政税收之外的国有资本，更是大进特进的10年（虽然是否由此就引起“民退”，需要另外专门讨论）。
政府财力的基础雄厚，是不是债权人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央行负债就没有问题了
细读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却没有看到政府财力支持央行负债的直接证据。
还以2009年12月为例，“政府 （在央行的）存款”2.1万亿，只不过比“（央行）对政府债权”（1.6万亿）多了5000亿人民币而已。
这说明，政府借给央行的财力，对央行持有天文数目的资产，实际的贡献了了。
央行的自有资金就算全部来自财政拨款，也不过区区200多亿人民币。
我们的问题还在：为什么央行并没有从法律上的后台老板——国家财政——那里获得实际的财力支援，却依然还有能力超高额负债，还可以持续大手购买并持有总数越来越多的外汇资产
答案要到央行负债的经济性质里去寻找。
我的心得，央行负债区别于财政和任何公私企业负债的特别之处，是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的负债根本就无需归还
既然无须归还，“债多不愁”就是很正常的：不但举债人不愁，连债权人也不愁。
谁也不愁的事情，负债率高企，有什么奇怪的吗
各位读者，此说对理解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重大，容我阐释一下吧。
先看央行负债的最大头——“储备货币”。
2009年12月此项数为14.3985万亿，占央行总资产的63.3%。
大家知道，“储备货币（reservemoney）”也就是“基础货币 （basemoney）”，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1）货币发行，（2）金融机构存款。
第一部分来自法定的央行特权，因为在国家信用货币的制度之下，惟有央行才可合法发行货币。
央行发出来的货币进入市场流通，除非央行觉得有必要回收，是不需要向谁归还的。
把这些并没有归还义务的货币也记作负债，源于国家信用货币的前生——在可兑换的金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下，央行以自己储备的金银为本，发出的票子满足流通的需要，而使用票子的债权人，有权到拿了票子到央行来兑金银。
“储备货币”者，就摆明央行发钞具有负债的性质，要储备货币（reservemoney），以备债权人上门索债之需。
像美联储和德国央行，至今还储备着全球为数可观的黄金，其实就是为他们货币的国家信用作保。
没有多少黄金储备的央行，直接以国家权力作为发钞的抵押之物。
窍门在于，“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持票债权人上门要兑国家权力的事，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个限度内，储备货币就是央行可花的钱。
“储备货币”的第二部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真储备。
因为这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又来自他们的储户，有清楚的债权债务链条的约束，即使贵为央行，也要准备这些债权人上门，没有储备怎么过日子
但是，央行拥有规定商业银行存央行准备金比率的法定权力。
譬如前两天央行的一道声明：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就上调0.5个百分点，全国总共3000亿以上的资金就要被“冻”入央行。
在理论上，央行只要不降低法定准备金率，这部分“债”就可以锁定而无须归还。
央行当然要为这部分准备金付点利息，但也是讲过的，倘若央行付出的利息高过商业银行放贷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还会把更多的准备金“超额”存入央行。
央行对后者当然负有偿还的义务，不过只要付息足够高，那么在一个限度内，债权人就宁愿央行永不归还。
要知道，够高的利息对央行不是难事，因为在理论上，央行可以增发货币来付息
于是乎，“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也可规避储备货币的偿债压力，痛痛快快把储备金花出去就是了。
在储备货币之外，央行还可以发行债券。
如2009年12月央行的发债余额就达4.2万亿人民币之谱。
央行发出的债券当然到期要还，不过如我们近年观察到的，用于对冲流动性的 “央票”，是可以到期再发，而且可以到期再增加发行的。
如是，央行总可以积淀下相当一笔无需归还的负债。
再说了，实在到了非还不可的时候，央行反正还有增发货币的杀手锏。
正因为“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负债无须归还，所以央行的负债率就可以高到财政、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根本不可能企及的高度。
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甚至连“自有资金”都记在了 “总负债”的名下——央行可以100%通过负债来形成自己的总资产。
既然负债率可以几近100%，央行的负债量就几近无限，而央行的总资产包括持有的外汇资产也就可以几近无限。
各位注意了，这才是实际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也是人们广泛地以为——在我想称之为 “央行负债幻觉”的作用之下——人民币汇率不是买卖行为的结果，而是各国政要、专家、舆论大打口水战的结晶是不是这些
如何看待国有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
一 理论视角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否要进行，理论界有巨大争议，而争议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此，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和反对产权改革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倾向于产权改革后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得到改善了，至少没有恶化；或者说当期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长远来看改革后的经济、社会效益改善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
如周其仁，张维迎等人认为在产权改革前，由于所有人缺失问题，国有资产早已在流失。
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人权利，政府又委托任命经理管理企业，即国有企业的管理存在各层代理。
而各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存在道德风险，即政府官员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并不一致，那么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有偏离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德动机。
相比于所有人清晰的私有企业，当所有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国有企业发现和制止这种侵害都更为不易，再考虑到由于旧有体制因素使得价格信号无法正常释放而带来的资产贱卖，因此如果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会像雪糕一样流失。
即使不考虑“所有人缺失”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评判也是个大问题。
萧灼基认为国有资产有部分高估，因为原有国有资产存在着大量无法偿清的坏账，这些资产从会计角度来看已经没什么价值了，而且如果不及时处理，制度性的精神磨损要比物质磨损更严重。
樊纲承认产权改革带来了国有资产流失，但不严重。
他认为产权改革只是国有资产从经营性项目（国企为代表）向非经营性项目（社保，基础建设等公共产品）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又促使国有资产的实际掌控人——政府的职能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
无疑，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这种产权改革由资产形态转变造成的损失要远小于它当期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反对产权改革的学者，认为改革后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更严重了，或者尽管产权改革减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但是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这个代价或许比它带来的收益更大。
显然，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和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针锋相对。
林毅夫质疑产权改革对促进国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性，他认为国企的“政策性负担”过重是造成国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国企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需要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而形成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政策的负担，这些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运行成本。
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成本有隐性变成了显性，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表象更为明显。
但是如果我们对国企剥离了“政策性负担”，那么国企的效益就可以改善，即产权改革不是国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可以消除因产权从全体人民到私人的变更而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从实证角度认为国企效率要比私企高，并且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广大职工的利益，是“民企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
而反对派的后一种逻辑认为，产权改革对减轻国有资产流失有帮助，但是不恰当的所有人变更造成了更大的公平问题。
如秦晖认为国企产权私有化无可厚非，但是前提是在转变过程中需要公平公正，不然就会引发俄罗斯私有化式的“权贵私有化”悲剧，他认为捷克的“民主私有化”虽然损失了变更过程中的部分效率，但是赢得了“起点的公平”，这对消除“权家通赢进而赢家通吃”的“尺蠖效应”无疑是具有巨大作用的，而产权改革后进行的管理人收购方式（MBO）更像是一种“权贵私有化”，因此，在没有“起点的公平”的前提下，尽管以MBO等方式快速推进国企产权改革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很可能将催生一大批“权贵资本”，这或许会影响到更为重要的社会层面的稳定问题。
由上可知，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与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相对，而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后一种逻辑更多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因此争论焦点主要在于前者。
评判前者观点对错的核心在于国企和私企的效率孰低孰高。
如果私企的效率要比国企高，那么反对派的前一种逻辑就不再存在，那么他们就要在公平问题与之对抗了。
如果国企的效率要比私企高，那么改革派的前一种逻辑就“阵亡”了。
由于效率问题是他们的必争之地，但是一百个经济学家有一百零一种说法，而且每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在选择方法和变量具有差异性的基础上，两者的实证研究谁也不输谁，看来我们对他们观点的评判似乎遇到了困难。
因此，下文笔者拟以政策视角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
二．政策视角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分析 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政治总体稳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且国有企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推断政府的政策大体上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决策者通过权衡各方观点，综合考虑各种变量，所作出的政策应该是对当今经济现象的最接近的反映，故政策的实施与理论的适用具有一致性。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政府有关国有企业的政策以此来推断那个逻辑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