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化，结合具体作品谈谈对张爱玲小说鲜明艺术独创性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我们这些爱玲交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识她。
在散文里，她显得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
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
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
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
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
”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
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
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
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
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
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
而基督呢
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
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
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
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
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
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
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
《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
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
放我回去烧饭吧
”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
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
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
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
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
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
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
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
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
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
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
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
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
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
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
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
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
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
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
《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
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
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
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
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
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
”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
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
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
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
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
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
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
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
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
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
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
”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
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
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
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
《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
《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
《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
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
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
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
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
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
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
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
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
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
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
\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
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
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
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
人生，还是苍茫的。
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
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
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
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
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大概是艺术吧
”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
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
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
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
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
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
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
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张爱玲的出生年月
到男人心里的路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脐下羊肠小道大致是说男人要心胸宽能成大业，女人需心思缜密才能顾好家。
张爱玲在《色戒》里写到，“到女人的心里通过阴道”。
要想攻占女人的心，就先攻占她的阴道”。
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当下也是也是相当震撼的，一句话就把古来女性贤良淑德的标签撕得粉碎。
这是特别尴尬的一句话，貌似淫荡，却透着智慧，然而又没有完全正确。
究竟是通过了阴道就能到得女人的心里去，还是到女人心里去必须要通过阴道
张爱玲并没有使用“只要”“就”等词语明确地进行说明。
事实上，一千个女人有一千个答案，从来没有标准解释。
只和爱的人做。
“通过胃”到达男人的心”。
“通过阴道，到达女人的心”赤裸裸的语言。
残酷而又直接的告白，前一句话和我们常说的“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胃”同出一辙，后一句话也常有用的，很多女人一开始并不是爱这个男人的，和他上床后，反倒死心踏地的爱着了
不是说女人贱，倒是和女人的天性有关。
很多女人，第一次稀里糊涂的，并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性快感是多半没有的，事后也不一定就和那个男人天长地久啦
只是，上过床，关系就不一样了。
这个男人，总会在她心里留下什么，好的坏的，总归有一些。
这就是很多男人有处女情节的原因。
男人总希望自己是女人的第一个男人，女人希望自己是男人的最后的一个女人。
男人做完爱，总担心女人纠缠他；女人做完爱，总担心男人不要她。
这样看来，做爱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故事情节，而对女人来说却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第一次稀里糊涂的女人，第二次，第三次便一定认真的了
她若肯躺在床上让你进入，先前，她必定已经把你放在她的心里啦
一直听人说，男人的性和爱是分开的，或许有些男人会，但是大部分男人，总喜欢和自己爱的女人上床的
女人哪么敏感，你爱不爱她，她都能从男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出。
更何况有肌肤之亲呢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不是说男人生猛有力就能获得女人的芳心。
和一个男人上床，是一种仪式，是一个女人表达爱的方式。
身体和身体的交合中，女人以一种牺牲精神而满足男人的需求。
爱是互动的，性也是互动的，男人在性里满足生理需求，女人在性里满足心理需求。
做爱，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神圣的事情。
张爱玲都有什么小说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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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她是否还在世
张爱玲，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
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矶，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张爱玲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自传《小团圆》。
诗歌《雨》。
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曾在美用十年时间细品《红楼梦》。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
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
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
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
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
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
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
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
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
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
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
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
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
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
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
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
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作品年表 一、小说 《不幸的她》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1932年，为作者处女作，（华东师大陈子善考证）。
《牛》，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1936年。
《霸王别姬》，《国光》第九期，1937年。
《沉香屑第一炉香》，上海《紫罗兰》杂志，1943年5月，收入《传奇》。
《沉香屑第二炉香》，《紫罗兰》，1943年6月，收入《传奇》。
《茉莉香片》，上海《杂志》月刊第11卷4期，1943年7月，收入《传奇》。
《心经》，上海《万象》月刊第2—3期，1943年8月，收入《传奇》。
《倾城之恋》，《杂志》第11卷6—7期，1943年9—10月，收入《传奇》。
《琉璃瓦》，《万象》第5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封锁》，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连环套》，《万象》7—10期，1944年1—6月，收入《张看》。
《年青的时候》，《杂志》第12卷5期，1944年2月，收入《传奇》。
《花凋》，《杂志》第12卷6期，1944年3月，收入《传奇》。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第13卷2—4期，1944年5—7月，收入《传奇》。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第14卷2期，1944年11月，收入《惘然记》。
《等》，《杂志》第14卷3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桂花蒸阿小悲秋》，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留情》，《杂志》第14卷5期，1945年2月，收入《传奇》。
《创世纪》，《杂志》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1945年3—6月，收入《张看》。
《鸿鸾禧》，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收入《传奇》。
《多少恨》，上海《大家》月刊第2—3期，1947年5—6月，收入《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小艾》，上海《亦报》，1950年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
《十八春》，上海《亦报》连载，1951年出单行本。
《秧歌》，香港《今日世界》月刊，1954年。
《赤地之恋》，香港《今日世界》，1954年。
《五四遗事》，台北《文学》杂志，1957年，收入《惘然记》。
《怨女》，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1968年。
《半生缘》，1968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收入《惘然记》。
《相见欢》，收入《惘然记》。
《色·戒》，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9年，收入《惘然记》。
《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
（以上三篇约作于1950年，发表时间晚。
） 《小团圆》（创作于1970年，于2009年2月23日在台出版） 二、散文 《迟暮》，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3年刊。
《秋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6年刊。
书评四篇，《国光》第1、6期，1936—1937年。
《论卡通画之前途》，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牧羊者素描》，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心愿》，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天才梦》，西风出版社征文，1939年，收入《张看》。
《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5期，1943年8月，收入《流言》。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更衣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公寓生活记趣》，《天地》第3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道路以目》，《天地》第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必也正名乎》，《杂志》第12卷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烬余录》，《天地》第5期，1944年2月，收入《流言》。
《谈女人》，《天地》第6期，1944年3月，收入《流言》。
《小品三则》（包括《走
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流言》。
《论写作》，《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张看》。
《童言无忌》，《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造人》，《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打人》，《天地》第9期，1944年6月，收入《流言》。
《说胡萝卜》，《杂志》第13卷4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私语》，《天地》第10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中国人的宗教》，《天地》第11—13期，1944年8—10月。
《诗与胡说》，《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写什么》，《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传奇〉再版序》，1944年9月。
《炎樱语录》，上海《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散戏》，《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第13卷6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谈跳舞》，《天地》第14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夜营的喇叭》《借银灯》《银宫就学记》《存稿》《雨伞下》《谈画》（以上均收入《流言》中，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 《气短情长及其它》，《小天地》第4期，1945年1月。
《〈卷首玉照〉及其它》，《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
《双声》，《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
《吉利》，《杂志》第15卷1期，1945年4月。
《我看苏青》，《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
《姑姑语录》，《杂志》第15卷2期，1945年5月，收入《张看》。
《中国的日夜》，收入《传奇》增订本，1947年。
《华丽缘》，上海《大家》月刊创刊号，1947年4月，收入《惘然记》。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收入《传奇》增订本。
《〈太太万岁〉题记》，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1954年7月。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1964年。
《忆胡适之》，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后记》，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红楼梦魇〉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张看〉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
《〈惘然记〉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1983年10月1日、2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1984年1月3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表姨细姨及其他》，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谈吃与画饼充饥》，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嗄
”
》，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草炉饼》，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三、电影剧本 《未了情》，1947年。
《太太万岁》1947年。
《情场如戏场》（改编），1956年摄制，收入《惘然记》。
四学术论著 《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海上花列传〉评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1981年。
五译文 《海上花列传》（汉译英）。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与人合译，英译汉）。
她的小说《色·戒》被著名导演李安拍成电影。
《色·戒》的创作灵感来自王尔德的《薇拉》（Vera）。
王尔德是张爱玲一直崇尚已久的偶像，她的个性与作风将王尔德模仿得淋漓尽致，简直是一个翻版。
张爱玲是在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写的最经典的小说是
张姓，现为全国第三大姓。
最早出自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姬姓。
是炎黄子孙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姓源自于黄帝之子少昊青阳氏之孙的挥公。
因发明弓箭司弓矢之长（正），而赐姓挥公姓张于青阳（今河北清河）。
张姓分布极广，如上海张姓排在第一位，且名人众多，如纵横家张仪、军事家张良、猛将张飞、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外交家张謇、书法家张旭、诗人名相张九龄、画家张择端、民族英雄张自忠、实业家张骞、革命家张闻天等。
寻根祭祖可到河北清河、河南濮阳、山西洪洞。
详查者可阅《张姓家谱》、《中华姓氏大全》等史料。
挥公墓在河南濮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