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的历史背景
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
它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
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
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
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革命者的狱中斗争，除了所写的新年联欢活动外，还写了狱中绝食斗争的胜利，为龙光华烈士举行追悼会，写了江雪琴的从容就义，许云峰在地牢里同徐鹏飞的最后一次交锋，以及最后的武装越狱斗争等。
全书共三十章，是从该书的第十六章节选下来的。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
根据这些经历，他们于 1957年写了革命回忆录。
随后，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
关于红岩，有三个历史范畴必须要认识清楚，一是川东地下党、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川东地下党这个概念是历史形成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设立属于四川省委领导的川东特委，但均为时不久就撤销了。
当时的情况大致是，省委在重庆时，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省委在成都时，则设立川东特委，驻重庆，分别领导川西和川东大片地区党的工作。
抗战以后，四川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分成川康和川东两个部分。
在重庆先后三度成立了川东特（临）委，即1938年11月至1943年9月的川东特委（1943年9月，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旋返延安，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抗战胜利前亦撤销），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和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
这三届特（临）委和一度设立的上、下川东特委均直属党的中央局（先后是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
通常习惯上所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的抗日战争以后重建起来的，一直到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党组织。
她与四川其他地区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和工作联系，但又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系统。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在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9年在重庆建立的。
它直接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及港澳地区和海外党组织，并曾设立派出机构，代表南方局实行分区就地领导。
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任常委；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任委员。
1939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报告工作，因为手臂受伤，去苏联治疗，至次年5月返回重庆。
其间，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
1940年11月，中央调博古、凯丰离渝回延安；1942年2月，叶剑英奉调回延安。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1944年初，中央决定派中共中央秘书长、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王若飞作为林伯渠的助手，参加同国民党谈判。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由西安飞抵重庆。
11月7日，中央通知董必武、林伯渠回延安，同时指示成立“工作委员会”，由王若飞任书记；由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任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可列席。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南方局（在重庆期间称重庆局）。
由董必武任书记；由王若飞任副书记；由董必武、王若飞、徐冰、华岗、钱之光、钱瑛（女）、潘梓年、熊瑾玎、刘少文任委员；由王世英、章汉夫、童小鹏、张友渔、许涤新、王炳南、夏衍任候补委员。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工作人员迁南京，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
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对外公开合法机构有：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报馆、周刊社。
这些机构除以合法名义进行公开活动外，还曾掩护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
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有：西南工委，辖川康特委、川东特委、鄂西特委、湘鄂边特委、湖南省委、云南省工委；南委，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广西省工委、闽南特委、闽西特委、潮梅特委、琼崖特委、湘南特委；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
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指示各地划小组织，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闽西南潮梅特委划分为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和潮梅特委；鄂湘西区党委划分为鄂西特委（后改为湘鄂川边特委）和湘鄂边特委；川东特委划分为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川康特委划小,另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北特委。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
此后，南委领导的各级组织普遍实行特派员制，西南工委所属的和南方局直辖的省特委一律实行单线联系，个人负责。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在五年多时间里，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在半年多时间里，国共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在一年半时间里，国共两党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第四个阶段，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1944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整整六年的时间里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第五个阶段，从1944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到内战爆发，谈判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中共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
在重庆期间，统一战线处于第四个阶段，也是统一战线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更是红岩精神形成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一大批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革命志士遭到逮捕、关押、迫害，甚至屠杀
在“抢米事件”、“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的反共事件当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原则，维护大局、坚持统一战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的情操。
关于亮剑的论文 结合毛概1200字左右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
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
辛亥革命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
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
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
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
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
正如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这不仅说明了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注：《著作选读》，上册，51页。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注：《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
）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
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
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注：《著作选读》，上册，134页。
）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注：《著作选读》，上册，275 页。
）这是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
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
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
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
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
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由此可见，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