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萧何 曹参......有关的典故或成语
与张良有关的成语中“孺子可教”。
“孺子可教”指孩子是可以教诲的，年轻人是可以培养，后形容年轻人有出息，可以造就。
张良是秦朝末年人。
因为行刺秦始皇没有成功，他逃到下邳隐藏起来。
有一天，张良在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穿得破破烂烂的。
那老人看见张良，把鞋子扔到桥下，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鞋子给我捡上来。
” 张良下桥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说：“给我穿上。
” 张良跪在地上给他穿上鞋。
老人笑着走了。
走出老远，又回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小伙子可以教啊! 五天后的早上到桥上来见我。
” 五天后一大早，张良就来到桥上，但老人已经先到了。
他责备张良来晚了，叫他五天后再来。
第二次，鸡一叫张良就赶到桥上，但老人又先到了。
这次老人大发脾气，叫他五天后再来。
这次，张良半夜就来了，等了一会儿，老人才到。
老人非常高兴，送给张良一本书，并告诉说 ，读了这部书大有用处。
张良回家一看，原来是部兵法书，他日夜攻读，后来帮助刘邦出谋划策，统一了天下。
（出自《史记•世家第二十五》） 与萧何有关的成语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释 义】萧何，汉高祖刘邦的丞相。
成事由于萧何，败事也由于萧何。
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这一个人造成的。
【用 法】作宾语、分句；指成败都在于一个人。
【文言文】韩信为人告反，吕后预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称陈豨已破，绐信曰：‘虽病强入贺。
’信入，即被诛。
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语。
与曹参有关的成语是“萧规曹随”。
曹参是汉朝的开国功臣，他和他的战友韩信、张良、萧何一起紧密团结在泗水亭长、大流氓刘邦周围，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江山，建立了大汉朝。
在曹参还是一个社会闲杂人等的时候，就和萧何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待到刘邦开国做了皇帝，各自都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
萧何官居相国，地位比曹参要高，他们老哥俩的关系也就疙疙瘩瘩，大不如从前了。
等到萧何风烛残年、即将离世，推荐继任者时，没想到萧何到底难忘旧情，只荐举了曹参一人。
这样，萧何前脚奔赴黄泉，曹参后脚就做了相国。
曹参做了相国，却不像一般人那样非得搞个“新官上任三把火”，什么都要来新的。
曹参是大小事务都按老规矩办，他的前任、老朋友萧何怎么定的他就怎么做，一点也没有“制度创新”意识。
这样还不够，在选人用人上他有自己的独特标准，凡是生性纯朴又不善言辞的，他委以重任，能说会道语言苛刻的，追求能吏名声的一律炒他鱿鱼。
身为相国，曹参哪里有一点日理万机的模样，终日泡在酒坛子里，具体事务能不管的都不管。
他的同僚和朋友看他上任多日，一点新气象都没有，就替他着急，于是就到他的相国府上，想劝说几句。
没想到客人一到府上，曹参就以好酒相待，客人刚想开口说事，曹参就举起酒杯要一干而尽，直到把客人灌醉而去。
长此以往，成了习惯。
相国府后面有个小花园，小花园紧临着官吏宿舍。
相国府里的大小官员也跟相国一样，每日饮酒唱歌，闹腾个没完，这就叫上行下效。
同僚厌恶这些事，觉得这样下去不好。
于是就把曹参找来，指望他来管束部下，曹参赶到小花园之后，不仅不做处理，反而吩咐手下加个酒杯，要跟他们一起饮酒唱歌，把同僚的鼻子都气歪了。
一来二去，曹参的“荒唐”行径传到了皇帝惠帝的耳里，惠帝平日里看曹参自打坐上了相国的高位，吊儿郎当的样子也觉得不对劲。
一日，把曹参叫来想狠“克”他一顿，好让他勤快点。
曹参知道惠帝的意思，一进门就脱下帽子谢罪，对惠帝说：“陛下英明神武，但和先帝相比，谁更强一些呢
”惠帝说：“朕怎能比得上先帝呢。
”曹参说：“那我跟前任萧何相比，谁更贤良呢
”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
”曹参说：“陛下天生慧眼，说得太对了。
陛下您看，高祖与萧何打下江山，法令颁行天下，清楚明了。
如今陛下把手笼在袖子里，不用去做什么就能天下太平。
身为朝臣，我等只要谨守职责，厉行前法不就足够了吗
”惠帝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就说：“好，你不用说了。
” 曹参轻松潇洒的当了三年相国，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
他死后，皇帝封他为懿侯。
老百姓觉得曹参与前任相国虽然反差很大，但干得有声有色，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有这样的相国真是百姓的好福气，自发地给他写了一首歌，广为流传，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
歌是这样唱的： “萧何制定好法律，一一明确公正，官民标准统一； 曹参代之为相，坚守善法，毫不失职。
天下感戴他清净无为而治，人民得以安宁享太一。
” 后人将曹参的故事总结为四个字，就是成语“萧规曹随”。
曹参虽然懒，却懒得有水平。
对项羽的概括结合项羽本纪
全文分析，你可选择使用《项羽本纪》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特点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通过各种手段，调动一切有效因素，怀着歌颂、同情和批判的复杂心情，不虚美，不隐恶，完成了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塑造。
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写人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篇末透露了这样一句话：“（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这应该说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选择材料方面的一项总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功地刻画人物的一个基本方法。
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其性格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即能反映历史的风云变幻，又能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写项羽，司马迁选择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
突出了项羽怎样的性格特征
巨鹿之战 鸿 门 宴 垓下之围 这三件事，反映了项羽创造辉煌、抉择失误、走向末路的人生三部曲，展示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脉络，也写出了悲剧英雄项羽叱咤风云、英勇善战、胸无城府、不善权谋、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等主要性格特征。
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写人，既能使人物形象突出，又能与历史完美结合。
二、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写人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大是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尖锐的矛盾中写人，亦是司马迁写活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
《项羽本记》中气氛最为紧张、冲突最为激烈的是哪一节
（鸿门宴） （“鸿门宴”一节，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且看宴前： 行略定秦地，至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
项羽大怒，使当阳君击关。
项羽遂入，至于戏西。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与项羽曰：“……”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范增说项羽曰：“……” 开篇即用百十来字写了几件事?反映了项羽什么性格? 一写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自怒火填膺；次写曹无伤反间之言，说沛公欲王关中,如火上加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
旦日灭刘，如箭在弦上。
显示了他盲目自负的性格。
项伯夜访、沛公约婚一节，风、火、油顿时化作一天凉雨，刘邦鸿门谢罪一席话更是令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
范增数目示意于前，项庄舞剑助饮于后，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羽是什么态度
项王却默然不应，显示出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
虽然项伯拔剑翼蔽沛公，但危机依然四伏。
在这紧急的关头，樊哙闯帐，将鸿门宴上紧张的氛围推向最高潮。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
哙遂入。
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项王按刃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
赐之卮酒
”则与斗卮酒。
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项王曰：“赐之彘肩
”则与一生彘肩。
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项王曰：“壮士
能复饮乎
”樊哙曰：“……” 项羽之为人，暴戾残忍。
当年巨鹿之战时，诸侯将见了他，“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现在樊哙对他竟“瞋目而视”，情势至此，我想,流血五步，已事在眉睫。
谁想到这位“喑恶叱咤”的项羽，竟然被樊哙粗犷忠勇的气质所吸引，呼为“壮士”，赐之卮酒，赐之彘肩；听其慷慨陈碎，被他数落得——“未有以应”。
理屈乃至辞穷，但绝不为自己编造任何谎言，显示了他什么性格?显示了他个性中的豪爽直率。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三、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写人 司马迁写人物，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注意用生动，典型化的细节刻划人物，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项羽本记》中关于项羽瞋目镇敌的细节描写，最能表现这位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威势和气概。
据司马迁说，项羽是重瞳子，就是一眼双眸，显然“炯炯有神”一词已不足以形容这双重瞳之目射出的威严之光。
司马迁紧紧抓住项羽这一容貌特征进行细节描写： 项王令壮士出挑战。
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
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
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项羽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何等威严的目光，竟使惯于骑射的高手目畏手软，又使久经沙场的骑将人马俱惊
相信凡读过《项羽本纪》的人，对项羽瞋目镇敌的情景是无法忘怀的。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作者精心选择、提炼而得。
这些人物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较之千军万马的会战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
对此，汉代王充已有所论及，他说： “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 “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表》《纪》相类似也。
”(王充《论衡·超奇篇》) 所谓《表》《纪》“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就是看到了《史记》长于细节描写的特点。
四、借助个性化语言写人 《史记》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作者以声口毕肖的人物语言来刻划人物性格。
在《项羽本记》里，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时的盛况，曾说： 彼可取而代也
楚汉对峙时：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
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 不久，项羽又对刘邦说：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
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 同样面对秦始皇出巡，刘邦怎么说的
又怎样回答了项羽的问话
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 （刘邦）喟然叹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 （对此，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
”）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
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则兴分我一杯羹。
”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
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 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 以此为切入点，讨论项羽、刘邦的性格特征。
斋藤正谦说司马迁所写人物： 才一出语，乃觉口气各不同。
《高祖本纪》，见其宽仁之气，动于纸上。
《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
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这正指出了《史记》以人物的不同语言来突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以描写人物形象来叙述历史事件的特色，点明了他写人的入神之处。
五、透过心理活动写人 为了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史记》还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揭示了他们所形形色色的内心世界。
《项羽本记》写项羽进咸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
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 对此项羽是怎么想的
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羽此时的心理活动显示了怎样的性格特征
显示了其贪图荣归故里，不知深谋远虑，还刚愎自用。
正因为如此，他以后每况日下，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这样评论： 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迹。
其即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
殊欲按甲休兵，宛然图伯筹画耳。
岂知高祖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哉。
项羽终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望兵败东城时，项王自度不得脱…… 他紧张地思索着，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败局。
然而他认为：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曾败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番表白是他遭到灭顶之灾之前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他怎样的性格特征
反映出他迷信武力，残酷暴烈，自死不悟的性格特征。
及至乌江自刎，司马迁将项羽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更加细腻，传神： 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 这反映了项羽什么性格特征
项羽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祥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人之勇——“知耻近乎勇”。
自惭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一心理活动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
千古以下的读者对此感叹之余不免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羽的不肯东渡乌江自刎简直是大丈夫能伸不能屈。
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司马迁安排“乌江亭长舣船待”不是真的让项羽“柳岸花明又一村”，否则不会对乌江亭长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作交待，如此安排不过是令项羽仿佛不是被追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选择，从而为英雄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心理描写，司马迁活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突出了他的性格，揭示了他一度横行天下而最终别姬自刎的内在原因。
六、引用谣谚写人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
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由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划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使读者恍睹其容，恍闻其曲，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
如《项羽本记》中叙述垓下之围：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美人和之。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遂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使戚夫人“嘘唏流涕”；现在，他又用《垓下歌》作为项羽英雄末路垓下之围的序曲，将楚歌原本具有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抒写了英雄末路之悲与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的一面，呜咽悲慨，凄凉动人。
同时，这首《垓下歌》也传达了项羽的千载不平之愤，正如《史记评林》引清人吴贤齐语： 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
七、运用互见法写人 “互见法”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即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
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
首先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行文重复。
《史记》的编写方法是：“以人系事”，有时一事涉及数人，如果在每个人物的传记中都详细写此事，势必会造成叙事重复。
采用“互见法”将该事系于一个主要人物，而在有关人物的传记里，或略写，或不写，或以“语在某某事件中”作交代，就避免了内容重出。
再者，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有一些材料，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关系不大，或者没有作用，或者产生消极作用，就把这些材料放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去叙述。
这样既不损害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
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基本上如实记载了项羽一生的攻过是非，作者的态度和评价也基本上是客观的，既写了他“气吞山河、功盖天下”的一面，也写下了“凶狠残暴”的一面。
但对于项羽的弱点，司马迁还是本着本传略，他传详的原则，用互见法补足人物的全貌。
《高视本纪》载刘邦、项羽形成相持状态时，刘邦指责项羽十大罪状：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
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
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
怀王约入秦王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罪四。
有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
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
项羽皆王诸侯善地，而徙逐故主，今臣下争判之，罪七。
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
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
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高祖本纪》） 以上关于项羽十大罪状，《项羽本记》也多有涉略，但借刘邦之口集中道出，确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
《淮阴侯列传》记韩信拜将后，回答刘邦策问，便说项羽：不能任属贤将、都彭城、以亲爱王，失天下心、逐义帝、所过无所不残灭，集中道出了项羽吝惜封爵，任人唯亲、滥杀百姓等弱点。
《陈丞相世家》中有四处涉及到项羽的弱点。
一处是写项羽陈平去攻打反叛项羽的殷王司马印，虽然攻下了，但后来刘邦又攻占了殷地，项羽发怒，要诛杀前次平定殷地的官吏，陈平怕诛，逃离归附了刘邦。
项羽怒，将诛定殷者将吏。
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之。
二处写周勃等人说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问陈平，陈平解释离楚归汉，是由于“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受，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
三处写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向陈平问计，陈平说：“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
士亦以此不附。
” 四处写陈平施反间计，离间项羽和钟离昧、范增的关系，“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项王果大疑亚父”。
以上集中表现了项羽不会用人和轻信人言等弱点。
《黥布列传》叙及项羽短处有三事： 项羽令黥布“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 刘邦派随和说服黥布归汉，说项羽“背盟约”杀义帝，“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最终必然失败； 黥布归汉后，项羽“尽杀布妻子”。
以上揭露了项羽暴虐无道。
《萧相国世家》中鄂千秋的一句话，也可以看作表现项羽的互见材料，一语道破了刘项成败的总关键： 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
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萧相国世家》） 美国地理学家辛浦尔指出，古代的游牧民族，尽管剽悍迅猛，势如破竹，却不得不在长期持久的斗争中，输给立足于耕战的农业大国（见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国力的根本是生产，而项羽是贵族军人，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那样鄙夷生计，如同日本的西乡隆盛那样鄙夷百姓兵。
他所带领的是一群飞扬跋扈，好战敢死的江东子弟兵（吴兵的剽悍，早在《左传》里已有记载）在他们那个集团里没有人会抓生产，也没有人想抓生产。
细心的同学在《本纪》中会多次发现“兵罢食绝”“兵少食尽”的字样。
这个道理司马迁未必不懂，鄂子秋的话不是他亲笔记下的吗
但是《本纪》里照这样写，就成了史论，打天下也就不那么罗曼帝克了，所以司马迁把这个道理留到《萧相国世家》里去写。
《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举，对他的许多弱点没有展示，在《项羽本纪》中，则可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
以下两件事则表现了刘邦什么性格特征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
项王患之。
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显示出他的自私和残酷： 八、运用复笔写人 复笔，是指反复使用某个字，某个词或某句话来增强文章表现力的一种艺术手法。
清代《史记》评论家牛运震所云“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说的就是《史记》中的复笔手法。
在《史记》中，这种手法的运用极其频繁，但在《项羽本纪》中的应用则最为巧妙，最富意蕴。
在《项羽本纪》这一篇中，司马迁通过复笔手法，揭示出项羽首先是一个因暴而起，用以暴抗暴的手段来推翻强秦政权的英雄，且看： 于是籍（项羽）遂拔剑斩守（会稽守）头。
……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
以拔，皆坑之。
沛公，项羽乃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
（巨鹿之战）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汗水上，大破之。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老弱妇女。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杀汉卒十余万人。
……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
（纪信为汉王刘邦诳楚为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
”信曰：“汉王已出矣。
”项王烧杀纪信。
（楚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
”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
”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楚击汉军，大破之。
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以上不厌其烦的复笔引述，“破……大破……再破……大破”，“破”字的复笔，不仅将项羽那摧枯拉朽，叱咤风云的英雄气魄极其生动地展现出来，而且也写尽了项羽早期征战中攻城破垒，所向披靡的破秦强势， 而“斩”字的复笔“斩稽守……斩李由……斩宋义……斩汉一将……”则比“破”字更进一步含蓄形象地指出项羽是一个暴力英雄，是凭借着暴力崛起于乱世，独步于群雄的。
当“斩”发展到“杀”，“杀数十百人……杀苏角……杀汉卒十万余人……杀纪信……杀枞公……”，这“杀”字的复笔手法的运用，不仅在反复频率上较“破”字“斩”字的要高，而且在字的表义程度上较前两者也要深刻得多，这一“杀”字的反复，是为须眉毕现地展示项羽因暴而起，以暴抗暴的暴力英雄本质，更是为在反复笔法中伏下一个意蕴深长的话外音。
须知，秦政权的灭亡，并非它日薄西山，自己走下坡路而致，而是蛇吞鲸饮，消化不良，才被人拦腰斩断的，所以抗击暴秦的领导者必须是比强秦更威猛，更强悍的暴力英雄，“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应时而生，司马迁运用复笔手法肯定了项羽以暴抗暴，攻倒强秦这一推动历史进程的伟大功绩。
应该承认，没有项羽这一强劲的“破”秦之力就没有泱泱大汉的“立”国之根。
但是意义相近的“破”、“斩”、“杀”三个字中，最具有杀戮性质、嗜血色彩的“杀”字却复笔次数最多，这不能不让人猛然领悟到，司马迁在肯定项羽以暴抗暴，推翻强秦政权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的进程决非暴力的持续延伸，所以，当项羽的抗暴行为发展到坑降卒烹说客的残暴程度时，项羽以暴抗暴的统冶时代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司马迁依然通过“烹”“坑”几个充满血腥气息的词眼的复笔来揭示项羽失败命运的必然性。
但是没有尺寸之地的项羽毕竟曾经号令天下，自称霸王，这是无法抹杀和否认的。
司马迁灵活的复笔手法，则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依然能够尽览昔日霸王的风采： 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诸侯皆属焉。
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
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惧惊，辟易数里。
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
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诸侯将无不人人惴恐。
分析以上例句中哪些词语运用了复笔手法
在这一组使用复笔手法的句子中，“皆”字从正面，远视的角度，描述了项羽那令人慑服的霸王之气； “不敢”一词则通过楼烦这一具体之人，近距离真切地感受项羽让人不可迫视的凛然的霸王气质； “无不”一词为双重否定词，它的反复使用极其强烈地渲染反衬了项羽那不可一世的霸王之气； 然而盛极必衰，更何况在霸王那叱咤风云的威风背后，人们对于霸王的态度更多的是畏惧而非敬服，在一次一次的“莫敢”背后，人们不会忘记作为一个以暴抗暴的乱世英雄，项羽的霸王业绩正是凭藉着残暴杀戮，血腥施虐而建立起来的，而且项羽在获得他的霸王业绩时，太年轻了，只有二十六、七岁，在他那争强好斗的少年心性中，他不仅不能清醒地意识到那显赫耀人的声威背后所潜伏的深重危机，反而还滋生出对武力、对个人攻伐的极度迷信和崇尚，以至于当他死到临头时，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慨叹：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今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这反映了项羽怎样的性格特征
钱钟书在《管锥编》这样评论： 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
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淡忘了项羽的残暴与嗜血，却对他的悲剧
可不可以给我讲讲子房，萧何的故事
谢了
编辑词条张良目录 一.历史人物(汉朝) 1.简介 2.生平 （1）反秦复韩 圯上受书 （2）降宛取蛲 佐策入关 （3）谏主安民 斗智鸿门 （4）明烧栈道 暗渡陈仓 （5）下邑奇谋 画箸阻封 （6）虚抚韩彭 兵围垓下 （7）劝都关中 谏封雍齿 （8）假托神道 明哲保身 3点评张良 4.墓地与祀庙考 5.相关文学作品 二.国家一级导演 三.江苏省国画院艺委会副主任 四.《旅游圈》主编 五.河南书法家 六.奉化市教育局副局长 七.中国太平洋学会策划顾问 八.南京欣网易家网络公司总经理 （6）虚抚韩彭 兵围垓下 （7）劝都关中 谏封雍齿 （8）假托神道 明哲保身 3点评张良 4.墓地与祀庙考 5.相关文学作品 二.国家一级导演 三.江苏省国画院艺委会副主任 四.《旅游圈》主编 五.河南书法家 六.奉化市教育局副局长 七.中国太平洋学会策划顾问 八.南京欣网易家网络公司总经理 编辑本段一.历史人物(汉朝) 编辑本段1.简介 （
—前186）字子房，汉族，汉初三杰之一。
传为汉初城父（《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
先世原为韩国贵族。
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
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
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
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
汉朝建立，封留侯。
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
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
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编辑本段2.生平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代开国谋臣张良，并非体魁雄伟、英气非凡的人物。
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刘邦击败项羽以及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官拜大司马之后，辞官归隐，是汉初三杰当中，唯一一位甚得善终的人。
历史上韩信和张良两人简介
韩信（前226年-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淮安）人，军事家，是西汉开国名将，汉初三杰之一，留下许多著名战例和策略。
韩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
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
“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
“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出世”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
韩信为西汉立下汗马功劳，历任齐王、楚王、淮阴侯等，却也因其军事才能引起猜忌。
刘邦战胜主要对手项羽后，韩信的势力被一再削弱；最后，韩信由于被控谋反，被吕雉（即吕后）及萧何骗入宫内，最后被处死于长乐宫钟室。
张良（前3世纪?－前185年），字子房，封为留侯，谥号文成，颍川城父人。
张良因暗杀秦始皇失败，为躲避追查而改其他名字。
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朝的开国元勋之一，与萧何、韩信同为汉初三杰。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说明当时盛行什么情况
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
“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
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
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在东吴时期，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舍利”的宝塔。
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
另外，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于东吴中期被毁，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
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现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
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
印度、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
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
他以65岁的高龄，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超过帕米尔高原，周游天竺（今印度）诸国，寻访佛迹和佛经。
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本来想回到广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附近崂山），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今扬州）和京口（今镇江）等地，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
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
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却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称为《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或《历游天竺记传》。
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
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又名斗场寺，约在今雨花门外），是晋、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
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
接着，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
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除了写成《佛国记》外，还翻译了佛经六部，共100多万字。
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华严经》。
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
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质量都很高，人们评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
” 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
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读葵）、戴颐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
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创建于公元364年，原来是东晋政府官营的陶器作坊，称为“瓦官”，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
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
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
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项，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画的主题是《维摩诘居土像》。
据佛经说，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
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
这时，一个光彩焕发、清瘦聪慧、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
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
后来，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
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后代称为“顾楼街”。
据说，他为了专心作画，特地位在楼上，平时把楼梯抽掉，经日不下楼，人们称他为“才绝”、“画绝”和“痴绝”。
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
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
他在画人物扇面时，甚至不点眼睛。
有人间他，答复道：“那可点眼，点睛便语。
”又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
”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
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存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笔“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
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
据记载，戴逵在进行雕塑时，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来改进自己的作品。
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
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评论，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
后来请戴颐来看，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
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三绝”以外，还由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
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
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
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
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但都没有点眼睛。
后来，寺僧坚持要他点，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
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成语的由来。
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
实际上，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晕染法”。
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凹凸寺”。
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阁影可以映入江中，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并在他的作品《横江词》中提到此阁说“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恶、－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可惜在南唐灭亡时，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
在瓦官寺的东面，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凤凰台”，传说在刘宋年间，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百鸟朝凤”。
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凤凰台”。
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并且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著名诗篇。
全文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
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
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此外，东晋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
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
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后来陈朝的大官僚、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
大致东起青溪，西迄石头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永康年间），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
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以便利他的出入。
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
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后来，同泰寺着了火灾，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终因“侯景之乱”而没有完成。
因此，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今栖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
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时佛教最盛，数量应该还有增加。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法云寺和头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还有北说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
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l5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
据说，当宝志死后，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所以又名“玩珠塔”。
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
后来，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书法象颜真卿写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绝碑”。
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读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
明朝初年，因为建造明孝陵，便将宝志墓塔、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
现存灵谷公园内的“三绝碑”，已经是清朝乾隍以后的仿刻品。
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闻名。
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无量殿”或“三圣殿”。
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会称为“西方三圣”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创建栖霞寺后不久。
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绝大多数是齐、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
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叶”和少年的“阿难”），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称为“狮子听道”），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
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云岗、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
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易于风化。
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胜之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
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
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
这样，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
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
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古代叫青溪中桥）之北建有宏丽的“湘宫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后，就“舍宅为寺，造了两座五层宝塔，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极其奢丽。
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功德”时，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 公元489年时，一场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鸡笼山旁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里展开了。
其中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有神论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萧子良、萧衍和沈约等，还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参加辩论。
范缜一面进行口头辩论，－面积极起草《神灭论》的文章，证明物质是具体存在的，而精神则是附生的。
这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所以《神灭论》在公元507年公开发表后，范缜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围攻。
但是，他毫不畏惧，声明决不“卖论求官”，继续据理驳斥怫教徙的骗人鬼话。
据说他经常“日服千人”，许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把梁武帝请出来，利用政治压力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
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范缜被流放以后，又有郭祖深等继续进行反佛斗争，一直到“侯景之乱”建康被毁时才告一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的东晋至南朝的帝王陵墓。
这些陵墓之前，多数竖有巨大而生动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还有20多处，它们是我国中古时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建康地区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国东吴孙权的陵墓。
他死于公元252年，史书都记载说是葬于钟山之阳，称为“蒋陵”，或“吴大帝陵。
明清时代的南京地方志则进一步指出是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第三个山岗，俗称“孙陵岗”，那么，孙陵岗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
由于北宋时的政治家王安石说过：“南朝九日台在孙陵岗旁，去吾园（指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数百尺。
”由于北宋时今中山门一带没有城墙，由半山园直接向东南走不远，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里较大的山岗，只有一座“梅花山”，而梅花山一带的旧地名又称为“蒋陵里”或“吴王坟”。
此外，在南京民间还流传说，明太祖建造孝陵时，曾经讲过要孙权为他“看大门”。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认为孙权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
据史书记载，蒋陵内葬有孙权和他的后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孙登，也分别葬于蒋陵附近，俗称“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坟”。
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遗迹了。
东晋共有ll个皇帝，据唐代著作《建康实录》记载，除废帝司马奕葬于吴县外，穆帝葬于建康幕府山之阳，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于鸡宠山阳，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于钟山之阳。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平葬，不起坟”，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确定。
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石刻，上书“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字，这就说明了今富贵山乃是东晋后期五陵的所在地，而东晋恭帝诸皇后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园寺”，当与此陵区有关。
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离晋恭帝石竭发现地的西面400米处，发掘到一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的东晋大墓。
我们认为该墓很可能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陵墓，因为《建康实录》中说过：晋恭帝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
而且，今后还可能在富贵山一带继续发现康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
至于葬在“鸡宠山之阳“的四座晋陵，根据现有迹象判断，我们认为可能是在鼓楼岗的南麓。
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出来的东晋大墓也许就是这四陵之一，它的地理位置符合于《建康实录》中所说的：“在今县（指唐代上元县治，在今朝天宫一带）北九里。
”据《南朝佛寺志》，附近还有东晋时所建立的“耆阇《du读都》寺”。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建康的东晋陵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在宫城之东，即今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该处有古地名“东陵”；一在宫城之西，即今鼓楼岗南麓，该处也有古地名“西陵”。
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发掘过一座东晋大墓，其规模略小于富贵山的东晋皇陵，而与南京大学北园晋墓相仿。
这三墓都发现有象征着帝王特殊地位的龙头形和虎头形的陶座各一对，这是作为悬挂丝织品帷帐之用的座子，还分别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级的随葬品。
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东晋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刹幕府寺。
由于南朝齐、梁两代的萧氏皇帝死后，都归葬其故乡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所以齐、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阳市境内，建康地区仅有宋、陈两代的皇陵。
刘宋王朝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只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一处，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麒麟门，其东有“本业寺”。
陵前的神道入口处，保存着造型优美的双翼石兽一对，长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达2万多斤。
左边的石兽为双角，通称“天禄”；右边的石兽为独角，通称“麒麟”，二者合称“麒麟”。
“麒麟”是一种狮形的神兽，在生物界中并无实物，石刻品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大墓的神道中。
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铜器，特别是近年来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与南朝石兽造型非常相似的错银双翼铜兽，更说明了这类神兽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
不过，到了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而狮子又是佛的护法神兽，所以这类狮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桥附近，于1960年发现了一座装饰有《竹林七贤图》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根据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发现的两座有同样内容壁画的南齐皇陵的情况，西善桥大墓亦应是南朝皇陵。
不过，在年代上要比丹阳二陵为早，因西善桥大墓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与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昙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
所以，我们认为西善桥的南朝大墓应属刘宋皇陵，对照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景宁陵。
这幅《竹林七贤图》壁画，在南京和丹阳地区已发现的三处中，绘制得最为工整。
画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怜和阮咸等魏晋时期善于“清谈”而又“嗜酒”的“七贤”，以及配置的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人物线条相当流畅，表现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
关于这类的《竹林七贤图》，根据有关记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齐之际的大画家陆探微都曾有过创作，但均已失传。
从西善桥大墓这幅壁画的风格看，以所谓“铁线描”为主，不像顾恺之所常用的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秀骨清像”的特点也很显著。
有的人认为这一壁画的母本非常接近于陆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师们复制成为砖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 南朝陈代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南京光华门外上方桥附近的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以及栖霞山甘家巷南狮子冲的陈文帝陈篟（读欠）的永宁陵。
二陵前各有石麒麟一对，陈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较为朴实，线条亦较简单；但陈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装饰却相当华美，雕刻手法细致圆熟，是南京地区同类石兽中的代表作。
此外，在南京西善桥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发现过一座南朝大墓，并且装饰有“狮子图“等砖印壁画，还有反映佛教艺术风格的莲花和卷草等的花纹砖。
对照文献记载，这座大墓很可能是陈宣帝陈顼（xu读旭）的显宁陵。
齐、梁两代的皇陵虽然都在今丹阳市，但王侯一级的墓葬却多数在今南京地区，尤以东北郊尧化门到栖霞山之间最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宝城寺后改“衡阳寺”）和栖霞寺。
该处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萧秀墓、九弟鄱阳郡王萧恢墓、十弟始兴郡王萧憺（dan读淡）墓、堂弟吴平县侯萧景墓，以及萧憺之子新渝县侯萧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临川郡王太尉萧宏墓也在距此不远的仙鹤门附近。
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一对大型的双翼石兽，这类石兽均身躯肥壮，颈部粗短，作张口吐舌、阔步行进的状态，重达1.5万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辟邪”。
如果说南朝石麒麟给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话，那么石辟邪的艺术形象便是健壮而丰满。
南京地区现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萧景墓前和萧宏墓前的最为生动。
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一对高达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
这种石柱分作柱盖、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
最上部是一只屹立于莲花纹石圆盘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线凹棱纹的椭圆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长方形石额一块，刻写着墓主人的官衔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书，右柱刻反书，或左柱刻顺读文，右柱刻逆读文；下部的柱础上则蟠曲着一对头部相向、口衔宝珠的螭龙。
全柱的造型匀称，比例协调，使人有秀丽挺拔和端庄凝重的感觉。
南京地区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仅有尧化门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萧景墓前的一件。
这种带凹棱纹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了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
其实，在我国东汉时期已有出现。
如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东汉墓地中，就发现过这类凹棱纹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额上刻写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础上浮雕着双虎奔逐的形象。
不过，北京发现的东汉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为石刻的屋顶，而无圆盘和蹲兽。
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应是我国固有的艺术传统与佛教艺术融合以后的新的艺术创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
这种石碑高有5米多，重达1万公斤左右，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
碑首作浑圆而无棱角的碗形，饰以交相蟠曲的双龙，碑额上凿有被称为“穿”的圆孔，这是古代利用成对的碑来悬棺下葬的遗制。
碑身正面通常刻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长篇碑文。
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
这种巨龟名叫“贔屃”，据说它的气力特别大，能够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
南京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于栖霞山甘家巷西侧的萧憺墓碑。
以上所介绍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闻名的古迹之一。
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称为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现在，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京幕府山西南的象山发现了大族王氏的基地，在古石子岗（今雨花台一带）发现了大族谢氏的基地，在幕府山西侧的老虎山发现了大族颜氏的墓地，在栖霞山甘家巷北江边贰壁山发现了大族明氏的基地。
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陶器，以至一些过去罕见的丹丸、黑墨、玻璃器皿和金刚钻石指环等文物，为研究我国的陶瓷发展史、金属工艺史、药学史、文具史，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等，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实物。
同时，也对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墓地选择、排葬次序、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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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
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除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
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 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 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 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 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 第五 史记卷六 第六 史记卷七 第七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 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 第九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 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 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 第十二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 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 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 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 第一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 第二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 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 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 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 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 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 第八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 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 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世家 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韂康叔世家 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 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 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 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 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 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 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三 王世家 第三十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 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韂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集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 第八 高祖，①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②字季。
③父曰太公，④母曰刘媪。
⑤其先刘 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
⑥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
注①集解汉书音义曰：“讳邦。
”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 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 注②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
刘氏随魏徙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
”孟康曰： “后沛为郡，丰为县。
”索隐按：高祖，刘累之后，别食邑于范，士会之裔，留秦不反， 更为刘氏。
刘氏随魏徙大梁，后居丰，今言“姓刘氏”者是。
左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
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
说者以为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
然则因生赐姓，若舜生姚墟， 以为姚姓，封之于虞，即号有虞氏是也。
若其后子孙更不得赐姓，即遂以虞为姓，云 “姓虞氏”。
今此云“姓刘氏”，亦其义也。
故姓者，所以统系百代，使不别也。
氏者， 所以别子孙之所出。
又系本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故五帝本纪云“禹姓姒氏，契 姓子氏，□姓姬氏”是也。
按：汉改泗水为沛郡，治相城，故注以沛为小沛也。
注③索隐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
按：汉高祖长兄名伯， 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
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 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
注④索隐皇甫谧云：“名执嘉。
”王符云：“太上皇名煓。
”与湍同音。
正义春秋 握成图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
” 注⑤集解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
”孟康曰：“长老尊称也。
左师谓 太后曰‘媪爱燕后贤长安君’。
礼乐志‘地神曰媪’。
媪，母别名也，音乌老反。
”索 隐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
”皇甫谧云：“媪盖姓王氏。
”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 执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刘季。
诗含神雾亦云。
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可取。
今近有 人云“母温氏”。
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
贞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复，沈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于何取实也
孟 康注“地神曰媪”者，礼乐志云“后土富媪”，张晏曰“坤为母，故称媪”是也。
正义 帝王世纪云：“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
”诗含 神雾亦云。
含始即昭灵后也。
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 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跃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 人。
” 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
”括地志云：“小黄故城 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
”颜师古云：“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 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
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
即理而言， 断可知矣。
” 注⑥索隐按：诗含神雾云“赤龙感女媪，刘季兴”。
又广雅云“有鳞曰蛟龙”。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①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②仁而爱人，喜施，③意 豁如也。
④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及壮，试为吏，⑤为泗水亭长，⑥廷中吏无 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⑦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⑧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责。
⑨ 注①集解服虔曰：“准音拙。
”应劭曰：“隆，高也。
准，颊权准也。
颜，櫦颡也， 齐人谓之颡，汝南、淮、泗之闲曰颜。
”文颖曰：“准，鼻也。
”索隐李斐云：“准， 鼻也。
始皇蜂目长准，盖鼻高起。
”尔雅：“颜，额也。
”文颖曰： “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
” 注②正义河图云：“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
”合诚图 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
”按：左，阳也。
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 二日之数也。
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 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 也。
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
许北人呼为“黡子”，吴楚谓之“志”。
志，记也。
注③正义喜，许记反。
施，尸豉反。
注④集解服虔曰：“豁，达也。
” 注⑤集解应劭曰：“试补吏。
” 注⑥正义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亭长，主亭之吏。
高祖为泗水亭长也。
国语有“寓室”，即今之亭也。
亭长，盖今里长也。
民有讼诤，吏留平辨，得成其 政。
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县东一百步，有高祖庙也。
” 注⑦集解韦昭曰：“贳，赊也。
”索隐邹诞生贳音世，与字林声韵并同。
又音时夜 反。
广雅云：“贳，赊也。
”说文云：“贳，贷也。
”临淮有贳阳县。
汉书功臣表“贳 阳侯刘缠”，而此纪作“射阳”，则“贳”亦“射”也。
注⑧集解如淳曰：“雠亦售。
”索隐乐彦云借“雠”为“售”，盖古字少，假借耳。
今亦依字读。
盖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
注⑨索隐周礼小司寇云：“听称责以傅别。
”郑司农云：“傅别，券书也。
” 康成云：“傅别，谓大手书于札中而别之也。
”然则古用简札书，故可折。
至岁终 总□不责也。
高祖常繇咸阳，①纵观，观秦皇帝，②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 注①集解应劭曰：“徭役也。
”索隐韦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
”应劭云： “今长安也。
”按：关中记云“孝公都咸阳，今渭城是，在渭北。
始皇都咸阳，今城南 大城是也”。
名咸阳者，山南曰阳，水北亦曰阳，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诸山之南， 故曰咸阳。
注②正义包恺云：“上音馆，下音官。
恣意，故纵观也。
”
曹操到底姓什么
夏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