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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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一篇以迎接祖国60华诞的散文，1500字
①刚建国时期——新旧交替，革命特色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
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
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
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
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
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
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
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
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
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
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
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
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②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
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
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
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
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
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
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
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
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当时，共和国的领袖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
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
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
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
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
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
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
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
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
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③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
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
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
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
西方舆论惊呼：“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
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
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
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
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
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2、日益丰富的饮食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
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①刚建国时期——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 ②改革开放前——很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
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
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节日补助油票，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烟酒糖票、豆腐票。
在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
提问：书上112页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票证
生答：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
③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
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动脑筋”：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为什么如今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呢
生答：因为过去人们食物匮乏，只有野菜和粗粮，人们为解决温饱并无选择。
现在食品供应丰富，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
人们注意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和选择绿色食品。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3、面貌一新的居民住宅 ①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 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
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
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
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
②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 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
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
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③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
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
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
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今天，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
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4、四通八达的交通 ①刚建国时期——交通不便 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电车、汽车比较多见，黄包车，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
在一般的中小城市，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
而农村里，北方有马车、人力板车，南方有航船、牛车，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
②改革开放前——有所改善，但以自行车为主 “一五”计划期间兴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新藏、青藏、川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
国家整体交通水平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公交车和自行车了。
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
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可见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
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③改革开放以来——交通条件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增长很快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
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高峰时超出100%，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亿5000万吨，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
在民国时期，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京汉铁路，而时代的进步使得它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
1992年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京九铁路三年开通，并且京九铁路的概念已经更新，南端的终点由江西的九江延长到了香港九龙。
1993年5月2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开工了。
1995年11月16日上午，京九铁路全线铺通。
1996年9月1日，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
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它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一起，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它穿过多个革命老区，给老区人民带去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
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
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并于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
这是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
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同时应该指出学生，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
要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撰写文章《我看城市交通》。
提醒增强环保意识，认识建设和发展生态城市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化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人群涌动，车流穿梭。
这些交通工具也花样繁多，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不仅有普通公交车，还有较为先进的豪华大巴、双层巴士，车内还安装了空调、移动电视）；出租车招手即是，私家车也屡见不鲜，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
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发现出行的来回行程已缩短，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通畅了……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并且出境旅游变得越来越平民化，选择也越来越多，而且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人们放松心情度假，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大学生消费问题
中国大学生消费面面观：“象牙塔”里的高消费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一些旅行社组织的“情侣游”旅行团里，活跃着不少大学生的身影。
国内大学生的消费绝大多数是由家长来负担的。
大学生高消费，自己怎么想，家长怎么看，如何分析这种社会现象
“家里供我们完成学业不仅包括学习，更包括生活，没有优质的生活怎么会有好的学习质量。
”一位国庆期间花费家里数千元和男友潇洒出游的女生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振振有词。
如此定位自己和家里的经济关系，这样的观点显然不能仅仅用“新颖”二字来形容。
新锐的“理论”指导张扬的消费 “吃了3个月的麦当劳，一想到麦当劳就想吐。
”这句话是记者在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区成府路附近一家麦当劳快餐店旁边听到的，那位穿着还带着些乡土气息的女生用很高分贝的声音发出的这一感慨，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通过近期的集中采访发现，大学生的高消费现象在大学里虽还没有“蔚然成风”，但也说得上是司空见惯。
到过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学城里的人，都会惊叹其中第三产业的繁华： 在长沙，湖南师大和湖南大学之间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小街，密布着上百家大大小小经营餐饮、娱乐的店铺，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这里都是人声鼎沸，生意兴隆。
南宁市几所高校附近的火炬路，接二连三的网吧也有数十家之多，一些能容纳上百人、设施齐全、价格高昂的网吧一到周末就有不少大学生排队等着预订通宵的座位。
北京市海淀区里的不少洋餐馆，尤其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常常是宾客如云高朋满座，主角也往往是下了课的大学生。
在首先判断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并没有十分明显的高消费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不说现在的高校里的确存在一些“贵族化”的倾向。
住的不是学校的宿舍，而是自己租来的套间；胸前挂个手机，腰里别个随身听，手里还提个笔记本电脑；脚踏“花花公子”，身穿“华伦天奴”，这样的“公子”也已不再是“凤毛麟角”。
令人吃惊的是，如今的大学生往往有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张扬： “我认为只要我所花的钱是合法的，我就有选择消费的自由。
” “时代已经不同了，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事物，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消费方式。
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生活给人们以刺激，社会怎么会有前进的动力，我认为一定的高消费是必不可少的。
” “我对我现在花费的是父母的钱这一点并不看重，我觉得只要我今后有能力回报我的父母就可以了。
” 可怜天下父母心 10月12日下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门口，一位刚从高级经理班教室里出来的高科技企业的总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说：“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一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适当地高消费，要不然社会经济怎么发展呢，当然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就不应该高消费了。
”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学习期间还是要以学习为重。
” 像他这样有条件的家庭毕竟不多。
那些家长又是怎样看待孩子的高消费呢
李女士和爱人都是公务员，曾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称尝尽了穷滋味。
她坚决反对大学生高消费。
她认为，现在不少大学生花钱多，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艰辛。
她说，这么多年来，根据她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的观察，发现一方面高消费、一方面又品学兼优的孩子不多。
我们以前是得到的爱太少，懂得什么是爱，现在的孩子是得到的爱太多，可那是溺爱，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爱。
当年她总是不给自己的孩子太多的钱，并不是抠门，而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伤害那些家境并不富有的同学，同时也培养他自立精神。
说到她已经毕业的孩子的现状，她非常欣慰，说自己以前所做的是正确的，现在孩子工作也干得不错，对父母很体贴。
“再穷不能穷孩子。
”在北京西客站，记者采访了来京出差顺带看望上大学的儿子的张先生，他是一个性子直爽的东北汉子，和妻子都是公司的普通员工。
“虽然我们家里的收入也不多，但我们知道现在读大学的家里都舍得花钱，所以我们尽可能地给孩子多一些钱，希望他不要因为钱的原因而产生自卑感。
咱们有句土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在大学里过得心情舒畅，不影响学习。
我想，中国大学生的家长绝大多数是我这种心理。
” 不要攀比合理消费 社会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学生的高消费有社会整体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原因，社会上消费分高中低的等级，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应该将重点放在中低档。
高消费毕竟是少数，遗憾的是我们恰恰重视高消费，这种导向上的错误助长了学生之间的攀比风。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院研究院刘惠林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许多家长自身没有一个健康的消费观念。
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在消费上比别人差，怕孩子产生自卑心理，实际上是自己在攀比，怕比别人差，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穿好吃好玩好，从而助长了孩子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
消费经济学者、上海同济大学田晖老师认为，以前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着重视储蓄积累，忽视即期消费；重视物质消费，忽视精神消费；重视经久耐用，忽视追求时尚；重视维持性消费，忽视消费更新；重视子女消费，忽视成人消费；重视大路货消费，忽视品牌消费等落后的消费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使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形成即期消费、精神消费、品牌消费等消费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不少大学生高消费的现象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
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逐步提高消费方式的文明程度。
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加强道德建设，提倡、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济困助危、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等优良传统。
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
新会一中的校情校史
会一中，是许多新会学子向地方。
它从风雨的清朝末年走来，是新通中学的起始，又是新会中学教育当之无愧的翘楚。
其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根深叶茂，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它的办学历史虽曲折艰难，却光辉灿烂。
办学百年 根深叶茂 “废科举，兴学堂
”1905年，会城马山下，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新会人民得风气之先，创办了官立新会中学堂。
官立新会中学堂不但开创新会普通中学教育的先河，同时也见证了新会一中百多年来艰难曲折的办学历程。
官立新会中学堂实际是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就开始筹办。
时任新会知县的陈伯侯奉命筹办新式学堂，于孔庙明伦堂召集邑中士绅商讨兴办中、小学堂的事宜。
由于师资缺乏，先办“初级师范”，学制二年，不久之后办“中学堂”，谭镳为堂长，学制五年。
辛亥革命之后，官立新会中学堂改称“县立新会中学”，谭为校长，学制四年，并停招师范班。
至1921年，由于省教育厅通令改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于是改称“新会县立初级中学”，并设教导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各一人，开始招收春、秋季学生。
1924年，执掌校政20年的谭镳逝世；是年同时招收女生，但男、女生同届不同班。
至1931年3月，江门市政局奉命裁撤，江门重归新会管辖，县长沈秉强将江门市立中学易名“新会县立第二中学”，而“新会县立初级中学”则更名为“新会县立第一中学”。
至1937年暑期，新会师范学校将普中的高一班、高二班移交新会一中继办，成为新会一中办高中之始。
据了解，清末办中学堂的校舍是以孔庙考棚（孔庙右邻）的房屋为校舍。
大的五六间作课室，小的几十间作学生宿舍。
1926-1927年间，由于体育场狭小，拆乡贤祠扩大体育场地，填池塘作校园。
后来由于学生人数和班级增多，最后除大成殿外，孔庙及学宫全部作为校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9年春，新会沦陷，新会一中迁往双水上凌冲谭氏宗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新迁回会城。
这时，孔庙已被日伪政权拆毁，仅余大成殿、奎星阁、尊经阁几座残破建筑物，因而校址改在新会书院，至今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新会一中历经时代风雨洗礼，教育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1958年被定为佛山地区重点中学，1960年被定为广东省重点中学，1978年再度由省政府定为县市重点中学。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持续发展，蒸蒸日上，1994年，被评为首批广东省一级学校，又先后获得“广东省文明单位”、“广东省先进集体”等光荣称号。
2007年11月，新会一中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验收，成为我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新会一中已成为享誉五邑、全省知名的学校。
兴学育才 不拘一格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源远流长的冈州文化滋养下，新会一中栉风沐雨、自强不息，虽三迁其址、十一次易名，爱校报国、兴学育才之风仍代代相传。
“母校由首任校长谭镳执掌以来，校规严格，请的教师多是留过洋的人才或香港留学生。
我读二、三年级时的第二任校长谈海，就是日本留学回来的。
”于1924年考入当时新会县立初级中学、迄今仍健在的新会一中校友余雅望回忆说，由于注重师资、尊师重教，新会一中在建校初期就有良好的起步基础。
如在1921年间，曾聘请留日归来的理化生物教师林卓南。
林老师讲课时，常常引入唯物史观学说，结合学科讲解，使学生获得新思想、新观点。
从人力、物力上来说，新会一直是新会的最高学府。
“南华诸县新会为名城，新会诸校我校高程。
”这是抗战前新会一中校歌开头的两句歌词，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新会一中人的自豪之情。
知情校友说，在抗战前，新会一中在教学中，不但注重文化知识的培育，也十分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
1935年秋入读新会一中的黎永泉在《会城沦陷前夕的新会一中》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校内有所谓“童子军”组织，培养学生“智”、“仁”、“勇”的品格，有急救护理、野外生活、打绳结等各方面的学习。
有一次，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江门篁庄野餐露营，晚上有篝火晚会及劫营、守营等实地训练活动，有声有色。
此外，每天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为课外活动，举办球类、田径、歌咏、猜谜、故事等文体活动。
在每天中午贴出一张表格，任人自由填报，届时有专门教师负责支持活动。
新会作家明明是新会一中当年的“七三届”。
他回忆说，“七三届”处在“文革”后期，学校（当时叫会城中学）已逐渐回复正常教学秩序，因为没有高考任务，学习并不紧张，作业基本可在学校里完成，所以不少学生从来不用把书包背回家中或者说是根本没有书包。
正由于课业轻松，学生有大量课余时间，可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说起来，‘七三届’并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官员、大老板，却培养出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爱好者。
”明明说，当时这一届有一群爱画画的同学，形成了一个沙龙式的小圈子，如甄锦标、吴明耀、陈向京、杨小明、李卓见和他自己等。
这些人后来均在文艺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光耀校史】 那些人，那些事 新会一中百年办学历程，不但汇集了大量文化深厚、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谭镳、施见三、林卓南等人，也同时培育了数之不尽的人才，当中不乏像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王坚等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贡献卓越，彪炳史册。
谭镳：新会一中首任校长 谭镳，（1863-1924年），字康斋，号仲鸾，广东新会环城南坦乡人。
身为新会一中首任校长的他是新会当时有名的教育家。
此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梁启超的表兄。
谭镳一生思想进步，青年时中秀才，与表弟梁启超赴广州学海堂攻读。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已丑恩科乡试第九名举人。
后入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就读，受到康有为提倡的“今文学”和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
此后，他参与了康、梁发动的“公车上书”及维新变法活动。
变法失败，他南下归乡，决意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清廷被迫施行改革学制，废科举、兴学堂。
新会创办初级师范学堂，委派谭镳为监督，主要是培养师资。
不久，又创办新会官立中学堂，为新会第一间最高学府，谭镳被委派兼任堂长（监督）。
民国成立，改革学制，1912年新会官立中学堂改称县立中学校，监督改称校长。
他一直任至1924年捐馆。
谭镳的治教特点鲜明，校规严格，极重教师素质。
民国初期，中学师资缺乏，谭镳不惜高薪聘请留学生任外语和理科教师，如英语科教师聘自香港书院或曾经留美的港籍人士。
谭镳在担任学堂监督初年，还编辑《新会乡土志》，聘黎昀、林灿予协助编辑，施雨崖等22人为调查员。
全书按部颁例目，分15篇，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书。
1924年谭镳病逝，终年62岁，其门人筑纪念台于县中学校园左侧之马山，刻石留念。
陈国达：“地洼学说之父” 1912年1月22日，陈国达出生于新会南郊天马乡五福里一个贫苦的南洋归侨家庭。
1925年春，在姐姐的资助下，13岁的陈国达考入了新会县第一中学，读书非常勤奋，成绩优异。
在初中期间，对陈国达影响最大的的就是博物学。
他还对地质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喜欢野外考察的实践活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与同学们翻爬新会的山山水水。
在大学时期，他的毕业论文也以此为题，写出了《广东新会地质试勘》一文。
陈国达终生致力于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他于1956年创立关于地壳演化规律的活化构造新理论“地洼学说”，突破了美国学者提出的地槽地台学说。
“地洼学说”被称为是决定当代地质学发展的新学说之一，它的诞生也被列入世界科技史大事年史。
1990年，国家矿床成因协会理事会决定在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中设立构造岩浆活化（地洼）学组，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创立的学说命名的国际学术组织。
陈国达被誉为“地洼学说之父”。
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洼学会理事长、国际地洼学组主席，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与地质之父李四光并称为“南陈北李”。
王坚：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 王坚，原名王桂琴，生于1933年，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飞行教官、飞行中队长。
在抗美援朝中，曾出色地完成飞行任务。
1952年接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梁宗岱：爱国诗人 梁宗岱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反帝的诗人、翻译家、教授、制药专家。
解放前曾任北大、清华大学等名校教授。
解放后历任中山大学、广州外语学院西语系教授兼院学术委员。
梁宗岱精通法文和英文，并通晓德文和意大利文，擅长翻译诗作，对欧洲文学有深湛的研究。
著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等，翻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等。
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正在逃离北上广
江门是我家乡。
中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情怀，表当代年轻人身上，那就是我的老家再穷、再嫌弃它，我也依然希望它变得更好。
不知道有多少年了，直至现在，在百度搜索输入“江门”，筛选出来的结果依然是“定居江门后悔了”、“江门经济为什么这么差”、“江门市几线城市”。
多年媳妇熬成婆，江门终于乘上东风，登上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高速车。
大城市or小城市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都钟情北上广深
虽然一线城市的就业竞争大、工作节奏快、生活成本高，但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让绝大部分的毕业生依然心生向往。
但对部分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赚钱速度远比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没有住房，朝不保夕，工作与生活的光鲜亮丽只停留在朋友圈晒图，每天像踩在边界线上奔跑，精彩刺激，却岌岌可危。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近日，智联招聘发布了最新统计数据，2019年大学生求职指南显示，2019届应届毕业生期望月薪集中6000-7999元，占比最高，达32.39%，然而实际签约月薪集中在4000-5999元，占比高达35.77%。
尽管相比2018届毕业生的情况，2019届的实际签约月薪已经有所提高，但期望与现实，依然存在很大的偏差。
然而想象一下在一线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每月的必要支出，房租预算保守起见准备2000元，交通支出控制在300-400元左右，伙食仅算午餐也需要450元，算上早中午餐至少需要1050元，每月必须的总支出将近2750-3450元，这都已经是不计入交际娱乐的消费了。
拿着4000-6000元的月薪，每个月除掉必要支出，应届毕业生实际上能支配的也就550-3250元左右。
就这么一点儿的余钱，在一线大都市生活，能存下多少
01在一线城市拿着铁饭碗，羡慕到不行
毕业两年，再见当年坚持“广漂”的大学舍友，老友见老友，两眼泪汪汪。
进入社会后，才知道谁都不容易。
眼看着像吹气球一样胖起来的舍友，想必她这些年过得不错。
当年大四实习，完成三个月的专业实习任务后，我这位舍友就去了广州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包分配二室一厅出租屋，房租每月才1千5，以税前1万以上的薪资，完全足够她在广州过上不错的生活，还能有些小积蓄。
在如今普遍流行饭堂菜使人减肥的情况下，舍友晒的两张照片，实力证明她为什么控制不住体重。
0290后女孩不愿当房奴无意间，我跟她聊到一直火热的房地产行业，据我所知，广州房价是一线城市里最低的，还有每平2万起的呢。
当我这么说时，舍友呵呵了一声，笑我太天真。
她说，广州部分周边地区，房价已经往每平4万以上涨了，更不用说地段好的。
按广州的情况，毕业的年轻人不断流入，以后房产只会供不应求，只有继续升的空间。
等你需要买的时候，想买都买不起了。
03“欲望”都市，消费支配人生尽管如此，购房对我们这些刚毕业不久的职场小白来说或许是件久远的事情。
于又语带羡慕地问她：“看你现在的样子，过得很滋润啊。
怎样，小金库存到多大了
”舍友二话不说地亮出银行短信，存额只剩几十块。
我自然是不信的，但她见我有些动摇，玩够了便哈哈笑着调出支付宝页面，显示总金额为2万3千多元，她说：“我全副身家就剩这么点了。
”三年时间，即便算上房租等必需生活开支，月薪税后扣除社保都8千多了，又不需要供房，怎么也不可能才存下2万多吧
相比在江门生活的我，虽然住自己家里不用交房租，但拿着3千多元的月薪，大半年的时间也能存下2万元左右。
04生活的模样由自己定义诚然，薪酬水平高，生活消费水平必然不会低。
舍友补充道，广州是一线大都市，美食、娱乐、购物消费，诱惑你掏钱包的机会只多不少，控制自己不容易，再加上这随便两杯奶茶都要50元的物价水平，怎能攒得下钱。
闻言，我也缄默了。
如此看来，在江门这座三线小城市生活的我，生活综合质量综合起来居然比在广州拿着高薪的舍友还高。
尽管各项资源建设远不及一线城市，但随之而来便是大量减少的消费诱惑，管住了钱包，将消费集中到生活必须支出上去。
下班后和周末假期的时间没有浪费在嗨趴上，花在学习和提升工作技能、生活质量上去，钱存下来了，自然而然地，幸福感便陡然上升。
05江门，让生活体面不再止步朋友圈近日，《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下称《报告》）发布。
榜单中，江门市位列全国百强发展潜力城市排名第73名，城市发展潜力指数44.6。
广东省共11个地级市进入百强排行榜，江门市排名第九，名次高于湛江和肇庆。
《报告》还指出，珠中江都市圈有望成为下一个千万级大都市圈。
而江门市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江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是全省第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面明确江门定位为大湾区西翼枢纽门户城市，作为往来交通节点，未来发展势必不会差。
论城市的发展速度，江门当然不能媲美超大城市北上广深等。
但生活在江门的人都有一个感受，这里的一切都刚刚好......无论是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没有一条路、一个地方，必然合适一个人。
人生需要不断调整，趁着年轻，我们可以去闯荡，也可以提前为今后的人生筹划，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但无论是什么地方，都不会拒绝一个勤奋而优秀的人。
与其忧心大城市的996和工作压力，抑或顾虑二三线城市的职业适配度和发展前景，倒不如好好充实自己，做“流水的公司”里的“铁打的员工”。
华中农业大学怎么样
郁达夫【故都的秋】秋天，无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国的秋，却特别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
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
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
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
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
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
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
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秋夜》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
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
我抬起头，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
仍旧是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
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雾。
他在房间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俯在他那个书桌上写字，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易近人。
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
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
不管窗外天空漆黑，只要他抬起眼睛，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
不管院子里暴雨下个不停，只要他一开口，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
他从不教训人，他鼓励你，安慰你，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倘使有绊脚石，他会替你踢开。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画派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它的主张
下面是概况 ，想要更详细的信息还是读一下比较好希望帮到你了 欧洲的绘画艺术 1、欧洲的绘画、建筑、雕刻的概况 19世纪欧洲的绘画、建筑和雕刻领域获得最大成就的是法国，代表各种思潮的美术流派不断出现，如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尤其是现实主义美术发展达到了辉煌的阶段。
这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有密切联系。
其次是英国和俄国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
此外，北欧的瑞典、中欧的德国、匈牙利等也在民族艺术方面显得比较突出。
而此时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艺术领域则显得黯然无光，进入了低谷。
2、法国绘画艺术的演变 第一、新古典主义美术：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新古典主义成为法国美术领域的主导力量。
当时第三等级等进步力量出于革命宣传的需要，主张艺术成为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的武器，发挥鼓舞人们的斗志，倡导英雄主义精神和树立新道德的作用。
因此，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主义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行动的楷模，他们赞美古代共和国否定今天尚存的封建专制制度。
新古典主义一扫洛可可风格时代的脂粉气，以朴实无华代替了华而不实，题材上以严峻望而庄重取代了浮夸空虚，内容上强调古希腊罗马的市民英雄主义，而艺术表现形式强调完整性、和谐性、塑造性，完全适应了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有雅克·路易·大卫（1784——1825）的绘画、；乌东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的胸像，华盛顿的立像、伏尔泰国坐像和胸像等雕像。
第二、浪漫主义美术：新古典主义在拿破仑当政时代逐渐失去其过去的辉煌，志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浪漫主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浪漫主义强调艺术家个性发展，以独创性、个人美与新古典主义的理性美相对抗，较多从历史尤其是从中世纪民间文学和社会现实中寻求创作题材。
浪漫主义在艺术上注意色彩、构图与画面的整体效果，而不限于局部的实体描述，从而使作品达到整体完美统一的效果。
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席里柯（1791——1824）。
他著有、、、、、、等绘画。
德拉克鲁瓦（1798——1863）一生创作了近万件作品，其中油画853件，水彩画、粉画1525件，素描6629件，石板画109件，腐蚀版画24件，速写69本。
他的画集中了提香、鲁本斯、席里柯、大卫等人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发展。
第三、现实主义美术：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美术逐渐脱离现实生活，法国画坛上的现实主义美术产生了。
其代表人物是杜米埃（1808——1879）、柯罗（1796——1875）、让隆（1809——1877）、米勒（1814-1876）和巴比松派的画家们。
杜米埃一生创作了近6000件绘画艺术作品，其中有石板画、木版画、油画、水彩画、素描和雕塑等。
著名的作品有政治讽刺画《七月英雄》、《高康大》、《洗衣妇》等。
讽刺肖像画《杜美特》、《杜邦》、《当代名士》等；群体肖像画《1831年假面具》、《立法肚子》、《政治鸡栅》等。
让隆被称为“平民画家”，擅长多种绘画，油画、肖像画、政治讽刺画和插图画等。
《街垒上的孩子》、《巴黎市井》、《农民的休息》、《里姆岑的农妇》、《贝壳的采集者》等均为法国现实主义的画坛上的佳作。
米勒被称为伟大的农民画家，代表作有《播种者》、《樵夫》、《拾穗》、《牧羊女》、《晚钟》、《葡萄园中的休息》等。
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一批画家以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区附近的巴比松村为创作基地，将大自然与现实农村生活作为终身目标，以柯罗倡导的“面向自然，写景写生”的原则从事农村风景画和农村风景画的创作。
这批画家被称为巴比松画派。
巴比松派和柯罗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
柯罗虽长期生活在巴比松，但其成就不能以巴比松派所包括。
他的画不仅具有现实主义本质，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被称为画坛上的“抒情诗人”。
《春天树下的小道》、《蒙特劳丹的回忆》、《献珍珠的女子》等。
巴比松画派中的主要人物还有乔治·米歇尔、路易·卡巴等。
第四、印象画派：19世纪后期法国画坛上出现了一个由青年画家组成的印象画派。
他们反对官方学院派的墨守成规，适应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对艺术上提出的日新月异的要求，因此突破以往的传统艺术形式，采用一种新表现方式，即以光和色来描绘外部世界。
印象画派代表的主要有：爱德华·马奈（1840——1926）的《奥林比亚》、《枪决马克西米连皇帝》、《一杯啤酒》、《酒肆》、《左拉像》等；克罗德·莫佘（1840——1926）的《日出的印象》、《睡莲》、《公主公园》、《卢昂大教堂》、《伦敦风暴》等；爱德华·德加（1834——1917）的《赛马场的马车》、《赛马》、《系鞋带的舞女》、《芭蕾舞剧院的休息室》、《舞女》、《裸女组曲》、《洗衣女子》等；奥古斯都·雷诺阿（1814——1919）的《包厢》、《浴女》、《红磨房街的舞会》、《秋千》、《游艇上的午餐》、《浴后》、《裸女》等；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的《推独轮车的农妇》、《牛羊山、蓬图瓦兹》、《卢昂大桥》、《收获》、《农妇》等；阿佛列特·西斯莱（1839——1899）的《普尔·马利之洪水》、《六月的早晨》、《枫丹白露的森林》等。
19世纪末出现的后印象派，要求更多地强调个性发展，其表现手法更为泼辣和简练，色彩也更加强烈且带有装饰性。
其代表人物是保罗·塞尚和保罗·高庚。
3、英国绘画艺术的演变 在英国，19世纪上半叶，英国画坛上盛行浪漫主义与风景派绘画艺术；中叶以后出现了被称为理性主义的“拉斐尔前派”和古典主义运动。
第一、浪漫主义绘画艺术：英国浪漫主义绘画艺术的代表是威廉·布莱克（1757——1827）。
他前期的作品多为诗画集，后期作品均为水彩画，画面处理深刻，常以寓意、象征手法和奇异、怪诞构图来表达进步思想。
他的代表作有《基督的埋葬》、《引导巨兽的比特精灵》、《雅各布之梦》、《卡达尔纪的巡礼》、《古代布尼丁人》等。
第二、风景派绘画艺术：风景画艺术的作家和作品很多，最重要的有透纳、康斯特布尔和波宁顿三位画家。
约瑟夫·马罗尔德·威廉·透纳（1775——1852）在作品中极力追求光与色的表现，并将油画艺术从欧洲传统古典形式中解脱出来。
透纳的代表作有《战舰》、《意大利的纳米湖》、《雨、蒸汽和速度》、《暴风雨》、《月下的煤港》、《贩奴船》、《议会在厦的焚毁》等。
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一生较长时间在农村创作，他的作品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瞬息万变的大自然景色。
他最著名的作品有《干草车》、《麦田》、《山谷田庄》、《韦默斯海湾》、《勃拉吞海滨》、《滑铁卢大桥之开放》等。
第三、理性主义的“拉斐尔前派”：1848年，威廉·霍尔曼·亨特（1827——1882）、但丁·加布里埃尔·罗赛蒂（1828——1882）、约翰·洛维列特·密莱斯（1829——1896）三位画家成立了“拉斐尔前派协会”。
他们认为文艺复兴前期即拉斐尔以前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朴实艺术。
“拉斐尔前派协会”还吸收了一些诗人、雕刻家参加。
这个组织活动的时间不长，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他们遵循的不是真正现实主义准则，而是通过取材于神话、基督教传说及一些文学作品来表现他们的理想和幻想般的世界，作品缺乏感染力。
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有亨特的《世界之光》、《被雇的牧人》、《信徒避难》，罗赛蒂的《白昼之夜》、《圣母领报》，密莱斯的《盲女》、《基督家庭》、《释放出狱》等。
拉斐尔前派停止活动后，个别人仍继续追随这一画派，形成了复兴“拉斐尔前派”的“新拉斐尔前派”，但其影响并不大。
第四、古典主义运动：画坛上的古典主义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在英国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是雷顿（1830——1896）和坡印妥（1836——1919）。
其作品取自上古希腊时代的人物、事件，绘画技巧与法国古典主义派相同。
4、德国绘画艺术中现实主义画家 19世纪中期，德国绘画领域出现了门采尔、珂勒惠支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
门采尔（1815——1905）被称为“在历史画中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的第一个画家”。
他创作的12幅腓特烈组画，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一扫19世纪上半叶德国画坛上的沉闷空气。
他的代表作还有《三月死难烈士的葬礼》、《轧钢工人》、《加勒坦因的教会行列》等。
珂勒惠支（1876——1945）是德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女画家。
她的作品主要是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饥饿，声援俄国革命。
她主要的作品有《织工起义》、《暴力》、《克玛纽》、《战争》、《无产阶级》、《幸存者》、《饥荒》、《面包》、《失业》、《饥饿》、《婴儿的死亡》、《救援俄国》、《保卫苏联》、《死亡》等。
5、荷兰绘画艺术的演变 在荷兰近代绘画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现实主义和印象派。
第一、现实主义美术：约瑟夫·伊兹拉亚斯（1821——1911）和杨·巴尔多德·琼康（1819——1891）是现实主义派的杰出代表。
伊兹拉亚斯的早期作品是以《圣经》和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油画，后期致力于以渔夫、工人、农民生活为题材的油画创作，着重刻画劳苦大众贫困、饥饿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
他的主要作品有《海岸上渔夫的孩子们》、《渔夫返船》、《寡居》、《女裁缝》、《古老民族的后裔》等。
琼康是现实主义风景画大师。
他曾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创作，力图将每个国家的特征通过绘画表现出来，其作品充满了现实性和抒情气氛。
第二、印象派美术：荷兰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是凡·高（1853——1890）。
他早期创作了《教会的修士们》、《吃土豆的人》、《农妇》、等现实主义作品。
《拉克洛风光》和《吸烟斗的人》是他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他擅长用明亮的色彩、跃动的线条、凸起的色块来表现事物，表达其主观的感受和激动的情绪，即以色彩解释精神，然而又不惟色彩美。
凡·高的代表作还有《向日葵》、《农民》、《桃花盛开》、《邮递员罗兰》、《囚徒放风》、《供应市市场之农圃》等。
6、比利时现实主义画家 19世纪比利时画坛在北欧国家中效为活跃。
比利时现实主义画家中的最伟大代表是康斯坦丁·麦尼埃（1831——1905）。
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深刻地刻画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劳动人民的形象。
麦尼埃的代表作有《农民战争》、《乌格尔的冶炼》、《烈日矿工》、《持锹女矿工》、，搬运工》、《锻工》等。
7、瑞典的现实主义画家：19世纪瑞典画坛也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画家。
安德列斯·佐恩（1860——1920）是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画家。
他擅长肖像画、风俗画，作品能抓住人物思想感情的瞬间变化和不同的特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佐恩在运用色彩语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画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他的代表作有《加德纳女人》、《罗丹》、《安德斯爷爷》、《母亲》、《吸烟的女人》等。
8、俄国的绘画艺术：19世纪俄国社会风云激荡的政治环境对美术领域起了很大的影响。
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渗透到绘画、雕刻等各方面，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充分的、长足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
19世纪上半期的勃留洛夫、伊历诺夫、费多托夫等以其敏锐的思想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生活的作品。
卡·巴·勃留洛夫（1799——1852）最突出的绘画成就是肖像艺术画，如《克雷洛夫像》、《考古学家兰奇像》、《画家耶宁柯像》、《希施玛洛娃姐妹像》等。
他还《庞贝的末日》、《意大利的早晨》和《意大利的中午》等作品。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1806——1858）的作品有《基督复活与圣母显圣》、《基督显圣》、和《果戈理肖像》等。
巴·安·费多托夫（1815——1852）的代表作《初获勋章的人》、《少校求婚》、《贵族的早晨》、《年轻的寡妇》等。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画坛上最有影响的画派是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
1871年10月第一次在彼得堡展出作品到1923年，该画派在俄罗斯各地举办了48次大型画展，展出了一大批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俄国历史，具有鲜明思想性、民主性和民族性的作品。
俄罗斯巡回展画派中的生要画家有克拉姆斯柯依、别洛夫、列宾、苏里柯夫等。
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极力主张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并将这一主张贯穿于自己的实践中。
他的代表作有《带马勒的农民》、《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在写作“最后之歌”》、《无法安慰的悲哀》、《看林人》等。
别洛夫的作品表达了他对社会最底层人民大众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仇视。
他的主要作品有《乡村传教》、《乡村教区的复活节》、《修道院食堂》、《巴黎捡破烂的人》、《出殡》、《家庭女教师来到商人家》、《三套马车》、《溺死的女人》等。
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以批判主义的手法，在作品中深刻表现了沙皇统治下的人民的苦难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不可征服的民族力量，有力地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制度。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祭司长》、《伊凡雷帝和儿子伊凡》、《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不期而归》、《萨布罗什人写信给七耳其苏丹》、《音乐家莫索尔斯基肖像》是其不朽的代表作。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苏里柯夫（1848——1916）擅长处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历史场面和人物的刻画，并以独特的构图和色彩变化为特征。
他在作品中倾注了对人民的热爱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心，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苏里柯夫的名作有《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缅西柯夫在别留佐夫镇》、《女贵族莫洛卓娃》、《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斯切潘·拉辛》等。
9、波兰民族画派：19世纪东欧各国绘画艺术的共同特征体现在，紧密与本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
绘画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时代感，爱国主义成为许多作品的主旋律。
波兰民族画派的代表人物有马特义科、格雷姆斯基兄弟、勃兰特、格鲁特格尔等。
马特义科（1838——1893）的《斯坦契克》、《时加尔卡的宣教》、《柯斯久舍格在拉兹拉维兹城下》等作品，用辛辣的语言讽刺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及腐朽的统治阶级，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
格雷姆斯基兄弟是现实主义油画家。
马·格雷姆斯基（1846——1874）的代表作品是《骑兵的进军》和《女市民的葬礼》。
亚·格雷姆斯基代表作品是《卸沙》、《晚祷》和《农家少女》等。
勃兰特（1841-1915）的代表作是《波兰人和瑞典人作战》和《哥萨克直歌》等。
格鲁特格尔（1837——1867）的代表作是《华沙》、》《战利品》和《战争》等。
10、匈牙利民族革命画：匈牙利民族革命画事业的奠基者是巴拉巴什（1810——1898）。
他创作的革命家科苏特、诗人裴多菲、音乐家李斯特等肖像画充满了时代感，深刻提示了人物气质和精神世界。
他以农民、吉普塞人为对象的风俗画也洋溢浓郁的生活气息。
蒙卡奇·米哈罗（1844——1900）的作品大多反映匈牙利的社会现实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现面坚实豪放，色彩饱满，明暗强烈，开创了匈牙利民族绘画的新风格。
他的代表作有《死牢》、《夜间的流浪者》、《卷绷带的妇人》、《负薪的农妇》、《罢工》等。
11、罗马尼亚的民族绘画艺术：罗马尼亚的民族绘画艺术在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中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
近代罗马尼亚有三位最著名的画家。
阿蔓（1831——1891）是罗马尼亚第一个美术学校的创始人。
他以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著名，代表作是《轮舞》、《农民》等。
格列高莱斯库（1838——1907）善于将本国民族绘画传统与西方绘画技巧、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实际紧密相结合，作品朴素真切，乡土气息浓厚，在艺术技巧上，用笔简练而奔放、色彩明亮而柔和。
他的代表作有《农妇》、《荷锄的农民》、《老太婆的工作》、《穆斯切尔的农妇》等。
安德列斯库（1850——1882）擅长表现农村生活，艺术表现手法出色，色彩处理得当，画面充满美感。
12、保加利亚民族绘画艺术：保加利亚民族绘画艺术是在摆脱土耳其统治后发展起来的。
梅尔克维奇卡（1856——1938）和维申（1859——1915）对保加利亚民族绘画做出了重大贡献。
梅尔克维奇善于以多变的艺术形式提示复杂多元的生活；维申更多着眼于农村和军事题材，成为军事画派的重要代表。
维申的代表作有《反土耳其的巴尔干骑兵》、《巴尔干英雄史诗》、《柳列——布尔加斯战斗之后》等。
13、捷克的民族绘画艺术：捷克的民族绘画艺术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
著名的风景画家如马奈斯（1820——1871）、柯萨列克（1830——1891）、马克热克（1832——1899）。
赫都赛（1827——1981）的作品深受人民喜爱。
但影响最大的是切尔马克（1830——1878）和阿列什（1852——1913）。
切尔马克的代表作是《胡斯士兵的山口阻击》；阿列什的代表作是《乔治·普德布拉底和马特沃·柯尔沃诺的会见》和壁画稿《祖国》等。
14、南斯拉夫的绘画艺术：19世纪南斯拉夫较著名的油画家是维·卡拉斯（1821——1858）。
他的作品一类较富有诗意，如《弹琵琶的少女》、《自画像》；一类则平淡无奇，如《小孩画家》、《商人克列西奇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