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文化苦旅》的10段句子的赏析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以随脚出入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层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
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
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阳关雪》赏析：采用了拟人的艺术手法形象地说明统治者所追求的只是王权，因而不可能为艺术家们提供广阔的舞台空间。
与下文的“九洲画风黯然”，“阳关再也难享用温醇的诗句”，文人大多成了“谪官逐臣”，“阳关坍弛了”等内容相照应。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
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都江堰》赏析：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都江堰的细细浸润、节节延伸、灵动和谦卑。
运用对比的手法，把都江堰和长城作对比，凸显其独特和神圣。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
“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
他既然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优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
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木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
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
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三峡》赏析：这段话运用想象、联想、比喻、烘托等修辞手法，描绘了小时候对“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误解。
虽是误解，却是如此美丽，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的描述是灵动的，栩栩如生的，运用丰富的外貌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表现当时心中的情景。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
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
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江南小镇》赏析：作者选取河道、石桥、民居、水、埠头、乌篷船等江南小镇的典型景物，表达自己对江南小镇的美好印象。
接下来将江南小镇与湘西小镇对比，表现其畅达平稳。
最后结合历史写江南小镇的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娓娓道来之间将我们也带去了那古朴的江南小镇。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的原因。
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
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
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
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
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西湖梦》赏析：这段运用拟人的手法写西湖，西湖在作者笔下就像一个急于得到认证的老人。
作者从历史阐发西湖给人以疏离感。
原因有二：一是过于玄艳的造化，无法与之进行家常性的交往（难以真切）；二是成名过早，遗迹过多，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难以贴近）。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
靠传统
靠新潮
靠内地
靠国际
靠经济
靠文化
靠美誉
靠实力
靠人情
靠效率
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
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上海人》赏析：这段话采用一连串的反问，表现上海人这个群体自身的矛盾。
上海人依附的东西似乎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作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上海人洒脱的孤独，带着点冷嘲热讽的味道。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
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
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
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上海人》赏析：将至尾声，作者的笔触似乎没那么冰冷了。
作者写其他人的目光和上海人的态度，表现上海人并不随波逐流的特性，为下文期待上海人更广阔的视野更独立的人格做铺垫。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
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信客》赏析：简洁干练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在一连串的排比中表现出老信客的为人：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诚信无私，洁身自好，待人宽容，善良厚道。
他对自己的工作极其负责，所以对年轻的信客也事无巨细地交代。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
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
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
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废墟》赏析：这段话运用排比、拟人、对偶等修辞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废墟的态度。
作者的视角独特,澎湃的激情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文采彪炳,令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复杂而丰沛的思想感情。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
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
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
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
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废墟》赏析：作者运用一系列的例子来阐述悲剧，而作者眼中，废墟文化就是悲剧文化。
一连串的排比读来气势汹涌，充满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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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奖别人20句话
由于吴昌硕的在清末画坛声望的影响，以及他本人融入金石风味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成就，使得一批后起的年轻画家追随了他的脚步，比如王震、陈师曾、赵云壑、王个簃等，此外，齐白石和潘天寿也受到了他的画法的影响。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梅花馆主，别署白龙山人，法名觉器，浙江吴兴人，生于上海。
少年时曾于画店学徒，后拜任伯年弟子徐小仑为师，并受到任伯年的指点。
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成为清末上海三大买办之一。
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及上海商会主席。
1911年开始师从吴昌硕，画风由清俊转为浑厚。
工人物、佛像、花鸟、山水及书法，曾为吴昌硕和康有为等画像，多画古代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四君子题材等。
◆陈师曾（1876－1923），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染仓室等，江西修水人。
祖父陈宝箴为清末湖南巡抚，是著名的维新派成员。
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弟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少承家学，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通、长沙、北京等地任职和任教。
曾向吴昌硕学画及篆刻，并远师沈周、石涛、龚贤等。
工山水、花卉及人物，长于写意，笔力雄健，着色吸收西画之法而不露痕迹。
并曾撰文对文人画的价值进行阐释，颇有见地。
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即受其启发所致。
可惜早逝，未能发挥更大作用。
■ 民国中后期的画家 1927年，由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与封建军阀的争战基本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同一年，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则在北京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中国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白石和北京的画家群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以号行，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齐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
家本贫农，12岁其学木工，以此闻名。
27岁时学书画，习诗文，刻印章。
中年时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
常与陈师曾切磋画艺。
推崇徐渭、八大、石涛、李鱓及吴昌硕诸家。
60岁后，衰年变法，画风大变，自成一家。
山水、花鸟、人物皆能，写意、工笔兼善，尤以画花鸟虾蟹闻名。
其大写意花鸟，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并善于把工细草虫与写意花卉结合；山水、人物皆执笔涂抹，不入常格。
作画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书法及篆刻成就亦很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美协主席等职，并于1956年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
传世画迹很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其画作，影响极大。
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齐白石全集》。
在30、40年代的北京，还生活着许多画家，著名的有陈半丁、萧谦中、溥心畲、于非暗、胡佩衡、秦仲文、徐燕荪等。
其中以溥心畲成就最大。
◆溥心畲（1887－1963），名儒，以字行，号西山逸士，辽宁人，满族，清宗室，恭亲王后裔。
自幼好学，通经史，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
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檀寺，前后十年，后迁居颐和园。
以山水画闻名于世，与张大千合称南张北溥。
其山水画兼有南派山水的秀丽含蓄和北派山水的力量和气势。
1949年移居台湾，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晚年对台湾画家有很大影响。
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溪舟访友图》轴、《秋山楼阁图》轴等。
◆陈半丁（1877－1970），名年，以字行，一作半痴，又字静山，浙江绍兴人，居北京。
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
工山水、人物、花卉，以花卉见长。
初得任伯年、吴昌硕之法，后吸收明清诸家法，有秀润苍古之趣。
代表作品有《牡丹》、《菊花》等。
◆萧谦中（1883－1944），名□，以字行，号大龙山樵，一作龙樵，安徽怀宁人。
为姜筠弟子。
山水似其师，并多为其代笔。
后学石涛、龚贤，笔力苍劲，气势雄浑。
曾任北京美专教授，代表作品有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山水横幅》等。
◆于非暗（1887－1959），原名照，以字行，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生于北京。
清末贡生。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副院长。
擅书画篆刻，书宗瘦金体，画初学写意花鸟和山水，46岁后开始趋向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诸家法，所画花鸟，富丽绚烂，对现代工笔花鸟有较大影响。
代表作品有《双钩水仙图》轴等。
◆胡佩衡（1892－1965），原名衡，又名锡铨，以字行，号冷庵，河北涿县人。
工山水，取法四王并上溯元四家等，风格苍茫深秀，亦重视写生，富于生活气息。
曾任北京画院画师。
传世作品有《漓江春雨》等。
◆秦仲文（1896－1974），原名裕，号柳湖，以字行，河北遵化人，寓居北京。
从《芥子园画传》入手学画，后入中国画法研究会和中国画学研究会，得贺履之、陈师曾等指教。
历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京华美院、北平艺专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画师。
工于山水，宗法四王，雄浑苍秀。
代表作品有《乌江天险图》轴等。
黄宾虹和江南画家群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画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自2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了清末民初一味地秉承四王、吴、恽的局面，画家们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宋、元时代，另一方面也开始从写生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清初的四僧、扬州画派、金石书画家和海派都成为这一个时期画家们所师承的重点。
组织画会、创办刊物、举办展览都是他们的活动形式，一时间显得十分活跃。
上海由于是当时中国的头号通商口岸和对外文化窗口，各种画家都在这里云集，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南京和杭州则分别有著名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杭州艺专，由于教学的需要，加上两地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吸引了一大批各种面目的艺术家在两地生活。
在这种百花争艳的气氛中，一批杰出画家脱颖而出，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亦作朴丞，号村岑，别署予向、虹庐，中年更号宾虹，以号行。
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居杭州。
早年参加反清革命。
后相继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院校任教，参与创办和参加多个艺术团体，并主持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编审工作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协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等职。
以水墨山水画闻名于世。
60岁前学古人，60岁到70岁游历名山大川，70岁后自创面目，大器晚成。
早年多受渐江、查士标、恽向等的影响，疏朗淡雅，被称作白宾虹；晚年则喜浓重的北宋山水，以积墨法求浑厚华滋。
在近代画家中以重视笔墨著称。
创五笔七墨之说。
所作山水，元气淋漓、笔墨飞动、意境深邃。
亦偶作花鸟。
卒后，所藏金石书画及遗作俱捐献国家，存于浙江省博物馆。
亦擅美术史论，曾编纂《古画微》等，影响很大。
代表作品有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拟何绍基意》轴等。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小名季，又名季爰，曾入佛门，法号大千，又称大千居士，还俗后以号行，四川内江人。
少年习画，青年时随兄张善孖赴日学画。
回国后师从李瑞清及曾熙学习书画。
卓绝有才气，遍临先贤作品，尤得益于四僧，得其精髓，所仿石涛作品，几欲乱真。
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工笔、写意俱臻于妙境，30年代时与齐白石齐名，并称南张北齐。
曾临摹敦煌壁画3年，画风大变，善用复笔重色，丰厚浓重。
50年代后，长期居巴西，创泼墨、泼彩新法。
1978年，移居台北。
传世作品极多，在海内外影响极大，代表作品有藏于台北大风堂的《庐山全图》等。
与此同时，活跃在上海和南方地区的画家还有冯超然、吕凤子、贺天健、吴湖帆、刘海粟、丰子恺等。
◆吕凤子（1885－1959），名浚，以字行，号凤痴，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
早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师事李瑞清、萧俊贤。
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
1939年创办正则艺专并任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
工书善画，长于人物、佛像、仕女，尤善写墨笔仕女。
晚年喜作减笔佛像，造型奇古，生态动人。
代表作品有《仕女》册页等。
◆贺天健（1891－1977），别署纫香居士，江苏无锡人，寓上海。
曾主编《国画月刊》，历任南京美专、上海美专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画院副院长等职。
少孤贫，初学肖像画，后改习山水，师吴历、王翚法，兼习石涛、髡残等技法，远追宋元人笔意，并受新安派及浙派影响。
重视写生，博取众长。
画风雄奇阔达，用笔酣畅，善用水墨之法，亦擅青绿。
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陈列于人民大会堂上海厅的《河清可俟图》巨幅等。
◆吴湖帆（1894－1968），名翼燕，字遹骏，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号倩庵，别署丑簃，书画则署湖帆，江苏苏州人。
吴大澄孙。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画院画师、上海美协副主席等职。
工山水，从四王、董其昌入手，上溯宋元诸家，画风清隽明润。
精于鉴赏，富收藏，弟子有王季迁、徐邦达等。
传世作品有藏于荣宝斋的《松风雪海图》、《青岭横云图》等。
◆刘海粟（1896－1994），原名盘，又名九，后改名海粟，字季芳，江苏武进人。
幼习诗文书画、14岁时赴上海，入布景画传习所学习。
1912年，与乌始光等发起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并任副校长。
率先使用人体模特，曾引起轩然大波。
后多次赴京讲学，并创办天马会，探索艺术道路。
1919年后，多次在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举办画展及讲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艺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
早年多作油画，后以中国画创作为主，工写意山水及花鸟，尤以画黄山闻名，曾经十上黄山。
所画山水，多用重墨泼彩之法，气势雄壮，富于个性。
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品有中国美术馆藏《黄山》轴等。
并出版有书画集及文集数十种，影响极大。
◆丰子恺（1898－1975），名仁，又名婴行，以字行，浙江桐乡人。
早年师从李叔同，为中国漫画先驱之一，并长于书法、音乐、文学等。
1921年赴日，回国后在上海、浙江、贵州、广西、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育，并任开明书店编辑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美协主席等职。
长于人物画，受日本画家竹梦久二影响，勾线平涂，造型简括，风格朴实，富有情趣。
代表作品有《护生画集》组画等，出版有著作数十种。
徐悲鸿及其传派 20世纪初到欧洲留学的艺术青年大都选择了写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回国以后，他们又多从事美术教育，开设了素描、透视等课程，力主将西方的写实传统融入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去，以改造在他们看来已经衰败不堪的中国画。
这其中，出力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派。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
少年有才，曾在乡村学校任教。
后去上海，结识高奇峰。
1914年入震旦大学习画，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赴法留学，师事达仰，后入巴黎国立美校。
1927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多次赴海外举办画展。
抗战开始后投身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
兼长油画、国画，作画主张尽广大，致精微。
所作中国画，题材广泛，尤以画马闻名。
于美术教育贡献尤大，桃李遍天下，影响极大。
传世作品很多，中国画代表作有：《九方皋》、《愚公移山》、《漓江春雨》、《泰戈尔像》、《奔马》等。
作品现多存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蒋兆和（1904－1986），四川泸州人。
自幼喜画，16岁赴上海以画像和广告、服装设计为生，业余自修油画。
结识徐悲鸿后，受其写实主义主张和改革中国画的思想影响，遂致力于以写实笔法描绘中国民间生活。
1928年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上海美专、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校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顾问等职。
长于水墨人物画，从写生来，早年多画民间疾苦，50年代后多画时事生活及历史人物肖像等，造型写实，笔法严谨，融西画写生之长于水墨之中。
代表作有《流民图》卷、《给爷爷读报》等。
中国绘画的观赏方式与近代美展研究之必要商 勇以书画会社为前导的近代美展与中国近代绘画风格的转变确如郑午昌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绘画发展到明清阶段似乎已经进入“文学化”发展的阶段，其表现特征是，这一阶段的中国绘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娱性而并非宣教性的，文学性的而非功能性的，在私人空间欣赏流传而并非面向公众开放展示的绘画。
也许我们可以将此追溯：在北宋文人画理论影响下形成并经元、明时期而成为主流的，以卷轴、册页为主要形式的中国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只能以游戏的态度来把玩观赏的艺术了。
在世界艺术史中，中国文人画曾预示了绘画的功能转化。
文人画的意义，在于它首先从社会功用的绘画中解脱出来，从刻画形似注重技术的绘画中分化出来，转化为笔墨游戏传神为意、重性灵的个人寄情载体。
中国画重过程甚于结果，重参与胜于收获，走笔运墨，凝神养气，有益身心又是抒发情性的自由工具。
因此，元明清以来，书画对于中国文人更趋为自我逃逸的避难所和个体放逐的桃花源，至多也只是落寞文人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一门手艺。
除了同行之间相互贬抑为争一口食而招徕赏鉴者外，也许书画家们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了。
在美术展览会盛行之前，组织书画会社几乎是传统文人画家圈展示画作，切磋画艺的主要方式。
早期书画会社仍然延续了传统文人画家通过雅集互助共勉彼此提携合作的旧有模式。
而面对普通社会公众（不是书画的购买者也非书画的潜在购买者）的展览则很少见。
上海地区在晚清是西潮侵入和传统守护并重的窗口；也是书画会社和早期美术展览最多最活跃的地区。
比如，1909年春，由姚鸿、黄俊、汪琨诸人发起，高邕、杨逸等人在豫园内布业公所得月楼创办“豫园书画善会”。
这个新团体有高邕、钱慧安、吴昌硕、蒲作英、杨东山、马骀、王震、汪仲山、张善孖等会员约百人。
首任会长为钱慧安。
“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纵谈古今，陶淑后生”。
在规章中约定书画“咸应合作”，“偶有独作”，“不仅别开生面，且可各尽所长。
”他们除了进行频繁的艺术创作、交流、研究活动外，注重社会慈善和书画同人的经济互助。
他们的行为模式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雅集，但已经具有了一些近代美术展览会的雏形。
总的看来，传统书画会社的活动，艺术作品的展示切磋基本还是限定在会社的专业性圈层内，是非公开状态的封闭“象牙塔”内的艺人雅集。
参与者处于同一艺术语境中，尽管与广大社会受众之间缺乏联系，可艺术品位算得上高标和纯正；在传承上，他们延续的是师徒授受的传统师承模式，除了将研究创作成果刊刻成书之外，尚没有定期面向社会举办的展览，更没有表达自身艺术主张的现代期刊。
然中国书画家的此种出世状态在20世纪初被彻底改变。
出于“艺术拯救”和“国民教育”的热忱，上海的新潮美术家们担起了“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展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之社会责任，杨清磐、张辰伯在文章中甚至这样表述：“（天马会）同人之艺术，决不是醉心欧化，做西洋人之转卖者；也不是固执不化，以我国固有之遗物为满足了，做保守式之庸俗者；吾们均以热情，表现宇宙之精奥，为人生谋幸福，为世界谋和平”。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美术家也确实需要尽一份责任，这似乎是时代赋予一向置身世外美术家的使命；鲁迅曾这样写道：“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中国美术界的要求。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平均分数”。
就这个角度而言，美术展览会是艺术家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也是以作品表达其 “思想与高尚的人格”并着落和抒发社会责任感的平台。
事实上，为了体现此所谓社会责任，当时新派绘画圈层的画家们在研习西方绘画的同时也学习了一整套宣传推广自身艺术主张，向社会展示艺术创造品并达到社会“艺术启蒙”的方式。
例如1919年10月，由江新（小鹣）、丁悚、刘雅农、张辰伯、杨清磬、陈晓江发起的“天马会”在上海美专礼堂成立。
成立之日，便举行天马会第一次作品展览，共展出会员、非会员作品200余幅。
展览结束后又吸收汪亚尘、王济远、吴杏芬等画家入会。
1921年1月由萧公权、朱应鹏、陆景兰等人发起，为“振兴中国的西洋美术”而创立于上海的“晨光美术会”，也是通过多次轰动性的美术展览会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美术团体，参与此画会的画家日后都在美术界颇有影响。
“晨光美术会”先后举行4次会员作品展览。
其中民国14年8月，在上海艺术大学第二院内举行的第四次会员作品展，有作品300余件，以油画、水彩画居多，艺术风格多样，而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由胡根天在广州发起组成以“研究、创作西画”为宗旨的“赤社美术研究会”，于1921年10月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举行第一次西洋画展览会。
此后“赤社”又举办多次展览会，成为南方地区有影响的绘画社团。
……西画社团的美术展览会已具有近代美术展览会的诸多特点，从作品的征集，评审，展示，批评，出版等已具相对定规。
此外，参展人员亦相对固定、保持着较好的延续性及与传媒联系紧密，因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事实上，至20年代初期，上海西画家们所组织策划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美展已与美术学校、美术专业杂志以及美术社团组合成了“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这一结构共同拓展了民国初期上海西画的公共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西画家们聚集在美术院校的大旗下，通过画会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联络；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美术展览；利用自办的报纸杂志加强社会宣传，扩大艺术家个人影响，通过美术学校培养和设计受过新式美术教育而具备了新式美术趣味的年轻的展览观众及美术报刊的阅读受众，并不断扩大这一人群的基数，进而利用其传播效应达到全社会美术启蒙的目的。
面对新式绘画群体通过展览会及美术期刊对艺术受众的争夺，传统阵营的画家似乎也意识到，局限于象牙塔式书画会社中的雅集已不能胜任艺术传统的“文化守护”，必须通过不失时机地推出“美术展览会”来拓展自身的立足空间。
对中国画之传统极为自豪和自信的金城是20世纪初期京城画坛的“广大教主”也是近代美术展览会的积极倡导者和策划人。
他对传统艺术尽心守护的同时，对于提出“艺术革命”的“艺术叛徒”（刘海粟等），则极为不齿：“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者流，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腆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无愧乎。
”新派和旧派的对立似乎也标注了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潮入侵的回应，新旧两方都意识到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要，他们的努力一方面可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另方面也为使自身的艺术门派得以在乱世立稳脚跟；但不管怎样，他们都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来对民众进行大力度的艺术启蒙，而这艺术启蒙最好最直接的手段，恐怕莫过于举办美术展览会。
20世纪20年代初期，金城在民国第五任总统徐世昌的赞助下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辅导研究员学习，并组织了数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至1920年起几乎成为定例。
1926年金城去世后，其子金潜庵与金门弟子在北平组织“湖社”，除了创办了“提倡艺术，阐扬国光，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还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论说”之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杂志《湖社月刊》，还在国内和日本多次举办声势浩大的书画展览会，扩大了中国书画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发展。
从1926年起，“湖社”每年都在国内举办成绩展览，先后达25次，参展会员达千人，其中京津地区达四五百人。
此后“湖社”画家除参加数次中日文化交流外，又在比利时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德国参加“中国画展览会”在加拿大参加“中国艺术节”等。
必须强调的是，当1910年才在中国正式有记录的全国性美术展览迅速普及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兴许就是中国文人画。
民国时代，陈师曾在为文人画价值辩护的同时，又成为中国文人画展览的积极推动者。
与陈师曾一样，金城、王一亭、陈小蝶等为传统中国画的美术展览分心、出力，确是看到了美术展览对于艺术传播的重要，他们策划的中国书画的展览会走向海外，兴许主要是为中国传统艺术在国际上争身价；而蔡元培、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李毅士等人都曾以日本和欧洲的美术展览会为蓝本，试图把西方的近现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会引进中国，其目的似在于“提高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
“美术展览会”这一特殊传播媒介（或传播方式、载体）在近百年发展之快，造成影响之巨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它已经成为中国绘画展示、传播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画家取得社会承认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绘画不得不面对与西方绘画、甚至雕塑、装置、多媒体作品公开竞争的场所（即使不同时在一展厅展示）。
传统的小幅式（米芾所谓横不过二尺）、近距离欣赏（案头把玩）的中国画，为了适应展览会的形式，不得不在尺寸上、视觉效果上变通改革，因此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源于文人画传统的中国画的功能与风格。
美术展览会是改变中国绘画的展示空间、欣赏美学、视觉效果、时代风格转变的直接促因之一。
近现代意义的美展根本地改变了传统的观瞻和品鉴绘画的方式，这不仅引发了传统书画在图式、构图、装裱、尺幅等诸多方面的革命，而且其公开化的征集、审查、评定等次及批评制度以及媒体和出版的介入，使美术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成功的近代画家，往往是其作品适应了公共展览视觉效果的画家，而有意识地改良中国画的画家，其具体的绘画方法、技巧，也往往是基于强化其作品在展览会中视觉效果的考虑上。
无论是被认为侧重发扬传统、书画并重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傅抱石、陆俨少等，还是被考虑为倾向融汇东西和参用西法的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蒋兆和、李可染等，他们的绘画成就，声名地位，无一例外地与20世纪美术展览会的发展普及，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他们画面中强调尺幅、图式及色彩张力的视觉变革因素实际即是顺应了美术展览会上作品并置于同一展壁，而流动观众主要作远距离观瞻的展示方式。
近代那些成功大师的绘画作品，实际在人头攒动的展厅里都能做到“不被吃掉”，它们在观众远距离观赏时能抓住其游移的眼球并将之吸引到画幅前，又能在观众近距离观赏时提供耐以咀嚼玩味的视觉细节。
综上所述，从近代美术展览发生发展的角度去品味近代中国绘画风格的转变是一个有趣的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方家的共同参与。
（本文节选自博士论文《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民国十八年（1929）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研究》，有删改。
）
如何使文句有意蕴
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过：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
刘知畿在《史通·叙事》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言近而意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文章饱含感情，言此意彼，将意蕴蕴含在言辞的深处或所写的形象里，让读者经过思考，透过字面的意义去了解其中的底蕴；能让读者阅读是被深深的吸引，阅读后能掩卷沉思，有咀嚼回味的余地。
这就是文句有意蕴。
呢
一、形象描绘千树万树梨花开把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画面和形象加以表达，使语言具有画面感、立体感，从而增强文章的语言表现力和意蕴。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下面几组句子：（1）A、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回首百年往事B、二十世纪的帷幕正在我们头顶徐徐落下。
站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驿站，我们回首百年来并未如烟的往事（2）A、大海从很远的地方向堤岸冲来。
B、大海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摆好姿势，弓起脊背，像一头西班牙斗牛拼死向堤岸冲来。
（3）A、中年是一个繁杂丰富的人生阶段。
它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平庸的一面。
我现在是身兼多职，既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又要关心淘气的儿子。
学校里的事要忙，家务事也不能不管，自己还得学习进修，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乐地进行着。
有时候颇为感慨：生命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流逝了
B．中年是一块色彩斑驳的画布，亮丽的色调和平庸的线条在这里交织。
中年的行囊里装着一生最多的面具：我现在既要扮演孝顺儿子，又要扮演慈祥父亲；既要争当模范丈夫，又要争当优秀教师。
中年的目光不能遗漏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我既要关心妻子的血压是高还是低，儿子的考分是两位数还是三位数，又要关心文坛最近有什么新名词，教育界近来有什么新花样。
生活就是这样在人民币和粉笔灰之间，在教师节的贺卡和小厨房的抹布之间，杂然展开。
有时候难免感慨：生命就随着这日子，在一根根多起来的白发和一张张少下去的日历中，悄然流逝了（4）A、繁忙的工作之后，女孩也开始有些想家了。
B、繁忙的工作之后，女孩喜欢一个人爬上顶楼，面对家的方向，去读雁阵、看夕阳。
以上几组句子，很明显下一句要比上一句更具体更形象，或使用修辞，或精心地锤炼了动词、形容词，使语言具有描摹美。
比如，第四组两句虽然都表达了女孩想家了的主题，但上句只是交代，想家是抽象的，模糊的。
而下句通过一个人爬上顶楼，面对家的方向，去读雁阵、看夕阳的意象，蕴蓄了思念萦怀、感伤别离的孤独感、凄凉感，很容易使人想起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等诗句，所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下面我们以一篇写春天(节选)的高考作文来具体说明：作家告诉我，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脸笑成花脸，一首清新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唱入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新谢的春泥，一声春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漫天的白云。
语文老师对我说，关于春的名字必然曾经是这样的：在昆虫噬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在放风筝的时候，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纱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相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亲切的耳语为这季节命名春。
一位饱经战火的老将军对我说，春呀，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守着一老根，北地千宅万户受尽风欺雪扰，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将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占领了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春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人们长期虔诚的祝祷而美丽起来。
孩子告诉我：春天到了，鸟儿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
有的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广度和深度。
可是所有鸟儿的数学肯定不及格，要不，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为什么不宣布最后的结果﹖我问一位老农民，春天是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蹲在田埂上，看着眼前刚翻的新泥，嘿嘿地笑了。
本文借作家、语文老师、老将军、孩子以及老农民等不同人之口，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春天的画图。
文章是怎样用语言构成画面的呢﹖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其基本手法是：创设一个具体场景，再分头描述这个场景里的个体形象或感受，进行绘声绘色绘态地描写。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绘声，就要善于使用富有表现力的拟声词。
文段中的雪有扑哧声，鸟有吱吱喳喳声，农民有嘿嘿的笑声。
绘色，就要遣色彩于笔端。
在作者笔下，雪成了花脸，小鸭的黄蹼，江畔浣纱的素手，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画面，绘出了生机勃勃的春景。
绘态，就要抓住景物或人物具有特征的动作神态。
在作者笔下，雪在笑，树会吟，春雪在无端地惹哭白云，桃花攻陷了山村水郭，柳树占领了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
鸟儿用双翼丈量天空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描绘了各种不同的物象，姿态万千。
可见，加强绘声绘色绘态的训练，可使语言具有画面感、立体感，从而增强文章的语言表现力。
再如，一篇题为《百年回眸》的作文中有这样的文段：一百年前，屈辱的晚清统治者常常要用算盘算算赔款帐，而今天，中国人则用大型电子荧屏来显示澳门回归的倒计时。
一百年前，洋火，洋布，洋钉，洋油充斥中国的市场，而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遍布全世界。
一百年前，中国妇女要用小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今天，英姿飒爽的中国女足队员踢出了一个世界亚军，扬威四海。
本来，这样的文章是很容易写空的老话题，作者却用算盘荧屏洋钉洋油的细节，把关于政治经济的抽象议论的话题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历史的巨变；用女性不同时代的脚步形象反映时代的沧桑；用洋货与中国制造的对比，表达扬眉吐气的欢畅。
这样，通过联想和想像化抽象为具象的文字，显得生动而引人入胜。
这里的启示还在于：作者抓住具有时代特征的某一对具象进行对比性描摹，既起以一当十的说理作用，又能够喻抽象于具象之中。
有时形象的描绘中加上丰富的密集的材料优势，对加强文句的意蕴也有很好的作用。
比如：你可以在梅雨潭边感受朱自清描述的绿色的陶醉；你也可以在西湖边聆听柳浪与黄莺的对答；你可以小桥流水人家，也可以古道西风瘦马；你可以手持长剑，独立朔漠，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你也可以手握画笔，船头簪花写韵，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闲适。
从西域到东海，从朔北到江南，绮丽的风光给世界增添一丝耀眼的亮色。
所以，我说，自然因多彩而精彩。
文段聚合了富有文学意蕴的意象，使语言含蓄，富有意蕴，而且文采飞扬。
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寓言故事、成语典故、历史传说等，都表现了人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概括和总结，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或哲理，具有永久的魅力。
在写作时，恰当地借用、化用都能增强作文的意蕴。
如某考生写听《梁祝》的感受：乱花浅草，清风鸣蝉，枫叶荻花，银装素裹，四季袅袅绕指柔；高山流水，百鸟争鸣，千里婵娟，万里无云，只在仅仅几弦间。
有哪一壶陈年佳酿比这筝曲更醉人呢
又有哪一种情愫比这旋律更感人呢?当年琵琶霓裳，一曲博得江州司马青衫湿，如今筝音款款，一首引得众宾泪沾襟。
文中化用多个文学意象，厚重积淀令读者拍案
再比如2001年高考作文《选择诚信，选择中华魂》一文：作文开头，作者就以一份诚信，一腔热血，一片拿云心事；一曲诚信，一阕高歌，一剑笑看风云这样两行颇具新潮色彩的铿锵句式进行造势；又以诚信是一条流了五千年的河，流出了黄面孔，流出了黄土地；诚信是一只神奇的笔，龟背上长出了汉字，汉字上长出了华夏这样隽永飘逸而又象征意味十足的描写加以铺垫。
然后就推出了这样三段文字：有这样一朵诚信的花，它诚信于爱情。
这朵花里，充盈着孟姜女的眼泪，雷峰塔下的呻吟，遥遥天河间的无尽思念，草长莺飞中梁祝的蝶双双。
这朵爱的诚信花，凝聚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陆游的几年离索，王维的红豆生南国。
这朵诚信的花啊，凄美、哀婉。
有这样一棵诚信的树，它诚信于友情。
这棵树里，长满了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元稹、白居易的共看夕阳，欧阳修、范仲淹的互勉互助。
这棵诚信的树里，深藏着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韦应物的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棵诚信的树啊，浓郁、隽秀。
有这样一方诚信的土，它诚信于人民。
这方土里，洗礼出岳飞的精忠报国，戚继光的横扫倭寇，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这一方土里，培养出周恩来的鞠躬尽瘁，焦裕禄的不辞劳苦，孔繁森的一心为民。
这一方诚信的土啊，深厚、凝重。
这三段文字，可谓旁征博引，撷英掇花：从孟姜女的相思泪，到梁祝的化蝶双飞；从王维的红豆生南国，到李清照的寻寻觅觅；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从周恩来的鞠躬尽瘁，到孔繁森的一心为民。
其视野之广阔、材料之丰赡、信息之密集、语言之凝练之精美确实令人赞叹。
但是这一切，却基本上没有超越中学生的阅读范围。
这位考生能在分秒必争的考场上，迅速调出自己的所学所知，加以整合分类，以花、树、土三项来归类就绪，焕然生辉。
最后，又用选择诚信，选择中华魂一语点睛，照应题目，从而体现出一种韵致非凡的美感和氤氲清丽的哲思，使语言臻于化境。
如何评价周作人
秋风怀故人 悼冯至 车子直向八宝山驶去。
我坐在车里，心里说：“君培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
”——时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
这是参加冯至逝世后的告别礼。
车的速似乎缓了下来，一拐弯，停了。
这前面便是八宝山。
见人已到了很多。
我在客簿上题了名，取一朵白纸花佩在胸左，随长队缓缓走进礼堂。
堂中花圈布满。
躯体躺在不甚高的床上，覆以鲜明的国旗。
面色几如生时一样红润，头发颇长，头部微微偏向右方，仍似生前一样安详，和蔼。
我随大众在一边作了三鞠躬，向前走，转过到左方，见到亲属站在一旁，我便依外国习惯合掌致敬，未尝一一握手，从容走出礼堂了。
于是将白花从襟上摘下，置于原处一大筐中。
遇了好几位熟识，皆只点点头，没有说话。
忍住了眼泪，其实也说不出话。
时友人有将一束稿件托我看的，接过了插在袋里，也无话。
这仿佛是旧习俗，凡吊丧，主人不哭，客人是不应当哭的。
哭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古礼是“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即是大致过了一年多，墓上的草出现陈根，便应停止哀伤了。
冯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交谊始于一九三一年，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
中间或离或合，最后一期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便时常相见。
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
安息
安息
时流迅速，“小祥”又过了。
有朋友多次催促我写点文字纪念他。
但多次将心思稍稍集中，提起笔，想了想，不免黯然神伤，又将笔搁下了。
事实上，他深明中国旧社会和新环境，年龄比我大几岁，而我多年生活在国外，与现代社会颇觉隔膜了。
多事只合请问他。
曾有颇关时代的文字，初稿便请他看过，他不惮烦将我的文字细加推敲，指出必要修改之处。
年来又有些疑义，想到倘和他一商量，必然妥善；但他逝去了。
这期间，我见到新出的两本书：一，，周棉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
二，，即其夫人姚可
这两本书内容充实，皆是可资为根据之书。
前者之文字或者可减少一些，似乎还应编入一。
后出则如我所知，皆系“实录”，然文采高华，无溢美，无愧辞。
所记之地多我所曾到，所记教授多是我亦曾听其讲课的，虽事过六十多年，因叙述生动，遂感到亲切。
可惜此回忆录是自一九二八年写到一九六五年止。
最后这二十几年还未曾写。
诚希望后来这部叙述能够完成。
夫人年高，身边有两位同其贤明亦复文采翩翩的女公子，可以口授，记录下来便是好文章。
不得已，我还可以任校对之役，正如往年一样，几大部稿件详细看过。
有了这两本书，冯至的学术与事功，大致读者已可明了，不必友人更加辞费了。
虽然，仍有些事及其前因后果，亦较有关系的，如我所知，我以为毋妨发表，或者尚有助于今后对此诗人及其创作之较明确的了解。
于此，当记起五四运动时期，诗人十五、六岁，其新体诗写作，始于此时，一随新文化运动同发展。
其在北京大学本科入德文系，则在十九岁(一九二三)。
其时和两杂志风靡全国，鲁迅之写小说也盛于此时。
求新学自然当学外国语，一般只是英语和法语，先于此期是日语，后于此期方是德语。
凡深造的机会，是往其所学习的语文之国。
时潮时变，学法语的往法国留学，一时“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南北，但后下多归失败。
学英语的，企慕考清华大学借庚款留美，后下可算成功。
学日语的，其源更早，多自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闻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已有一千三百多人。
——诗人处于北方，是各派新潮的源头，有所抉择。
其时风气已微偏向北欧了，鲁迅兄弟已致力于提倡北欧文学。
诗人自然受到影响。
其时留学德国还没有官费，或未尝有此远图。
其所以独选修德文，乃是步其令叔冯文潜先生的后尘。
冯文潜早年是留学德国的，后来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
正如蒋复璁之往德国学图书馆学，是其令叔蒋百里先生的指引，蒋百里是军事学家，早年成其学于德国的。
于此，往事又当稍回溯：周氏兄弟之提倡北欧文学，尽人皆知是间接取自日本。
第一次欧战时北洋政府还闹过“对德宣战”的问题。
鲁迅讥笑过“公理战胜”的牌坊。
大致第一次欧战德国失败，在中国还有人不忘其科技，工业，医学，以及军事之高明，知道其战争无甚“公理”可说。
第二次欧战就不然了。
知识分子皆不同情于德国纳粹党之所为，除了罗家伦赶忙促编译馆翻译出，在***中又成立了“蓝衣社”，模拟法西斯蒂之所为。
这时乃遭鲁迅的呵斥了。
但日耳曼这民族的科、技、工、医等，原有其卓立于世界之优点，在中国从初颇享盛誉，一时也难有取代。
而留学德国的，从初也是在这些学术范围之内。
人数亦复不多。
论此少数学工、医、科、技等人物，学成后归国又有其主观条件的限制，即皆属专业，未曾如留学他国者人多，专业人才而外，犹多通才。
那么，学军事的，回国入军队；学医学的，入医院或单独挂牌行医；学科学的，入实验室；学工技的，入工厂；如此之类，各有其活动范围。
较少为普通人所知，不能如学社会科学的人士，以广大社会为其工场，以书籍笔墨纸张为工具，其学较易普及一般民众；尤以入教育界者，可以造就许多后起人士，因此声光较为辉赫。
如鲁迅之弃去医学而从事文学，正是看明了这一点。
这无形之间，应当成为德国留学的一派了，诚然，但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成其为一派，因为人数少，活动范围小，各自奔前程，闻有“留德同学会”，却不闻其有何工作。
或者终因人数太少，后来又扩大为“德、奥、瑞同学会”，也寥寥无几人，亦不闻有何工作。
在抗战时又合并为“欧美同学会”，在昆明还挂了一招牌，也不闻做了什么事。
亦未尝闻开过什么会，发出过什么通报。
虽然，没有团结，没有组织，仍不能否定这事实：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
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薰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
这里无庸分判曰清流或浊流，总之是社会上的某一流人物，或可称为中坚分子。
其风格一向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
考其缘由，是中国和德国的美德传统，异地同符。
以质地论，多如浑金璞玉，亦无用于炫耀辉煌。
其弊则有不免流于平凡或鄙俗，但鄙俗未尝贻害。
当然，人生不齐，也有少数不肖分子杂出其间，在教育界打着“蔡先生”(孑民)的旗帜，纵横捭阖，后来多作了大官。
其官运固然亨通，但在南方多诋为“学阀”。
则可算“异人”了，于古当属纵横家者流。
但究竟其中还没有出汉奸或“财阀”，不妨稍作平恕之论。
至若这一流中坚人物，仍当属古之儒家，还有点近于“逸民”，未尝作官，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
计自抗日战争时止，可推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诸学者。
此外还有短期往德国“取经”的，如成仿吾，朱自清，贺麟，李石岑……诸人物，尚不在此列。
能保持本国传统美德，又能挹取德国文教之菁华，治学深固，成就大，事功圆满者，本世纪中，冯至算得一个。
于此推其当入儒家者流者，还有一义，因其言行中，绝无任何佛教，道教，或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
毕生诲人不倦，直到门墙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
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
凡人稍与接触，即感觉其学养深纯，温和，诚笃。
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可见，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
闻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
其诗好，由于性情真。
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
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观其平生的文学创作，实很丰富了。
其“主要著译目录”，不见于周棉所撰之，而见于，收入鲍霁所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为第二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
这书他曾赠我一本，不知为何他说自己对这本书颇不满意。
或者是谦虚之辞。
稍前则有，分二卷，第一卷包括诗，梦幻剧，历史故事；第二卷收录散文，杂文，文艺杂论，凡五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这两种皆可供读者赏析。
至若我个人所特别欣赏的，多在他的短篇和中篇散文。
叙事抒情，多明漪芊绵，沉着闲雅，与古文章家欧阳修为近。
读之使人感发，往往恻然有隐。
在其去世前半年还写了几篇回忆录，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之《读书周报》，这些，或者还有其他散文，为上述两种所未能收，将来希望能有结集出版。
——又还有一《冯至生平著作一览表》，见于其亲自题签的《十四行集》德文翻译华文对照本，是一九八三年他在北京德国使馆受勋时分赠。
似乎在国内流行不广，不知为什么他对这本书的译文又不满意，这是他亲自向我说的。
我也检校过其译文，觉得没有什么大差距，仍可算正确译本。
严格言之，任何诗皆是不能用另一种文字或文体传达的，其不满也无足怪。
当然，原作之所诉与者本非西人，但他的作品时表一种广大的世界观，诉与者是大众或可说全人类，他自己一向明显有此自觉，因为寻常所治之学，属于西方，未曾严格存东洋西洋界画的成见。
推原言之，这仍是儒家精神，总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意。
这便非一般雕章琢句的旧诗人可比了。
惜乎其在旧体诗的写作比较少，其研究却又很深。
写作少，自然机杼欠熟，许多情意未能表达出来，感到声韵格律等的桎梏；以同时代的一位旧体诗人如沈尹默相比，未能有其名篇佳句在青年中传诵一时。
或者在沈尹默的作品中，世界观的表现又较少了。
冯至对于旧诗的研究深，则可见于其所著《杜甫传》。
《杜甫传》是一本近代不可多得的书。
看来至少费时三年，取材广博，而力求出之简洁，引录不多，已将杜诗之菁华及其时代社会背景完全摄入了。
这作风是取法西儒，如他的老师宫多尔夫之写歌德。
但冯著之本旨，亦有在于揭出唐代社会的真实面，如杜甫所写，即所以映现在当时***治下人民的牺牲痛苦为何如。
——正如陈援庵先生撰《清初僧诤记》，乃有感于当时***中人明争暗斗而为；是同一动机。
——其处理材料，是合乎科学的。
没有什么“想当然耳”之事。
如郭沫若之写杜甫之死，乃由于食腐牛肉中毒云云，竟是臆断了。
可以说，郭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主旨另有所在，性质完全不同，不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