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柳永》读后感200∼300字
读柳永 读后感之一读后感也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作文的一种形式。
精品学习网为大家搜集了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希望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初三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20世纪四大传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来风格各异，但最酣畅淋漓的莫过于《苏东坡传》。
我一直觉得，虽然远隔千年，在文人气质上，林语堂与苏东坡的同声相求，却丝毫不因时光的阻隔而淡去。
中华文化传承的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苏东坡的偏爱，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豪放如《念奴娇 赤壁怀古》，深情如《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豁达如《赤壁赋》，闲雅如《记承天寺夜游》 从文字而想见其为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固然是惊采绝艳，但在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里，才华洋溢的不知其几。
司马迁的史书为无韵之离骚，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江淹的赋文错彩镂金，柳永的词缠绵绻缱 然而苏东坡，唯有苏东坡，才让我在欣赏其才华之外，产生感情上的依附。
苏东坡的一生，起伏跌宕，几经沉浮。
他少年得志，鲜衣怒马，文章遍行天下，上至九五之尊宋仁宗，朝堂领袖欧阳修，下至庶民，对他无一不欣赏推崇，爱护有加;他为政一方，造福一地，千年之后，杭州的苏堤，仍在见证和诉说着对苏东坡的留恋。
向太后当政期间，他得到重用，位居龙图阁大学士，奔走于四方，纾解新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
然而政坛多风雨，如果说王安石的改革派与苏东坡之间的分歧，仅仅是政见之不同，那么王安石之后，所谓 改革派 的章停之流，对待异己者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王安石的 流放 ，他们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制造 乌台诗案 ，更甚者，将元祐年间复被启用的以苏东坡为首的一批官员，污蔑为国之妖孽，将他们的姓名，镌刻在碑石上，欲将他们生生世世，钉在 耻辱 柱上，是为 元祐党人碑 也。
其后苏东坡被一贬再贬，从岭南的惠州，到化外之地的海南，都留下了他年迈而疲惫的身躯。
无论是荣居高位，还是落魄南荒，苏东坡给后人的印象，或潇洒出尘，或安静自守，或童趣未泯。
即使是低潮期，当他冥想过去，也就是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
甚至在海南时，居无安身之处，病无可医之药，他仍保持着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的气魄。
短短的六十多年，荣耀时不盛气凌人，艰辛时没有卑躬屈膝，怨天尤人。
我对他的情感上的依附，正是来自于精神上的击节和共鸣。
总结而言，苏东坡的气质，有儒家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勇者无惧，有道家任真自然、骋目游怀的顺从天道，还有佛家 和光同尘，与俗俯仰 的自得。
这是文人的理想状态，然而能够真正身体力行者，几千年来，又能有几人?书的作者林语堂，也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
他在《京华烟云》里塑造的姚思安和姚木兰这对父女，也是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践行者。
在传记中，林语堂对苏东坡给予了无上的赞誉。
作为一个喜欢苏东坡的读者，读到这样的书，自然如遇知己。
不过也正是由于他对苏东坡的欣赏，所以对当时另一位政治名人王安石，书中散发出强烈的厌恶感。
甚至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伪作《辩奸论》算在苏东坡的父亲苏辙身上，连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也都成了他做作以博取名声的罪名。
我对王安石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
但对于改革者，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都认为，至少他是时代的勇者。
通过我们提供的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大家一定会对读后感有新的认识，从而养成写读后感的好习惯! 读柳永 读后感之二读柳永 读后感起魏晋风骨，我就不禁联想起那一长串放荡文人的名字，尽管那是一个的自暴自弃的时代——嵇康猖獗，身死犹弹广陵散;阮籍猖狂，穷途末路空流泪。
他们太轻狂，太高傲，太洒脱;以至于后世人以为，那时的文人美得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又一个战火纷乱的时代。
可几百年过去了，当历史的年轮碾转来到北宋之时，我们不禁惊奇的发现，居然也有一位宋朝的词人，风骨如魏晋;只不过多了份魏晋文人本有的清高与自傲，少了份魏晋文人天然的阴霾与矜持。
他叫柳永，原名三变，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他自傲，却洒脱;他不羁，却轻狂;时常往返于秦楼楚馆之间，好作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
他低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大怒，“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御笔一挥“且去填词”断送了他一生一世的富贵功名，也截断了他入居庙堂的凌云之志。
他再轻狂，也绝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男人;他再洒脱，也终摆脱不了传统儒学的束缚。
他不是儒学的推崇者，可也绝不是礼教的叛逆者。
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人生本就如此。
他不是不想作官，只是仕途之路始终没有亲睐过他而已。
从此以后任由他改头换面，任由他往返奔波，他终归也只能与那条仕途之路越走越远。
到最后，他的心暗淡了，冷却了，荒芜了;且去填词，好，那就我就去奉旨填词，奉旨填词柳三变。
他的确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君子，但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词人。
薄情寡义如何，有才无德又如何，他突然如自我般我行我素，及时行乐于娼馆酒楼之间，喝自己的酒，填自己的词，悠也闲哉，好不快活!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骤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他的确是有才，堪称绝代词人。
短短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千百年来勾起了多少人的遐想，也勾起了多少人的惆怅。
风流才子，笑看丰韵神采;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他是同情那些妓-女的，虽然这些女子与他终究只是一场镜花水月;尽管他们出生低贱，尽管他们受尽歧视，他还是用尽他真挚的感情和毕生的才华为她们写下了一篇篇纯正的词章，氤氲了无数永载青史的千秋佳作。
也正是如此，他的诗歌才会如此婉转动人，如此用情至深，如此催人泪下。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他为妓-女写词，而妓-女也为他婉转唱词;而他的词也自然迅速传扬于天下。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天下之人无不知柳永之词，尽管其中既有追随者也有厌恶者。
他的粉丝数量之多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令人呐叹的。
说实话，以前的我是不大喜欢柳永的，总以他的词作俗气为因而不屑一顾。
可如今我还是不得不臣服于柳永的词作之下。
因为不管是何时我的身旁都会有无数在向我感叹他有多么多么的喜欢柳永，甚至连我的国学老师也如此而已。
人云亦云，一开始我还刻当作没听见;可时间一长，久而久之我也不得不屈服于柳永的词作之下，终于能静下心来品味柳词所谓的好，好到极端的好。
此刻翻开宋词三百首时我依旧是我，只不过脑海中无意键多了柳三变的痕迹。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雨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流?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柳永《八声甘州》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柳词。
气概山河的弘阔气象，催人泪下的惆怅感怀、余音缭绕的完美旋律……诚然，不得不让人折服。
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他上承李煜余韵，下启苏轼豪情，开创了婉约词中的柳词一派;大量创作慢词，改变改变了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后来长调词家周邦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开始面向民间创作，将文学由士大夫领域引向了市民领域，促进了文化传播。
世俗文学发源于北宋，柳永功不可没。
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滚滚长江东逝水，柳词虽在，而人却早已不在。
这位落魄一生的绝代词人，最终也如那默默耸立的柳七坟一般，静静的躺立在乐游原上，一去不复返。
但历史却会铭记柳永。
尽管他的身影已随岁月远去，但他的灵魂却永远的印在了人们的。
帮我写一篇《唐诗三百首》读后感，1000左右
《唐诗三百首》读后感如果说中国是诗的国度，那么唐诗就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高峰和瑰宝。
唐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却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那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国曾经的历史文化。
可以说《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多年来流传最为广泛，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的一种唐诗选本。
作为展示唐诗精品之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所选的诗体式全面。
五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以及七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均分门别类地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篇佳作。
第二、所选诗的作者不胜枚举。
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家”，也有不少王侯、僧侣、歌女，甚至无名氏等“小家”。
第三、所选的诗琅琅上口，易于成诵。
如《游子吟》（孟郊）、《草》（白居易）、《春晓》（孟浩然）、《静夜思》（李白）、《江雪》（柳宗元）等。
这些诗意境优美，咏吟谐和，上至垂暮老人，下到黄发孩提，都能张口吟诵几首这样的千古绝唱。
第四、所选的诗取材广泛，不拘一格。
既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杜甫的《望岳》；也有展示田园风情的，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既有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杜甫的《兵车行》；也有表达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既有描写归家时的复杂心情，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也有描写君王爱情的悲剧，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市井风情到边塞风光，从生活琐事到国恨家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本书是应有尽有。
每一首诗出自不同诗人的笔下，它像海上的照明灯，风雪中的煤炭，时时帮助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它像老师，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时刻教导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每一首诗都是那样耐人寻味，每一首诗那样含义深刻。
拿起《唐诗三百首》再次细细品读，我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寓言故事，都在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
品读书中的古诗，能让一个迷路的人找到光明的路，能让心灵流浪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
总之，我觉得《唐诗三百首》这本书将唐代诗歌的精华，永远地留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我很感谢这本书的编者，为我们奉献了一本很好的精神食粮。
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一起“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吧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峰巅，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共收集有唐一代2200余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
唐诗的作家上有帝王将相、下有渔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诗坛上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璀灿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
唐诗在诗体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为主，四言、杂言的古体诗、乐府诗乃至律诗、绝句无不具备，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
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派、边塞派、韩孟派、元白派等，风格上呈出雄浑、冲淡、纤禾农、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飘逸、旷达等多姿多态之景象，唐诗意象的选择、摄取极为广泛，举凡社会生活、人物内心世界无不涉及，真实记录了有唐一代的社会史实，表达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和愿望。
唐诗以其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开拓，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流变过程。
明人高木秉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大体符合唐诗发展历程的。
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时期，这一段也可称作唐诗的徘徊时期。
本期诗歌大抵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
到唐初四杰出，诗风始有所振起。
稍后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力倡汉魏风骨，诗风为之一变；从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一765为盛唐时代。
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
李白是唐帝国国势鼎盛时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国大厦倾覆之际的忧患之士；李白诗歌是青春的颂歌，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悲歌；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
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和其他诗人一道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766—824为中唐时期，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缺乏雄浑之气。
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刘禹赐、李贺等优秀诗人无不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从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为晚唐时代，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
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金光。
唐诗之所以如此高度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有唐一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自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宽松环境，与统治者的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好提倡、科举诗赋取士、与中下层士人活跃等因素密不可分。
另外，从诗史的内在流变历程看，《诗经》、《楚辞》、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的唐诗选本中，清人孙沫的《唐诗三百首》最为流行。
今人喻守真有《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版，对艺术特色的讲解甚为详切。
今人唐诗选本较多，兹介绍两种：一是葛兆光《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唐诗282首，凡七十八家，选诗颇具眼量，小传、注释新见迭出，自成一家；一是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诗500余首，按体例排列，注释简明，分析详备。
谈谈你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大学语文作业，600字，在线等）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
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
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
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
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
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
然而——穷矣
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
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
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
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
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
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
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
那是个友情的时代。
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
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
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
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
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
”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
那是个音韵的时代。
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
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
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
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
”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
”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
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
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
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
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
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
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
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
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
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
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
一付男子汉气派。
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
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
”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
”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
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
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
登山邻水，离乡远行。
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 而丑陋的左思看到人家这番待遇，也“东施效颦”，谁知这群姑娘“齐共乱唾”，扔石头，石头倒也满载而归。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我说魏晋人虽然疯狂，但是他们活得很真实。
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用鲜血写完了魏晋风度，留给后人无限的崇景。
我们所说的魏晋南北朝，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二是政权更迭频繁，三是社会动乱。
在这个时期，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要相互征伐，新旧王朝的更替也多是通过战争实现。
即使没有战争，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杀气。
这种时代基调又因士人的政治处境而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许多上层知识分子遭遇杀身之祸，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在于宗族的血统。
由于乱世，由于门阀制度，朝不保夕的士人们意识到人的穷达不在于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因而冲决了汉代高度集权政治的儒家大一统的堤坝，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反而自由活跃。
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各种学说同时并兴，一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晋四百年社会思潮的主潮，是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洪流。
说到重视个体价值，先秦时屈原在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现。
屈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
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
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
只有《庄子》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把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作为最终的追求，因而为魏晋时代具有异端倾向的士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但是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从人生的角度看，它是“人的觉醒” （李泽厚 《美的历程》）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寻觅，真正意义的人对社会压迫的反叛，应该说始于魏晋南北朝。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这就是魏晋时代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是弥漫整个魏晋时代的时代氛围，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世说新语》的《伤逝》一章，记录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言语，这一支支如怨如慕的安魂曲，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
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
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
‟却后一年，支遂殒。
” 死者法虔是支道林的同学，他内质美好，品格高尚，对于他的死，支道林借《庄子·徐无鬼》所述郢人与匠石以及《韩诗外传》所载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深切表达了他的痛不欲生的悲悼。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
子路亡，孔子说，天祝予
祝者，断也，同样，这里桓玄借用典故，深切表达了对朋友死亡的一腔哀思。
为朋友的死亡而哀伤，如果不是朋友的人死去，又是怎样的呢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
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
子敬始卧，闻其言，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
‟王于是往哭。
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
‟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谢公是王珣平生交恶的人，但是他没有为冤家的死亡而高兴，反而是深感痛惜，倾情哭悼，这确实很值得玩味。
显然，魏晋士人对生命的珍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只要是人，只要有生命的不幸发生在人的身上，就会唤起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同情与关注，而并不留意生命之主体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生命是可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魏晋士人们往往以爱惜自身为起点，到关心他人生命。
《晋书·阮籍传》中也有阮籍哭悼素不相识者的描述：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哭、泣、哀、亡、死这五个字，“哭”字出现27次，“泣”字出现18次，“哀”字出现24次，“亡”字出现41次，“死”字出现34次，可见都是《世说新语》动词中的高频字。
《圣经》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问丧哭悼，这是一种关心人类自身的意向，这是一种博爱生命的情怀，既往的历史进程所创造的一切言语辞令，都不足以传达它的真谛。
正是由于魏晋人经历了无数的战祸、丧乱、迁徙、流离、穷愁、困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才使得他们对于死亡有了独特的体验，有了深刻的思考：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从天道与人事的对比中，深感宇宙之伟大，人的存在之渺小，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总结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发出沉重叹息。
除了“死生”，一切不足道，死生之困惑在他们心里永远无法排遣。
既然人不免一死，性命无常，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执着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
人应该追求和全力把握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以穷尽今生之快乐。
这样，魏晋士人便由对死亡的恐惧转而对生命享乐的留恋，“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一切都聚向于本然生命，穷尽生命之乐，“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暂的人生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
”（李泽厚《美的历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在当时这部分追求享乐的人影响较大，成为晋代统治者“整肃纲纪”的口实，一批士人因此而丧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高张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旗帜下，魏晋士人认同的并非肉体享受而是一种生命的情调。
严肃的生活态度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是大多数魏晋士人倾心倾力的追求：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
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
‟遂焚之。
”（《世说新语 德行》） 阮光禄有好车，有人葬母，想借车而不敢言，阮光禄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却引起深深的自责，以至焚车表明心迹，这是何等严肃的人生态度
再看王子猷：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 任诞》） 魏晋士人趋向于追求一种高雅的生命情调而非肉体欲望的满足。
竹子空心意指虚心、击节意指气节、凌云直上意指志向，正是魏晋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所以他们宁可食无肉，出无车，也不可居无竹，即使是暂住，也不可一日无此君。
“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巨源，原为知交，山巨源即山涛，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出于善意，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
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魏晋士人就是这样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拒绝。
任诞之极，实是一种幽默，这里所说“幽默”并不是一般修辞意义上的“幽默”，而是人生姿态。
叔本华说：“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牴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
”（叔本华《意志与表象》）魏晋风度无疑带有叔本华所说的这种“幽默”的意味，强烈的矛盾冲突，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和困扰，既无可逃遁，又深感无聊，只好以游戏人生的形式抒愤泻郁，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对人生的执著的追求。
阮籍看人，据说要分白眼珠和黑眼珠，对于礼俗之人，用白眼，根本看不见黑眼珠。
鲁迅说：“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
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阮籍成天喝酒，一醉好几天不醒，陶渊明也特别能喝酒，彭泽樽，甚至成为后代赞扬人的酒量的典故。
阮籍喝了酒，经常赶着车子在山林间游逛，任车子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时前面没路了，走到山涯边，他就放声大哭着把车子赶回去。
对此，王勃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滕王阁序》） 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经宿而至，却造门不前而返，目的与行为是如此乖离，在常人看来断不可理喻，但它确体现了魏晋士人的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即行为动机不在于外在的目的，而在于行为过程本身，既然“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已经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又何必拘泥与“见戴”的外在目的呢
魏晋风度外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
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庄子思想有明显的关系，同样是用人格的本体来概括统领宇宙，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
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魏晋士人在对生命对宇宙作哲理思考之后，得出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欢乐苦短而忧愁实多的结论，发出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悲怆的叹息。
在具体的人生把握上，魏晋士人既不象儒家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存在中去获得弘展，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也大多不去投奔虚无缥缈的宗教天国。
在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佛道二教并没有成为大部分魏晋人的精神支柱，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
玄学论辩是魏晋士人主要的社交活动，在一般人看来，无休止地争论那些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的抽象命题，是件味同嚼蜡的事情，可是魏晋名士却把它看成是能给人带来身心愉悦的乐事，这种论辩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辩驳诘难，不如说是一场智慧和才华的角逐“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
‟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言语） 这都是 “庄禅玄”（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心灵的外观，在崇尚风度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
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
阮籍、嵇康、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的诗文作品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度的故事集。
魏晋风度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人的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欲望，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世人的心里。
然而如此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却产生在充满灾难的时代，艺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是如此之不平衡。
从古到今，有相当多学者指出，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关于魏晋风度的超然与忧愤交织这个特征，鲁迅也有过提示。
鲁迅说：“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就拿嵇康来说，他虽然一直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的是庄子式绝对自由主义的人生趋向，但是根据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
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的自白，不难看出其实嵇康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反对政治，他反对的只是“名教”，而名教正是司马氏掩盖丑行的遮羞布。
如此，以发表檄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为标志，可见嵇康反对的是司马氏一朝的高压专制政策。
那么他这里走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条入世路线，与儒家的兼济情怀并无二致。
从坚决否定儒家伦理到为儒家式的人格理想而赴死，这是嵇康生命个体无法回避的悖论，嵇康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毁灭，使魏晋士人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
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由于藏存着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的状态中。
外表尽管装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魏晋文学是怎样的呢
自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革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朝代更替使得两汉大一统的社会基本解体，经学统治衰落，文人思想得以解放，跳出儒家的经义和规范，注重学理思辨和生命感悟的玄学思维开始兴盛。
竹林七贤文人有感于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兴衰荣辱的难以把握，不免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索，老庄思想由此抬头。
其时，文人感慨良多，诗歌抒情言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建安作家以三曹为核心，“七子”为羽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对建安文学的上述特征，后人称作“建安风力”或“汉魏风骨”。
告别了建安时期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追求慷慨悲凉之美的文学之后，从西晋至东晋，土族贵族们在富贵安乐的生活中却又满怀忧患，时常被卷入政治漩涡，“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的终日惶惶，在他们的作品开始表现出顺应环境、保全性命的思想倾向，一些诗人寄情于山水，安息精神。
在玄学盛行的当时，《老》、《庄》之学风靡一时，名士们无不以谈玄为时尚，在这种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文学盛行，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无为”、“无名”、“逍遥”、“齐物”等抽象概念，“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部分士人则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远离险恶的政治，怀着愤懑的情绪隐居，作为对当时政权的无声抗议。
这是魏晋名士的根本特点。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
“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
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诗文也更多表现旷达的情怀和山水、隐居等内容。
而承续阮籍、嵇康等人传统的陶渊明则将林泉之隐发展到了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开拓出山水田园诗的新境界，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读后感,800字左右，急用
己亥杂诗·其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xiá)，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创作的一组诗集。
己亥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年）），这一年作者48岁，因厌恶仕途，辞官离京返杭，后因迎接眷属，又往返一次。
龚自珍所作诗文，提倡“更法”“改图”，批评清王朝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
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其中第5首及第220首被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六年级下册(人教版)收录。
“九州生气恃风雷”中“生气”意思
生气：生气勃勃的局面。
已亥杂诗 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
， 不拘一格降人才。
【注释】 1．这是中的第二百二十首。
九州：中国。
2．生气：生气勃勃的局面。
3．恃（shì）：依靠。
4．喑（yīn）：哑。
万马齐喑：比喻社会政局毫无生气。
究：终究、毕竟。
5．天公：造物主。
重：重新。
抖擞：振作精神。
6．降：降生。
【译文】 只有风雪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气， 然而朝野臣民噤口不语终究是一种悲哀。
我奉劝能重新振作精神， 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
【写作背景】 （1831年）岁次已亥，龚自珍辞官返乡，又去北上迎接妻儿，在南北往来途中，感于清朝朝庭压抑、束缚人才的情况，作诗315首表达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赏析】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
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