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汪曾祺选集读后感，1000字
读书感：（摘抄在后面）（一）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
在寒假我把他的自选集认真地读了完了。
汪曾祺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
他有两个创作高峰期，一个是四十年代，一个是八十年代。
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四十年代在歌颂革命歌颂党，八十年代又是对文革的反省，“伤痕”遍地。
在这样强的政治语境下，很多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作品只能潜伏暗沉。
而汪曾祺的作品却有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他对于生活的描绘。
他描绘的人和事都很活，虽然没有太大的崇高意义，却浓缩了许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在他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生动的，鲜活的。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有风骨的，像《岁寒三友》里的三位挚友。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凶狠。
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
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岁寒三友》）还有《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和叶三之间知己般的惺惺相惜。
我还十分惊讶于汪老对民间风俗事物的了解程度。
很多准备远离我们的食物、器物他都能准确地写出，而且写得饶有兴味。
尤其民间的传统美食，写得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
‘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
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
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
端午前后，枇杷。
夏天卖瓜。
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卖马牙枣、卖葡萄。
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
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
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看着他的文字，真的好想吃啊
他的语言十分流畅，口语化，虽然辞藻不华丽，却能够把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
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岁寒三友》）这寥寥几句就把王瘦吾想发财维持一家生活的强烈愿望给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活、生动，便是最大的文采。
我同时也很佩服汪老对人世的洞察，世故得天真有趣。
他的文章也因此像一股清风，给伤痕累累的文坛带来了欢愉。
读他的文章时，内心是清透的，它们刮去了疲惫和烦恼，让人欣赏到生活的美。
（二）旅行人长途跋涉，他走到一个庙里借宿。
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
他爬的山太多了。
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
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
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
低头，又抬头。
看看天，又看看路。
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
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
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
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
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
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宿，明天该折回去了。
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旅行人走过很多路，他几乎用一生寻找他的仇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仇人。
他有些累了，有些疲倦了，但有些不想走了：“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于是，他走到山路尽头的庙宇。
其实，也是他人生路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旅行人见到住在庙里的和尚。
“蜂蜜和尚”。
庙里只是一个和尚吗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突然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我们也被吓了一跳。
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庙宇不是一个和尚，这里有另一个和尚。
“这和尚好怪
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
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
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
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一切仿佛有着冥冥的注定。
然后，我们带着这一个声音向上或往下回溯。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
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已投多好的白发。
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那一刻，旅行人以为那一头白发，是母亲的。
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头白发也是他的。
另一个和尚，是他。
这是神秘的预兆。
文章结尾有一句话映照了这个预兆：“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为什么流泪
谁流泪
旅行人。
或许他为心中放下没有恨的仇恨流泪。
或许他为仇恨放过他而流泪。
全文涌动着非常强烈的意识流。
疲倦，仇恨，解脱，三者意识相互交织，非常完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
更巧妙地，汪老也用一个镜头的语言，交代了仇人的赎罪。
“好了，到了头：一堆长发。
长发盖着一个人。
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
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
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
一个又一个火花。
他的手举起，举起。
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
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
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
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
旅行人后退了一步。
和尚回了一下头。
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
旅行人木然。
举起，举起，火花，火花。
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过去与现在交织，复仇者与被仇恨者相遇，仇人与和尚形象重合，执迷者被渡，仇恨情绪终归于虚无，正应和了卷首的庄子之语：“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
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汪曾祺散文集》读后感()。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
真美。
真美。
”（四）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
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
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
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
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
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
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
云从树叶中间过去。
壁虎在葡萄上爬。
杏子熟了。
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
蜘蛛网上一只苍蝇。
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
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
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
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
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
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
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
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
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
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
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
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
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五）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
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
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
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
“起!——起!”哎，它起来了。
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
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祝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
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
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
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
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
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
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
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
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在极度动荡恐慌中，居然能感受到松脂气味、阳光、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
这让我感叹汪的心境何其淡定。
汪曾祺经历过人生的大波大浪。
文-革中，汪曾祺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正因为有这份超然，他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理解了。
他是唯一敢于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其中脍炙人口的“人一走，茶便凉。
”便出自汪曾祺之手。
汪曾祺渊博多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我对于汪曾祺的了解，始于读他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
这让我对汪曾祺的文章有了兴趣，于是到书店去搜寻，遗憾而归。
只好在网上断断续续的看。
学校读书协会买了一批书，其中便有《汪曾祺散文集》，书拿到手中，如获珍宝，细读之后，忍不住想写感想。
没有想到，动手写时，却顿顿卡卡总是词不达意，意犹未荆看到极美的风景时，我们总是会感叹词汇的缺乏，似乎任何词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美。
读到一本好书，也是这样的感受：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
（六）这一两个月来，很多很多我仰慕已久却绝不能得见的老人会偶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奇特，以至于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几句话记下我的梦会让我遗恨。
读《汪曾祺文集》后，我梦见那位“可爱”的汪曾祺。
之所以用“可爱”来形容汪曾祺，是因为他的笔触里没有华丽、没有异想不到，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他也能保持那种特有的风度，用一种几近调侃的调调述说他在抗日战征时期的西南联大读书生涯，每次读及他大学时代的那些小故事，你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城在演习娃娃过家家，不是吗
你看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忙里偷着乐呢——许多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手拿着女生喜欢的花生、瓜子，在女生的宿舍门口等候，所以跑警报的时期也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候，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这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只有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生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当然他们也会在防空洞里写对联、写诗，好玩吧
但也有不怕死的不跑警报的个例，如一个女生总是趁别人跑警报的时候洗澡，等那些人从防空洞里出来，人人排队洗澡时，她却好逍遥。
还有另一个男生，警报响了他也跑，可他不进防空洞，他来回在路上看，看有没有跑得急跑掉的财物或手饰，当然也偶有所得。
当然，汪曾祺书中不仅仅是那些跑警报的人没有怨言，连十年文革的劳动改造也让他在文字中淡化了哀伤，不信你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写老舍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冬日如何被逼无耐投太平湖自尽的。
其实在大学里就老听爱好文学的舍友提起汪曾祺，在她的眼睛里，汪曾祺的书是通俗易懂的，没有我们所读的哲学书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汪曾祺的人是可爱的，尽管著书立学，可是没有学者的讲究，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一付除了课本其余都不读的懒散作风，让我与汪曾祺擦肩而过。
时至今日翻阅两遍《汪曾祺文集》后，才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想想，如若早在十年前我有幸拜读，会不会让我人生更积极、更乐观、更阳光些
是呀，日子就是这样的，愁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每天整装待发时放下生活的重负，淡化郁闷与忧伤，快乐的、轻松的生活呢
其实我很爱汪曾祺的文章，还有另一重意思，我是一个爱臭美的小女子，不但爱美衫、美裙还酷爱美食，但凡我有机会外出，必会想方设法到当地的菜市逛逛，然后带回一堆的特色调味品或干货，比如从成都带回鹃城豆瓣、花椒、核桃花、虫草花，从重庆带回秦妈火锅料和桥头火锅料，从武夷山带回岩耳和红菇，从龙胜带回煲汤的三七根和油茶果子等，把这些个宝贝收集回来，细细研究煮法，用一道道小菜赢得品尝者的赞许和期待，即是我游玩回家对旅途的另一种回忆。
因此，对一个文章中也会提及美食的作者，我便如同面见了知己一般，汪曾祺，您说的家乡出产的高邮双黄咸鸭蛋，西湖糖醋鱼现在还是那时的味道吗
摘抄：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
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
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
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具有文化性。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每天醒在鸟声里。
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她问了我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
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
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
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
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
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这也是历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
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
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
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
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
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
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
“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
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
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关于汪曾祺的《岁寒三友》
参考一下吧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读后感作者：园园熊 来源：9swing.com我曾错过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的机会，至今都很遗憾。
十多年前求学北大，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张罗学术讲座，曾经邀请过汪老为我们做“文学漫谈”。
当时他住城东南的蒲黄榆，距离北大相当之远，我本来该与另一位同学一起去接请汪老。
但已记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却未能去成，当晚的讲座也未听成。
后来我请同学向我描绘汪老的形象，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
”就是这样简单的描绘，却让我对汪老愈加神往并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见其深。
但是，陆建华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汪曾祺创作历程和人生道路的书写及对其形象真切生动的刻画，却让我在另外的意义上走近了汪老。
更为重要的是，阅读陆著，我还更加深入地领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执著与热情”。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
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
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
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
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
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
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
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
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
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
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
’”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
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
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
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
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
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对于汪曾祺包括《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甚至其早期小说《老鲁》和《羊舍一夕》等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重要作品，陆建华都很细致地叙述了它们的“生产过程”，诸如作品的生活来源、人物原型、创作缘起、写作历程和发表的经过，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全面的了解。
而作者对于作品的研究和阐发，则更使我们认识到，“生的执著与热情”，同样也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
对于这点，还是陆建华的概括最为精当。
他说，汪曾祺“在表现旧社会生活时，总是让一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始终弥漫在作品之中。
这就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基调，引人向上，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
阅读陆著，正是对于“汪曾祺的世界”的深深沉醉。
“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
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近了汪老，弥补了自己十多年前的遗憾——感谢陆建华
求个题目，文学进
汪曾祺是二十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
他一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
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
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
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
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
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
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
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
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
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
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
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
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
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
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
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
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
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
《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
《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
《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
他专能治难产。
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
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
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
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
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
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
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
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
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
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
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
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
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
——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
……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
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
这小子，太欺负人
日他奶奶
”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
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
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
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
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
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
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
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
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
……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
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
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
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
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
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
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
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
《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
《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
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
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
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
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
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
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
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
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
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
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
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
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
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
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
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
《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
《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
”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
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
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
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
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
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
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
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
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
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
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
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
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
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
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
什么‘一只猫七条命’
一个人才一条命
”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
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
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
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
猫在空中惨叫。
他们拍手，大笑。
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
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
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
他们把猫放了。
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
“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
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
捞蛤蟆骨朵，粘知了。
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
”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
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
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
”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
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
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
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
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
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
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
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
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
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
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
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
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
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
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
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
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
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
“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
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
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
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
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望采纳
作家汪曾祺的散文的特点是什么
先做简要回答 也有具体的能帮助你了解他的特点 特点是：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详细的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
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
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
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
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
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
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
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
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
豪华落尽见真淳。
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
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
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
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
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 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1）确实如此。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
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
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
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
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
真是乱。
乱红成阵，乱成一团。
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
”（《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
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
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
塘鳢鱼是什么鱼
我向往之久矣。
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
”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
老舍也热中于此。
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
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
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
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
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
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
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
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
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
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极富情趣。
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
”；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
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
”（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
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
”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 吸取古典文学营养 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
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
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
“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
秘密就在其中。
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
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
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
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
庵，是因为有一个庵。
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
宝刹何处
------荸荠庵。
”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
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
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
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
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
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
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
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
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
还要什么呢
挺好。
”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
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
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
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
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
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
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
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 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
“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
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
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复仇》）“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
“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
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
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
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
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
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榆树》）。
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
不叫。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
他都看见王玉英。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
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晚饭花》）。
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
不叫。
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
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
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7） “一月，下大雪。
------二月里刮着风。
------三月，葡萄上架。
------四月，浇水。
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
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 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
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
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
《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
《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
万里无云，一天皓月。
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
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
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
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
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
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
——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
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
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
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
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
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
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
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
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
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
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
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注释： （1）（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2）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6页。
（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1页。
（6）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59页。
参考文献： 1．《汪曾祺传》陆建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3、《汪曾祺散文选集》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月 4、《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汪曾祺卷》汪曾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
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
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值得看的是哪些啊
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不要着急。
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
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
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
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
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
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
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
《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
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
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
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
《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
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
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
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
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
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
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
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
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
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
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
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
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
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
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
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
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
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
《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
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
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
《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
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
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
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
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
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
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
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
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
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
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
不知道。
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
”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
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
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
”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
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
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
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
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
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
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
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
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
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
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第二篇里有这么句：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
不知道。
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
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
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
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