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儿童汉语教学方法运用到成人汉语教学中来 张莹
从秦汉到现在，汉字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是重点，因为学好汉字是学习语文的基础。
是难点，因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每个字有由某些笔画构成的固定的形体，表示一个带调的音节，表示语言里的一个语素。
构成字的笔画很复杂，有二十几种，形状不同，走向不同。
每个字的笔画， 少的只有一两画， 多的可达二三十画或更多。
字的数量多，《康熙字典》收字 4万多，现代一般字典、词典收字也多在1万以上。
据统计，现代常用的字有7000 多，其中最常用的有3000多。
此外还有多音字、多义字、异体字、形似字、音近字、义近字等种种复杂问题。
因此，在初学阶段，认识、理解、书写都有相当的困难。
为了对付这个重点和难点，教育工作者设计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不少可贵的经验，主要表现在识字教材方面。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
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为主，写出来是一个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单音节词占的比例很大。
古人利用这些特点，采取几个字一句的整齐押韵的办法编写儿童识字教材，便于朗读记诵。
从西汉史游编的《急就篇》，到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宋初人编的《百家姓》，相传为王应麟编的《三字经》，到元明以后的各种识字教材，都采用这个办法。
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
这些教材在教儿童识字的同时，也附带教一点知识。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
初期的“国文”教科书，包括民国初年的，仍旧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传统的办法编写，如“人，手，足，刀，尺。
山，水，田；狗，牛，羊。
一身，二手；大山，小石。
天，地，日，月；父，母，男，女”（《共和国新国文》第一册）。
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也曾用类似的办法进行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级教育的活动，例如辛安亭在延安编写过《儿童三字经》等教材。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从宋代起形成了互相配合的整套识字教材，通称《三百千》，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1000多年。
《三百千》的总字数是2720，把重复字作为一个字计算，大约共有2000单字。
史游的《急就篇》是2016字，东汉人增补了128字，现在所见的传本是2144字。
清代的文字学家和小学教育学家王筠认为，教儿童先识2000字左右，就可以打下初步阅读的基础（据近年统计，最常用字中的前2400个，在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覆盖率可达95%以上）。
另有一种流行于一时一地，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行业色彩（如农业、商业等），用字用语也更为通俗以至十分接近口语的识字教材，叫做“杂字”。
起源不晚于《三百千》，而品种极多。
这种教材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不被重视，流传下来的很少。
现在能够见到的约有二三十种。
图文对照，看图识字，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一种识字教学方法。
中国现存两种《对相四言杂字》（图1）、（图2）就是采用这种办法编写的教材。
一种刊印于明太祖洪武辛亥年（1371），另一种稍晚，小有修改。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教材（根据内容考证，此书产生于南宋，元、明、清历代有略加增删的多种复刊本，现存的是其中的两本）。
书法教学汉字结构复杂，儿童初学写字有困难，古人设计了一整套的训练方法。
①先学写大约 5厘米见方的所谓中楷，把笔画的安排组合充分掌握之后，才学写小楷和大楷。
②分几步训练。
开始学写字是“描红”（图3），把印好的红字按照教师指点的笔顺描成黑的。
第二步是“影写”，用比较薄的纸铺在印好的或者教师写好的字样上描摹。
第三步是写“米字格”或“圆格”纸，便于安排笔画。
第四步是在白纸上印好的方格里写。
最后脱格。
③在学写字的入门阶段，写字和识字分开进行，不求同步前进。
例如，读《百家姓》的“赵、钱、孙、李”等，这些字复杂难写，因此，开始时学写笔画很简单的“上、大、人”等， 逐渐复杂， 逐步与识字结合。
从上述的第四步开始临摹名家碑帖。
先临摹楷书，进而临摹行书以至草书，有的甚至学写隶书和篆书，逐步进入学习书法艺术的阶段。
读书教学儿童的语文教学，在识字教学告一段落之后，进入读书阶段。
首先读的是《四书》，依次序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这些是儒家的根本经典，每个学童都要读，不论他将来是读书应科举还是从事其他职业。
这以后，如果他将来要读书应科举，他就要诵读《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经传》（合称《五经》）。
还可以进一步读其他经书如《周礼》、《仪礼》、《尔雅》，史书如《史记》、 《汉书》， 子书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
如果不准备应科举，另有一些读物供儿童和少年阅读。
就内容而论，主要有两类。
第1类是按照儒家思想进行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的教育。
最早的有相传是管子编的《弟子职》，东汉班昭编的《女论语》。
以后有宋代、明代理学家编的 《性理字训》、 《小学韵语》、《小儿语》等， 以及明代、 清代人编的《昔时贤文》、《弟子规》等。
第2类是历史知识性的读物。
流行最广的有宋代黄继善编的《史学提要》， 明代赵南星编的《史韵》和清代王仕云编的《鉴略》等。
第3类是讲各科知识以及各种掌故趣闻、名言?语的读物，始于唐代的《兔园策》和《蒙求》，以后有宋代方逢辰编的《名物蒙求》，明代、清代人编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与此同时进行的初步文学教育有两种项目，一种是教儿童读诗。
唐代胡曾的《咏史诗》作为儿童教材，内容既有历史故事，也有不少文学性的传说故事。
宋代以后有《千家诗》，选唐宋名家的优秀小诗编为读本。
这本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和《三百千》相提并论，合称《三百千千》。
另一种是教儿童读散文（文言的）故事，大致始于明代，从明嘉靖（16世纪）之后，陆续出了好几种这类教材，一般称为《日记故事》（即每天读记一则故事之意），并且多为图文对照本或插图本（图4），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校注本，此后也有称为《书言故事》、《黄眉故事》、《童蒙观鉴》等名称的。
（见彩图）有志于读书应科举的儿童、 少年， 除读《四书》、《五经》外，往往也同时读以上这些读物。
作文教学如果一个儿童是读书应科举的培养对象，一般在读完《四书》之后开始学做八股文。
还要学会对对子，这是学做试贴诗的准备工作。
八股文和试贴诗都有各种选本供学生仿效，更有书商选取历科考中举人、进士的考卷，印成阅读教材，称为“闱墨”，被不少教师学生视为应考的捷径而争相教、学。
年龄稍大一点就要在八股文之外学做“古文”，在试贴诗之外学做其他诗体。
为学习作文和作诗提供范本，有各种诗文选。
诗的选本如果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算起，那是很多的，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初人选的《唐诗三百首》，甚至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说。
在散文方面，从宋代就已经出了多种专作教材使用的古文选本，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吕祖谦的《古文关键》。
以后又有若干种。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清初人编的《古文观止》，选编从先秦到明代的 200多篇有名的文章。
《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这两种选本广泛流行了 200多年，直到现在还有人使用，其影响之大，没有别的选本可以相比。
各种选本大都有或繁或简的注释，解析、评点。
教师逐字逐句串讲，要求学生熟读成诵。
不准备应考的学生，除了念念《古文观止》以外，还要念些在生活上有用的书，如各种《尺牍》以及《事林广记》之类的书。
1919到1949年语文教学清末废除科举，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开办新学堂。
新学堂的学制、课程以至教材，大都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
唯有语文一科无从引进，因此，只是取消了八股文的教学，代之以国文教科书，形式不同，在内容和方法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语文教学才真正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
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小学里设国语课，全用白话文（合乎或接近当时口头语言的书面语），从一开头就学简短的白话句子以至短小的文章，如儿歌，故事，等等。
“国语”课把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结合起来，一边识字一边阅读，从阅读中逐步识字。
阅读教材，除了语言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之外，内容也与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兴趣比较接近，并且逐步增加了文学性，如选用一些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或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之类。
②识字、 阅读工具的改进。
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逐步产生并且广泛推行了注音字母，为识字教学创制了一种较好的工具。
中国古代没有很方便的表示字音的办法，只有直音法，如“虹，音红”，反切法如“虹，胡翁切”。
这两种方法都有缺点。
20世纪初叶，随着国语运动的展开，出现了许多拼音方案，最后总结为“注音字母”，由当时的教育部颁行全国。
此外，供中小学生用的字典和词书也越来越多，供少年儿童自由选读的各种课外读物也多起来了，并且有了专为儿童和中学生编的期刊，如《儿童世界》、《学生杂志》、《中学生》，等等。
阅读范围逐步扩大，白话文和文学教学的分量也逐渐增加。
1949年以前，中学里仍设“国文”课（有一段时间，有些初级中学也同小学一样称为“国语”课）。
初级中学的“国文”课，仍以文言文为主，但是白话文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并且大都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学作品，如蔡元培、鲁迅、叶圣陶、谢冰心、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以后渐及于茅盾、巴金、朱自清、老舍等人的作品，并逐渐选读早期白话小说的节录，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等等。
高级中学的国文课大都全部学习文言文，不过艰深古奥的古代经典减少，清浅优美的唐宋古文以及史传、传奇小说、笔记小说等等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提倡课外阅读，有的学校指定若干种著作为必读书，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胡适文存》，等等。
出版了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综合性刊物和文艺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中华》、《生活周刊》，等等，其中不少在引导学生自由阅读之中介绍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有助于活跃学生的思想。
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研究。
20世纪初有人开始引进东西方现代教育学理论，翻译了一些专著，出版了《教育杂志》，“五四”运动以后，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更加发展，推动了语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探讨，逐渐为传统的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
这期间从事这方面研讨的人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比较长远的有陶行知、夏丏尊、叶圣陶、王森然、阮真、朱自清、浦江清，等等。
他们共同的主张是：反对以阅读古代经典为主，提倡读白话文，读与社会生活接近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文章；反对注入式讲解和让学生呆读死记；提倡鼓励学生广泛阅读，独立思考，学以致用。
他们中间多半都有实际的教学经验，有的探讨理论，如王森然，有的长期从事课程标准、纲要的制定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编写了多种使用广泛的课本，如叶圣陶、夏丏尊，此外还有傅东华等人。
叶圣陶、夏丏尊二人从30年代后期就提出过“语文”这个概念，提出了语文教学应当摆脱盲目性，力求科学化的设想，并且合编了《国文百八课》的教材来体现他们的主张。
可惜教材只编出了 2\\\/3就因爆发了抗日战争而中断，实验也停止。
解放区的经验。
20年代在东南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30年代以后在西北等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这些地区的语文教学，更彻底地实现了“五四”运动前后提出的主张，同时并结合地区和战时状态的实际，创造了一些经验。
主要是在成人识字教学（扫盲）方面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既适当利用了传统方法，也利用了拉丁化字母的办法。
其次是结合语文教学进行思想教育。
教材既重视语文本身的系统性，教学步骤的科学性，又密切结合实际。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的《中等国文》可为代表。
主持解放区的语文教学改革和教材研究的有胡乔木、徐特立、辛安亭等人。
建国后的语文教学这个时期的语文教学有几项重大改革和实验。
1949年以后，从小学到高级中学，这门学科统称“语文”，不再划分为“国语”和“国文”两个段落。
整个基础教育（或称普通教育，即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阶段都有语言教育的任务，不再把“语”的教育局限在小学阶段。
进行多种实验。
主要的有3种。
一是“分散识字”。
把小学阶段应学会的字有计划地分配在小学几个年级的阅读材料里，随课文教识字，以减轻小学初期阶段识字量大的负担，把注意力更多地用于说话、阅读等训练。
二是“集中识字”。
利用汉字大多数是合体的特点，选定造字能力强的字（即本身可以是其他若干字的构成部件的）作为基本字，把基本字相同的一批字放在一起集中学习。
一般可以在两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使儿童认识2500个左右的汉字，为阅读教学打下基础。
三是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帮助识字和读写，首先提高学生运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能力，用汉语拼音阅读和作文，让学生的口语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后在阅读和当作文中逐步引进汉字，最后达到全部用汉字阅读和写作。
目前一些学校正在进行这种实验。
改革阅读教学的内容。
随着社会制度和教育方针的变革，阅读教学在思想内容和语言方面都有不少变革。
小学语文， 不仅全用白话， 而且更加接近于日常口语，但是必须合乎规范；此外，也选用少量清浅短小的旧体诗词和近代白话小说的片段。
白话文化初级中学仍以白话文为主，选入少量文言文。
高级中学， 文言文的分量稍有增加，白话文的选材面有所扩充，除文学作品外，也选入一些科学性、政治性和应用性的材料。
文言文的选材面也有所扩充，除了历来脍炙人口的名家散文之外，历史上著名科学家的传记等等也在入选之列。
重要的改革实验。
5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教学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验，把语文科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分别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和汉语知识教学。
为此选派专业人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设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负责拟订两科的教学大纲，编写两科的教科书。
文学科，在叶圣陶、吴伯肖的指导下，由张毕来担任主编，编出了初中和高中用的全套文学教材。
初中教材按照文学体裁分为故事、散文、小说等几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选文，并有介绍有关这类文学体裁知识的课文。
高中前两年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教学中国文学，选文之外有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课文；高中第 3年讲授外国文学。
汉语科，在吕叔湘指导下，由张志公主编，编出了汉语课本，主要用于初中阶段，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系统地介绍这些知识，并附大量的练习作业。
当时的多种语法著作中所用语法体系很不一致，为此草拟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编写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依据。
文学和汉语的分科教学于1955年在少数中学进行过试验，1956年在全国中学实行。
1958年，两种教科书停用，恢复了语文课。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继续使用，并且对部分高等学校的语法教学、语法研究产生了一定作用。
根据多年使用的经验，吸收教师们反映的意见，1984年重新拟定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取代《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教学研究的新进展。
1949年以来，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正确处理“文道关系”。
语文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基础工具。
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学好、用好这个工具；语文教学又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研究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文（语文工具）道（思想，文化）”关系，一般认为“文”与“道”应当统一。
在语文教学中，“道”的教育应当寓于“文”的教育之中，并且通过“文”的教育来实现，不能妨碍了“文” 的教育，也不能忽视“道”的教育。
b.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
中国有很长的语文教育历史,60年代起，有人对传统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探讨。
c.对国外语文教学的研究。
50年代对苏联语文教学的研究进行的比较多，特别是如何把教学论的原理运用于阅读教学，打破了以往多数教师惯用的 串讲 法（逐句讲解）。
近年来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对国外语文教学的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以及课程设计等等进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对中国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发展前景在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
加快速度，提高质量，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是从古到今教育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和实验的课题。
目前，无论在理论研究上或在教学手段上都比以往具备更多更好的条件。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综述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学好本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汉语文，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由中国的民族分布、民族关系的特点以及少数民族繁荣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秦汉起，中国就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发展到现在，全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
人口合计约有6700万，约占全国10亿人口的6.7%。
其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只有一个壮族，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民族有14个，其余都在百万以下。
各民族的分布，大致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各个地区普遍居住着几个不同的民族，没有大面积的单一民族居住区。
汉族遍布全国各地，或则与少数民族杂居一起，或则成块地与少数民族相邻。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各方面都结成极其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汉语早已是各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同时成为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流思想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废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之间出现空前未有的团结。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已成为一种新风尚。
少数民族从自身的发展中深深体会到，在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要迅速繁荣发展，除了学习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学习使用汉语文。
因为汉字记载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汉语是全国各民族相互交际共同使用的语言工具。
学好汉语文已成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到现在，各少数民族中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多数已不同程度地学会使用汉语文。
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中，已根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分别设置了汉语文课，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汉语文师资。
30多年来，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已取得了不少经验。
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①必须从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存在各种不同的特点：有的民族（如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人口较多，有大片的聚居区，懂汉语文的人较少，而有的民族（如白、纳西、阿昌等）人口较少，只有小片聚居区，懂汉语文的人较多；有的民族（如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有历史较长的文字，而有些民族没有文字（如独龙、怒、德昂、布朗等）或只有新创文字（如景颇、拉祜、僳僳等）；有的民族社会发展较快，知识分子较多，而有的民族社会发展较慢，知识分子较少；等等。
就是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也往往存在许多差异。
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而不能搞“一刀切”。
②必须针对民族学生的母语特点进行教学。
中国55个少数民族分别使用80多种语言。
这些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5个语系。
不同语系的语言，特点相差很大；就是同属汉藏语系的不同语言，各语族同汉语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常常受到母语的“干扰”，往往把母语的特点带进汉语学习中来。
母语的“干扰”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
比如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学生，由于母语里没有声调，学习汉语时往往掌握不好音高的变化；又如使用藏缅语族某些语言的学生，由于母语里没有介词，学习汉语时使用介词是个难点；等等。
如能针对学生母语的特点进行教学，就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③善于处理少数民族语文教学同汉语文教学的关系，是取得汉语文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
过去的教学经验证明：学生掌握本族语言文字水平越高，接受汉语文的能力就越强，学习汉语文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凡通行少数民族语文的地区，原则上应在掌握民族语文的基础上再安排汉语文学习。
至于少数民族语文要学习几年，哪些课程用少数民族语文授课，汉语文从哪一年开始学习，二者如何衔接等问题，都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而不能强求一致。
只有本族语言而无本族文字的民族，汉语文教学只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这当中必须解决怎样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问题。
④依靠少数民族语文进行汉语文教学。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时，其母语既有“干扰”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
在教学的初级阶段，用少数民族语文进行翻译教学、对比教学，用少数民族文字给汉字注音注义，能帮助学生较快地、准确地掌握汉语、汉字。
少数民族语文的辅助作用，可随学生的汉语文水平的逐步提高而逐步减少，最后转为全部用汉语进行教学。
何时实现这个转变，应视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
⑤必须大力培养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文教师。
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水平主要决定于教师的业务能力；而教师的业务能力，大多又决定于是否了解学生的语言特点。
如果教师熟悉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在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⑥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水平，必须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文教学，除了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外，还要研究适合各民族特点的特殊规律。
要深入进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研究怎样在教学中做到既要遵循汉语规律、又照顾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特点。
改革教材和改革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两个重要环节。
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怎样用现代科学的成果来改革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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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评价主要在那方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
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
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
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
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
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
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
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
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
’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
”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
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
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
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
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
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
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
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
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
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
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
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
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
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
我呢
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
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
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
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
这绝不是夸张。
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