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以:唐宋元明清分别写300字
这样的读后感，最好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之小说，分别举个实际例子，进行分析。
然后理解当时的人怎么样的生活。
会计的发展历史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中国通史纪录片观后感
晋祠 梁衡读后感: 梁衡先生最早是以其山水游记散文《晋祠》而闯进我阅读视野的，此后，我便留意起这位官员作家，他竟 没有让我失望。
《晋祠》是梁衡1982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作品，当年即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后来他的散文《觅渡觅 渡渡何处》和《夏感》也入选中学教材。
读到这样美妙的文字，就让我格外地关心梁衡其人其文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我还真在常武购书中心购到了这样的集子， 梁衡早期作品十分擅长描摹山水，晋祠的美，在山，在树，在水。
这里的水，多、清、静、柔。
三 句六字，揭开了晋祠美之所在，一句四顿道出流水诱人之处。
这种写山、写水、写景的模式，并不是梁衡所追求的惟一意境，他要求真、求新、求美，把自然与政治、 把山水与伟人融为一体，推出一种新的政治散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知人以论世，读诗以观 心，用这句话去衡量梁衡的政治散文再贴切不过。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
梁衡自己这样说。
梁衡写人物，通过考察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奋斗与牺牲、欢乐与悲伤的人生经历，而致力于发现人物的思想和 人格内涵， 进而去追寻人生于天地之间的终极意义， 去拷问一个人之于历史长河的创造和贡献价值.
拟写开场白，关于唐诗宋词朗诵会的，急急急急
您好。
我中华五千年历史，浩如烟海。
，，深邃如江海，有，恰似“江河万古流”；唐朝宋代，骚人墨客，浩瀚如星辰，照耀神州，有苏辛，正如“光焰万丈长”；元明清时，戏曲小说，高妙如山川，丰富民族，有汉卿雪芹，已是“托同山体阿”。
而今日，就让我们共同在灵魂的阡陌，享受这美丽的一刻，品味这心灵的阳光：唐诗、宋词。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