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诸葛亮、岳飞、戚继光等人是如何看《孙子兵法》的
▲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
原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
少有“文武才略”。
其舅韩擒虎为隋朝名将， 常与他讨论兵法，曾称赞说：“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只有李靖一人了。
”隋朝炀帝末年，李靖出任马邑郡丞。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李靖在长安被俘，李渊欲杀之，在李世民说情下幸免一死，于是随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被授为开府。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随赵郡王李孝恭征讨盘据长江中下游的萧铣。
九月，李靖趁长江水位暴涨、萧铣疏于防备之机，率军从夔州出三峡，顺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至江陵城下，迫使萧铣投降。
李靖率军进入江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江南各州郡闻风归附。
李靖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任检校荆州刺史。
接着，李靖率军南下广西，派人到各州进行招抚，使岭南地区96个州，60多万户归顺唐朝。
于是，李靖又被任命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
武德六年（623年），辅公袥在江南重新起兵反唐。
高祖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前往讨伐。
李靖出其不意地先攻破辅公袥的水军，接着率轻装唐军直趋丹阳，俘虏了辅公袥，彻底平定江南。
之后，李靖先后出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犯太原，李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江淮兵一万北上抵御突厥，同年任检校安州大都督。
武德九年四月，李靖在灵州与突厥颉利可汉激战一天，迫使颉利引兵北撤。
不久，任灵州道行军总管。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先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决定大举反击突厥，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分六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精骑趁黑夜攻下颉利可汉的牙帐所在地定襄。
太宗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
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
”于是进封李靖为代国公。
二月，李靖又率一万精骑突袭阴山，俘虏突厥兵一千余帐。
接着趁大雾向铁山急进，一举攻破颉利可汉的牙帐，生擒颉利可汉，为患中原多年的东突厥从此灭亡。
李靖因灭东突厥之功，获加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仆射。
贞观八年（634年），西北土谷浑犯境，李靖主动请缨出征，太宗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大军征讨土谷浑。
贞观九年，李靖在积石山大败土谷浑军，土谷浑可汗伏允被杀，其国土尽归唐朝。
贞观十一年，太宗改封李靖为卫国公。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享年78岁。
唐太宗特命陪葬昭陵，其坟冢修成铁山、积石山形状，以表彰他击灭东突厥，征服土谷浑的辉煌战功，幷谥号景武，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里。
李靖归唐后，南平江南，北灭突厥，西定土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
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但大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是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美女识英雄，自古被人们传为佳话，唐初就有美人红拂女独具慧眼，在芸芸众生中，辨识了两位英雄人物，一位是她的夫君李靖，另一位是她的结拜兄长虬髯客，三人结为莫逆之交，一同在风尘乱世中施展才华，被人们敬传为“风尘三侠”。
红拂女姓张，原本是江南人氏，由于南朝战乱，随父母流落长安，迫于生计，卖入司空杨素府中成为歌妓，因喜手执红色拂尘，故称作红拂女。
杨素是北朝和隋朝政坛上的一个通天人物，更是一个兴风作浪的高手。
早年曾协助北周武帝击灭北齐；后与北周丞相兼外戚杨坚配合，迫使北周静帝禅位给杨坚。
二十四年后又帮助太子杨广弑父弑兄而为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以后，拜杨素为司空，封越国公，把一切军国大事都托付给他处理，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在东都洛阳的西苑中，醇酒美人，声色犬马，享受人间的奢华快乐；杨素留守西京长安，几乎成了实质的政治领导中心。
杨素权高位尊，必然讲究生活的享受，府中金银堆积如山，仆役侍女如云，每次接见宾客，总是大模大样地坐在躺椅上，由一群侍女抬着出厅，两旁还排列着许多美艳的侍女，负责薰香、打扇、捶腿及驱赶蚊蝇等工作。
这种豪奢尊贵的排场，许多人都叹为观止，羡慕不已，但后来看在李靖眼里，却嗤之以鼻。
李靖是三原地方一位文武兼通的才子，生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饱读诗书，通晓天下治乱兴国之道，还练就一身好武艺，精于天文地理与兵法韬略，心怀大志却一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后来隋朝稳定下来，他决定从家乡投身长安，以图施展抱负，为国效命。
奔经长安路途中，在风陵渡口李靖遇到了刘文静，刘文静身为北朝官宦之后，见解不凡却在隋庭无法施展，准备前往太原投奔李渊父子。
两人交谈之下，大有惺惺相惜之感，于是结为挚友，约定日后一旦谁有发展必定提挈另一方。
分手后，一人往太原，一人奔长安。
李靖到了长安，由于国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杨素手中，于是他准备先投到杨素门下。
好不容易进入司空府拜见了杨素，杨素却半躺在椅中，眯缝着眼睛，一付根本不把来客放在心上的神态。
李靖心想：这样的排场，这样的待客之道，岂不令天下英雄寒心，怎能收贤纳士，振兴国道
于是他不悦地直言道：“当今天下大乱，英雄竟起。
明公为朝庭之重臣，而不收罗豪杰，扶济艰危，而专以踞傲示天下士，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 杨素一听这话大感吃惊，心想：这等无名之辈，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真是放肆
他想发火，但转念想到自己的身份，若与眼前这位初生牛犊计较，实在是失于大度，于是反而转怒为喜，起身夸赞李靖的胆识，并请他落座，宾主畅谈天下大事。
李靖侃侃而谈，从天下时势谈到治国安邦之道，见解精辟，头头是道；杨素听了频频点头称是，然而最后结论却说：“老夫来日不多，多承指教，然时不我予，奈何
”这话仿佛给李靖的满腔热情浇上了一瓢冷水，让他失望之极。
这天，红拂女正侍立在杨素身旁，目睹李靖英爽之气溢于眉宇之间，又谈议风生，见解出众，不同凡响，心中大为倾慕，不由得闪动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不断地瞟向李靖。
待李靖告辞出门时，她不露声色地暗中嘱托侍立廊下的小童代为询问李靖的住址；小童问得结果，回报红拂女，红拂女默默记在心里，望着李靖大踏步出门远去的背影，有一种奇妙的牵挂之感升在心中。
当天夜里，李靖独坐客栈，面对孤灯，想起白天在司空府的情形，暗叹：不可一世的司空杨素毕竟是老了，守业尚嫌精力不足，根本谈不上有所发展了，自己看来还得另谋途径。
这时他又想起司空府中那位手持红拂尘的美丽侍女，她那一对写满睿智又充满柔情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杨素身后一大群侍女中一眼就发现了她，总觉她有些什么与众不同，引得自己心神荡漾。
夜深了，万籁俱静，李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突然耳旁响起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李靖披衣起身，点亮了灯。
拉开门闩，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头戴阔边风帽，身披紫色大氅，肩背绣花布囊的年轻人。
李靖不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长安，竟有客人深夜来访。
正在狐疑之际，来客自动解释说：“妾乃杨司空家红拂女，今夜特来相投
”烛影摇动中，红拂女卸下了绣花布囊，摘下阔边风帽，脱去紫色大氅，变成一个秀发蓬松，明眸皓齿，如三春水蜜桃似的鲜灵的一个女孩。
李靖对红拂女的来意仍有些不解，红拂女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不待他询问，就盈盈下拜，并轻声说道：“妾侍杨司空多年，看到的人物不计其数，但从来不曾见过象李公子这样英伟绝伦的人；妾似丝箩不能独生，一心依托于参天大树，以了平生之愿，因而前来投奔，请公子不要推辞
” 李靖既惊又喜，他对红拂女早已有好感，这时又见她如此理解自己，且有这般自作主张的胆识，甚是爱怜。
但转念又忧虑道：“杨司空权重京师，你私自逃去，他必定追寻，那怎么逃得他的手心
”红拂女胸有成竹地说：[杨司空现在不过是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不足畏也
他府中姬妾时常有人溜走，他也无心过于追究，何况司空府中侍女多如牛毛，少妾一人不会在意，所以大胆前来，请公子不要担心
” 李靖仔细打量红拂女，见她肌肤细嫩，面带红晕，仪态从容，嘘气如兰，羞怯中不失果敢之气，李靖心中甚喜，但又想到自己孓然一身，飘泊不定，那能给她一个安定的家，深觉愧对红颜，委屈她的一片真情。
红拂女见他欲言又止，似乎明白了他的犹疑，于是坦然陈述自己的心意：“既然来投公子，就已深思熟虑，今后天涯海角，妾愿患难相随，一片诚心，苍天可证
” 话已说得十分明白，李靖也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这夜，一对患难之交同入罗帐，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但有的是相知相慕，便由他们自作主张，成为一对恩爱夫妻。
司空府中不见了红拂女，也曾派人出来追寻，但数日之后就不了了之，这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待风声过后，李靖打算前往太原，投奔招揽四方豪杰、待成大业的李渊父子。
红拂女理解夫君的志向，她不声不响地从绣花布囊中拿出一些金银，委托店家买来了两匹俊马和一些衣物干粮。
一切准备停当，两人装扮成行商模样，趁着天色微明之际，悄悄离开了隋都长安。
一路风尘，这天来到了灵石，因数日奔波，人马皆疲。
于是准备在灵石歇息一天再赶路。
两人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美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起来，李靖到早市上买来一大块羊肉，向店家借来炉具锅瓢，亲自烹煮，想改善一下伙食；红拂女则在客房中正解开了长发，在窗前细心地梳理。
李靖趁羊肉在火上炖熬的空隙，来到后院刷马喂料。
两人隔窗相望，会心地相视而笑，只觉得一股暖风，回荡在彼此的胸臆间。
红拂女信口哼起了轻快的小调，李靖心中充满了欢快和希望。
忽然，有一个中年汉子骑着一头壮实的毛驴，来到客店门前，只见这人满脸络腮胡子，衣服邋遢，一副大咧咧的神态。
他在店前跳下毛驴、将驴随便栓在木桩上，手提一硕大皮囊，腰插匕首，大踏步地走进店来。
微风吹来，带着一股浓郁的肉香味，他耸了耸粗大的鼻子，循着肉香味来到红拂女的房门前，他连招呼也不打，随手推开房门，闯进房来。
把皮囊顺手扔在桌上，这时猛然发现了正在梳头的红拂女，也就顾不上肉香了，径自往床上一坐，斜睨着眼睛，火刺刺地看着红拂女，始终没说一句话。
这人好没礼貌，简直是有意找岔子
李靖在窗外把房里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心中腾地升起了火气。
正想跃入窗里，给这位不速之客一点教训。
红拂女却向他眨眼，示意他暂且沉住气，因为她见来客气宇不凡，穿着和举止又与众不同，料想他一定是位侠士或世外高人。
红拂女一面挽好秀发，一面和颜悦色地向来客行了见面礼，客气地问道：“客官尊姓大名
” 斜倚床头的怪客粗声气地回答：“俺姓张，人称虬髯客。
” 红拂女笑着说；“那真是巧极了，妾也姓张，当称你为兄长了。
”说罢将行兄妹之礼。
虬髯客见这女子不但不责怪自己行为粗鲁，反而如此尊重自己，心中十分敬服，急忙一跃而起，抱拳答礼。
虬髯客在家中排行第三，因此红拂女称他[三哥”；红拂女在家中为长，也就成了“一妹]。
虬髯客哈哈大笑道：“没想到在此荒僻小店有幸结识了一妹。
” 红拂女这时隔窗向外唤道：“李郎且来拜见三哥
”李靖闻言入室，与虬髯客互相见过礼。
炉上的羊肉这时也正好炖熟了，李靖又出去买了些烧酒与胡饼，三人围坐炉旁，边吃边谈，虬髯客抽出腰间匕首切肉共食，豪气冲天。
吃罢羊肉，虬髯客转身从皮囊中取出一个人头及一副心肝，他把人头竖在地上，用匕首把心肝切成薄片，大口地嚼着吃完了。
看得红拂女与李靖目瞪口呆。
虬髯客边吃边解释说：“此人乃天下第一负心之人，吾含恨十年，今日吃他心肝，才能解恨
”李靖只是唯唯连声，不敢详加追问。
虬髯客吃罢仇人的心肝，擦了擦满是胡须的嘴，又对李靖说道：“我看你仪容气宇，不愧为大丈夫，一妹得到你这个佳婿，应该心满意足了。
”接着，他们又谈到今后的打算。
李靖说想去太原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而且有友人刘文静可以引见；虬髯客也说常听别人说起太原上空有天子之气线绕不散，正好前去看个究竟，只是还有一件事情急需料理，不能与他们同行。
于是，三人相约三天后午前在太原城外汾阳桥头相见。
说完，虬髯客把抓过肉的两只油手往衣襟上一抹，提起皮囊，出门跨上毛驴，疾行而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三天后，在汾阳桥边的一家酒楼上，李靖与红拂女等到了虬髯客，三人一道进城，找到了与李靖有一面之交的挚友刘文静。
这时刘文静已入李渊门下，在他的引见下，三人首先去拜见李渊。
在留守府中，看到了仰慕已久的太原留守李渊，只见他穿着家常便服，宽衣大袖，甚是朴素；见了来客，热情礼让，神采飞扬，又异于常人。
三人心中十分敬服，又希望再一睹李渊之子李世民的风采。
经刘文静的安排，约定与李世民在城外的一处道观相见。
第二天，李靖、红拂女、虬髯客三人一早就来到道观等侯。
不久，李世民骑马来到，行近道观，李世民下马向客人长揖，只见他神清气朗，气宇深沉，顾盼生雄；端坐石凳上，犹如日出朝霞，英彩逼人。
在道观古柏苍翠的院中，李世民与李靖、虬髯客坐在石桌四周的石凳上倾心交谈，三人见地相似，心意相通，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他们评品时势，抒发志向，不觉日已西斜。
据传虬髯客和李世民曾对棋一局，虬髯客不敌李世民，棋罢，临别时，虬髯客拉着李靖对李世民说：“李靖可助公子成就大业
”说毕，仰天长啸，声震四野，慨然而称：“有真主在此，我当另求发展
”众人不明其意。
李世民留他们三人在太原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里，李世民多次请他们到府中叙谈，但虬髯客每次让李靖独自前往，自己则在城中各处游逛。
不久，从长安传来杨素老死的消息。
太原这边，李渊父子积极准备伺机以动。
虬髯客提出要返回长安，李世民也有意让李靖夫妇回长安探形势，因李世民还有些事宜要向李靖交待，李靖夫妇不能与虬髯客同行。
分手前，虬髯客语重心长地对红拂女说：“李郎是前途无量的男儿，只是目前时机未到。
一妹到长安尚无栖身之地，我先回去为一妹置一宅第安身，你们到长安来镇安坊找我。
” 不久，李靖和红拂女如约来到长安，寻至来镇安坊，在虬髯客讲定的地方，见到一圈高墙，当街是一扇陈旧的小板门，两人上前叩门，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的仆人模样的老人，这人见到来客打量了一番，然后恭敬地说：“三郎今老仆在此恭候李郎与一娘子
”接着把他们请进门。
进得院来，并不见有房子，只有一片片树木和花草，中间一条小径伸向花木深处。
老仆人带领两位客人沿着小径朝里走，愈走愈见宽阔，不一会儿，竟来到一所大院前，这真是院中之院，从黑木大门中穿过，突然眼前一亮，只见里院花木扶疏，室宇宏伟华丽，奴婢数十人整齐地排列在廊下。
老仆人引他们径自步入厅堂，厅内宽阔明亮，各色珍宝尽陈厅中，其富丽堂皇可与皇宫相比。
几位艳丽的婢女迎了上来，侍候李靖与红拂女沐浴更衣，洗尽路途风尘，然后到厅中落座。
这时，主人虬髯客从侧们出来了，只见他头戴乌纱帽，身穿紫锦衫，眉目清爽，满面含笑，与昔日判若两人。
见到客人，他高声道：“李郎与一妹一路辛苦了
”彼此见过礼，分宾主落座，叙谈分手后的情形。
随即，主人招呼：“开筵
”一队队侍婢穿梭来往，不一会儿，各色山珍海味尽数陈列眼前，主人举杯敬客，三人又象在小客栈中那样开怀畅饮起来。
席下，女乐伎奏着轻快的音乐，舞姬翩然起舞，场面之盛大，不逊于王侯之家。
宴毕，虬髯客命仆人抬出二十口大箱子，还有一些文簿和钥匙，指着对李靖说：“如今天下大乱，四方群雄并起，我本有意逐鹿中原，但在太原先后见到李渊与李世民之后，两人恢廓大度，英气勃发，令我自叹不如，只好退求其次了
箱中所有，是我历年所藏，本想作为图谋大事之资，现已不必要了；我想全数赠与你们夫妇，以助将来建功立业。
” 不待李氏夫妇回答，虬髯客继续叮咛道：“李郎身负奇才，将来必然位极人臣；一妹资质瑰丽，将来也必荣极轩裳。
不是一妹独具慧眼，也就不能在患难中认准李郎；不是李郎气宇轩昂，也不能获得一妹的倾心相随。
虎啸生风，龙腾云合，原非偶然际遇，如今圣明天子将兴，风云际会，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携手齐心，共创宏图
” 虬髯客高谈阔论，李靖与红拂女简直没有插嘴的机会，等到他交待叮咛告一段落时，红拂女急忙相问：“那么三哥意欲何往
” 虬髯客淡然一笑，眼望远方，答道：“天涯海角，飘萍无定，此后十年，东南数千里外倘有异闻，便是为兄得意的时侯，那时，一妹与李郎可洒酒东南相贺足矣
”说罢，当即将文簿和钥匙等一并交付红拂女，并命家僮仆妇侍女等一齐集合厅外，拜见李靖夫妇，并嘱咐道；“此后李公子及夫人就是你们的主人了，你等小心侍奉，不可怠慢
” 面对如此突来的情景，李靖与红拂女不知如何是好。
虬髯客也不等他们说什么，转身进入内室，不一会儿就换了一身短行装出来，手里仍提着过去的那个大皮囊，匆匆向李靖夫妇道声珍重，拱手告别，然后出门上路，扬鞭而去，宛如一阵迅疾的旋风。
虬髯客始终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李靖夫妇也不便详问，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木丛中，两人脸上都流下了热泪。
红拂女拉着李靖检点箱笼，里面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并有兵书数筐，记载着各种神奇的用兵之道和一些久已失传的占算之法，李靖仔细翻阅，如获至宝。
有了虬髯客留下的家产，李靖与红拂女成了长安的富贵人家，有了钱就可买官，不久之后，李靖便作了长安县功曹。
公务之余，李靖用心研读揣摩虬髯客留下的兵书，使他在兵法韬略方面大有长进，以至于以后的战争中，总能料事如神。
此时，李靖是人在长安，心向太原，虽然他在隋廷为官，实际上却是太原李渊父子在长安的眼目和连络站，有关隋延军政的情报，通过他源源不断地传向太原。
他牢牢地记着父亲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建功立业。
”他正等待着机会展露他的盖世英才，红拂女也常把他比作是一条蛰伏的蛟龙，一旦风云际会，必然会一飞冲天。
李渊父子终于在太原起兵了，二十万大军顺利地攻克了隋都长安，隋炀帝在江都被叛将宇文化及缢杀，李渊起先捧出了隋恭帝，但旋即又将他废止，自立为天子，改元武德，国号大唐。
李渊起兵后，制定了统一中国的三大步骤：首先是安抚好塞外的游牧民族，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其次是统一黄河流域，奠定立国的基础；再次是安定长江流域及南疆，掌握鱼米之乡。
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由李渊亲自安排的；第二个由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李靖等人帮助下完成；第三个平定江南则大部分是李靖的功劳，这时李靖已经是四十七岁的人了。
李靖第一次领兵作战，用的是“以寡胜众”的战术，仅带八百精兵突袭冉肇的老营，便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第二次战斗，靠的是“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的用兵之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军队由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一举把拥有南江广大地区的萧锆击败，从而统一了湖南、湖北及广西一带。
唐初，由李渊亲自安排的第一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突厥不断南侵，李靖以兵部尚书的身份统率大军攻打突厥，利用大雾弥漫的天时，直捣突阙大帐，活捉了颉利可汗，取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奇袭大胜利。
突厥人曾依靠着他们的军队骁勇善战，使唐高祖俯首称臣，这次李靖领兵洗雪了耻辱，唐太宗喜出望外。
从此大唐的威名远震，远近各国纷纷来朝贡，并称唐太宗为“皇帝天可汗”。
因为对付突厥人的战争大获全胜，李靖有功被封为卫国公，红拂女妻因夫贵也被封为一品夫人，这是唐太宗贞观四年的事情。
然而就在此时，御史大夫萧瑀上书弹劾李靖，说他在破敌之后，没有能够把突厥的珍宝妥善搜集，从而使战果失散。
唐太宗为此责备了李靖，李靖一时负气，索性托病隐居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外风光明媚的羡陂山麓，与红拂女悠游林泉，过着自由闲散的生活。
功成名就，别无所求，李靖与红拂女整日栽竹种花，闲谈品茶，不再奢求什么；每每想起昔日往事，只觉恍如一场春梦。
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过了五年，到了贞观九年，盘踞在青海一带的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兴兵侵犯大唐边境，唐太宗决定派遣大军前往征剿，选将时他又自然想到了李靖。
李靖此时已经六十五岁高龄了，而且红拂女正在病中，李靖不忍心撇下爱妻远征，因此有推托之心。
明晓事理的红拂女，强撑着病体力劝丈夫以国事为重，不必挂牵自己。
就这样李靖又担任起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带领大军直驱边境，越过黄河的发源地——积石山。
终于生擒了土谷浑可汗。
班师凯旋归来，几经命运起伏的李靖早已不贪恋功名，仍然要求回到羡陂山。
从此他们夫妇二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内，不涉尘世，连亲戚故旧也很少来往。
红拂女的病情却一直未见好转，李靖每日亲自煎熬汤药，细心照顾。
就在这时，一天忽然听人说起有人率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突入海中扶桑国，杀其国王而自立称帝，已建立了稳定的政权。
李靖与红拂女心中明白，这一定是虬髯客已经在海外另有发展；于是设置香案，虔诚地洒酒向天，遥向东南方祝拜，祈祷上苍保佑他们三哥成就伟业。
红拂女的身体时好时坏地拖到贞观十四年，在一个秋风肃杀的黄昏，终于撒手人寰，只留下个李靖伤心欲绝，生趣全无，仿佛他的心已随着爱妻逝去。
为了表彰红拂女佐夫之功，唐太宗下令在她的墓前筑起突厥境内的铁山和吐谷浑境内的积石山模型，并命魏征撰写墓志铭，自己亲手题下“大唐特进兵部尚书中书门下省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夫人张氏之碑”的碑名。
红拂女歌妓出身，却能独具慧眼，认定李靖与虬髯客，得享盛名。
朝核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历程论文1000字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
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
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
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
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
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
《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
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
……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
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
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
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
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
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
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
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
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
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
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
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
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
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
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
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
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
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
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
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
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
“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
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
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
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
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
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
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
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
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
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
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
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
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
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
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
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
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
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
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
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
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
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
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
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
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
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
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
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
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
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雍正皇帝是怎么死的
民间传说是被吕四娘刺死，并割了脑袋，所以陵寝里是个黄金脑袋史书上记载是病死，根据字里行间意思可能是吃丹药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