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篇文章的读后感!1篇5分
1.童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令人厌烦的，它都使我们一生难以忘怀。
童年反映了我们儿时的喜怒哀乐，我想这么些个喜怒哀乐早已在我们幼小、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童年》这本书中的小主人公阿廖沙的童年又是怎样令人忘怀，令人感慨的呢
读过《童年》的人都了解，它反映了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月。
阿廖沙在幼年时，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不得不使他感到孤独寂寞，也不得不让人产生怜悯之情。
幸好阿廖沙的外祖母非常疼爱他并且经常讲述优美故事来使他受到熏陶。
可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夺得家产争吵打架，明争暗斗以及在生活琐事上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
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早已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记印。
童年是每个人漫漫人生的开端，儿童的心灵、思想是天真无邪的。
平常的人和事物都会影响到儿童。
如果受到了好的影响，那么会使人一生受用。
反之，则会让人丧失目标、困惑迷惘。
这就好像一个人做某一件事情，如果连开头都把握不好，那么后面又怎会很好地继续下去呢
阿廖沙寄住在外祖母家时又接触到了一种小市民的社会生活，而这个阶层的人的所作所为令人不堪。
，甚至令人感到厌恶。
然而，阿廖沙单纯、完美的心灵并未受这些消极态度的同化，始终保持着自己高尚的思想。
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体现了他所有的内在美。
阿廖沙的童年就是如此，让人不由得在同情他的同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童年属于你，同样也属于我。
当我们在内心感到空旷时，回想一下童年时代的自己，它会净化你的灵魂，让你生出无限感慨。
2.海底两万里 再次读完这本书，心中还是存在这个愿望，就是希望随尼摩船长一起探尽海底所有的秘密，可恨没有阿龙纳斯教授的好运。
故事起于1866年一件闹的满城风雨的怪事，许多船只在海上发现了海怪，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受邀追逐怪兽淮知，落入水中，与同伴一起周游四海，最后不堪海底的沉闷，想方设法，重回陆地。
写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哈利波特>>，而此书的价值远远胜过前者(就我个人而言)，毕竟在1870年能写出这样奇幻小说并流传至今是极为珍贵的。
135年千千万万读者还有时光流逝的考验并没有使它的锐气磨减，反而更肯定了它的价值，而我觉得它在文学史上这所以屹立是因为它从头至尾贯穿的两个字”幻想”。
幻想自古以来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而至今天，事实证明作者儒勒。
凡尔纳的一切幻想或是推理都是有现实作为基础的，例如:海底森林，穿越海底隧道(阿拉伯海底地道，苏伊士下面一条通往地中海的地道)，一块沉没的陆地(大西洋洲)，在未来世界，一切幻想皆成为了现实。
在<<海>>中，尼摩般长说了一句话:”人类进步的实在是太慢了。
”幻想其实便是进步的翅膀。
100多年前的人的幻想在100多年后成为现实，探索是无止境的呀! <<海>>赞美了那深蓝的国度，史诗般壮丽的海洋，一个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珊瑚，植藻，游鱼，矿产，正是一幅瑰丽的锦图，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或形容它。
”诺第留斯号”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一部不朽的神话。
是它揭开了海洋中无限神秘的一切，对于船长尼摩来说，更是精神的家园。
终于说到尼摩船长了，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一样为此书增色不少，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的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的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他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个弃绝人世天才，我一向都是由衷喜欢这类人，对于尼摩船长无尽的痛苦，我总想探个究竟，我不明白，这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经历和出身。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海底两万里>>委实是一本经典名著，而在现代，却很少见到这样的经典的名著，那些浮华的东西倒是很多，真是可惜得很! 3.绿山墙的安妮 我看了一本叫《绿山墙的安妮》的书，是加拿大的露茜·蒙哥马利写的，她是一位很好的女作家。
《绿山墙的安妮》已经在全世界风靡了近一百年了，《绿山墙的安妮》征服了五千万个天真、善良的心灵。
它是一部最甜蜜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
《绿山墙的安妮》讲的是：一对住在爱德华王子岛（加拿大的一个小岛）艾凡里绿山墙的年老夫妇想要一位男孩来帮忙，结果却从孤儿院领来了一位天天爱幻想、长相并不好看的红发女孩安妮。
一开始大家并不喜欢安妮，但后来，这对老夫妇越来越喜欢安妮，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本书就是塑造了一个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也称赞安妮是“最最惹人怜爱的女孩”。
我很喜欢这本书，我更对安妮着迷。
她是一个很爱幻想的女孩，比如她看见一棵开满白花儿的樱花树，就给它取名叫“白雪王后”，看见一片水很清、很美丽的湖，就给它取名叫“耀眼之湖”……此外，安妮还很善良，天真无邪，这一点我很像她。
她很大方，很有交友能力，比如她来到绿山墙后三个月内就交了位知心朋友，她不论到哪里都有朋友，我很羡慕她这一点，因为我有时候有点扭捏、怕羞，我要像安妮学习。
她热爱大自然，也热爱生活，她处处充满活力，开朗乐观。
正因为她有这么多闪光的魅力，她才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
总而言之，《绿山墙的安妮》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大家可以从此书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得到一种美和愉快的享受。
《绿山墙的安妮》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建议大家也看看这本书。
4.安妮日记 1942年—1944年，这是一段多么黑暗的日子呀
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
战争与种族灭绝的阴云布满了天空，盖世太保的铁瓜伸向每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在历史上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安妮是位犹太少女，她原本幸福的生活就这样破碎了。
1942年7月，由于压迫犹太人的风声紧急，他们家和另外四名犹太人到她父亲公司的“密室”躲藏。
密室的生活十分枯燥，尤其对安妮这样一个好动多话的13岁女孩。
单调的饭菜、性格怪癖的居伴、几年不能出门、用水和去卫生间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且常常担惊受怕。
这一切差一点把安妮逼疯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她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使她的心田荒芜，那里已经成为一片生机勃勃的希望的田野
安妮想成为作家和记者，可这个美丽的愿望在当时那股势不可挡的黑暗洪流下显得那么脆弱，像闪着彩光的泡沫。
但是安妮仍写道：“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回来。
在此同时，我必须执着我的理想。
也许有一天，我能实现我这些理想
”读到此我仿佛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在黑暗的密室中呐喊，带着心中不可泯灭的希望
经过密室中无数个漫漫日夜，安妮由一个任性、少不更事的女孩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少女。
在安妮的15岁生日时，安妮有了惊人的成长。
她已将自己的反省提高到了社会层次，开始思考男女平等等问题了：“现代妇女要争取完全独立的权利了
”“但独立也不够，妇女还应该获得尊重
”“我谴责的是我们的价值系统，和不承认女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多伟大、多困难，同时也多美的男人
”……实现在让人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战火蔓延、人人自危、无数人倒在血泊中的时代，身居密室接近两年的十五岁少女安妮居然能真知灼见地谈起了男女平等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读到此处，我不禁感叹，战争能摧毁一切，唯独不能侵占一颗坚强、勇敢、自由的心
但是，这样的一名如花少女最终没有逃过被纳粹残害的命运。
当她在贝根贝尔森集中营永远地闭上双眼时，她距自己16岁生日尚差3个月。
安妮生前写道：“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她的愿望终能得偿。
我相信《安妮日记》会一直流传下去，控诉战争与丑恶，宣扬和平与友善，用她真挚的文笔，感动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人
5.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由莱曼·弗兰克·鲍姆编写的童话书《绿野仙踪》，这本书把我带进了童话王国，使我感受到了纯真的梦幻。
书中的故事也使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变得比以前更敢、更自信了。
《绿野仙踪》以虚构的奥兹国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堪萨斯州的小姑娘多萝茜被龙卷风卷到了一个叫孟奇金的地方，好心的女巫指点她到翡翠城去找奥兹国大术士帮忙送她回家。
路上，她先后遇到了稻草人-----他需要一副脑子；铁皮樵夫-----他需要一颗心；胆小狮子-----他需要胆量。
他们结伴而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来到了翡翠城。
由于他们的出色的表现，大术士帮助他们实现各自的愿望，稻草人得到了一副脑子；铁皮樵夫得到了一颗心；胆小狮子得到了胆量，多萝茜也如愿，带着小狗托托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身边. 在读书的过程中，多萝茜占据了我的思想，多萝茜似乎就是我好朋友，我的心也随着多萝茜的经历不时地欢喜、紧张、惊异、难过。
她那勇敢的表现、善良的心地、坚强的意志，让我感到自己很渺小，为自己的懦弱而很不好意思。
因为以前，我一看见狗就害怕。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是多萝茜，我会不会像多萝茜一样勇敢地克服重重困难、并帮助其他人呢
”看完这部童话后，我决心像多萝茜一样鼓足勇气，用不懈地追求和奋斗的精神来面对各种困难，克服学习上、生活上的一切不利因素，勇敢地挑战自我，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我喜欢《绿野仙踪》，它让我有了好朋友---多萝茜；我喜欢《绿野仙踪》，它给我带来快乐；我喜欢《绿野仙踪》，它给我带来勇气；我喜欢《绿野仙踪》
6.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一至十四章读后感 这是一个满腹激情与神秘的故事。
格里那凡爵士拾获的“天平鱼”（是一种海中极凶猛的鲨鱼）腹中那神秘的漂流瓶，是失事船只的求救信还是航海者无聊时写的打油诗
是信
是三章分别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的求救信，这三张被海水侵蚀得残缺不全的求救信引起了航海者们极大的探索兴趣。
他们分别把信上所能看清的词汇翻译了出来，然后汇集成一种语言连猜带想的把这封求救信填补全了，是的，的确是一封求救信
是格兰特船长的求救信。
他在一个纬度37.11’的地方被印第安人逮捕。
机智的格里那凡爵士，慈祥温柔的海伦夫人，深沉稳中的麦克那布斯少校，粗心大意却精通地理学的巴加内尔地理学家，还有格兰特船长两个坚强的儿女：坚毅刚强的格兰特小姐和勇敢的小罗伯尔，精通航线的孟格尔船长以及奥斯丁这充分值得信赖的老水手。
他们乘坐着邓肯号，走向拯救格兰特船长的冒险之路……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很佩服凡尔纳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当你读这本小说时仿佛你也深入其中，你会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感到兴奋或着急。
他们是多么勇敢与乐于助人啊……一个从鲨鱼肚中发现的漂流瓶让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冒险之路，换位想一想，如果是你经历这样的情况呢
你会不会推辞道：“嗨，这已经是老事了，信纸都被海水给侵蚀了，说不定人都已经死了，我们还为什么要卖力去就一个生死未卜的人呢
”我承认，如果是我，我也不一定会像这群勇敢的人们，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放弃一切踏上这条旅程。
这是一种精神，虽然这个故事是作者虚构的，但每一个故事的灵魂都是要告诉人们一些我们知道，但不一定能够办到的精神…… 格兰特船长会得救吗
这群勇敢的志者会遇到危险吗
大家会不会中途放弃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未知……而我们的人生，不也是等待着一个一个未知的成功与失败的到来吗…… 7.船长的勇气》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很多年前，在辛辛那提州， 作者碰到了一个小男孩。
他只有62美分，但是要买1美元的地理书。
作者跟着 他去买书，而他却一次又一次的碰了壁。
但最后这个小男孩用他决定买书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感动了一间 书店的老板和我，老板不但把书以50美分的价格卖给了他，还给他了一把崭新的铅笔和一沓纸。
作者也给了他 2美元用于买其他的书。
三十年后，作者乘船到欧洲去，可是遇到了罕见的、异常可怕的风暴。
船的状况非常糟糕。
但船长以丰富 的地理知识与强烈的信念指挥着船安全的到达了利物浦港。
而这位船长，就是当年那个没钱买地理书的小男 孩。
他三十年前买书的勇气拯救全船的人。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为这位船长当年买书的勇气、决心与毅力所折服。
试想，如果当年他在碰壁之后放 弃了，不再尝试了，那三十年后出现的或许就不是这一幕而一场悲剧了。
在生活中，我们不免会碰到一些困难与挫折。
当我们遇到它们时，如何前去面对它们变成了关键。
这时，或许 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了。
这位船长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他选择了不气馁，不退缩，坚持下去直到成功的态 度。
或许，我们从中也应该学到这种精神，学到这种一旦下定决心就一定要办到的精神。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越过生命中的重重险阻 让我们向着未来奋勇向前
读后感《唐宋八大家文集译注》
《唐宋八大家文集》代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高峰，被认为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艺术珍品。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进一步拓宽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开辟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高峰，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编辑本书，收录了唐宋八大家的诸多代表性散文，兼顾了论说、杂记、书信、赠序、传记、祭文、寓言、游记等各类文体，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八大家散文作品的整体风貌，以及他们的价值理念与智慧。
希望青少年通过阅读此书，能得到善的教益、美的滋养，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道德素质。
求唐宋文学与文化的论文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
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
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
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
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
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
」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
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
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
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
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
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
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
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
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
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
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
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
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表近，帝恩荣。
琼浆饮罢脸生春。
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
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
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
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
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
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
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
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
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
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
」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
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
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
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
」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
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
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
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
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
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
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
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
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
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
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
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
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
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
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
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
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
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
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
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
」(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
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
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
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
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
「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
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
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
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
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
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
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
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
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
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
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
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
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
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
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
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
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
」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
」(《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
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
……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
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
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
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
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
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
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
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
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
」(《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
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
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
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
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
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
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
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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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达皆能为国忧 ——论唐宋贬谪文学的济世心态 儒家济世拯民思想是中国历代文士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
在唐宋文士心中，因受贬谪之沉重打击，他们虽一时对仕途感到失意，且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调适，但并未因此而完全绝望，而是初衷不改，仍想东山再起，再次肯定自己的人生追求。
因而，在贬谪诗文中，无论其表现出的是如何的淡泊、超脱、旷达，皆可视为济世拯民心理的一种艺术反拨。
一、文士济世心理的形成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孔门弟子子夏的话，其本意是读书人有余力就去当官，后来指学习成绩优秀，便可提拔做官。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学而优则仕”已成为一条社会通则，是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必要手段。
由发愤读书到谋得官位，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象农夫必须耕作一样，否则就不合乎儒家的法则，就是“无义”。
对此，孟老夫子说得特别清楚，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1] 《礼记•大学》曰：“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为士人实现个体人生价值所设计的一套理想人生模式。
在其指引下，士人首先由一个完满的道德之身施之于家，建立一个充满伦理温情的家族；然后投身于政治，建立一个人人内怀政治伦理的完美的政治秩序。
这种价值观，从童蒙教育阶段即开始灌输。
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神童诗》起首有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读好了，就可以从政做官，就可以获得世俗的种种享乐，就可以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
特别是隋以后实行开科取士，一改魏晋九品中正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境况，从而为广大庶族地主敞开了入仕的大门。
所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实行，强化了士人的济世心态。
由此，历代士子文人把“圣贤”，尤其是“贤”作为理想人格，以道德为价值取向，带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去精研六艺、修养品行，“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以其才德辅佐圣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于是，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深沉的历史使命感、讲究个人品德修养、重视名号、以功名利禄为荣誉等等，便成为士人们一种普遍深厚的心态。
独立人格和济世情怀，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永恒之追求。
如李白年轻时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3] 苏轼也是在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15 变”，“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4]不论穷达，都志在兼济，是唐宋士人人生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青年时代对自己才学理想的高度自信，到入仕后对政治革新的积极参与，再到被贬谪后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再次认定，对国家时局的一直关注，对谪居地社会生活及环境条件的主动改造，都体现出济世思想的坚定与执著。
二、贬谪使得文士济世心理遇挫唐宋文士虽然个个心怀济世理想，并企图通过出仕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他们在现实的参政的过程中，往往屡遭贬谪，常受排挤。
这其间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客观上朝政黑暗、官场倾轧；二是在深层文化背景下也与文人追求尽善尽美的政治模式、情感化形象化的艺术思维习惯以及期望完善人格的独特个性有关；三是有些人受贬谪是因其自身人品低下，确有其罪的。
元和十年正月（815 年），节度使吴元济、李师道先后举兵叛乱。
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人潜入长安，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刑部侍郎裴度。
对这种局面，白居易觉得难以坐视，立刻上书请捕杀刺客。
当时朝中的旧官僚与宦官集团以至地方藩镇，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且白居易的忠直敢言，早已使一般权贵怀恨在心，于是他们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无权过问朝政，又加以种种诬蔑罪名，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离长安四千多里，路途遥远。
但按当时制度，凡属贬谪，诏下必须马上动身。
诗人启程时，许多亲友都不及相送，其景状是十分凄惨的。
“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这就是白居易至江州后的处境和心情。
岁暮，在一个苦寒之夜，诗人给旧日笃友元稹（当时元稹亦受排挤远放四川通州）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长信，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与元九书》。
在这封信里，诗人追溯了早年时从政的理想，向挚友倾诉了心中的积郁和哀怨。
在江州三年，白居易写了很多诗。
他的著名长诗《琵琶行》，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
元祐八年九月（1093 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赵煦亲政，起复章惇为相（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乃将过去反新法的官员一律称为“党人”，株连获罪者竟达数百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祐党祸”。
苏轼只得再乞补外，朝廷罢去他的礼部尚书职，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出知定州。
1094 年，新党政权已经变质，专搞派性的无原则报复，大贬元祐旧臣。
五十九岁的苏轼再遭诬陷，复以其过去文字“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的罪名，先落两学士职，谪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途中未至，又三易诰命，钦差快马传旨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迭遭苦难。
惠州地处岭南，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是古来封建统治阶级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险恶场所。
苏轼白发萧散，饱经风霜，长途跋涉到达惠州贬所之时，正是他全身心感到疲倦之日。
“鹤骨霜髯心已灰” （《赠岭上老人》）的感受，正是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典型写照。
有一天，孤寂老人写下一首借以自嘲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谁知被多事人传至京师，宰相章惇以为有意讥刺，再把苏轼发配到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去活受罪。
六十二岁的苏轼，初闻再贬儋州，惊心怵目，认为此行必死无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
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昌化军谢表》）所以当他启程南赴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
” 贬谪，特别是忠而见谗、位尊而远斥的贬黜，这对于被贬者来说，不仅政治地位、生活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思想情感、心理心态也必然会产生震荡与裂变，尤其是感触灵敏、情感细腻的文士更为明显。
他们会惊惧于前途的不可知，会怨愤于自己的不平遭遇，会极端地怀恋失去的一切，也会以陌生的眼光和复杂的情绪面对新的环境。
他们将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作各种必须的调整。
三、济世心理在贬谪文学中的体现贬谪诗文虽然不直接抒发诗人的济世之志，但透过诗文内容，我们仍可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以一种曲折甚至相反的形式表达这种济世心理。
如在诗文中对官职念念不忘，对旧日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对国家时局的热切关注等，无不是诗人济世心理的一种反拨。
以白居易谪居江州诗为证，唐宋士人的济世心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诗人对官职升降非常敏感。
白居易谪居江州四年近三百首诗，不少都与自己或别人的官职升降相关。
初遭贬谪，他是“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
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
船中有病客，左迁到江州。
”朔风冷雨，涛声如诉，被贬的白居易无异于大病一场，满腹愁绪，无穷沮丧。
谪居几年，不见复职，对他人的升迁便表现出一种羡慕，几近酸溜溜，“喜欢雨露同沾泽，冬叹风霜独满衣；留滞多时如我少，迁移好处似君稀。
”（《送韦侍御移金州司马》）同时被贬者皆得到升职，而“时予官独未出”，心里忐忑不安，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官职声名俱入手，近来诗客似君稀”（《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反映出“官职声名”乃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理想。
而一旦得官，虽说是由司马改为刺史，只升了半级，但毕竟是一州之长，不再是有职无权还带有罪犯色彩的司马了，于是“乡觉前程近，心随处事宽。
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一改前面的抑郁难禁，简直是破涕为笑，喜不自胜。
“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以前怨愤烟消云散，进而对统治者感激涕零，不计前嫌。
其次，大量诗文流露出对旧日生活环境的无限留恋。
“文昌新人有光辉，紫界宫墙白粉围。
晓日鸡人传漏箭，春风侍女护朝衣。
”（《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一别浮云散，双瞻列宿荣。
螭头阶下立。
龙尾道前行。
封事频闻奏，除书数见名。
虚怀事缭友，平步取公卿。
漏尽鸡人报。
朝回幼女迎。
可怜白司马，老大在湓城。
”（《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贬谪期间住的是透风的“芦荻编房”，自然就想起过去的“紫界宫墙白粉围”、“螭头阶，龙尾道”；过去在朝中的生活是奴仆前呼后拥，丫鬟递茶送水，出入都有人侍候，而现在却是“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闲官舍抵山家”（《北亭招客》），“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
今日料君朝退后，迎寒新酌暖开颜。
”（《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诗人看似在想象朝中旧友的生活情形，实则是对自己往日生活的一种怀念：公事之余，小酌几杯，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而现在只是借酒浇愁。
所有这些，无不流露出诗人对朝廷和往昔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
“但知莫作江西意，风景何曾异帝乡”（《代春赠》）、“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答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春末夏初，闲游江廓二首》）、“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草香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寒食江畔》）。
贬谪诗人往往用频繁的登高望远来寄托强烈的漂泊之苦和难忍的故土之思。
唐宋贬谪官员一般都往南方，尽管“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较之于北方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刺激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但以仕为人生价值的体现的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向往着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
再次，即使在被贬期间，诗人仍对国是民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正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
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登郢州白雪楼》）。
刚上贬途，去国未远，遇见来自帝京的人，便打听朝中之事，得知战火逼近，心中满是忧伤。
当他知道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战事未息，又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
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
”（《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而成章》）的冲动，身虽获罪遭贬，心仍系国家安危，“欲请长缨”报效皇恩。
“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
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白居易《题四皓庙》），流露出伤悼故国，欲报国而不能的怅恨。
唐宋士人对入仕的渴望和看重，对济世理想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卿选择了完全的逃避——死亡。
这种境况下我们可以理解焦仲卿的选择，但绝不能说他是殉情。
焦仲卿的死与爱情沾边，但爱情不是全部。
解读文本的方式总是多样的，文本的解读结果也呈现多元化。
在新的心理和时代背景下，回读经典，总能揭开不同的面纱。
回到《孔雀东南飞》的标题和小序。
从该诗的标题看，最早刊该诗的是南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旧题为《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到了汉代成为乐府中的名篇后名称依然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到了宋代才依照乐府的一般取题方式，把诗歌的第一句作为诗名。
乐府民歌出于下层民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人们从中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声，道出的是民众的爱憎。
从旧题中可见人们虽然在刘兰芝的名前冠上了丈夫的名字，但实际意在赞颂刘兰芝的贞烈与对爱情的忠贞，对焦仲卿怜悯的成分更多。
休妻没有逼迫，孝母出于无奈，绝望中的焦仲卿选择死亡哪里会关注爱情。
既然是经典，作为人的情感层面，有许多东西穿越历史，依然可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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