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钠的化学小故事。
化学家故事—共产主义者化学家肖莱马 当卡尔·肖莱马还健在时，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这样称赞他：“这位朋友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
”在肖莱马逝世后，恩格斯特意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性的悼文，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为什么肖莱马能获得恩格斯的这么高的评价呢
从学徒工到化学家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诞生于德国黑森林州达姆斯塔德城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
父亲约翰是个穷木匠，母亲罗特是个纯朴的家庭妇女，他们一共有9个孩子，卡尔是最大的孩子。
1850年卡尔争取到本城一所职业学校受教育，可是到1853年就回家境困难而辍学。
他非常喜欢化学，因此他来到一家药房当学徒。
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成为药剂师的得力助手。
1856年他来到海德堡一家药店当配药助手，在海德堡大学，著名的化学家本生正 在主讲化学，肖莱马想方设法去旁听本生的演讲。
本生的精湛实验演示和生动的报告使肖莱马更向往化学，这时候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作一名化学家。
1859年，他仅靠自己谋生所积蓄的钱，投考著名化学家李比希主持的吉森大学化学系。
这是当时全世界青年化学家所向往的圣地。
又因学费不足，肖莱马只读了一个学期便离开了学校。
好在这一学期里，由于他的发奋努力，学完了作为实验基础的分析化学课，通过学习和训练，他基本上掌握了化学实验的技巧。
同时在这学期内，他还听了著名化学史家柯普的化学史课程，初步培养了他对科学史的爱好。
离校和失业并没有影响肖莱马对化学科学的追求。
此时恰逢英国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化学教授罗斯科招聘一名私人的实验助手，肖莱马闻讯立即赶赴英国，只身远离祖国，来到英国这一工业城市，经过努力终于成为罗斯科的实验助手。
在这里他很满意，一是可以继续学习化学的有关课程，二是可以更多地、又是独立地进行化学实验。
从这时起，肖莱马总算实现了他的宿愿，步入了化学研究的大门。
他一面自学，一面研究，很快取得到了许多成果， 1871年被破格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4年成为欧文斯学院的第一个有机化学教授。
他在英国定居了30多年，一直到1892年逝世。
有机化学的奠基人 肖莱马对有机化学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是对脂肪烃的系统研究。
从1862年起，他从煤焦油和石油中先分离出戊烷、己烷、庚烷和辛烷，仔细地测定了这些脂肪烷烃的沸点等物理常数，分析了它们的元素组成，并通过测定其蒸汽密度求出了其分子量。
随后他继续对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直到辛烷都作了深入研究，又通过卤化、水解、氧化、酯化等反应制备并考察了这些烷烃的衍生物，如卤化物、饱和一元醇、脂肪酸、醛、酮及酯等，实现了一系列有机合成。
这种系统的基础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脂肪烃的认识。
在他以前，化学家只对个别的、最低的几种烷烃进行过研究，人们对脂肪烃的认识是零散和无规律的。
正是肖莱马开创了脂肪烃、包括高级烃在内的系统研究，可以说今天我们对脂肪烃的有关知识，最初就是由肖莱马提供的。
为了了解和掌握脂肪烃的系统知识，肖莱马不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由于各种脂肪烃的知识还是空白，实验研究中发生爆炸事故是难以避免的。
对此，恩格斯描绘肖莱马时说：“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
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
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而丧失视力。
” 1357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提出了碳原子是四价和碳原子间可以相互连成键状的学说。
这学说是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也是有机化学发展的关键点。
然而这学说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并没有立即为广大化学家所接受，特别对于碳原子的四价是否等同，碳原子间又是如何相连。
认识很不统一。
最伤脑筋的是如何运用这一学说来解释有机化学中大量存在的异构现象。
在当时有人就认为碳的四价是相异的，并以此来解释同分异构现象。
有人认为乙烷存在CH3一CH3（甲基）和CH3一H（氢化乙基）两种异构物，并由此推广认为CnH2n+2烷烃也应有类似的两个系列的异构物。
为此肖莱马选择了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攻关对象。
1862-1864年3年里，他做了大量的相关实验，最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碳原子的四价的同一性，推翻了上述关于烷烃存在两个结构系列的假定，清楚地阐明正因为碳原子以其等同的四价与其它碳原子作不同的排列，才呈现出不同的结构而产生异构现象。
肖莱马的这一工作对于化学结构理论的推广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肖莱马在科学研究中是勇敢的和有革新精神的。
肖莱马在弄清了异构现象后，转向了对同系物现象的研究。
经过扎实、细致的实验研究，他发现了一条定律，恩格斯把它称为“CnH2n+2系列碳氢化合物的沸点定律”该定律指出烷烃分子随着碳原子的增加，沸点逐步升高，直链烷烃与具有同样碳原子数的支链烷烃相比，具有更高的沸点。
这一定律清楚他说明有机物性质与其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即有机物的性质受其化学结构所制约。
此外肖莱马在脂肪醇方面的研究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他发现了将仲醇转变成伯醇的普遍反应，有人称这反应为肖莱马反应。
这个反应后来在有机合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1872年，为了便于教学，他亲自编写了一本具有独创性的《碳化合物的化学教程》。
这本书是完全按着有机化学结构理论而写成的优秀教利书，在欧洲很受欢迎。
1877年，肖莱马和罗斯科合作编写了《化学教程大全》。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化学教本，全书共9卷，到肖莱马去世后才出齐，至本世纪20年代先后发行了5版。
恩格斯在谈到这本书时指出：“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
”“快乐的农夫” 1859年秋，到英国后不久，经人介绍肖莱马认识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
频频的来往使他们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
肖菜马为人诚挚而谦逊，幽默而乐观，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他，给他取了“快乐的农夫”的浑号。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肖莱马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历史理论，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
他多次充当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络员来往于欧洲各国，因此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都知道肖莱马。
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肖莱马始终坚定地站在马，恩一边。
肖荣马生前未曾结婚，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事业上，同时他还把他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党和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在党内赢得很高的威信。
恩格斯高度地赞扬了肖莱马的高尚品质，说：“这真是我长期以来认识的最好的人中的一位。
”作为化学家，肖莱马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在研究化学时，能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观点来观察和思考。
他用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去解释烷烃中的同系物现象。
他从有机合成的成就和发展趋势预见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未来远景。
特别是他运用了唯物史观认真地研究了化学史，他在1879年用英文发表的著作《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他的一次尝试和一项重要成果。
该书1885年被译成法文， 1889年作者又出版了此书的德文版。
此书的英文增订版是作者逝世后的1894年出版的，由此可见该书深受欢迎。
本来肖莱马还要撰写一部化学通史，可是直到他逝世，他只完成了六七百页的手稿。
困为工作太忙以及他的早逝，这部有许多新观点的作品未能面世，实在可惜。
通过化学史的研究，肖莱马明确地指出：“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规律进行的。
”他还用了化学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利学的发展对生产实践的依赖性和促进作用及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当深受化学传统中的经验论影响的德国化学家柯尔贝反对荷兰化学家范霍夫提出的立体化学学说时，肖莱马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立体化学学说的立场，明确指出：为发展自然科学，就需要有新的假说：要建立新的假说，就需要理论思维。
假说有的可能是错的，有的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就能成为科学的理论。
化学家离开了理论思维，单靠实验是不能成为好的化学家的。
在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时，肖莱马又指出，不要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教条，因为它也要按辩证法规律不断发展。
当新的实验事实与现有理论发生矛盾时，首先应尊重事实，提出新的假说，本应墨守旧的理论框框。
肖莱马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内，特别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考察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
他在欧文斯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化学史和化学哲学两门课，这两门新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从中他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而是智慧和思想的启示。
从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知道肖莱马参与讨论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
肖莱马在信纸边上写上了注语，表示他完全同意恩格斯提出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科学只有通过物体的联系及其运动来考察，才能认识物体的辩证关系。
由此可见肖莱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关系，实际上肖莱马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科学问题的一个顾问。
正当革命和科学事业都需要肖莱马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无情的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
1892年6月27日肖莱马与世长辞，终年58岁。
恩格斯专程前来参加葬礼，并代表党的执委会在墓前献上花圈。
参加葬礼的还有欧文斯学院的全体教师和他的许多学生。
后来为了纪念他，欧文斯学院创建“卡尔·肖莱马化学实验室”以示永久纪念。
量子化学大师鲍林 鲍林是著名的量子化学家，他在化学的多个领域都有过重大贡献。
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金（1954年化学奖， 1962年和平奖），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1901年2月18日，鲍林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幼年聪明好学，11岁认识了心理学教授捷夫列斯，捷夫列斯有一所私人实验室，他曾给幼小的鲍林做过许多有意思的化学演示实验，这使鲍林从小萌生了对化学的热爱，这种热爱使他走上了研究化学的道路。
鲍林在读中学时、各科成绩都很好，尤其是化学成绩一直名列全班第一名。
他经常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化学实验，立志当一名化学家。
1917年，鲍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俄勒冈州农学院化学工程系，他希望通过学习大学化学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鲍林的家境很不好，父亲只是一位一般的药剂师，母亲多病。
家中经济收入微薄，居住条件也很差。
于经济困难，鲍林在大学曾停学一年，自己去挣学费，复学以后，他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习和生活，曾兼任分析化学教师的实验员，在四年级时还兼任过一年级的实验课。
鲍林在艰难的条件下，刻苦攻读。
他对化学键的理论很感兴趣，同时，认真学习了原子物理、数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
这些知识，为鲍林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鲍林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同时，考取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化学家诺伊斯。
诺伊斯擅长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知识非常渊博。
对学生循循善诱，为人和蔼可亲，学生们评价他“极善于鼓动学生热爱化学”。
诺伊斯告诉鲍林，不要只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应当注重独立思考，同时要研究与化学有关的物理知识1923年，诺伊斯写了一部新书，名为《化学原理》，此书在正式出版之前，他要求鲍林在一个假期中，把书上的习题全部做一遍。
鲍林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把所有的习题都准确地做完了，诺伊斯看了鲍林的作业，十分满意。
诺伊斯十分赏识鲍林，并把鲍林介绍给许多知名化学家，使他很快地进入了学术界的社会环境中。
这对鲍林以后的发展十分有用。
鲍林在诺伊斯的指导下，完成的第一个科研课题是测定辉铝矿（mosz）的晶体结构，鲍林用调射线衍射法，测定了大量的数据，最后确定了mosz的结构，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不仅使他在化学界初露锋芒，同时也增强了他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
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经导师介绍，还得到了迪肯森、托尔曼的精心指导，迪肯森精通放射化学和结晶化学，托尔曼精通物理化学，这些导师的精心指导，使鲍林进一步拓宽了知识面，建立了合理的知识结构。
1925年，鲍林以出色的成绩获得化学哲学博士。
他系统地研究了化学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三者的联系，同时还从方法论上探讨了决定论和随机性的关系。
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物质结构，他认为，人们对物质结构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人们对化学运动、的全面认识。
鲍林获博士学位以后，于1926年2月去欧洲，在索未菲实验室里工作一年。
然后又到玻尔实验室工作了半年，还到过薛定愕机和德拜实验室。
这些学术研究，使鲍林对量子力学有了极为深刻的了解，坚定了他用量子力学方法解决化学键问题的信心。
鲍林从读研究生到去欧洲游学，所接触的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专家，直接面临科学前沿问题，这对他后来取得学术成就是十分重要的。
1927年，鲍林结束了两年的欧洲游学回到了美国，在帕莎迪那担任了理论化学、的助理教授，除讲授量子力学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外，还讲授晶体化学乡开设有关化学键本质的学术讲座。
1930年，鲍林再一次去欧洲，到布拉格实验室学习有关射线的技术，后来又到慕尼黑学习电子衍射方面的技术，回国后，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教授。
鲍林在探索化学键理论时，遇到了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的解释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原子在未化合前外层有未成对的电子，这些未成对电子如果自旋反平行，则可两两结成电子对，在原子间形成共价键。
一个电子与另一电子配对以后，就不能再与第三个电子配对。
在原子相互结合成分子时，靠的是原子外层轨道重叠，重叠越多，形成的共价键就越稳定一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
为了解释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
说明碳原子四个键的等价性，鲍休在1928一1931年，提出了杂化轨道的理论。
该理论的根据是电子运动不仅具有粒子性，同时还有波动性。
而波又是可以叠加的。
所以鲍林认为，碳原子和周围口个氢原子成键时，所使用的轨道不是原来的s轨道或p轨道，而是二者经混杂、叠加而成的“杂化轨道”，这种杂化轨道在能量和方向上的分配是对称均衡的。
杂化轨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
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中，鲍林还提出过有名的“共振论” 共振论直观易懂，在化学教学中易被接受，所以受到欢迎，在本世纪40年代以前，这种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到60年代，在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国家，化学家的心理也发生了扭曲和畸变，他们不知道科学自由为何物，对共振论采取了急风暴雨般的大批判，给鲍林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
鲍林在研究量子化学和其他化学理论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
例如，共价半径、金属半径、电负性标度等，这些概念的应用，对现代化学、凝聚态物理的发展都有巨大意义。
1932年，鲍林预言，惰性气体可以与其他元素化合生成化合物。
惰性气体原子最外层都被8个电子所填满，形成稳定的电子层按传统理论不能再与其他原子化合。
但鲍林的量子化学观点认为，较重的惰性气体原子，可能会与那些特别易接受电子的元素形成化合物，这一预言，在1962年被证实。
鲍林还把化学研究推向生物学，他实际上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自质的分子结构，本世纪4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氨基酸和多肽链，发现多肽链分子内可能形成两种螺旋体，一种是a -螺旋体，一种是g -螺旋体。
经过研究他进而指出：一个螺旋是依靠氢键连接而保持其形状的，也就是长的肽键螺旋缠绕，是因为在氨基酸长链中，某些氢原子形成氢键的结果。
作为蛋白质二级结构的一种重要形式，a -螺旋体，已在晶体衍射图上得到证实，这一发现为蛋白质空间构像打下了理论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是鲍林1954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项目。
1954年以后，鲍林开始转向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提出了有关麻醉和精神病的分子学基础。
他认为，对精神病分子基础的了解，有助于对精神病的治疗，从而为精神病患者带来福音。
鲍林是第一个提出“分子病”概念的人，他通过研究发现，镰刀形细胞贫血症，就是一种分子病，包括了由突变基因决定的血红蛋白分子的变态。
即在血红蛋白的众多氨基酸分子中，如果将其中的一个谷氨酸分子用缬氨酸替换，就会导致血红蛋白分子变形，造成镰刀形贫血病。
鲍林通过研究，得出了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是分子病的结论。
他还研究了分子医学，写了《矫形分子的精神病学》的论文，指出：分子医学的研究，对解开记忆和意识之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鲍林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他曾广泛研究自然科学的前沿课题。
他从事古生物和遗传学的研究，希望这种研究能揭开生命起源的奥秘。
他述于1965年提出原子核模型的设想，他提出的模型有许多独到之处。
鲍林坚决反对把科技成果用于战争，特别反对核战争。
他指出：“科学与和平是有联系的，世界已被科学的发明大大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一个世纪。
现在，我们增进了知识，提供了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可能性，提供了显著减少疾病造成的痛苦的可能性，提供了为人类利益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可能性。
”他认为，核战争可能毁灭地球和人类，他号召科学家们致力于和平运动，鲍林倾注 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防止战争、保卫和平的问题。
他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遭到美国保守势力的打击，50年代初，美国奉行麦卡锡主义，曾对他进行过严格的审查，怀疑他是美共分子，限制他出国讲学，干涉他的人身自由。
1954年，鲍林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以后，美国政府才被迫取消了对他的出国禁令。
1955，鲍林和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罗素、约里奥·居里、玻恩等，签署了一个宣言：呼吁科学家应共同反对发展毁灭性武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1957年5月，鲍林起草了《科学家反对核实验宣言》，该宣言在两周内就有2000多名美国科学家签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49个国家的11000余名科学家签名。
1958年，鲍林把反核实验宣言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联合国请愿。
同年，他写了《不要再有战争》一书，书中以丰富的资料，说明了核武器对人类的重大威胁。
1959年，鲍林和罗素等人在美国创办了《一人少数》月刊，反对战争，宣传和平。
同年8月，他参加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由于鲍林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他在1962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了领奖演说，在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世界问题不能用故争和暴力来解决，而是按着对所有人都公平，对一切国家都平等的方式，根据世界法律来解决。
”最后他号召：“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对全人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公正合理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和人类智慧相称的世界文化。
” 鲍林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与和平战士，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揭开原子内幕的卢瑟福 卢瑟福1871年8月30日生于新西兰的纳尔逊，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和剑桥大学。
1898年到加拿大任马克歧尔大学物理学教授，达9年之久，这期间他在放射性方面的研究，贡献极多。
1907年，任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教授。
1908年因对放射化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191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并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
1931年英王授予他勋爵的桂冠。
1937年10月19日逝世。
在19世纪末，物理学上爆出了震惊科学界的“三大发现”：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同一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天然放射性； 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1859一1940）发现了电子。
这些伟大发现激励了卢瑟福，使他决心对原子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1899年，卢瑟福用强磁场作用于镭发出的射线，他发现，射线可以被分成三个组成部分。
他把偏转幅度小的带正电的部分叫a 射线，把偏转幅度大的带负电的部分叫b 射线，第三部分在磁场中不偏转，且穿透力很强，他称之为r射线。
1903年，卢瑟福证实a 射线是与元素氦质量相同的正离子流（氦核），b 射线则是带负电的电子流。
卢瑟福把a 射线也称为a 粒子，他进一步用实验证明，a 射线打击到涂有硫化锌的荧光屏上，就会发出闪光。
因此，他利用这一现象制成了可以观测澈粒于的闪烁镜。
卢瑟福进一步对口射线的穿透力进行研究，他发现，大部分a粒子都可以穿透薄的金属箔，这些粒子在金属箔中“如入无人之境”，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
这一现象说明，固体中原子间并不是密不可人的，排列并不紧密，内部有许多空隙，所以a粒子可以穿过金属箔而不改变方向。
实验发现，也有少数a粒子穿过金属箔时，好象被什么东西挤了一下，因而行动轨迹发生了一定角度的偏转。
还有个别的以粒子，好象正面打在坚硬的东西上，完全反弹回来。
根据以上a粒子穿过金属箔的实验现象（这个实验被称为a粒子散射实验），卢瑟福设想，原子内部一定有一个带正电的坚硬的核，a粒子碰到核上就会被反弹回来，碰偏了就会改变方向，发生一定角度的偏转，而原子的核占据的空间很小，所以大部分a粒子还是能穿过去。
他根据这一假定计算出，原子核半径约为3×10-12厘米，而原子的半径为1.6×l0-8厘米。
1911年，卢瑟福受“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似”的启发，把太阳系和原子结构进行类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
他认为，原子象一个小太阳系，每个原子都有一个极小的核，核的直径在10-12厘米左右，这个核几乎集中了原子的全部质量，并带有之单位个正电荷，原子核外有之个电子绕核旋转，所以一般情况下，原子显中性。
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以后，进一步用各种金属做“粒子散射实验，发现不同的金属对”粒子的散射能力不同，散射能力越强，证明核带的正电荷越多，因而斥力也就越大。
1913年，卢瑟福的学生和助手莫斯莱，在卢瑟福指导下，证明各种不同元素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正好等于它们的原子序数。
卢瑟福的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许多物理化学现象，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他的学生、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森·玻尔，综合了普郎克的量子论、爱因斯但的光子论，在卢瑟福原子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子的玻尔模型，这个模型比卢瑟福模型有很大改进，但它是经典力学与量子论相结合的产物，故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所以后来被量子力学模型所取代。
卢瑟福在核化学方面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他用a粒子散射研究原子核时，发现对于轻元素来说，往往出现反常现象。
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轻核的核电荷少斥力小，高速a粒子有可能克服斥力，打到轻核里面去，因而出现反常。
后来他就按着这个想法深入进行研究。
卢瑟福首先选用最强的放射源，当时叫镭C'，实际上是204Po，对轻元素进行轰击。
1919年，他在用a粒子轰击氮时，发现产生出一种新的、射程很长、质量更小的粒子，经研究证明，这种粒子是氢的原子核。
卢瑟福把他发现的这种粒子命名为“质子”。
在这一实验中，他不仅发现了质子，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 14N+4He——>17O+1H接着他又发现，硼、氟、钠、铝、磷等元素都能发生核反应，在核反应时，一种元素可以变成另一种元素。
1920年，卢瑟福又提出了中子假说，他认为原子核中，质子可能与电子紧密地结合，形成一种不带电的粒子，即中子。
他推测，因为中子周围不形成电场，所以当它通过气体时，应不产生离子。
它不受电场作用力的影响，所以，穿透力会很强，只有当它与原子核发生正面碰撞时，才会转折。
而被碰撞的核，因为得到一定的动能，可能以一定的速度射出。
卢瑟福关于中子的预言，在1932年，被查德威克所证实，他用a粒子轰击铰元素而得到中子： 9Be+4He——>12C+1n卢瑟福对放射性的研究，最终指明了原子擅变的可能性，实现了中世纪以前炼金术士的梦想。
此外，卢瑟福还对天然核裂变现象做了理论上的探讨。
他认为，天然放射性是基本原子的爆炸分裂造成的，在以天文数字计算的原子中，某处会突然发生爆裂，放出各种射线，而所留下来的部分就成了另外的原子。
如果爆裂时射出的是一个a质点，则这种新元素的原子量比爆裂前将减少一个氦原子的原子量。
在卢瑟福时代，只知道重原子的裂变，还不知道轻原子可以聚变，无论是裂变还是聚变部能放出能量。
卢瑟福为人正直，尽瘁科学，不阿权贵，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人类培养了许多第一流的专家，如玻尔、莫斯莱等。
池逝世以后，每年人们都在10月19日为他进行悼念活动。
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会在当代西方还是东方依然还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
[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
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 （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
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对制度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
[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
[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 “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
（三）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
（四）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
[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
[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
[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
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里昂惕夫曾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36]他所说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后期，当西方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即所谓纯粹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时，他们回想起早期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因而也想到了马克思。
正如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所说:“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
”[38]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展与不发达理论。
”[46]（P1-2）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对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之中。
霍奇逊指出，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分析表现为，《资本论》不是“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 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篇对所有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支配这个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和规则”。
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念“为包括历史学派自身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而且其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
[47]（P54-64） （三）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在上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通过西方经济学者对所谓“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质疑、修正或补充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就是直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1.投入-产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于“提出了投入产出法，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的理论体系”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52]（P42）多尔夫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昂惕夫”辞条中说，“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一是魁奈的经济表，其二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
[53]（P177-180）萨缪尔森则明确表示，“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54]（P326）德赛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
”[55]（P68） 可见，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数理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马克思当然不会赞同那种“除了没有思想什么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否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
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明确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
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56]（P58）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手稿时也指出，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
[57]（P9）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还请了他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赛米尔·穆尔来帮忙。
[56]（P8） 萨缪尔森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稳态和扩展的增长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斯拉法经济学”辞条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是一位堪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
[59]（P486-496）森岛通夫也认为，“在我看来，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并强调，“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
[6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这两位当代著名数理经济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而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早在数学家提出这些问题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并得到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1]即“做了很多预示现代解析性经济模型的先驱性工作”。
[62](P62-70)他们所说的这些“先驱性工作”，就是指马克思所做的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或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影响的工作。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也表示，虽然不大清楚“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
[63]前面所说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三、马克思在基本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不仅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库兹涅茨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伊斯特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库兹涅茨”辞条中指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库兹涅茨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制度学派，进而到德国的历史学派，甚至到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寻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53]（P75-78）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则在“增长模型”辞条中，将“马克思和卡尔多的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等并列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介绍。
[53]（P519-525）可见，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称马克思“对增长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
[64]（P28-29）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对此看法如何，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索洛在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情况时说，他修了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和斯威齐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并称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65]可见，索洛这位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确实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
大卫·卡斯被称之为“现代动态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当有人问在他的导师宇泽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经济增长理论”时，他回答说“宇泽弘文曾作过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学的学术报告”，“列举了从李嘉图、马克思算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用增长模型再现了这些人的工作”，并表示“宇泽弘文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66]也就是说，他起码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可见，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说，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6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罗尔认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果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早一点“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的话，那么，“其效果会更大些”。
[68]（P286）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学者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感兴趣。
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说，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倾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
[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机”爆发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课程，并“写了20页的教案”，还附有一份参考文献，上面列有马克思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著作。
[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还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的研究又是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为“起点”，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
[71]（P133）简言之，在经济周期理论上，马克思的思想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影响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再通过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影响到哈耶克。
巴克豪斯也认为，“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正是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
[72]（P172-173）荣卡格利亚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商业周期分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资和失业的反方向运动关系，它预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仍然为我们所关注”。
[73]（P220）布劳格也将马克思关于“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的理论列为“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在《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一。
[74]（P140-141） 可见，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 对报酬递增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格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纽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扬格时强调，“除去马克思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讨论之外”，扬格“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内容第一次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
[59]（P1015-1018）瓦西莱斯基在“规模报酬递增”辞条中，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4节”、扬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施蒂格勒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并列，称这些文献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常常不自觉地提供了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理论的基础”；并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两段话分别说明：（1）马克思认为“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分工”，后者是“工厂中的分工”；（2）“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并的程度越高，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
他还认为，对于报酬递增原理，马歇尔是“在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以后的唯一一个提出新的一般论点（不是应用）的人。
[75]（P821-826） 可见，马克思被认为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贾根良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认为，“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
[76]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远的，正如林致远所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极其深刻的内涵，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事实上，即使是活跃于当代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也都难以绕开马克思的身影。
而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清晰的论证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77] （四）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某些具体原因，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预言并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呢
首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否则影响就无从说起。
尽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7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像关注斯密和凯恩斯一样，关注马克思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
[1]（P21）这就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研究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而已。
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79]（P52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就包括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内容。
这是马克思能够在改进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具体运用产生了兴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经济人假定仅限于经济领域等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包括新经济史学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法经济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8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响也就更加深远。
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再次成为畅销书；[81]英国路透社称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82]就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表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
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83]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以至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评出的“千年伟人”中，既没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却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
读库0901怎么样
自上个礼拜收到《读库0901后就一直搁枕边没看，终于逮着机会花俩小时给看完了，现在儿感想吧。
一直以来，影像志的《X年记忆》系列都是我最喜欢读的一部分。
不光是爱好现代史的缘故，这跟求知也有关系，我知道的太少，而小时候经历的东西经过这种文章一提醒，全部都一个个蹦出来了。
甚至包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父辈们所经历的东西，我也通过这些记忆看到了听到了知道了，很满足。
《我是六零后》是我第二喜欢的文章，作者文笔很朴实，记录的东西也很贴近生活，看着就让人觉得熟悉。
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六零后的阿姨经历的东西，我也经历过不少，比如这些：“黄昏”“橘子罐头”“美味的油渣”“一双绣花鞋”“晒豆豉儿”“洗澡”“织假领”“买带鱼”“白球鞋”，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估计那段时间里，祖国的进步还不像现在这么日新月异吧。
《他们》很真实的把每个人的想法和遇到的事情记录了下来，奥运和民工是我很喜欢的一对元素，就像逃亡和士兵。
这类题材偶尔看上一篇或者几篇是相当过瘾的，但是经常看就会觉得没劲了。
《电影编剧的秘密（续）》很长见识啊，惭愧的说，我头一回知道《霸王别姬》和《活着》居然出自同一位编剧手下，估计这也正是为什么陈凯歌开上大奔了而芦苇老师依旧出淤泥而不染的缘故（开玩笑）。
很期待今年的新片《等待》，也不在乎是否让章子怡来出演女主角了。
又想起了当时看《活着》时候的心酸感觉来了——“我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回头一定要找个机会把《电影编剧的秘密》给读了，还得再把《活着》重新看一遍。
大学之后我就没怎么看过外国人写的书，除了那么几本特畅销的会买来翻翻。
这期的读库有两篇介绍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文章，很不错。
不过我了解到的并不是他的文学造诣或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我更愿意关注这种传奇作家的爱情观与道德观。
所以只能沉默。
关于画家罗斯科的文章，是我看的最累的一篇。
我并非对绘画界不感兴趣，只是对这种过于学术或专业的文字实在没法领悟。
而最后那几张画作更让我感到揪心，还不如六零后的阿姨画的通俗易懂呢。
惭愧啊，收到书整整一个礼拜了，今晚才刚刚看完。
林肯被刺真相
刺杀林肯总统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林肯，终于在五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
10点15分，凶手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
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凶手是一个名叫布斯（John Wilkes Booth）的颇有名气的演员。
他在刺杀林肯之后仓皇出逃，据说4月26日凶手在逃亡途中被击毙。
在凶手的马车里，发现了很多用密码写成的信件和一些犹大·本杰明的私人物品，这个犹大是当时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和后来的国务卿，也是南方金融方面的实权人物，因为他和欧洲的大银行家们过从甚密。
他后来逃到了英国。
刺杀林肯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
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林肯的内阁成员、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南方的政府高官、纽约的报纸出版商和北方的激进分子。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布斯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放走了，后来埋葬的尸体是他同谋的。
当时手握重权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掩盖了事实真相。
乍听之下，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阴谋论说法。
但是，当战争部长的大量秘密文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解密之后，历史学家吃惊地发现，真相竟和民间传说高度吻合。
第一个深入研究这些惊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奥托·爱森斯默（Otto Eisenschiml），他发表的《为什么林肯被刺杀
》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
后来，西奥多·罗斯科（Theodore Roscoe）出版了影响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他指出： 19世纪大量有关刺杀林肯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手中……罪犯得到了经典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
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相关罪犯一直逍遥法外。
[2] 凶手的孙女伊左拉（Izola Forrester）在她的回忆录《这个疯狂的行动》（This One Mad Act）中提到，她发现“金色圆圈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的秘密记录被政府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文件库里，并被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列为机密材料。
林肯遇刺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件。
由于伊左拉与布斯的血缘关系，以及她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她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准查阅这些材料的学者。
她在书中说道： 这些神秘的旧文件包，被隐藏在存放“阴谋审判”的遗迹和展览的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里。
如果不是五年前，我偶然跪在（那个房间的）地上翻阅资料时看到了保险箱的一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们（秘密文件）。
这里（的文件）与我祖父有关。
我知道他曾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由比克利（Bickley）建立的“金色圆圈骑士”。
我有一张他（祖父）的照片，是和他们一起照的，他们全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这张照片是从我祖母的《圣经》中发现的……我还记得祖母曾说过她的丈夫（布斯）是“别人的工具”。
[3] “金色圆圈骑士”和纽约的金融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林肯政府内部有多少人卷入了刺杀林肯的阴谋
对林肯遇刺的研究怎么会长期系统性地偏离正确方向
林肯的遇刺和一百年后的肯尼迪遇刺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协调，全方位的证据封杀，系统性的调查误导，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
要理解刺杀林肯的真正动机和图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历史纵深来审视美国立国以来，民选政府和金钱权力在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一国家战略制高点上的反复与殊死较量。
贝尼尼《艺术的力量》影评
BBC出获国际艾美奖最佳艺术类节目的《艺术的》以戏剧的重塑，壮观影技术及西门·沙玛的叙事风格讲述伦勃朗、贝尼尼、梵高、毕加索等八位艺术大师的创作历程。
艺术必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艺术家并不全是德艺双馨，《艺术的力量》用诗般的语言和完美的画面对那些在艺术范畴里灼灼生辉的名字，完整的概括了他们或疯狂或颠沛或颓废的人生，只是他们共同拥有一个特质，执作的追寻，彻底的服从心底的声音。
卡拉瓦乔创作《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这个狂躁的男人借助这幅充满赎罪的画面，希望得到赦免，他是天才也是恶人。
才气名利令他桀骜不驯，喜怒无常，生平好斗，酗酒，仇杀，他的作品里独特之处在罪人的生命里找到超凡入圣之处。
他也是罪人，他的赎罪之旅漫长而又起伏，一生与牢狱结下不解之缘。
为了追赶已开走的船，因为船上有那幅《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他为赦免而作的赎罪之作。
他顶着烈日暴走七天，最终病死在赎罪的途中。
为艺术坚持的伦勃朗，前半生艺术家挥金如土，奢华萎靡，他的艺术全部奉献给阿姆斯特丹富贵的金主们，他的画是权贵们炫耀的工具。
而在艺术上寻求突破的伦勃朗被浮华亮丽的主流文化抛弃，那个时候他已破产，日子穷困潦倒。
在人生的低谷里伦勃朗接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委托，穷途末路的他如果迎合富丽堂皇的主流艺术，咸鱼翻身指日可待。
只是他遵循自己内心的艺术力量，那一幅描绘荷兰建国的历史在他手里粗野狂放，那是他所见的艺术真谛，结果可想而知。
那幅画被拒绝后，他举刀挥向他的呕心沥血之作。
抵抗媚俗，在他领悟后的有生之年，有力的说明了艺术不一定赏心悦目。
贝尼尼有一双天才的手，冰冷的大理石在他的精雕细琢下呈现纯粹而真实的喜乐。
贝尼尼天生英俊，在卡拉瓦乔的作品横行的罗马，他转向雕塑。
与他平分秋色的巴洛米尼，只是他没有贝尼尼天生的俊朗与风度和受女人欢迎。
贝尼尼在圣保罗教堂钟楼修建的失误，令到巴洛米尼吐了在心里憋了十五年的恶气，他一直在贝尼尼的阴影里苟活。
他将贝尼尼失误的证据一一收罗交给教会。
同样优秀的天才，他们不会惺惺相惜，只在等对方露出破绽，得而诛之。
贝尼尼的自私和苛刻和他的失误，声名一落千丈。
他的情妇康斯坦和他的兄弟有染，他在圣保罗教堂里差点杀死他的亲兄弟，而那个和他两兄弟有染的女人，被贝尼尼派人毁容，并因通奸罪坐牢。
曾经在贝尼尼的手心下展现美好的康斯坦艺术雕像现今收藏在佛罗伦萨的巴尔杰洛博物馆。
贝尼尼的沉沦却在年老时扭转，《圣母德勒撒的狂喜》让他重震雄风。
修女对神从身体的欲望到精神的渴望的每一个细节，在贝尼尼的手下强烈狂暴的体现。
展现了人们心中共同渴望，而这种渴望却是一直被遮掩，却在贝尼尼的精雕细琢下大胆狂现。
在贝尼尼重拾声名后，他的对手，巴洛米尼以自杀告终。
文森特·梵高绘画是个无助的姿势，抵挡生命的疯魔。
看似阴沉的男人，有颗灼灼燃烧的心房。
生平只卖出一张画的梵高，在希望与绝望间徘徊，不停的作画，并邀请他分外欣赏的高更前来法国共同创作，只是短短的一个月两人分道扬镳，在高更走的那天，梵高割下自己的耳垂，送往高更经常流连的一间妓院。
身患癫痫和精神困扰的梵高清醒的知道，他的身体不知在什么时候疯魔，只有不停的作画逃避避无可避的精神发作。
发作的空隙里梵高却最敏锐的感知这个世界，让他绝望又一线生机的世界。
那些汹涌的画面并不是他疯魔的产物，而是他对抗疯狂沉沦的挣扎。
雅克·路易·大卫被权利蒙蔽双眼的男人，权利不但是男人的春药亦是艺术的春药，更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艺术能量。
一但染上权力的毒瘾，终生注定为政治一路颠簸，艺术是他有力的工具，终身都未能自拔。
《马拉之死》是一幅伟大的作品，然而，却是一个谎言。
雅克·路易·大卫让我想起胡兰成，一个在政治里沉浮的男人，最后客死异乡。
不停与女人纠缠的毕加索因为西班牙内战大屠杀而一改艺术宗旨，《格尔尼卡》在三十年代创作，呈现了艺术人性的伟大，战争是毁灭也是重建，死去的婴儿，悲伤的女人，生命荒凉的呜咽，重现了战争的残酷绝望。
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事一次新闻发布会，《格尔尼卡》的复制品被大型帷幕遮挡，据说怕分散与会者的注意力。
艺术的力量不会因为时间流失而淡薄，任何时候，正义永远以王者的面孔出现，虽然在曾经的岁月被羞辱践踏。
马克·罗斯科，美国抽象派画家，犹太人。
他严格要求现场的灯光，必须阴暗到几近夸张的地步，在那样一个空间里，阴郁浓厚的色块，仿佛触摸了时光边缘。
马克·罗斯科过度沉溺内心世界和亡者国度，那些猩红和暗红的色块仿佛是一道门，开启，紧闭。
死亡或生命。
他仿佛搭起一座桥，探讨生命的过程。
他在拒绝为西格拉姆的四季餐厅出售他的画不久，接受一个德国博物馆馆长去德国参加一个画展时说，如果他们为屠杀犹太人修建一座赎罪教堂，即便是搭的帐篷，他可以无偿做画。
但是，却未实现。
经过三十年的贫瘠生活，在他成就名利的岁月里，他还是焦灼，不安。
1970年2月25日在伦敦市区的画室里，他自杀身亡。
每一个天才的灵魂深处都有灼热的火光，他们为此执作，疯魔，沉沦，毁灭，重生。
时间轻易将肉身摧枯拉朽，而那些平凡的肉身里所产生的艺术力量乃至人性的力量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生生不息。
没有绝对的高尚，只有绝对的艺术。
那些经过时间熔炉磨砺的作品，它们的创作者不尽完美，甚至残缺。
然而，长期在黑暗摸爬打滚的人才能细细体会灵魂里最亮的那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