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mzd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高分）《论十大关系》《实浅论》《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读后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我写的论文 1500字左右 我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同时，我研读了的《论十大关系》，读完之后深有感触。
同时对于毛主席这部著作中涉及我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的论述对党和国家以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值得后人敬仰。
要了解《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就先要了解《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影和中国当时处于什么状况之下。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并且这一模式也未必适合中国。
所以，1955年2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找了34个中央部委同志谈话，对我国经济建设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在集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任务。
这就是当时《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就是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十大关系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可谓是涉及全面，见解到位。
所以在当时中国那样的背景下，《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做了铺垫。
《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
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50年的实践表明，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这个战略思想既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
因此，结合新阶段的新任务重温《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论十大关系》的研读，我对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也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马原著作的读书笔记
2000字。
不必原创急求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活中的那些高科技，也会来我们带来危害。
手机，想必大家的。
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手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吸烟。
当人们使用手机时，手机会向发射基站传送无线电波，而无线电波或多或少地会被人体吸收，这些电波就是手机辐射。
一般来说，手机待机时辐射较小，通话时辐射大一些，而在手机号码已经拨出而尚未接通时，辐射最大，辐射量是待机时的3倍左右。
这些辐射有可能改变人体组织，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而且，据《东方日报》报道，德国一项研究首次发现，手提电话可能会导致眼癌，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常用手提电话的人患上眼癌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出三倍，这项研究结果倘获进一步证实，势必会导致大量索赔诉讼。
由手提电话释放出的辐射，长久以来都被指会暂时改变脑细胞的功能，却一直无证据显示这些辐射会长远地危害人类的健康。
不过，今次由德国埃森大学施汤授领导进行的研究却有惊人发现，他们在调查一种“葡萄膜黑素癌”的眼癌时，便发现该癌症与辐射有密切的关系。
手机就是一位无形的杀手，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带来了危害，但现在人们又离不开手机，所以，不要将手机危害置之不理。
手机的危害作文二：手机的危害现在社会上，配带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以至这种风气四处蔓延，连我们当学生的都被感染了。
为此，我在本校内做了一次调查 就在上周星期三，我曾问过几个在高年级的好友，他们班有多少人配带手机，其中一人说：“我们班的手机数量基本上等于一副扑克牌数量的三分之一。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想要去买呢
”另外几个人报告的数量和他说的基本相同。
这能说明什么
这能说明手机已经在我们学生中传播开了
就在同一天，我也问过他们中的几个已经配带手机的。
问他们为什么要配带手机，配带之后有什么好处。
其中一人说：“我不知道，反正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有，我没有好像不太合适，赶不上潮流。
配带之后有不知到他能干什么，只能当手表用，看时间啊什么的。
闲暇时玩一玩上面的游戏也不错啊
”另一位说：“我买手机是为了打电话、接电话不让被人听到，我十分不喜欢让人听到我讲电话。
”还有一位说：“我买他就是为了装帅，让同学们对我另眼相待。
” 听到上面的这些回答，我不禁怔住了。
有的是不想让人听到他讲电话；有的是为了装帅；更有甚者，买了之后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用。
一个手机至少要200元，一个人要浪费200元，如果全国1300000000人都像这样要浪费多少钱呢
手机的危害作文三：小学生用手机的危害今天，我来说一说手机对小学生的危害。
1、用手机接电话时，辐射最大，听电话过久时，耳朵会疼，记忆力也会减退，身体器官也发育不全。
2、手机上的游戏，通常是销售商用来吸引顾客的。
游戏并不好，它会使小学生沉迷于其中，导致成绩直线下降。
经常玩手机游戏还会严重损害视力，也会浪费爸爸妈妈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3、手机也会引起一连串麻烦。
比如上课乱叫，干扰课堂。
手机丢失，到处寻找，没把心思放在课堂上。
有些同学甚至上课不听讲，回家发短信、打电话问同学，计算不知道时，用手机上的计算器计算……我觉得这是对小学生莫大的危害。
同学们，别让手机永远的“伤害”我们
家庭教育的十大误区读后感1000字
一、以分数论“英雄”，重考试分数，轻学习能力许多家教最明显的误区之一，是把分数当成智力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也当成孩子学习能力强弱的尺度。
分数与智力水平不是一回事，分数只反映智力水平的一部分。
分数与学习能力也不是一回事。
“高分低能”就是只抓分数不发展能力所致。
许多家长只要求孩子从小拿高分，却忽视了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犹如舍本逐末，致使学习没有后劲。
许多孩子小学成绩优秀，越到高年级，成绩越差，就是学习能力缺乏培养的结果。
二、家长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现在一些有知识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辅导过于包办，当孩子的学习稍微遇到一些困难，家长就帮助解决，这无形中让孩子在学习上依赖父母，往往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不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目的是为了最终放开手，不是为了背着孩子一辈子。
孩子对家长辅导越依赖，学习到高阶段就越吃力。
家长应让孩子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孩子自学能力与独立钻研的精神三、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现在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不重视，对孩子身体健康却关注过度，家长对心理知识一无所知，无法了解孩子的心理需要，对孩子的心理隐患也不知如何预防、消除。
而许多科学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患心理健康问题的，占有一定比例。
孩子的心理发展关键时期，一是儿童时期，二是青春期。
在儿童期，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如何，对孩子的心理早期培养有重要意义。
如果是在青春期中，父母不能帮孩子处理好一系列冲突，最容易使孩子发生各种心理障碍，这些应引起父母高度重视。
四、父母对孩子过度期望并付出极大代价“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的普遍心态，许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进好学校，上名牌大学，考研，读博出国深造等等。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
父母为此投入巨大物质代价和精神代价。
孩子的学习状况、考试前途是夫妻关系、家庭氛围的晴雨表。
许多夫妻间的争执，来源于对孩子教育方式的不同观点和看法。
由于家长对孩子过度投入，因此也抱有极高回报期望，一旦孩子表现不尽如人意，父母心理难以随和，导致心理落差，情绪失衡，对心理造成不利影响。
五、不对孩子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一条古老的教育原则，也是一种教育方法，应根据孩子的具体特点给予他们适当的教育。
孩子的发展有各自独特之处，存在个体间差异：有发展速度的差异，思维类型的差异，兴趣爱好的差异。
有的家长不研究自己孩子的特点与长处，盲目地与别的孩子进行比较：用孩子的弱点比别的孩子的优点，越比越乱，甚至用贬低孩子的方式去刺激孩子的自尊心，总是认为别的孩子强，盲目比较造成父母对孩子的长处视而不见，使孩子逐渐丧失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六、违背孩子成长发展的自然规律孩子发展有自身规律。
身体发展如此，智力、心理发展也是如此，许多家长因为缺乏家庭教育基本理论，不了解孩子成长规律，往往采用“拔苗助长”的方法，达不到家长所希望的预期效果。
违背孩子发展的规律，表现为儿童教育成人化，或是青少年教育儿童化，使孩子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不同步。
导致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困惑，家长往往付出大量时间与心力，而事与愿违，误了孩子。
七、家长不重视自我学习家长承担了教育子女的职责，但许多家长不注意学习教育知识和教育方法，家庭教育完全依赖家长的随心所欲，高兴就对孩子好，不高兴就对孩子发泄情绪。
孩子的许多品质与素质，在家长的随意影响下逐渐形成。
教育孩子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仅凭良好的愿望和强烈的动机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家长必须努力提高学习意识，提高自我教育素质，成为合格尽职的父母。
八、惩罚多于表扬，滥用惩罚，损害孩子身心健康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只懂惩罚：讽刺、挖苦和体罚，认为这样才能使孩子不再犯错误。
对孩子优点往往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对孩子缺点却纠住不放，只看见孩子缺点，导致惩罚多于表扬。
其实惩罚是极不利于孩子自我成长的，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方法。
孩子因学习问题多次遭到惩罚，就会厌恶学习回避学习。
孩子犯错误是应该原谅的，父母和老师应该正确引导，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并给于更多的帮助、鼓励，而不是用讽刺、挖苦甚至体罚来代替教育。
九、忽视孩子意志品质的磨练现在独生子女教育有一个严重不足，就是对孩子没有任何意志品质方面的要求，也很少磨练孩子的意志。
凡事宠着护着，唯恐孩子不顺心。
独生子女中较多地存在着脆弱、依赖、任性等不良的意志品质，而家长似乎视而不见。
家长往往无休止的满足孩子的欲望，不给机会或没有意识到让孩子锻炼克制自己的欲望，使孩子的意志品质在无形中弱化。
孩子意志品质的磨练是家长、老师和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只能让孩子在一次又一次实践中发展，家长要为孩子创造挫折教育的条件。
十、忽视孩子体育锻炼许多家长简单地认为体育锻炼就是让孩子玩，或认为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孩子的发展首先是身体的发展，只有营养，没有运动，身体健康无法实现。
家长重视疾病卫生，超过重视体育锻炼，这多少有点舍本逐末，体育锻炼可以增强身体素质，是防治疾病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也是培养孩子良好意志品质的方法之一。
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一、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形成了一种浓烈的家庭亲情，对家庭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孝悌之情扩展时“忠恕”，“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风尚。
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
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的集中体现。
二、谦和好礼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的重要美德。
“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她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处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懂的道理，谦德亦根源于仁德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
“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
三、诚信知报“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涵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
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
“信”是守信用、讲信义、她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行，行必果”。
“报”即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些也都是组成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成分，是中国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现。
四、精忠报国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最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她作为一种“千万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是爱亲人爱家的情感升华，由此也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
精忠报国、保家卫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五、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
“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
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
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
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
六、修己慎独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
这种集中体现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七、见利思义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美德。
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她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
这种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八、勤俭廉政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俭节约、廉明正直著称于世。
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质品质。
“俭以养德”就是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为政者说则主要是廉德。
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
“廉”的本意是在取舍之间，取道义，舍邪心，严格自我约束。
有了“廉”才可能做到“正”。
“正”是遵循公益和道德。
勤俭廉政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
九、笃实宽厚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朴素的精神。
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以“实”为标准，反对虚伪虚妄。
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
如老实、诚实、求实、踏实、实在等等，形成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精神。
在待人接物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宽厚的道德人格来打动别人，达到任我沟通的目的。
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
十、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在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
“勇”有凭力气的血气之勇，有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
“毅”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守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
中国人十分重视“力行”的美德。
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遇言，而在于行。
“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前进。
求一篇中国铁路发展史结课论文1500字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