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的读后感
勿忘国耻“九一八” 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位路人：“今天几号呀
”人们一定会热情地提起手腕看看表上的日期、从腰间或包里掏出手机来瞧瞧，然后告诉你：“今天是9月18号”。
可当你再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时恐怕大多数人就会哑口无言了，更有甚者会说出诸如“感恩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大概也就只有三四成人知道今天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国耻日——“九一八”。
七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那场事变一直是国民的心头之痛，正是从那天起，千千万万的同胞们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6000多亿的国民财富付诸东流。
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师长的教导下，知道了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革命先烈们为抵御日寇维护民族尊严而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
而我们常常把一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挂在嘴边，却从来没有将那份爱国情怀铭刻在心中。
正因为这样，我们当中就有了连国耻日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人。
试问，他们还知道自己的民族屈辱，还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国人的一种耻辱。
近些天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全国有一百个城市将在9月18日晚9时18分拉响防空警报”的新闻，这一举措着实有利于加强国人的爱国情感，遗憾的是，长沙并没有在这一百个城市范围内。
因此我们长沙人便无法切身感受国耻日的那份耻辱了。
其实，在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耻日，像俄罗斯全境的卫国战争纪念日，韩国的抗日纪念日，美国的珍珠港被袭哀悼日，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在国耻日这天举国哀悼亡灵，温故历史。
体现爱国心，并不一定要“坚决抵制日货”、“对日本人怀恨在心”，而是应该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国耻铭记在心，化耻辱为动力，相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耻辱的牢记，定会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颠，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有第二个“国耻日”，让我们的民族傲视群雄，永不受外人欺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牢记国耻日，绝非以宣泄仇恨为目的，而是要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流勇进。
“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这是报纸评论上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我想表达的一句肺腑之言
20世纪初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人们都过着衣不遮体，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民不聊生，祖国的土地也正一步步地被资本主义家吞噬，这时的中国急需一大批英勇的革命战士把祖国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
《革命英雄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
就像本书封面上写的：信念不是铁锤下缭乱纷飞的火花，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是夜空中闪瞬即逝的流星，而是西西里岛上彻夜不息的明灯，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发愤图强……这些革命英雄的内心无不蕴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抑或是为探索宇宙的奥妙而孜孜不倦，不管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信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们的心底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要付出毕生的心血为这个不灭的信念而不懈努力。
在这其中既包括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身经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我党的杰出女革命家向警予，平民的”劳工律师”的施洋，为革命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王尽美……这些英雄人物是我国千百万先驱英杰的代表，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们不惜在敌人的狱中忍受各种酷刑而严守党的机密，不惜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千百万疾苦大众的幸福。
他们宁死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这些英雄的人生经历，让我仿佛看到了这些革命英雄们不畏困难险阻，生命安全，努力地扭转当时不堪入目的局面，实实在在地为百姓服务的场景，也感受到了我们现在那安逸，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此，我向这些革命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愿雷锋精神永放光彩
这是我看了《雷锋的故事》这本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然而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
他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
雷锋同志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在人生富有意义的转折中，他毅然选择了正义，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
雷锋热子党、热子祖国、热子社会主义，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我觉得他一生最突出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毫无损人利己之心、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雷锋同志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从共产主义这个角度为出发点的。
无论在什么岗位，雷锋总是这样说，这样做：“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这朴实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切服从党安排，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崇高品质。
最能表现他这种精神的是发生在新兵分配工作时的一件事：雷锋正要随部队前往运输连，部队指导员命令他先去部队临时组织的演出队表演节目，这样可以加深军民鱼水情。
雷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来到演出队。
但是因为雷锋有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怕影响演出效果，他主动请求担任演出队的后勤工作，把节目让给其他人。
读到这里，我被雷锋这种以大局为重，甘心情愿做无名英雄的精神所感动。
伟大出自平凡，崇高寓于平凡。
我们青少年学习雷锋，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垒土。
”雷锋经常帮助有困难的群众，把田大娘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孝敬、子戴。
雷锋同志自己曾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感人肺腑的语言能不使人流泪、使人心灵震动吗
雷锋同志善于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走一路，好事做一路。
难怪群众称颂“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雷锋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做了一辈子好事。
在他牺牲的那一天，他还盼望着去看看田大娘，再为乡亲们做好事。
董必武赋诗赞扬雷锋说：“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
”我们这一代应像雷锋那样，满腔热忱、坚持不懈地做有益公众的平凡小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瑰丽珍珠，镶嵌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
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雷锋精神已过时了”。
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3月4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前夕，团员青年们正在街上为群众义务服务。
城河路两旁到处都是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家用电器、理发、烫衣的青年们。
街道的四周一队队红领巾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正在热火朝天打扫马路，洁净的街道在他们脚下延伸。
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新中国，有多少雷锋式的炎黄子孙，他们发扬了雷锋的光荣传统，做一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星星
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在四化建设的旅程中，雷锋精神之花已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重绽笑脸。
让我们把雷锋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为祖国——这个五彩缤纷的百花园增添一分春色。
《战争论》读后感，详细些
19世纪军事理论顶峰的伟大之作可与《孙子兵法》媲美的西方经典军事著述.《战争论》是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这部著作不仅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重要理论的来源之一。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
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
非军事界的人可能没有系统地读过《战争论》，但相信大多数人对军事是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名言都耳熟能详，这一名言即出自《战争论》。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观察、研究、分析的结晶。
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对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实践论读后感
《实践是最杰哲学著作之一。
同志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体的社会实践，深刻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读完《实践论》全文之后，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
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
《实践论》首先说明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人的社会实践其内容正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
因此认识对社会实践同样有着依赖关系。
通过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
首先，认识来源与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得出事物的各个表象、各种片面以及事物的外部联系，即对事物的感性认识。
然后，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认识达成飞跃，成为理性认识。
而认识的飞跃，是绝对不能离开实践的。
认识的不断深化，无不基于实践这一基础。
但是，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
因而认识来源与实践，并要回归实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在获得理性认识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过程，那便是从理性的认识到指导实践又一个飞跃。
通过得来的认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的发展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继续。
认识运用于实践并得到证实之后，人们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运动便是完成了，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认识并没有完成。
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也会跟着变化发展，所以，认识同样要不断变化和发展。
于是，我们得出，在单个对于某一客观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认识中，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实践论》不仅深刻而又系统地论述了认识与实践密切关系，同时也对一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使我深受启发。
关于人们在面临新的实践活动的信心问题。
通常人们都不愿在没有把握、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去进行某种实践。
在《实践论》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信心跟他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有没有规律性的了解直接相关。
这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在学习、研究以至将来的工作都会面临各种机会与挑战，而对于面临的实践活动我们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我们的信心。
许多人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
《实践论》是同志对于实践的正确而系统的见解，对于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指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收获成功。
你再删删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
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1、 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
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
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
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
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
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 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
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 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
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
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 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
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
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 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
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
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
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
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
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
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
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
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
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1、 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
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
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
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
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
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
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
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
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
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 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
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
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
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
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
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
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
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
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
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
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
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
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 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
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
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
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
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
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
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
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
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不仅敢想，而且敢做。
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