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协的轶事典故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
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
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
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
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
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
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
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
“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
（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
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
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
（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
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 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
“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
”“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
”等等议论就是。
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
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破坏。
曹操的资料
曹155年－220年3月15日），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沛国谯郡（今安徽州市）人。
中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为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于是改姓曹氏。
曹操文武双全，《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75年举孝廉，任洛阳部尉。
公元177年任顿丘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
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
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
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逃亡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
公元192年，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并迁都至许。
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它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
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
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
他名义上还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公元220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他是魏国的奠基人。
着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
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
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
但后世学者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
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
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
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
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
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
《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
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
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
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
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
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
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
《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
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
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
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操有二十五位儿子：曹昂，年轻时曾举孝廉，为张绣所杀。
曹丕，公元220年迫汉献帝禅让帝位，是为魏文帝。
曹彰，绰号黄须儿，为一勇将，曾大破代郡乌丸。
公元225年封任城王。
曹植，擅长文学，曾作《洛神赋》。
虽然得到曹操宠爱，但最终与其兄曹丕争位失败，从此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公元225年立为陈王。
曹熊，早薨。
曹铄，早薨。
曹冲，为著名神童，曾根据浮力的原理为大象秤重。
曹据，公元232年封为彭城王。
曹宇，公元232年封为燕王。
曹林，公元232年封为沛王。
曹衮，公元232年封为中山王。
临终病重时魏明帝曹睿对其爱护备至，死后又获厚葬。
曹玹，公元211年封为西乡侯。
曹峻，公元232年封为陈留王。
曹矩，早薨。
曹干，公元232年封为赵王。
曹上，早薨。
曹彪，公元232年封为楚王。
公元251年与太尉王凌谋反事泄，被赐死。
曹勤，早薨。
曹乘，早薨。
曹整，公元217年封为郿侯。
曹京，早薨。
曹均，公元217年封为樊侯。
曹棘，早薨。
曹徽，公元232年封为东平王。
曹茂，素来与曹操及曹丕不和。
公元232年封为东平王。
三国中刘备称帝之后，汉献帝刘协是如何说的
刘备是公元221年称帝的，此时刘协已经退位一年了（220年禅让给曹丕）。
我觉得此时刘协对刘备称帝已经无感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本来就名存实亡的正统汉室，在他手下已经彻底灭亡了，自己是亡国之君。
我觉得此时他是绝望的，自从189年登基，经历过董卓、郭祀、曹操、曹丕，他对这个乱世和人心不会在存有幻想，刘备称帝对他来说，不会有希望，也不会有失望。
刘备。
刘协和刘备即使有血缘关系，估计也是清淡得很，估计互相献血都会排斥。
要说刘协对刘备有什么感情或者交情，也就是刘备投奔曹操时，两者之间短暂的交流。
也许当时刘协是对他抱有幻想的，但是现实狠狠的给了他一记耳光。
三国演义渲染的刘备的大义，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刘协也不会一直寄希望于他，而且刘协的意志，在长期软禁中已经消磨了，他的梦想，也随着曹魏的强大，由复国转变为求活命。
所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只不过是这种形式的一种翻版而已，并无实质性改变。
既然汉献帝并非实权皇帝，那么无论是曹丕称帝还是刘备称帝，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区别，他的心态就如同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一样，秦国打赢了魏国，我派人去秦国贺喜，魏国打赢了秦国，我再派人去魏国庆贺。
名义上我是天子，但其实能管辖的不过区区一座小城罢了。
经历了那么多，尤其是衣带诏之后，汉献帝应该对天下大势有深刻的认识和判断。
另外，通过与刘备的接触，他自然也知道刘备集团与曹魏集团的差距。
汉献帝应该非常清楚，一个抢夺刘璋地盘的刘备绝非只是想恢复高祖基业维系汉室正统那么简单。
选择禅让，更清楚天下大势必然是改朝换代，以刘备集团的实力根本无力抗衡曹魏集团。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刘备过了一把皇帝瘾最终也只能走向灭亡。
刘协未死，刘备称帝为大不敬，甚至是灭九族的死罪，但是刘协已然去尊号禅位，在政治地位上，官衔上只是个公，和他自己封刘备的汉中王，相去甚远，我估摸着刘协最终也只能半夜想想，把恢复汉室的重任寄托在这个刘大耳朵身上了。
至于怎么看待，我看他老人家只能哀叹一声~
让人们读书不要囫囵吞枣的名言警句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韩愈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
－－卡莱尔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华罗庚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好学者。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达·芬奇（意大利）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 ——郭沫若 ★人的大脑和肢体一样，多用则灵，不用则废 －茅以升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
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屠格涅夫 ★灵感不过是“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列宾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成功＝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少说空话 －－爱因斯坦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真心英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自古以来学有建树的人，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
－－爱迪生 ★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雨果
<<沁园春 长沙>>的原文及鉴赏
沁园春.长 一九二五年 寒秋, 湘去, 橘子洲头。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题解] 1925年1月，回到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前身—雪耻会；是年冬天，反动势力有意逮捕；南下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首词作于离开长沙前夕。
[注释] （1）寒秋:深秋,晚秋。
（2）橘子洲:长沙城西湘江中一沙洲。
（3）舸：船。
（4）万类：指一切生物。
（5）霜天：秋天。
（6）百侣：形容伴侣之多。
（7）恰：正当，刚好。
（8）挥斥：奔放。
（9）遒：尽头。
（10）激扬：激浊扬清。
（11）万户侯：个人的功名富贵。
（12）中流：水流之中。
沁园春长沙》赏析 万山红遍 一派壮丽秋景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
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
”孔子也把“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明。
《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
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
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的枫林，也可能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
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
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
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
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作者以短短四句诗，描绘出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宛如当代著名的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浓墨重彩的彩墨山水图。
不愧为“驱山走海置眼前”（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的大手笔。
它与作者的另一首词《沁园春雪》所描绘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均是古典诗词中前所未有的雄奇伟丽的全景式风景画。
风华正茂 一段峥嵘岁月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
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声的抒发。
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作者想起曾和当年的同学和朋友，在橘子洲一带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情景，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
大约是在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
同志从1911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
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
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在这峥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
诗人巧妙地化用了《庄子·田子方》中“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的意境，来形容新时代的青年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胸襟。
（挥斥，自由奔放的意思。
方遒，正当旺盛有力的意思。
过去有人解释“挥斥”为批判驳斥，“方遒”为专家权威，是不准确的。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是对“峥嵘岁月”“挥斥方遒”的进一步具体化。
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
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
在这一时期，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
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些既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具体内容，又是写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会词中闪耀着的革命者崇高心灵的美的光芒。
中流击水 一腔拿云心事 “少年心事当拿云。
”（李贺《致酒行》） 诗人和同伴们的拿云心事，从“携来百侣曾游”到“粪土当年万户侯”，可说是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气势磅礴，痛快淋漓。
在结尾时“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是采取象征手法，形象地表达了一代革命青年的凌云壮志。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种解释认为“击水”为游泳，在激流中奋臂划水，掀起的浪花甚至阻挡了飞速前进的船舶。
我总感觉这一意境与作者赞扬“百舸争流”的精神不太符合。
我倾向于“中流击水”即“中流击楫”的转化。
《晋书·祖逖传》：祖逖“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后来“中流击楫”就成了立誓复兴祖国的代词。
在这里正表示诗人要在新时代的大潮里，乘风破浪，鼓桨前进，立誓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
使人读后仿佛听到了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心，在怦怦跃动，从而感受到一种伟大胸怀所反映出的崇高美。
我国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很讲究情与景的交融。
刘勰说：“繁采寡情，味之必淡。
”（《文心雕龙》）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
”（《四溟诗话》）这首词较好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前半阕虽着重写景，却处处景中寓情。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既是四周枫林如火的写照，又寄寓着诗人火热的革命情怀。
红色象征革命，象征烈火，象征光明，“万山红遍”正是作者“星火燎原”思想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与祖国前途的乐观主义的憧憬。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作者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与追求。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则由写景直接转入抒怀，自然带出下半阕的抒情乐章。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美。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的宏伟画面。
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
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清代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张有哪些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