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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
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南开新剧团，1925年开始演戏。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读研究生，专攻戏剧。
1934年初女作《雷雨》问世，获空前成功，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雷雨》之外，代表作还有《日出》（1936）、《原野》（1936）、《北京人》（1940）。
1940年还写了《蜕变》，1942年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为四幕话剧。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此外，还写有电影剧本《艳阳天》（1947）。
其剧作贴近社会现实，充满激情，艺术上贯通中西，创自己的话剧风格，把中国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的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并在国外上演。
曹禺是中共优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执行主席。
于1996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终年86岁。
●陈廷敬，曾任康熙皇帝的日讲官，后累官至光禄大夫，成为一代名相。
深得康熙宠爱，曾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明史》等巨著。
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为明清仿故宫式建筑。
●陈澧，晚清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颇丰，在学术界久负盛名。
《东熟读书记》为其晚年作品，虽未完成，亦能代表他的学术见解，反映他的思想矛盾。
●陈树人，岭南派书画大家，曾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邓肯•以沙多拉，19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亦是一位有伟大人格和文学天才的艺术家。
著有《自传》一书。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
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于北京，说一口北京话。
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
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
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
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漫画家方成自传●丰子恺（1898——1975），现代散文家，画家。
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进行美术、文学创作。
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率真集》等。
●冯乃超，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后受成仿吾约请，弃学会国，参加革命。
1928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冯乃超说服各文艺团体停止与鲁迅论争。
随后，3次拜访鲁迅。
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通过他起草的《理论纲领》。
他与夏衍、鲁迅、田汉等六位一起，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担任党团书记。
当年，他邀茅盾入“左联”。
1949年，他又请老舍回国。
冯乃超还是我国象征派诗歌的拯救者。
1928年出版诗集《红纱灯》。
冯乃超生前为原北京图书馆顾问。
——辑自2001年10月16日《中国教育报》陈中原文《精神不死追思乃超》●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
他翻译的法国名著很多，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
●埃•弗洛姆（1900——1980），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自为的人》、《罪恶的社会》、《人心》、《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
舒尔兹在弗洛姆的《如何排遣你的烦恼——为了生活的爱》一书的前言中写到：（我经常去拜访弗洛姆）我总觉得来时和离开时判若两人：离开时头脑更清醒了，浑身充满了活力，不再畏惧那些压迫我们、使我们绝望的力量。
弗洛姆有这样一句话：大多数人在没有开始生活之前就已死去，这是个悲剧。
●高二适，书法家、诗人，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
桑作楷是他的学生。
1997年第2期《随笔》有李廷华文《永远的高二适》。
●高烈特（1873——1954），法国著名女作家。
早年创作《克劳婷在学校》，1903年创作《克劳婷出走》。
一战后，写了两本最有影响的小说《吾爱》和《吾爱结束》，描写了一个50岁的女子与年轻小伙子私通的悲剧，刻画出灵与肉的矛盾。
高烈特晚年写成了一部最成功的小说《姬姬》，后改编为电影《金粉世家》。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时代书香和官宦的家庭。
由于家学渊源，加上聪明好学，他20岁时已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了。
1829年中进士，但一直都作小官，很不得志。
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南归。
其后在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讲学。
1841年9月26日逝世于丹阳的云阳书院。
●光未然，即张光年，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曾为《人民文学》主编。
●海明威（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
他从小热爱运动，18岁起进入报界，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身入死以致伤痕遍体。
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1年，因不堪老年病痛的折磨，他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
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
●胡小石，书法家。
●纪伯伦，纪伯伦的作品1923年被茅盾译介过五篇散文和散文诗，1931年，冰心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先知》。
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他的作品又很少再介绍到中国来。
纪伯伦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和情感色彩，散发着醉人的艺术馨香，是东方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属20世纪文学精品之列。
●季羡林，我国当代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作家、翻译家，被尊为东方文化泰斗。
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村，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46年秋回国，受聘北大东语系教授至今。
这期间，他兼任多种领导职务，但仍致力于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同时写了大量的散文，出版了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翻译了为数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国内外具有很高威望的学者。
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还能阅读俄文、法文专业书刊，曾翻译过梵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有《季羡林文集》24卷。
●吉洪诺夫，著名诗人，1952年作为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国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签约一周年纪念。
●贾平凹，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
娘呼“平娃”，理想于顺利；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
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1953年2月21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
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
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弄文学；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
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岂是速朽玩意儿，哪能在此列出名目呢
如此而已。
（贾平凹自传）●姜椿芳，70岁时奠定了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金岳霖（1896——1984），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
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李大钊，189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
出生时父亲已经故去，不久母亲也逝去了，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的。
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政专门学校。
（当时他把自己的宿舍题名为“筑声剑影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长。
当时还被推崇为“法政学校三杰”之一。
（他的老师白雅雨在辛亥革命期间被袁世凯处死）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
后因长期欠席被学校除名。
这是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所付出的代价。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
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晨钟报》。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到上海。
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回国。
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同时被捕。
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
这一天离他38岁的生日还有180天。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
”《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专有“李大钊”词条，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99年10月29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电视文献记录片《李大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梁实秋（1903、1、6——1987、11、3），北京人，祖籍浙江余杭，原名梁冶华，字实秋。
1915年至1923年就学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
为新月社主要成员。
1949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南北数所大学，直至65岁退休专事写作。
译成400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100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120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124册《时界名人传》，编成30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
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等。
●梁思成（1901——1972），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当时其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
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
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
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
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
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
对北京城内文物的保护和日本奈良的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散之，书法家。
●刘半农，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
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
——周作人《半农纪念》1934年11月30日●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19 年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连续发表《孔乙己》、《药》、《故乡》等著名小说。
1921年发表《阿Q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名著。
1923年集成小说集《呐喊》，为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小说奠定了基础，其后又发表了《祝福》等著名小说和《藤野先生》、《范爱农》、《野草》等著名散文。
“四•一二”大屠杀后，愤然辞职，定居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先后主编刊物和写作优秀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
此外，还翻译果戈里、法捷耶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鲁迅是现代世界文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建国后出版《鲁迅全集》20卷。
鲁迅作品简况：1、小说集两部：《呐喊》（1918——1922）、《彷徨》（1924——1926）其中《呐喊》所收作品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14篇。
《彷徨》所收作品有：《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1篇。
2、历史小说集一部：《故事新编》（1922——1935）其中收录：《序言》、《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怀旧》10篇。
3、散文诗集一部：《野草》（1927）4、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1928，原名《旧事重提》）5、杂文集十六部：《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篇》（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2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36）、《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6、翻译作品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是一位极著名的反对侵略、拥护苏联的杰出战士，是本世纪全人类伟大的良心之一。
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兰对苏联进行了27天的访问。
这27天的日记——《莫斯科日记》按他的遗嘱，50年后也就是1985年才得以公开发表。
在日记里，罗兰已经看到苏联存在的危机，他在日记中说：“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
”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
90年苏联国家自行解体。
——节录自1997年第1期《随笔》罗曼•罗兰是法国近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很大。
20世纪初写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一战期间，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列。
20年代曾发生思想危机，接受甘地的不抵抗主义。
30年代初宣布和过去的错误思想决裂，此后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活动。
还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等。
●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在巴黎大学就读，后去德国学习护理，并开始对英、法、德等国的护理工作进行考察研究，写出了不少护理学专著。
1854年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联军与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交战，由于没有护士且医疗条件极差，英军伤病员死亡率高达42%。
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在短短数月内把死亡率降至2.2%。
战后，南丁格尔一直致力于护理工作，并于1863年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
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为了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先驱、护士职业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护士会于1912年把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沈从文，解放后，沈从文被迫退出了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
他不想放弃钟爱的文学，一度精神失常，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试图自杀，但是未遂。
后来，沈从文被政治扭曲了意识，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
——《文学故事报》沈从文和萧乾也曾有一段从师生到绝交的故事。
沈从文妻张兆和。
●师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局局长。
当时，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任副局长。
●苏曼殊（1884-1918），出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县。
俗名玄瑛，字子谷，小名三郎。
其父苏杰生是横滨一大富商。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半僧半俗，亦僧亦俗，通晓法文、英文、日文、梵文，又能诗能画，小说、翻译均超轶尘凡。
他有浪漫传奇的身世，人们对他的称号很多：诗僧、情僧、革命和尚、风流和尚等等。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苏曼殊是一个彗星式的人物，一时间光芒夺目，随即悄然殒没。
他一生三次出家为僧（12岁、17岁，20岁），与一批中国革命先驱都有很深的友谊。
1910年他加入南社（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曼殊所撰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
其中《断鸿零雁记》是一部长篇自传抒情小说，所写的就是曼殊的漂泊人生。
刘三在《赠曼殊》中写到：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
表现了他学佛与恋爱的内心痛苦。
●泰戈尔（1861——1941），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
是印度伟大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称为“东方诗圣”。
1913年，泰戈尔以其“敏锐、清新、优美”的诗歌创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首位亚洲人。
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较有文化修养的家庭。
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8岁开始诗歌习作，14岁公开发表作品，17岁时，前往英国，学习英国文学，为自己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880年，泰戈尔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戏剧和长篇小说，他的创作也逐步走向成熟，开始以崭新的诗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清新的散文诗。
进入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写了许多爱国诗篇。
1910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戈拉》，歌颂爱国行为，表明对祖国自由的坚定信念，同时批判了传统的落后思想。
同年，又发表了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现实中的欢乐与悲哀，歌唱生命的荣枯，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
诗人的幻想与现实，通过优美的诗句，融洽地揉为一体，反映了诗人对美与善的追求与热望。
1912年旅英，该诗的英文版倍受英文学界推崇。
泰戈尔一生中共出版了诗集50多本，代表作有《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
还创作了几部中、长篇不说，上百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留下了1500多幅绘画作品，并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确实为印度国歌。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曾应梁启超之邀，以学者身份来华访问，他主要到了上海、北京、武汉、太原等地，其间与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泰戈尔回国后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一书，“谨以此书献给挚友徐志摩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1929年，泰戈尔再访中国，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热烈欢迎、盛情款待。
在华访问期间，泰戈尔给徐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而梁启超给泰戈尔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泰戈尔的原名含有太阳和雷的意思，而“竺”是古印度的别称，震、旦正蕴含着雷和太阳的意思，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别称。
●吴宓（1894——1978），字雨生，亦作雨僧。
吴宓生前常对人说，他的一生以28年为一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28岁（1894——1921）为第一阶段：少年发奋，清华求学，哈佛留洋，学成回国服务；从29岁到56岁（1922——1949）为第二阶段：主编《学衡》杂志，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清华外文系，执教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这是吴宓一生中事业和梦想的高峰期；从57岁（1950）起为第三阶段：吴宓一直隐居在北碚缙云山下的西南联大，他预估自己只能活到84岁。
1978年，吴宓在老家陕西泾阳县去世，正好活够84岁。
吴宓曾自撰联总结自己的一生：一生长畏风雨雷，三宝终归佛法僧。
陈寅恪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写到：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
●闻一多，●肖娴，书法家。
●余光中，闽南人，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在美国、香港教书多年，现为台湾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
右手写诗，左手成文，并兼擅翻译与评论。
其诗文多年来风格屡变，日臻圆满，受到海内外文坛一致推崇。
现已出版诗集15部，散文及文学评论集12部，译著多部。
●俞平伯，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散文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俞平伯自1921年4月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起，便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
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将它修订改题为《红楼梦研究》出版。
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4年1月至4月发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后结集为《读红楼梦随笔》，直到晚年，他还不时发表有关红学的文字。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刊于2000年2月《文学评论》●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我国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
1895年生于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毕业后，应陈时校长之邀，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校长）。
现华中师大校内有恽代英全省汉白玉雕像。
●张艺谋，原陕西国棉八厂辅助工，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章士钊，自号孤桐，曾主办《甲寅》。
●赵熙，字香宋，四川“五老七贤”之一，著名书法家和诗词家。
●钟敬文，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广东海丰人，生于1903年3月20日。
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
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
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
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
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后到中山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大任教。
钟先生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等。
钟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定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
钟先生1950年参加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开始招收我国首届民间文艺研究生，1955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被誉为“中国民俗之父”。
2002年，钟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本年1月10日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谁能告诉我关于罗家伦的一切资料，他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家庭背景；教育思想的特点、内容是什么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
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
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
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
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
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往事略集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
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
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惨酷的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
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
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
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
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
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
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
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
（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
因此，复旦公学学生的政治兴趣比他校浓厚。
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
罗家伦不喜私斗，遇此情形，每每让步，很多人都看他是个胆小鬼，文弱书生。
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复旦公学时期的罗家伦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开始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与同辈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
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
他也在文中对年轻学生的婚姻加以挞伐，认为“在学生时代就结婚，足以使人志气颓唐，违背生计原则，堕落社会生活程度”。
此时， 他对问题的了解，已由个人的婚姻问题探索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
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
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
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
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
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
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
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
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相关单位劝阻无效。
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
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
接下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
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
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
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所以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又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
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
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
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
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
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
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大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
清大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
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
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
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
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
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抵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
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
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
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
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
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
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
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四”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
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
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
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
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
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
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
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
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
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
”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
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
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
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
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
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
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
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 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被轰炸了三次，二十几所房子被毁坏，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彷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啊!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1943年，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
印度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
罗家伦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他们欣然接受了。
1949年，共产党的赤焰在国际上逐日蔓延，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共政权。
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
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约、独立的。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达转道抵台北。
罗家伦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
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
1968年，罗家伦记忆力急剧衰退，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
清华岁月在清华校史上，有好几位校长是被赶走的，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考虑到罗氏办事的宏大气魄和果断作风对于清华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罗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地为之惋惜。
历史是无情的，罗家伦好像生来就注定和清华没有“缘分”，正值清华的多事之秋来校任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却遇上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华北，所以罗家伦不得不走，历史又是那样的会嘲弄人，罗家伦为清华费尽心力，却吃力不讨好，学生对他不满进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终于伤心地走了，以后再也不肯回来。
我在阅读清华校史的文献时发现，在罗家伦去职后的几年校内刊物上还不时能看到多多少少讥讽他的文字，而且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
记得有一次我在书店翻一本书，读到乔冠华自传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当时虽然赶罗家伦，但罗还是有点本领的。
再以后我有机会读了罗家伦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罗家伦的文章见解透辟，感情充沛，文辞秀丽婉转。
这样一位有本领的人，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冷遇”
我们还要看到，罗家伦在离开清华不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一时佳评如潮，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
他对清华的设计是，“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
”在就职演说中，他还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终于实现了男女同校。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他采取了重发聘书的措施。
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
原来学校有55名教授，这就等于解聘了37人。
与此同时，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等，多达几十人。
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强了本校教授阵容。
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30年代清华黄金时代的名教授大多数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
有些名教授，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
据说罗家伦亲自到天津南开大学去请蒋廷黻，蒋廷黻不是特别乐于离开南开，但蒋廷黻若是不答应去清华，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了。
罗家伦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
这三件事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
清华原来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名义上归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董事会由两个主管机关派人数相等的成员来组成，清华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时代是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个人组成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外交部总长、大学院院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
基金保管的机构还在外交部手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一贯以君子待人，并不去争。
罗家伦在就任清华校长之前，曾随北伐军北上，他当时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并代表大学院兼管该会教育处。
该会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机关，调阅档案。
1928年夏初，他进入北平后发现了汤姆生会计事务所查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
其中陈?龙烟铁矿的股票20万元，会计师估计只值大洋一元。
其余的这类废纸还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现款。
清华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挥霍、投机、公债生意之下损失极多，其账目长期以来是一笔糊涂帐。
1929年4月，罗家伦到南京开董事会时，提出自己的行政报告和下学年扩充计划，结果是件件被否决。
他感到十分愤懑，决心以辞职来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即改属教育部）。
他认清这两个问题要一道解决。
4月11日，罗家伦提出辞职。
在此之前的两天，他亲自拟了一个一万多字的长篇谈话，把清华基金的积弊，根据会计事务所查帐的报告，一齐宣布出来，又把清华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难，也一齐宣布出来，寄给上海各报，请他们在辞职呈文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表。
上海各报果然在那一天全部发表了。
这一招给外交部以沉重的打击。
罗家伦在离开北平时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妥，清华基金不归保管委员会管，也不归清华大学校长管，而交给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有良好信誉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
后来在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方案。
清华的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
关于清华改归教育部问题，按正当手续应当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罗家伦担心教育部和外交部两部部长不肯正面冲突，拟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问题拿到两部部长都不出席的国务会议上去。
事先请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以他们的名义向会议提案，要求将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他又活动了蒋介石、谭延?及孙科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
这次辞职后，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
在杭州他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愿意出让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
他想把这批书全部买下来，以充实清华图书馆，于是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去商量价钱购书。
结果是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七八千本书的大收藏，丰华堂杨氏藏书至今大部分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批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大批古籍藏书。
1928年5月17日，罗家伦接到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华复职。
罗家伦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
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
在罗家伦本人以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算不上什么过失。
但是清华以前是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师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首先是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罗家伦虽然自称在国民党内不属任何派别，但他毕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这层关系。
这是历来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无法容忍的。
他来清华之后，的确给清华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革命”气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装，在学生中推行军训等都是不得人心的。
军训持续半年以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作罢。
罗家伦当时三十出头，年轻气盛，好展才华，给人的印象不大好。
这些因素都是清华师生不欢迎他的原因。
当然，直接促使罗家伦去职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阎锡山控制华北，罗家伦是国民党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
老清华的教授们。
前排：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 后排：刘崇 、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王秀、沈履（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五四运动期间我国文坛影响作大的作家
鲁迅
参与五四运动的有哪些学者、作家
五四运动人物简历 钱 穆 罗家伦 林语堂 傅斯年 马相伯 严 复 康有为 蔡元培 章炳麟 梁启超 林长民 王国维 陈独秀 李叔同 蒋梦麟 茅 盾 沈从文 章士钊 沈尹默 胡 适 郭沫若 叶公超 台静农 周作人 梁实秋 朱光潜 夏丏尊 徐悲鸿 郁达夫 张元济 老 舍 李大钊 赵元任 梁漱溟 冯友兰 林徽音 钱穆（一八九五-一九九0） 国学大师。
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
民国元年开始任教乡间小学，自学苦读，十载有余。
十九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平今、古文经学之争，得聘燕京大学，翌年转入北京大学。
《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
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新亚书院院长。
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
五十六年定居台北外双溪，筑居素书楼，应文化大学之聘，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从教七十五载，先后出版专著巨作七十余部。
?学兼治经史子集，亦多于中西文化问题着墨。
代表作有《四书释义》、《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罗家伦（一八九七-一九六九） 史学家。
字志希。
浙江绍兴人。
民国六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八年与傅斯年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五四运动时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送达意见书至各国使馆；并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身份赴沪谒孙文。
民国九年赴美留学，入普林斯顿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蒋廷黻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
民国十一年秋，赴欧留学，先后入伦敦大学及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及哲学。
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
来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四十一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民国四十六年任国史馆馆长。
着有《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
林语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 文学家。
原名和乐，又名玉堂。
福建龙溪人。
民国元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民国八年起，先后赴美国、德国研究语言学，获哈佛大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
民国十二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民国十五年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
民国十六年起专事著述。
二十一年起，陆续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半月刊。
二十五年移居美国，此后主要用英文写作。
民国五十五年来台，定居于阳明山。
所著《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均畅销欧美。
民国二十五年后以英文着有《京华烟云》等八部长篇小说。
加上传记、散文、论著、文选、及辞典、译作等，着译三十余部。
中文著作有《语堂文存》、《无所不谈合集》以及《语堂文集》等。
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0） 史学家、教育家。
字孟真。
山东聊城人。
民国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国文门。
民国六年赴英留学，主修实验心理学。
民国十二年赴德国研究哲学。
十五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该校教授兼国文、历史系主任，后又兼文学院院长。
创立该校历史语言学研究所，筹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
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来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
后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委员。
着有《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
并有辑印《傅孟真先生集》。
马相伯(一八四0-一九三九) 教育家。
原名志德，字斯臧，又名亲善、建常、超良，改名良，字相伯、湘伯、芗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
世奉天主教，圣名约瑟，亦号若石。
江苏丹阳人，寄籍丹徒。
十二岁入上海徐汇公学，国学、拉丁文、法文、科学均有所成，后曾任多项政府要职，一八九二年退隐青潽畲山。
光绪年间，曾助梁启超设「译学馆」、助英华于天津创办《大公报》、于徐家汇创设震旦学院，刊行《拉丁文通》，后与严复等另设复旦公学，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积极于国民教育。
马氏工书能文，对中国商业教育事业贡献良多，造育不少知名人士。
着有《致知潜说》、《员言篇》、《法文关键》、《尺算徽用》等。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 思想家。
初名体干，易名宗光，字又陵、几道，尊疑尺盦，别署天演宗哲学家，入仕后改名复。
福建闽侯县人。
一八七七年赴英国留学，留心了解西方社会制度。
民国元年在上海创办神州大学。
次年，列名发起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
民国五年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以复辟帝制。
五四运动发生，深不以学生干预国政?然。
其学举中外治术学理，莫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令通之。
其一生著作、言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具举足轻重之影响。
译着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己界权论》、《名学》、《群学肆言》、《社会通铨》、《法意》、《名学潜说》等八大名著等。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思想家、书法家。
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后号更生，晚号更甡，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
广东南海人。
光绪十七年，于广州长兴里创设万木草堂，先后完成《新学?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甲午战败后，创办强学会，刊《强学报》于上海，鼓吹维新变法。
二十四年，获德宗支援，于六月十一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实行新政变法，仅一百零三日。
戊戌变后亡命海外，遍及亚欧。
民国建立，次年返国，创《不忍杂志》，六年谋复辟拥溥仪，后失败，终其一生，反对共和思想。
着有《广艺舟双楫》，?碑学重要文献，另有《康南海诗集》、《诸天讲》、《长兴里讲学记》等。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0） 教育家。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
浙江绍兴人。
二十三岁中举，戊戌政变后，告假返里，决心委身教育，与黄宗仰等人发起创立爱国女校。
历任绍兴中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经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会长，及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等。
民国元年，不满袁世凯专断，辞职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并在世界文明研究所研究。
返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又持思想自由宗旨，?北大创立学术自由学风。
五四运动期间，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新思想。
民国十六年，试行大学区制，中央设大学院，总揽全国教育与学术，任大学院院长。
十七年十月辞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使中国科学研究进入新纪元。
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国学大师。
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名绛，后更名炳麟。
慕黄宗羲（字太冲）、顾炎武，故自署太炎。
浙江余杭人，人称余杭先生。
从浙江大儒俞樾受经学及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
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创办《民报》、《大共和日报》、《华国月刊》等，述学论政以文章报国。
章氏文名甚盛，人称一代国学宗师，尤善古音韵、文字学，善书法，工小篆。
其著作甚丰，多篇论文收于《国故论衡》与《检论》中，另有《文始》、《新方言》、《古文尚书拾遗》、《管子余义》、《庄子解故》、《齐物论释》等。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史学家、思想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自署沧江、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师事康有为，倡言变法。
诗名、文名与康有为并世。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
先后创办《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政论》及《国风报》等。
鼓吹政体改造，思想解放。
弃政后，顷全力于基础教育事业，倡导文体改良。
历任国立北京上等师范、南开、东南、清华大学教授及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
五四前后，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生著作约一千四百万言，代表作有《饮冰室文集》、《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术》等 林长民（一八七六-一九二五） 民初文化界闻人。
又名则泽，字宗孟，号双栝庐主，自称苣苳子，桂林一枝室主。
福建闽侯人。
光绪二十三年秀才，上海圣约翰大学及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研究政治经济学。
一九0九年返国，任福建咨议局书记长、司法总长、临时参议院秘书长、法政局长等职。
期间刊行《国民公报》，鼓吹君主立宪。
后创立私立法政学堂，该校日后易名?福建大学，造育乡里人物。
民国八年，被举?巴黎和会国联组织理事，以和会中国代表交涉日本山东之问题，未果。
此举酿成后来之五四学生救国运动。
民国十四年参与郭松龄出关讨伐张作霖，兵败身死。
林氏长于法学，亦好临池，字笔静中含动，具劲中之美。
着有《铁路统一问题》，译《西力东侵史》。
王国维 (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史学家。
初名国桢，字静安、静庵、伯隅，初号观礼，别号永观、礼堂，晚号观堂。
浙江海宁人。
戊戌变法时，始知新学，就读于罗振玉主办之东文学社时，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理论，以叔本华理论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
其哲学研究处于承先?后地位，致力于古典哲学迈向现代哲学。
辛亥革命后，携眷亡命日本，以遗老自命。
自此转向考古学及史学研究，并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考订。
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之考释，以考证古史，成就?甲骨文「四堂」之首。
十二年应清逊帝之命至北京，任溥仪老师。
十四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受沈曾植影响，专治古代西北地理史事，从事整理考订蒙古史料。
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自粤北伐，翌年进抵河南，王国维对清室复辟感到幻灭，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
生平著作甚多，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四十二种。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 思想家。
原名干生，字仲甫，别署实庵、由己。
安徽怀宁人。
曾于杭州求是书院习西学，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早年留学日本，创《安徽俗话报》，以白话文宣传革命思想。
民国四年，任《青年杂志》主编，后改《新青年》。
《新青年》于五四期间影响至巨，使陈氏成?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民国六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民国七年与李大钊、胡适等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
五四运动爆发，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亲自撰写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后被捕。
之后，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九年复以「非孔论」触犯当局，去北京走广州，以汪精卫之荐，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几以省民反对去职，乃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二十一年因企图活动，再次被捕，在狱中以研究古文自遣，完成《实庵字说》。
另着有《字义类例》、《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李叔同（一八八0-一九四二） 艺术家、高僧。
名文涛，号广侯、叔同，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法师。
早年入南洋公学，受教于蔡元培，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美术学校专攻油画，学习音乐，并创办「春柳剧社」，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返国后，历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授等职。
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儿。
民国七年，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僧。
李氏多才多艺，能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其书风秀丽，严谨而明净、安祥。
着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等。
蒋梦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 教育家。
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笔名唯心、惟心。
浙江余姚人。
一九0四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自费留美。
民国八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初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总务长。
后担任北大代理校长、中山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常委、南京政府教育部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
来台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农复会主委。
着有《教育散文》、《过度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等。
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 文学家。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浙江桐乡人。
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
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民国八年担任《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
民国十年，与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等组织文学研究会，积极倡导「?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并将接编后的《小说月报》予以全面革新，使之成为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第一个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
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抗战爆发后。
主编《文艺阵地》，积极从事救亡运动。
一九四九年当选?中共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协主席。
并历任中共文化部部长等职。
着有长篇小说《子夜》、《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等。
部分著作汇?《茅盾文集》十卷。
沈从文 (一九0三-一九八八) 小说家。
原名岳焕，湖南凤凰人。
早年曾参加土著军队，因受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对新文学产生兴趣，乃弃武从文，从事写作。
民国十二年到北京，次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曾编辑《京报》副刊、《民?文艺》周刊、《红与黑》、《红黑》杂志、《大公报》、《益世报》副刊等，并曾任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在国内外声誉极盛，后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卓有建树。
着有《沈从文文集》、《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等。
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 政论家、书法家。
字行严，号孤桐老人，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
湖南长沙人。
光绪秀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系。
?清末民初文采斐然之革命志士。
曾任上海《苏报》主笔。
民国六年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
民国十一年后，任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
一九四九年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有《章士钊全集》。
沈尹默（一八八二-一九七一） 书法家、教育家。
原名尹默，字中，号秋明、匏瓜。
浙江吴兴人。
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加入南社。
民国三年任北京大学文史教授。
蔡元培长北大，委其与马衡主持书法研究会。
五四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曾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并和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倡导新文学。
擅长古典诗词，?当时诗坛所推重。
其后历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
其书法宗法晋唐，法度及神度兼俱，楷书深醇凝整，行书则秀劲有韵，堪称一代大家。
着有《二王书法管窥》、《书法论丛》。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 文学家、思想家。
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民国六年发表〈文学改良雏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于《新青年》。
同年七月以二十八岁之年龄担任北大教授，参与创办《每周评论》。
五四后期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
民国十七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
毕生提倡白话文学，阐扬科学文明，鼓吹民主自由，对我国近代学术思想影响很大。
着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 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书法家。
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沙湾人。
早年留学日本，与郁达夫同学。
五四期间以《女神》?代表的新诗创作开一代诗风。
民国十年组织「创造社」，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社中主干。
民国十七年之后流亡日本十年，潜心研究甲骨文及中国上古文字，陆续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奠定了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有《郭沫若诗词选》、《郭沫若全集》等多种。
叶公超（一九0四—一九八一）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
名崇智，英文名知治（George）。
广东省番禺人。
民国十三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继入巴黎大学深造。
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主讲西洋文学，并曾参与创办新月书店。
来台后，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民国四十三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民国六十五年任国语辞典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国六十六年受聘总统府资政。
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
着有《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
台静农(一九0二-一九九0) 学者、书法家。
字伯简，号静者。
安徽霍邱人。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
早年?未名社负责人之一。
民国十六年任北平中法大学讲师。
其后历任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校教授。
三十五年来台，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长达二十年，期间亦担任文学院院长。
早年以新文学见重于世，着有《地之子》、《建塔者》，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淮南民歌集》。
书艺原是业余兴趣，广博吸收前人笔意，宗法明末倪鸿宝，奇肆古雅是其风格。
周作人(一八八四-一九六七) 散文家。
原名櫆树，字?明，晚年改名遐寿，号仲密。
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
早年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后留学日本，先后入法政大学、立教大学习文学，并师事章太炎。
五四运动前后，曾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讲师、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参加文学革命的讨论。
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也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抗战时曾任?华北教育总署署长。
之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着有《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
梁实秋 (一九0三-一九八七) 文学家。
原名梁治华，字实秋。
北京人。
民国四年考入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民国十二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
其间，与留美学生一起创办大江社，并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民国十五年回国，任新月书店首席总编辑、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自由评论》周刊主编、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等。
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
三十八年来台，历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所长、文学院院长。
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等。
朱光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美学家。
笔名孟实，安徽桐城人。
民国十二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系。
后在中国公学、立达学园任教。
民国十四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
民国十八年去法国，先后入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二十二年回国，历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哲学系教授等。
着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文学》、《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
译着有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录》、莱辛《拉奥孔—诗和画的界限》等。
夏丏尊（一八八六-一九四六） 文学家。
原名铸，字勉旃。
浙江上虞人。
留学日本，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兼舍监和国文教员，提倡新文化运动。
后因支持五四运动被迫离校。
民国九年起先后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后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曾创办《中学生》杂志。
曾任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任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着有《文心》（与叶绍钧合作）、《文艺ABC》、《现代世界文学大纲》。
徐悲鸿（一八九五-一九五三） 艺术家。
江苏宜兴人。
自幼随父学画。
早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系。
民国八年入法国高等美术学校。
民国十六年回国后，历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曾?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毕生从事美术教学与创作活动。
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
将中西技法融入中国画中，西画亦加入中国画的笔墨韵味。
中国画代表作有《愚公移山》，油画代表作《田横五百士》等。
郁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五） 小说家。
原名郁文，字达夫。
浙江富阳人。
民国二年赴日，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民国十年，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筹办「创造社」。
同年并以处女作《沈沦》震惊当时文坛。
先后主编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等刊物。
与鲁迅合编过《奔流》。
曾任教北京、武昌、中山等大学。
民国十八年与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
抗日战争时，在香港、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其间曾主编《星洲日报》，并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流亡苏门达腊。
民国三十四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作品有《沈沦》、《出奔》、《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小说集》等。
张元济（一八六七-一九五九） 出版家，藏书家。
字筱斋，一作小斋，号菊生，室名涉园。
浙江海盐人。
光绪十八年进士，参加戊戌变法被革职，后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商务书局任内?抢救文献不遗余力，创建涵芬楼。
主持编辑《四部丛刊》，又编《续古逸丛书》，校勘《百纳本二十四史》，出版《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
着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老舍 (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小说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民国七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民国十三年起历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主持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投身抗战宣传活动。
民国三十五年赴美国讲学并从事创作。
四九年后回国，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
一九五一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与「人民艺术家」称号。
着有《春华秋实》、《茶馆》等剧本，以及《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小说。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 思想家。
字守常，笔名孤松、猎夫，河北乐亭人。
民国二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同盟会员影响，后赴日，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就读，参加留学生反袁活动。
返国后，创办《民彝》，主编《晨钟报》。
民国七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民国八年积极支持并领导五四运动，组织少年中国会。
民国九年在北大组织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
著作有《李大钊诗文选集》、《李大钊文集》、《李大钊遗文补编》等。
赵元任（一八六八-一九四0） 语言学家、音乐家。
字宣重，别署妧妊。
江苏常州人。
先入康乃尔大学读数理，又入该校哲学院。
后赴哈佛大学学习语言学，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和中文系教授。
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音韵学。
期间担任罗素来华演讲的翻译，能流利准确地翻成多种方言。
十七年，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曾深入中国南北城乡调查研究方言，取得丰盛成果。
民国二十七年，赴美历任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教授。
一生通晓二十三种语言，为驰名国际的结构派语言学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奠基者。
着有《现代英语的研究》、《钟祥方言记》、《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中、英著作。
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 哲学家。
原名焕鼎，字寿铭、寿民、漱溟、肖吾，室名勉仁斋。
广西桂林人。
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司法总长秘书、北京大学教授等。
民国二十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后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着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0） 哲学家。
河南唐河人。
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民国十三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民国十二年起历任中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秘书长、哲学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院长。
民国三十七年后，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主席、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四九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篇》。
林徽音 (一九0四-一九五五) 建筑学家、文学家。
祖籍福州，生于杭州。
民国十三年赴美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士学位。
民国十八年回国后，参与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教授。
民国二十年任中国营造学社协理，曾多次参加重要古建筑的考察活动和建筑古籍的研究整理工作，撰写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报告。
民国三十五参与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委员等。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和基座的纹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人之一。
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同时，兼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着译有《天宁寺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云岗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
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
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
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
“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
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
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
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
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
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
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
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
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
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
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
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
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
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
“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
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
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
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
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
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
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
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
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美国学者特里尔著《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
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
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
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
“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
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
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
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
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
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
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
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
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
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
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
《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
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
《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
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
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
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
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
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
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什么任务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100年前，辛亥革命发生;9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两大历史性事件对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4页。
）以此探究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不仅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运动一般规律，更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民族特点。
从历史逻辑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深受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成果的影响，深刻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的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一、思想启蒙:在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完成自身思想和身份的转变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变革和成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点:一是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二是在中国最早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引进和探讨。
正是这两者，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启蒙的主要“教科书”。
纵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大致上经历了与之对应的两个转变:一是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民主主义者;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
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功绩之一。
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就非常重视学习和传播西方民主以及相关的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共和政体、天赋人权等学说。
他们认为:“20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
”（章士钊:《反面之反面说》，《苏报》1903年6月23日。
）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撰写出版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肯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伟大事业。
同年，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有力论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
1904年，孙中山发表《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进一步论述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刻道理。
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强烈震撼和警醒，成为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旧统治的思想武器。
1905年至1907年，基于不同救国主张，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展开激烈辩论。
论战主要围绕是以革命还是改良方式挽救中国问题展开。
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
论战中革命派不乏偏颇言论，改良主义者也有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革命派的主张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胜利。
通过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提高了人民的革命觉悟。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服膺并接受了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
对于革命和改良论战的必要性，他们给予充分肯定。
瞿秋白认为:“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
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李大钊和恽代英也分别指出:这次论战，“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8页。
），“跟着中山先生向革命路上走去”（《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1页。
）。
这些言论，价值取向泾渭分明，表明在思想上他们已经摆脱康、梁的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
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深刻的思想转变。
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者之一陈独秀，早年是康、梁信徒，维新失败后，转向民主革命队伍。
为追随革命，他先后创立“爱国学社”、“国民同盟会”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成为“安庆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其他如、周恩来、张太雷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也是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书刊影响下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
如曾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说，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周恩来也曾回忆，有一个毛姓地理教员介绍康、梁的思想，给他以重大影响。
（参见《周恩来谈个人与革命历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页。
）这表明，他们在思想上曾有过改良、革命的馄饨状态，有一个逐步廓清迷雾的过程。
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历程，勾勒出近代中国革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清晰反映出辛亥革命与共产党之间脉承关系。
更可贵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最先引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努力使之同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相结合。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
各种流派社会主义思潮四处传播，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不可能再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进行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是从性质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同盟军。
对这一发展趋势，孙中山有清醒认识:“欧美强也，其实民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将其不远。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页。
）革命派报纸《大陆》也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事实，虽今日尚不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
要避免重蹈欧美社会覆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必然带有某些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并在运动中不断改变斗争内容和发展方向。
1903年9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时，曾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交换意见，希望在中国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他后来还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方法”（《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页。
）。
1905年，他在成立同盟会前夕到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领导人，表示要参加第二国际。
可见，孙中山真诚地赞许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民生主义的形式将社会主义的某些内容融入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引进和尝试，带来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深入。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许多报纸踊跃议论时政，宣传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政治学说，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通道。
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为了当时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活跃的人物。
如胡汉民，率先译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他介绍:“以上所译述，最主要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纲领。
马克斯自称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指导线。
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
）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为人们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书。
朱执信、林云陔等则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平等、博爱、自由、均贫富等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有时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有时又有很大保留，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才是他们介绍、研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引进探索对后世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为辛亥革命补课，重要的是以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推进中国革命的又一轮探索。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辛亥革命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后的乱局让他们深刻反思，“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
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走到历史尽头，必然要为更高的革命阶段所代替。
在反思辛亥革命教训的迷茫中，1918年5月李大钊在《新的与旧的》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的现象中讨生活……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吴玉章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时也说:“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呢?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09—110页。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生活”、新方法又是什么呢?经历辛亥革命洗礼的陈独秀、董必武、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寻找，接受辛亥革命思想感染的思想界新星、蔡和森、恽代英等也在寻找。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如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思想界。
《东方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商务印书馆，1921年2月。
）最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中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和苏俄的示范下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没有辛亥革命先驱们和此后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就不会被中国人广为认知，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也就难以顺利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教训启迪:在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基础上创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建立仅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
帝国主义压迫侵凌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
孙中山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9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失败了。
历史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的理论指导是三民主义，即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将其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它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这一政治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它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课题，在民权主义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于民生主义则强调“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
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
但是，随着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新三民主义迅速夭折了。
继辛亥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因理论准备不足即投入革命斗争实践，遭受过挫折和损失。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新的革命理论不仅有人类最进步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也包含着对殷鉴未远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历史和实践的教训总结。
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从新三民主义升华到新民主主义，这是指导中国革命理论上的与时俱进。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注重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
鉴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的软弱性，1922年9月，蔡和森认为，解决中国的出路只能靠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
阶级的领导权需要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
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从思想上建党，要建立严密组织制度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对汇聚革命志士奋起革命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它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松懈联盟。
如胡汉民所说，他们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
武昌起义前后，这个革命组织基本已陷入涣散和瓦解状态，“革命军兴，革命党消”。
据吴玉章回忆，1912年1月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原来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一些革命党人也开始蜕化，一味追求个人官职利禄。
（《吴玉章回忆录》，第91页。
）总结说:“党(指中国同盟会——笔者注)的组织和内容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极其脆弱。
”反之，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从总体上，“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
），最终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关于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性。
辛亥革命把中国人民自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它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
说:“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般领袖只知国内清朝贵族是敌人，革命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
”辛亥革命领导者们还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者存在幻想和畏惧，在行动中力求避免去触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
武昌起义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执掌的湖北军政府就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页。
）。
对封建主义，他们不懂得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孙中山虽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离农民阶级的现实要求还相差很远，更没有真正去践行这一主张。
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现在要避免辛亥革命的错误”，就“必须坚持反帝国主义的政策”。
对封建势力，“不是把上面统治者推倒就完了，而是把自下而上的一切统治者推倒”。
（《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
）1922年，中国共产党把反帝反封建主张汇归纳概括为革命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关于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强调革命需要“民众的大联合”。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中去。
1919年8月，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
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民众是赞成、拥护辛亥革命的，“但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又作了深层剖析。
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发动农民、动员群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点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均有所反映。
1922年中共二大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是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
1925年中共四大又明确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制定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
此后，在大革命洪流中，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尽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切实动员民众，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建立可靠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是辛亥革命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在以后发展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力求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注重军队的思想、组织建设。
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平等，实行民主管理。
1929年11月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部队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进行批判，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关于革命的前途，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讳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并强调了革命的阶段性。
孙中山曾努力尝试在中国尚未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情况下，“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所言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能等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普遍性来讲它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由无产阶级领导，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
“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
建立在总结辛亥革命深刻教训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准备了理论前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至1949年9至10月，终于迎来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举标志着100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至此取得伟大的胜利。
三、事业接力: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从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的百余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共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
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
正确认识这百余年来的历史，最关键的是要厘清这三次历史性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
可以看到，没有辛亥革命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也就没有了后两次巨变的发生。
从这个意义讲，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总阀”，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门。
辛亥革命成功遏止了中华民族自明清以来沉沦向下的趋势，并为随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在明中叶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但明清两朝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处在政治高压、经济停滞、思想僵化的封建制度下，中西方差距持续扩大。
至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70年，古老中国已满目疮痍、内忧外患。
孙中山曾沉重地写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辛亥革命先驱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毅然奋起，推翻清政府，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彻底结束了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循环。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混乱与动荡。
但是，这只是增加了近代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起自沉沦转向上升过程的曲折，再也不能完全堵住历史螺旋上升的通道。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这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虽没实现，但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人们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一切反动独裁的旧统治再也无法稳固了。
另外，共和制在形式上的确立也使得人民民主自由有了一定改善和保障，党禁、报禁被打开，各种新思潮得以传播。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实业部，颁布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形式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较大程度上解放了为封建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
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全国新建的工矿企业投资近9500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投资至少有1．3亿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余年的投资总和。
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张，近代产业工人的数目也急剧扩大了。
1900年，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大约是50万至60万人，到1919年即接近200万人。
（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7、212页。
） 辛亥革命后产生的这些积极变化，为随后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对此，中国共产党曾高度评价。
当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指出: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伟大意义的一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当时轰轰烈烈的武昌和全国各地的革命起义遭遇着极大挫折”，“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了，而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已经被确立了。
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民族民主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的阶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 参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宗旨是什么
梁啟超新史學的最突出特徵就是批判與創新精神。
他的新史學觀是在對封建舊史學的反思與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啟超“新史學”的開創性功績。
晚清王朝時，面對外來侵略和內部腐敗，其所代表的皇權專制政治也已走到了盡頭。
於是社會便開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與“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相比，晚清社會的轉型是以政治轉型領先，經濟轉型滯後為特徵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會政治的變革成為決定和影響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識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們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並由此產生了日益強烈的改革要求。
從立憲到共和，從改良到革命，隨著社會政治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的衝擊，晚清傳統政治文化處於不斷瓦解中。
這種政治形勢，深刻地影響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學術，因而也就導致了中國傳統史學與近代社會的不相適應更加明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者深感無史之痛：“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
”所謂無史，並非中國沒有歷史，而是指中國沒有與近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史學。
在新史學的倡導者眼裏，就是沒有“民史”、“國史”和“信史”為中心的史書，沒有能夠與民族獨立進步、國家富強發展相關的歷史學。
這意味著中國傳統史學必須革新。
而恰恰正是這個時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傳入，極大地啟迪了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國家、民族、民權、平等等觀念逐漸取代了朝廷、帝王、專制，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觀念，為新史學提供了價值內容。
於是，一批學者在批判舊史學之弊的同時，提出了創立中國新史學的問題。
在這場中國史學界批評舊史學的主戰場上，其旗手竟不是“激進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認為“改良派”的梁啟超等。
梁啟超在新史學的創建上，並非以“保守”姿態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場開局的。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就已指出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致弱的總根源。
他針對舊史學曾強調指出，“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的傳統“君史”，不能使人們對一國的“強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幫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機，“君史之敝極於今日”。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該長文分《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六節，以批判與創新的精神，激烈抨擊了封建史學的通弊，闡明了大膽革新史學的基本宗旨。
在此重要史學論著中，梁啟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統在國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題，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學思想。
1897年，梁啟超就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明確區分了“君史”、“國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國史”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主要內容。
他說：“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兩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記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
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
他在《新史學》一文開卷明義：史學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
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
可見他要以史學借鑒功能導出政治變革的理由。
梁啟超基於他對歐洲各國史學促進民族主義發達和文明進步的了解，特別強調在民族危機之時應改革中國史學，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他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
……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
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梁啟超在倡導史學革命時，深切地融入了政治關懷的情結。
史書編輯者曾鯤化1903年時也曾提出：“歷史學者為學界最宏、富最遠大、最切要之學科，社會上之龜鑒，文明開化之原理，國民愛國心之主動也。
”“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
”很顯然，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是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了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的。
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服務對象極為落後，研究目的也很偏頗。
他指出傳統史學有“四弊”、“二病”和“三惡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因此傳統的史書“難讀”、“難別擇”，令人“無感觸”。
梁啟超在對封建舊史“四蔽二病三惡果”一一澄清的同時，痛斥封建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相斫書”、“墓志銘”、“蠟人院”，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充分體現了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
總之，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是以帝王政治為中心，以朝廷、個人為服務的對象的，而與社會大眾無關。
因而，這樣的史書只有使讀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
”梁啟超提出：“統也，在國非在君也，在眾人非在一人也，捨國而求諸君，捨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
只有國家才是正統，只有民眾才是正統，如英、德、日諸國那樣，只有經過憲法確定，並且得到人民承認的體制才是真正的正統。
梁啟超的論述雖不是專門討論史學問題，卻充分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想賦予的嶄新政治眼光和國民權利意識。
梁啟超在１９０１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就認為，“民族是歷史的主腦”。
他把整部中國史分為“中國之中國”時期（上世史，黃帝至秦之一統）、“亞洲之中國”時期（中世史，秦一統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國”時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華民族之成立發展之跡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為貫穿全史的主線。
梁啟超力主在近代世界，沒有“民權”，就沒有“國權”的觀點；認為“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主於優勝劣敗之世界。
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捨國民奚屬哉
”在傳統觀念中，“國”就是王朝、皇權，而在梁啟超的史學視野中，特別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國”則被明確界定為一定的地理區域中全體民眾的“集合體”。
他在１９００年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就表述了如下觀點：“夫國也者，何物也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
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
……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
不過有朝廷耳。
”由此以來，就形成了梁啟超的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
梁啟超在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指導下，認為歷史活動的主體已不再是帝王將相了。
相應地，歷史研究和史學服務的主要對象也必須從帝王將相轉移到國民本位上來。
毫不誇張地說，這就是中國近代史學意識上的一場革命。
梁啟超早在二十年代初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擲地有聲地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而已。
……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智識階級而作，昭昭然也”。
此論頗有現實意義，仿佛就是針對今天遍及中國的“紅色記憶”所宣揚政黨與階級史觀的有力否定。
史學家鄧實也曾指出：“民史”就是“能敘述一群人所以觸接、相交通、相競爭、相團結之道，一面以發明既往社會政治進化之原理，一面以啟導未來人類光華美滿之文明，使後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可見，“民史”也就是全體國民的歷史，“民史”取代“君史”或“黨史”，也就是以國民為研究對象的史學取代以統治者為中心的史學。
政治是梁啟超重視治史、倡導新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
梁啟超雖注重“國民”、“民族”或“國家”，但其理想中的“國民”主要是指具有近代立憲政治能力或資格的政治公民，因而梁啟超也並不否認英雄的歷史作用。
正因為有造時勢的英雄，“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
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體；救亡需要政治導引，政治導引呼喚“英雄”的作用。
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認為，舊史學是新史學的阻力與陷阱，對舊史學批判愈是徹底，新史學的前景愈益廓清與開闊。
梁啟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學”、“史界革命”等史學上的主張，是建立在批判舊史學的基礎上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激烈批判舊史學，具有為社會革新解放思想，鳴鑼開道的作用。
同時，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依據是進化論，充滿了挑戰皇權的人權意識和社會演化的歷史觀，這對於中國史學的更新與社會的轉型，具有十分明顯的奠基意義。
